蔡昉: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只要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一个重要保障就是“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打好复工复产、稳定就业和保障民生攻坚战，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需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恢复和扩大消费需求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应对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从国内外发展环境来看，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多重挑战，既有来自供给侧的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降低的压力，也有受到逆全球化暗流、世界经济减速和中美经贸摩擦的不利影响，在需求侧形成对实际增长率的下行拉力。今年以来，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而且严重波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使经济活动受到一定抑制，复工复产进度也低于往年同期，不可避免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
    眼下，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通过实施有力的救治和防控措施，出台一系列促进复工复产、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恢复经济活动的政策举措，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总体来看，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局部和暂时的。从全年来看，我们有信心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及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疫情的冲击，实现这些目标任务面临更大的挑战。首先，由于2020年前两个月经济景气明显低于往年同期，因此在后来的时间里挽回已有损失、取得尽可能好的全年结果，需要我们付出更大努力。其次，疫情的干扰虽是暂时的，但民生不可有须臾的停顿，因此，恢复经济活力时不我待，要以只争朝夕的速度推动。总的来看，2020年是重要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也是完成好“十三五”规划各项任务的收官之年，完成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具体来看，此次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经济波动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非典型、非传统冲击的类型。一般来说，最常见的宏观经济波动是需求侧冲击（如金融危机），也有少量情形来自供给侧冲击（如灾害和能源短缺冲击）。冲击也可以分为内部生成型和外部冲击型。这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消费受到抑制，属于需求侧冲击；二是开工复产受到阻碍，属于供给侧冲击；三是因要素流动受阻和部分供应链暂时性中断而造成外部冲击，加上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二者交织叠加使疫情冲击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产生相互强化的效应。针对这种特殊挑战，我们要对既有政策工具进行良好组合、协同创新运用。其中，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优势和挖掘消费需求潜力的举措，应在诸种政策组合中居中心的地位。
    科学认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既需要供给侧的驱动力，如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的提高，这类因素在经济学中通常用生产函数表达和度量；也需要需求侧的拉动力，如净出口、资本形成（投资）和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这些因素在经济学中通常用国民经济恒等式表达和度量。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经济增长驱动力需要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力也需要从依靠外需和投资扩张转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费扩大。
    转变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方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方面，长期以来投资在需求拉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快速增长也总是伴随着高投资率。比如，在过去20余年中，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是一种常态，并且GDP增长率与资本形成贡献率高度正相关。另一方面，扩大投资常常被用来作为应对经济冲击（如出口下降）时的替代需求因素。比如，在过去20余年GDP增长的需求因素中，资本形成贡献与净出口贡献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在看到任务和挑战艰巨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启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方面，我国有特有的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既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重要保障，也是化解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的制胜法宝。可以从几个方面认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消费需求的现状、趋势和潜力。
    首先，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规模具有“超大”的特点。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最终消费总额全球为62.6万亿美元，中国为7.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11.6%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中国自2010年就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最终消费规模在这组国家中占比高达46.9%左右。虽然就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庞大，最终消费总额已经相当于欧元区国家总水平的71.8%左右。
    其次，从国内情况看，我国消费规模仍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充沛的后劲。2008年至2018年期间，我国的最终消费总额年均增长率高达8.5%，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3%）、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3%）以及欧元区国家平均水平（0.7%），并且保持着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的势头。这种消费增长领先于经济增长的趋势是在过去10余年中形成的。从最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来看，1998年至2008年期间为0.903，2008年至2018年期间提高到了1.072。随着新发展理念的进一步贯彻实施，预计这个趋势将保持下去。
    第三，上述事实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构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净出口、投资和消费）中，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2018年达到76.2%。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城乡居民消费占到70.0%左右，与2008年相比提高幅度巨大。
    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拉动力，需要从前者的三个主要构成因素着力。一是人口因素。这既取决于人口规模，也取决于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在正常情况下，需着眼于最大限度提高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即扩大就业；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要尽快让劳动者和创业者各就其位，恢复经济活动。二是收入因素。这既包括居民收入水平，也包括消费倾向。在正常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有助于形成大规模消费能力；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需要进行特别的收入扶助和消费引导。三是供给因素。其中，包括产出数量和供给品种。在正常情况下，应着眼于服务业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要尽快推动服务业复苏，特别是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新平台，创新服务新模式，提升商业便利性。
    充分挖掘消费需求潜力的着力点
    鉴于第三产业和居民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也是遭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及之后，促进第三产业复工复产和激发居民消费活力，便成为恢复经济活动、稳定就业和保障民生的切入口。在之后促进居民消费活动逐渐回归正常的同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殊消费潜力值得关注，未来可通过市场细分策略予以充分挖掘。
    一是可补偿性消费。通常，冲击性事件对正常消费产生的抑制得到解除后，消费者从实际需要和心理因素两方面产生一种补偿性消费倾向。这时，消费者对于那些需求弹性大，同时也是消费受到最明显抑制的商品，会产生超常规的购买需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消费减少的一些家庭用品，特别是相对高端并且不适宜线上购买的品牌商品即属于此类。最近一些消费意向调查显示，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的这种补偿性消费已经在跃跃欲试。
    二是可替代性消费。在某些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那些具有相同效用或者相似消费偏好的其他商品或服务，可以成为替代消费的对象。受疫情影响最大并且恢复起来难度较大的聚集性、体验式消费，如旅游、影剧院消费、群体性消费等，便可以转向更加私密性且具有类似效用的其他消费项目或采用不同的消费模式。比如，传统的组团式和以景点为目标的旅游项目，不仅可能被更加个体化和分散化的休闲式、知识性旅游项目所替代，而且可能形成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三是可引导性消费。这主要是指随着消费理念的变化，消费者偏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培养的消费内容。受此次疫情影响，人们对与健康生活相关的新型消费需求必然会不断提升。比如，人们对保健类产品、体育健身活动、改善家居卫生和环境的装修以及更具私密性的交通工具等的需求，未来都可能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要看到，未来从上述方面挖掘额外的消费需求潜力，需要市场与政府协同发力。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失的情形，形成一种重大的负外部性，意味着市场出现了暂时性的失灵。这时，加快修复乃至补偿已有的损失，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包括对低收入者和受冲击者进行补贴，增强其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对第三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给予特殊的援助和扶持，从供需两方面做好准备，迎接预期的消费高潮。同时，还要鼓励和引导消费服务业创新经营模式，特别是围绕电子商务新业态、社区服务业等领域加强创新发展，以线上消费带动线下消费，从而更好推动潜在消费倾向转化为现实消费活动。
    文章出处：经济日报,2020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