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车伟：人是发展的目的，而非工具

    2021年5月， 备受关注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其中，0至14岁人口数量和占比有所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双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中国的生育政策正式进入三孩时代。
    人口结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生育政策又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人口？就此，财新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全面解析中国人口问题的趋势与出路。
    中国人口主要趋势
    财新记者：“七普”数据是不是在意料之中？
    张车伟：“七普”数据出来后，从我的个人角度而言，还是有一些意外，尤其是总人口数，比此前的预测的多出一些。根据此次普查结果，我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社会上对此议论也很多，有人据此质疑普查结果。我的看法是，普查结果虽然与预估有所出入，但是，我们更应该相信普查数据，而不是此前的预估和判断。从人口数据的产生看，普查数据是最基础的数据，与人口有关的数据基本上都是以普查数据为基础推算而来。出现预估数据与实际普查数据有所出入，主要是因为过去的普查和推算均存在着误差所致。
    一般来说，非普查年份人口数据都是在普查数据基础上结合最新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而得，存在误差在所难免。因此，根据非普查年份的数据来评判普查数据的好坏显然是本末倒置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普查结果其实是重新矫正了过去数据的误差，是推算今后人口数据的新起点，今后的人口数据推算应该建立在“七普”数据基础上，而不是上一次普查的基础上。
    普查数据提供了中国最基础的人口国情。第七次人口普查是一次高质量的普查，没有理由认为有人试图修改或者调整普查数据，因为数据一旦被修改，意味着今后的数据必须要不断地被修改，这个代价没有人能承担得起。说一次假话是容易的，说一辈子假话其实是没有人能做得到的。事后质量抽查的结果显示，此次普查的漏登率仅有0.05%，低于国际上一般认可的3%的标准，在我国历次人口普查中也是漏登率最低的之一。
    财新记者：透过“七普”数据，反映了当前中国人口的哪些主要特点和趋势？
    张车伟：我国人口总数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从“七普”人口结构看，主要有以下主要趋势和特点：一是0至14岁人口数量和占比有所提高。2020年我国0至14岁少儿人口数量达到25338万人，占17.95%，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也要看到，2020年出生人口规模为1200万，与往年相比有大幅下降，比如2019年出生人口1467万人，2018年出生人口1527万人，2017年出生人口1728万人，等等。在出生人口不断下降的情况下，0至14岁人口占比不降反升，这也是与此前预估差别较大之处，主要是此次人口普查误差率降低、准确性提高所致。多出的人口不是一年或两年增加的结果，而是每年抽样调查的误差积累所致。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双下降。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为89438万人，与2010年的93962万人相比减少4524万人；同时15至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从2010年的70.14%下降至2020年的63.35%，降幅达到6.8个百分点。这一普查结果数据比此前的预估要低一些，说明过去可能存在着对这部分人口的高估。不过，这应该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般来说，0-14岁和60岁以上两个年龄组的人口流动性较弱，比较容易存在漏报，而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流动性较强，在过去的普查和抽样调查中这部分人口容易被重复统计，更容易存在着被高估的可能性。
    三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占比达到18.70%，65岁及以上人口1.91亿，占比为13.5%，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四是出生性别比向正常水平回归。“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了6.8。出生性别比偏高是我国过去面临的一个严重的人口问题，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变化，出生性别比正在快速回归正常水平。
    全面认识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财新记者：关于人口数据，各界也是有不同看法，有悲观的看法，亦有乐观的一面，你怎么看？“人口红利”消失了吗？
    张车伟：在人口问题上，无论是悲观看法或者乐观看法，其实质都是更多地把人口当成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原因；而实际上，人口并非原因，而是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结果的角度来考虑，人口多点少点，增长快点或者慢点，其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因此，在人口问题上应该摒弃所谓乐观与悲观的看法，而要更多地聚焦于人口这一客观现实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要如何去适应人口的变化这些问题上来。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生育率低了，老龄化加速到来了，所以经济肯定就不行了之类的说法，其实，这样的看法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更多地反映了一种主观判断罢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证据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影响人口的变化，如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妇女社会参与程度的提高，生育水平必然会不断下降；而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证据并不充分。现在到了需要澄清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那些不正确认识的时候了。
    同时，我们的发展追求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人不能被看成是发展的“工具”，而应该被看成是发展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多生少以及什么时间生育都应该被看成是人的发展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所能做的就是如何创造能够顺应人们生育意愿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强迫人们多生或者少生。例如，在生育率非常高的时代，人们希望把生育水平降下来，这时候，为人们少生孩子提供必要的手段和社会支持就是恰当的；另一方面，当生育水平已经很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如何让人们愿意生育并能够生育则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人口红利作为一个人口现象，是指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生率上升死亡率降低，使得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占比快速上升的一段时期，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就会形成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人口红利当然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包括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等恰好与我国人口红利时期耦合，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应该说，中国经济增长有人口红利的因素，但是，并不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都是人口红利的贡献。为什么其他劳动力人口大国，产生了人口红利但没有产生经济增长呢？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没有被合理利用。人口红利作为一个人口现象，迟早会消失，但人口红利消失也不意味着经济就不能发展。当然，人口红利消失后，与之相关的产业结构等需要调整以及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财新记者：毕竟“七普”数据显示出劳动年龄人口比之前预期要少，是不是也给中国经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了醒？
    张车伟：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速度比此前加快，确实给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压力和紧迫感。那些产业转型或许还可以缓一缓的想法就要不得了，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人口结构变化实际上就是下一步经济转型升级的前提和约束条件，要求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尽快转变到适应新的人口结构变化上面来。
    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后，此前的一些优势或许会变弱，当然，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必然会随之变弱。比如此次疫情就突显出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劳动力成本虽然上升，但这并不构成供应链移出中国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些离开中国不久又回到中国的供应链企业就是很好的例证。世界其他地方固然有更便宜的劳动力成本，但是，综合成本可能更高，短时期内难以建立起与中国水平相当的配套设施，贸然把产业移出中国可能会犯下严重错误。
    生育政策调整不是影响人口变化的“灵丹妙药”
    财新记者：近年来，国家层面先后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再到最近的三孩政策，动作频频，不难看出其紧迫性。人口问题的压力何在？预期何在？
    张车伟：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认识其规律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低增长，到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高增长，再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低增长，完成这样一个人口转变过程，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而且，这些国家大都在几十年前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然而，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否能在中国起作用呢?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是不可能有答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人口的快速增长实施减缓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就有了内在逻辑性。现在回过头来看，人口转变的规律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没有东西方差异的规律了，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的亚洲国家，只要经济发展水平上去了，教育程度提高了，妇女参与社会程度增加了，妇女的生育水平就一定会下降，至于降低到什么程度则因国家而已。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多生多育和多子多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可能发生改变，但是，当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来后，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不仅迅速发生改变，而且，改变的程度之深和速度之快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曾料到的。
    由于对人口规律的认识不深刻，我国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时期，希望控制人口增长速度进而让经济增长有更好的成长空间，是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妇女社会参与率和妇女地位提高等，生育水平逐步下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这一点上，我国一点儿也没有例外，而且，如果对比发达国家，我国是在一个相对还不太发达的阶段，生育水平就降低到了较低的水平，人口转变的规律在中国表现得更明显。在人口学上，2.1左右的总和生育率一般被认为是更替水平，也就是说，一代妇女完全替代上一代妇女所需要生育的孩子数量，低于这一水平就被认为是低生育水平，从这点来看，我国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
    当前，人口趋势越来越清晰，生育行为业已发生根本变化，这一点基本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政策调整的逻辑也就是变得充分和必要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放开三孩，适应了生育意愿以及生育行为变化的基本趋势。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至1.3，从全球看都算是超低水平，这意味着如果趋势延续下去，人口终有一天会减少，并将面临一系列人口负增长压力，而且，人口减少是比人口增多更难解决的问题。人口减少会对社会需求等产生直接影响，会带来深刻的老龄化影响。而且，老龄化是一个世界各国都没有经历和成功应对经验的新事物，它带来的不仅是对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冲击。更重要的是老龄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还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冲击；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产生悲观的想法和态度。所以，当今世界上每一个面临老龄化冲击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应该说，老龄化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如何想办法积极应对，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谈老色变”的层面上。
    从人口转变的规律看，我们不能把生育政策的调整看成是影响人口变化的“灵丹妙药”，政策一调整，人们的生育行为就变了，生育水平马上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无论是限制生育的政策还是鼓励生育的政策，所能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我国限制生育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希望少生孩子的生育需求。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放开生育政策并不能带来生育水平的显著回升。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人口并未大幅增长，全面放开三孩，人口大幅增长也不大可能会出现。从实际情况来看，全面放开二孩和三孩，对于一般人的生育约束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今后生育政策再进一步放开，对人口的影响估计也不会太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实施自主生育甚至是鼓励生育，应该是生育政策今后调整的方向。
    财新记者：中国对待人口的认知在不断演变。今后，对于人口问题，你认为还需要在观念上有哪些进一步的深化？
    张车伟：我们要克服把人口看成工具的想法。把人口问题看成是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人类历史上常常犯的错误，无论是马尔萨斯主义还是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这方面错误的典型代表。在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时代，生育水平高、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往往被诅咒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罪魁祸首；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人又把少子老龄化看成是“洪水猛兽”，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未来的中国，低生育、少子和老龄化的趋势，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政策调整虽然可以一定程度缓解老龄化趋势，但是，基本趋势不可逆转，我们一定要顺应时代发展和人口变化的规律，不断调整心态，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现在，面对我国人们不愿意生孩子的现状，社会上也不乏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建议，例如，有人提出不生孩子就要多收税，还有人提出生一个孩子给一套房子等，这些异想天开的想法，不仅缺乏可操作性，更缺乏对人口规律的了解。
    当前，最重要的是创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生孩子是强迫不来的。只有创造好各种有利于生育的环境和条件，人们才会生育希望生育的孩子，生育水平才能回升，老龄化进程才有可能得以减缓，我们也才会有更从容的应对时间。那些期望通过生育政策来改变老龄化趋势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生育行为是家庭决策和个人决策，不是外力所能左右的。
    生育成本太高是突出问题
    财新记者：三孩政策正式公布，对于生育率会有怎样的影响？放开二孩后，并没有出现婴儿潮，不少专家学者预测，放开三孩后，生育率恐怕也很难有较大的回升，你怎么看？
    张车伟：正如前面所言，大的趋势已经形成，变化不会很大。我们在许多年前的预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峰值大概在14.1亿左右，由于这次普查结果比过去的预估多出1000多万人口，过去的预测结果也因此应该有所调整。根据我们现在的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末期或“十五五”初期达到最大值，估计会维持在14.2亿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人口达到顶峰，也就是三五年之后的事情，生育政策调整并不会改变人口变化的这一态势。不过，生育政策的调整确实会在生育问题上增强的人们满足感和幸福感，那些希望多生孩子的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三孩政策主要就是满足一部分家庭想要更多孩子的需求，而这部分人群数量不足以影响到人口变化的总体趋势。当然，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来看，调整生育政策当然是一种积极的手段，显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态度。如果不如此调整，人口老龄化形势当然会更加严峻，但是，如果把应该人口老龄化押宝在生育政策调整上，显然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人口变化的基本趋势不会因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更何况，从想生到能生，生得起，养得起，从愿望变成现实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
    财新记者：从二孩到三孩，采用这样的一种推进方式，可能有哪些考虑？你也曾呼吁全面放开生育，你认为三孩政策之后，接下来还应该怎样继续调整？
    张车伟：中国过去实行的是限制生育，也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现在限制生育的政策依然没有完全解除。三孩政策的重大意义就是释放一个信号，展现出一种姿态，希望生育率能高一些，愿意生，就可以生；愿意多生，并不是坏事，这也体现了中国在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上的小心谨慎。
    今后应该逐步向生育友好型社会转变，生育政策应该向自主生育过渡甚至要向鼓励生育转变。在这样一个政策调整的链条中，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需要多长时间，则要综合评估人口与各方面的关系，包括放开三孩后，看看经济社会将面临怎样的具体情况；根据具体的情况，再评估不同阶段的时间点以及紧迫性。
    财新记者：不久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会议也提到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方向。配套支持措施中，当前亟待解决的应该是哪些？
    张车伟：生育成本太高，是现在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生育不只是经济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等。另外，养育孩子的社会服务，也是严重欠缺，比如托幼服务等。即便有钱，未必有时间照顾孩子，有些时候还未必能购买得到所需要的服务，育儿服务价格高且供给严重不足现象十分突出，这说明生育配套是不充分的。公立幼儿园进不去，私立幼儿园又价格太高，使得很多想生育的家庭也会犹豫。当前最需要的就是尽快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对于托幼来说，政府不一定提供是完全免费的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也可以，比如建立更多可负担得起的托幼机构等。当然，多孩家庭需要更大的住房面积等，这意味着高房价等问题也亟待解决。另外，对于育龄妇女的时间支持，诸如产假等配套政策，也应该与三孩政策互补，单纯强调放开，却没有配套服务的提升，效果不可能明显；但是，倘若配套支持举措落实到位，可生可不生的，也就可能最终选择生育。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配套政策需要明确政府的主管部门，诸如托幼服务，到底谁来负责，怎么落实，须进一步明确，且要有明晰的考核问责渠道和机制。
    　老龄化的核心问题
    财新记者：中国老龄化相关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持续增长，距离深度老龄化已经非常近。“七普”相关数据又在哪些方面敲响了警钟？应对老龄化有哪些建议？
    张车伟：什么叫问题？能解决的才能够被称为问题，而老龄化显然是无法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龄化问题应该是打引号的问题。老龄化本身并不是问题，但老龄化确实会带来问题，比如养老金问题，老年人生活照料问题，老年人医疗问题等等。不过，这些问题的大多数最终都可以通过钱而得到解决，只要有足够的财力，这些问题即使不能完全解决，也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缓解。那么，老龄化带来的真正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老龄化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本质问题就是在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还能不能保持增长和发展？如果经济增长停滞，那么，老龄化确实就是问题了，而且也会成为无解的问题。老龄化所带来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都要依靠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为老龄化提供必要支撑。这就是事物的本质。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所谓“积极”是与“消极”相对应的，仅仅满足于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养老和看病问题，则属于应对老龄化的消极办法，而积极的办法则是要未雨绸缪，甚至想办法让老龄化不再是负担，而是新的发展机会的话，则就是最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法。如果中国经济可以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实现预定发展目标，那么，我们应对老龄化也就成功了。
    应对老龄化挑战，需要加快推动经济增长从更多依靠“人口红利”向更多依靠“人才红利”转变，其中，也包括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提高低龄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度。同时，还需要加快形成与人口老龄化相匹配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人口老龄化可以带动健康医疗、养老服务等需求的增长，而这也需要政府在相应扶持政策和相关市场领域改革方面加大支持和推进力度。
    当前，老龄产业与老龄事业存在脱节，或者说政府要做的事和市场要做的事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比如，政府在养老方面投入很多，建养老机构、增加病床等，但是，从市场角度而言，老龄产业并没有发展起来，从事养老的市场主体很难盈利，使得养老产业发展更多停留在纸面上，怎么把老龄有关的事业活动和产业活动有机结合进而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解决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时，如果无法把解决办法变成可以持续经营的产业活动，就说明没有找到应对老龄化的办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要“花钱”，更需要“赚钱”，这就需要政府政策和市场要有机衔接，如果继续是两张皮，一方面政府不断投钱，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不断赔钱，老龄产业最后就是不可持续的活动。如果老龄产业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经济活动，老龄化也就不可怕了。
    财新记者：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2013年已经呈现下降的走势，你曾预测“十四五”时期劳动力供给将从7.56亿下降到7.26亿人，劳动供给缺口预计到2025年扩大到600万人左右，到2035年将扩大到2000万人左右。这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实现高质量就业，还面临哪些难点和堵点？
    张车伟：这就是客观现实，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占比都进入下降区间，这将是一个长期和稳定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带来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最终影响终端需求。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不断下降，劳动力资源丰富时代已经过去，未来我国更多需要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来弥补数量下降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积极的因素也有。“七普”数据显示，劳动力素质提升很快，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增幅达到0.83年，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就是说，中国人口呈现数量下降、质量提升的特征。
    我国就业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变化，总量矛盾趋于缓和，结构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就业总人口逐步减少，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转变，服务业就业比重持续提高，就业总需求能够保持稳定，但是，劳动供给弹性呈现持续下降态势，依靠工资增长扩大城镇劳动供给的作用明显减弱，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
    比如，现在想找一份工作其实并不太难，问题就在于找到一份符合自己预期的工作还是很难。传统的就业岗位，面临转型升级，粗放型就业岗位或者技能较低的就业岗位也面临淘汰，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人力资本的积累，越来越成为解决就业的重要抓手，不断提高人的知识和技能就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手段。解决就业矛盾，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尽量让更多的就业者不断满意自己的工作。
    从发展趋势来看，就业市场更加注重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知识和技越来越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而不是依靠简单的体力劳动。这意味着社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和质量要提高，体量大但附加值低的产业，必须直面创新的挑战。当然，就业问题说到底还是经济发展问题，解决就业问题必须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密切联系起来
    文章出处：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