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与凡勃伦：谁是演化经济学更恰当的源泉

内容提要：熊彼特与凡勃伦都被视为今日演化经济学的源泉，这就注定了今天的演化经济学难以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学派，因为熊彼特和凡勃伦分属两个对立的经济学阵营。本文通过详细对比熊彼特与凡勃伦的理论渊源、方法论和理论体系，说明熊彼特作为演化经济学源泉的不恰当。本文认为虽然凡勃伦的经济学存在一些不足，但演化经济学要想掀起一场真正的经济学革命，有必要回到凡勃伦这个源泉。
    关键词：熊彼特凡勃伦演化经济学
    作者简介：张林，男，经济学博士，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与制度主义经济学。
    若不是因为“演化”二字，熊彼特与凡勃伦本来没有什么联系。
    作为经济思想史大师，熊彼特甚至没有专门探讨过凡勃伦及其制度主义。我们在他的思想史文献中都没有看到凡勃伦的影子，尽管在《经济分析史》第四篇的第四章，计划中有一节的内容准备讨论美国制度主义，但“显然没有着笔”(熊彼特，1995)。在1912年德文版的另一部思想史著作中，熊彼特只是在一个提到美国经济学家对待边际效用理论的态度的注释里，将凡勃伦列为该理论的反对者，仅此而已(Schumpeter，1954)。尽管没有见到熊彼特专门探讨凡勃伦的文献，不过他对待凡勃伦的态度是明确的。在评价美国制度主义另一位代表人物米切尔的论文里，熊彼特提到：“凡勃伦更受不循规蹈矩、才思敏捷的人喜爱，这种人最反对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更喜欢放牧的围场而不是马厩，绝对欣赏讽刺与反论。”(熊彼特，1999b)①熊彼特自己应该不属此列(后述)。
    凡勃伦比熊彼特年长，而且在凡勃伦学术生涯的活跃期，熊彼特的作品主要是德文论著。凡勃伦更加关注的德语世界经济学家是历史学派，他大量引用过的德语文献均出自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也就是说，熊彼特没有进入凡勃伦的视野。而且，即便凡勃伦注意到了熊彼特，那么，推崇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熊彼特，也只会属于凡勃伦批评的对象。凡勃伦赞扬过的从演化角度研究经济学的人物或者流派，只有历史学派和马克思，而且他对他们的批评比赞扬更多②。
    也就是说，熊彼特和凡勃伦的理论不仅互无关联，而且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但是，今天的演化经济学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把他们当做两个不同的思想源泉。两个在一定程度上对立的思想家，成为了今天一种经济学进路的共同源泉，这本身似乎就是矛盾的。于是，有人去寻找二者的共性，比如发现两人的“个体理论”有共同之处(Wunder，2007)。但与两人思想的差异相比，这点共性实在显得微不足道。
    本文要说明的问题是，熊彼特和凡勃伦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立场，正是今天演化经济学的两个主体——新熊彼特主义和制度主义——存在较大差异的根源，这种差异不仅使演化经济学难以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学派，更重要的是，以熊彼特为源泉的演化经济学难以胜任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贾根良，2004)的任务，演化经济学要想掀起一场真正的经济学革命，有必要回到凡勃伦这个源泉。为了阐明熊彼特与凡勃伦的理论是不可调和的，我首先对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作出区分，然后分别对两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体系本身进行对比，阐明谁的演化经济学更有优势，谁是演化经济学更恰当的源泉。
    1正统经济学与非正统经济学
    从思想立场上看，熊彼特与凡勃伦分属两个对立的阵营：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和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在判别一个经济学家或者一个经济学流派的立场和理论属性时，“正统”与“非正统”这对概念比经常使用的“主流”和“非主流”这对概念更加准确。我们认为，经济学中的正统与非正统这一对概念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主流与非主流则是一对历史、地域概念。
    1.1正统与非正统
    从古典经济学时代至今，正统学说的内核和主体都体现为维护现存体制；经济自由主义(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只不过是其极端形式而已)是正统经济学的基本信念；对市场或多或少的推崇是其基本特征。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正统学说都可以用以上三点来界定。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正统学说大多采取个体主义的、静态的、机械的方法。尽管正统学说中的不同流派存在争论，比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待政府干预有不同的态度，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它们并没有本质区别。
    按此标准，可以较为清晰地界定各经济学流派的属性。今天的正统经济学虽然流派众多，但大多可以归入新古典范式，无论是相对开明的新凯恩斯主义，还是相对保守的、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属于正统经济学阵营。甚至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同样是正统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只不过它不像其他学派那样，是正统经济学在某一时期的主流，而是几乎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准确地说，奥地利学派是正统经济学的非主流学派。
    按此标准，同样可以较为清晰地判别特定经济学家所属的阵营。有一些正统经济学家在某些方面表现得与多数人格格不入，如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严格地说，斯蒂格利茨、尤其是克鲁格曼，偶尔会被视为“主流”经济学的反对者，那不过是因为他们反对在特定时期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一正统学说。他们本身并不是非正统经济学家，恰恰相反，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正统经济学家。他们发起的以及围绕着他们的争论，只不过是正统学说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而已。
    按此标准，也便于界定一些新兴流派或者学说的属性。由于对传统上的正统经济学的不满，近年来涌现出一些新思潮、新流派和新方法。在它们中间，只要没有实质性地违背以上标准，而只是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修改和添加，那么它们就属于正统阵营。比如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以及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学说。
    非正统经济学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批评或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批评或反对维护这个制度的经济学说，也就是正统学说。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非正统学说大多采取整体主义的(holism)、动态的、有机的或者演化的方法。这样，作为一个学科的经济学诞生以来的所有经济学说，毫无例外，都可以分别归入正统和非正统两大类。
    马克思主义(以及激进经济学)、制度主义以及历史上的历史学派这些流派，毫无疑问属于非正统经济学。按照这里的标准，后凯恩斯主义也属于非正统学说，因为它的分析方法完全不同于处于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并且对新古典范式持批评态度。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学派，以及一些新涌现出来、但影响有限的学派，如法国调节学派、女性主义经济学等，也属于非正统经济学阵营。此外，这里的标准也便于判别一些难以划归某个学派的经济学家的阵营，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金(Nicholas Georgescu-Roegen)、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等，显然都属于非正统经济学家。
    这里的标准与《经济学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即著名的JEL文献分类号有一定区别。按照JEL的分类，“当前的非正统学说”这一大类文献包括：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斯拉法学说；②制度和演化；③奥地利学派；④女性主义经济学；⑤其他。它把“制度与演化”放在同一类非正统学说中，我们对这一点并不完全赞同，这也是本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它把奥地利学派划归非正统学说，我们的标准并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这正是混淆了正统和非正统与主流和非主流这两对概念的结果。
    1.2主流与非主流
    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是相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而言的一对概念。比如，历史学派这一典型的非正统学说，在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是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前30年的美国，非正统的制度主义也几乎处于主流地位；在英国，至少在剑桥大学，后凯恩斯主义这一本书界定的非正统学说同样是主流经济学。此外，正统学说不一定就是主流，如本文界定的奥地利学派这一正统学说就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
    当然，从整个欧美学界来看，正统学说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处于主流地位。古典时代的主流经济学总体上是古典经济学，边际革命之后的主流经济学总体上是新古典经济学，或者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经济学。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分别被不同的正统学派所把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主流经济学，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取得主流地位。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综合、新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它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正统经济学。
    不过，以上划分在中国不完全适用。中国的正统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便在西方正统经济学大行其道的今天，也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只不过，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今日中国，是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正统经济学；而西方正统经济学则是今天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所以，这里对正统与非正统、主流与非主流的讨论，仅适用于西方经济学。
    1.3演化经济学属于非正统经济学吗？
    虽然按照JEL分类，“制度与演化”这一类学说都属于非正统经济学，虽然在凡勃伦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度主义是不折不扣的非正统经济学，但按照我们的标准，整个演化经济学仍然难以划归非正统经济学。那是因为在熊彼特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熊彼特主义”这一演化经济学分支，无论从源头来看，还是从后面的发展来看，都与正统经济学更为接近，或者说其本身就属于正统经济学阵营。
    从这个分支的起源来看，熊彼特虽然独树一帜，但仍然是正统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之上，在其中添加了一个“动态”或者“演化”的内容(熊彼特，1990；Anderson，2008)。“熊彼特竞争”只不过是对垄断竞争的一种细化或者具体化(熊彼特，1990)。他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言，更多的是为资本主义敲响的警钟，而不是对它的反对(熊彼特，1999a)。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尽管他采取了演化的方法，但毕竟只是对瓦尔拉斯静态、机械的方法的一种添加，而非颠覆。因此，从我们的标准来看，熊彼特是一名正统经济学家。
    以熊彼特为源头的“新熊彼特主义”这个演化经济学分支，虽然在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et al.，1992)的开创性著作中显示出一定的非正统特征，纳尔逊也于2007年获得了进化经济学会设立的表彰杰出非正统经济学家(主要是制度主义者)的“凡勃伦—康芒斯奖”，但这个分支在纳尔逊和温特之后的发展却显示出很多新古典或者正统经济学特征(Fagerberg，2003)。
    另一方面，除了“新熊彼特学派”这个分支之外，今天的演化经济学还吸收了哈耶克之类的正统经济学家，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之类的正统经济学流派的思想和学说，使得判别演化经济学的属性更加困难。
    当然，是否一定要判别清楚演化经济学到底是正统学说还是非正统学说？我们认为这种判别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如果要以演化经济学为“策源地”发起一场革命，取代新古典范式的正统地位，成为“正统经济学”，那么它必须是非正统学说。经济学历史上所谓的“三次革命”，不过是正统经济学自身的完善罢了，最终通过“三次综合”而巩固了正统经济学的地位。真正的经济学革命，必须来自比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的颠覆性学说。被许多不满于新古典霸权的人寄予厚望的演化经济学，如果其属性都含混不清，那么即便它发动了一场革命，最终也摆脱不了被综合的命运。
    2作为演化经济学源泉的熊彼特与凡勃伦
    说起演化经济学或者经济学中的演化思想的源泉，熊彼特和凡勃伦往往被放在一起(Hodgson，1993；Witt，2008a)，或者是把凡勃伦开创的制度主义等同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演化经济学，而把熊彼特视为“新”演化经济学的源泉(福斯特和梅特卡夫，2005)。无论如何，熊彼特和凡勃伦因为演化经济学而被联系在一起，成为演化经济学的共同源泉。但在今天的演化经济学图景中，中坚力量是熊彼特传统的继承人，凡勃伦传统的继承人甚至被排除在“新”演化经济学之外(福斯特和梅特卡夫，2005)。
    维特认为演化经济学“关注经济从内部发生的转变过程，考察这些过程对于企业和产业、生产、贸易、就业和增长的含义”(Witt，2008b)。换言之，演化经济学不同于正统经济学的特征，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经济从内部发生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是个演化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所有从演化的角度关注这个过程的经济思想，都是演化经济学的源泉，这其中包括了熊彼特和凡勃伦。本节的分析将表明，对于这个演化过程的探讨，凡勃伦所提供的启发比熊彼特所能提供的要多很多。
    2.1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
    说熊彼特也许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师”(Viner，1954)并不过分，不过，对于演化经济学，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创造性毁灭”这个著名论断所蕴含的思想中：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资本主义过程的这种进化性质不仅是由于经济生活是在变动着的社会与自然环境里继续下去，而且这个环境的变动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数据。……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和每一家资本主义公司赖以生存的事实③。
    那么，这种思想的贡献何在呢？正如简·费格伯格(Jan Fagerberg)所言：
    他用一种受早期新古典分析所启发的基于微观的方法，强调将理论工作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必要性，广泛地结合了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关于技术、组织和制度共同演化的演化思想。他所做的，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做到了的，是解释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创新如何造就了经济演化。(Fagerberg，2003)
    也就是说，熊彼特广采博览，最终以“创新”二字为今天的演化经济学提供了营养。不可否认，熊彼特的思想丰富多彩，而且“熊彼特的思想远比……迥然相异的评价所暗示的更为复杂和丰富，他所提出的经济学目标直到今天仍具有生命力”(荣卡格利亚，2009)，但他的“创新”思想更多的是为今天的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启发，而没有提供更多的具体理论素材。或者说，除了一种观念、几个概念以及概念背后并不系统、成熟的思想，熊彼特并没有为今天的演化经济学提供太多养分。我知道，这是一个会遭到反对的观点，所以需要详加论证。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熊彼特传统的经济学的谱系，然后对熊彼特经济学的体系作一简要概括，明确其对演化经济学的具体贡献。
    2.1.1熊彼特经济学的谱系
    熊彼特本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主体，以及以他为源泉的演化经济学家族的谱系，如图1所示。
    
    图1熊彼特经济学的谱系
    熊彼特从边际革命的成果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耳濡目染之下，他遵循了边际分析与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并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视为“静态”经济的代表性分析方法。在庞巴维克的引导下，熊彼特通过对马克思的研究，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吸取了“动态”或者资本主义存在内部固有的变化这种观念(艾伦，2003)。同时，身处奥地利的熊彼特也受到历史学派的影响，他并不像门格尔之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那样反对历史和统计分析，而是认为不同的研究领域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Anderson，2008)。
    熊彼特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方法进行一种综合，为经济的“动态”方面或者演化过程寻找一种解释。被他称为“动态”(早期著作中)或者“发展”的这个演化过程，指的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熊彼特，1990)。这种变化的推动力是什么？熊彼特认为是企业家及其创新活动。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因为企业家及其创新活动而表现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熊彼特，1982)。这个过程的长期结果，在熊彼特看来将会是资本主义被他认为的那种社会主义所取代(熊彼特，1999a)。
    在“创新”这一思想的启发下，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诸多应用领域产生了一批成果：一是英国Sussex大学的“社会政策研究小组”(Social Policy Research Unit，SPRU)在克里斯多夫·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的领导下，对产业技术创新与扩散进行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技术、增长与贸易间动态关系的研究(Fagerberg，2003)。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滞胀”的出现而围绕“长波”问题开展的研究④。三是围绕“创新体系”观念，将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与社会、制度、政治等因素联系起来开展的研究(Fagerberg，2003)。这些研究领域可以视为熊彼特思想的应用。
    在熊彼特思想的理论阐述方面的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来自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的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他们的贡献在于结合了生物学中的演化理论，细化了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的创新过程(Nelson et al.，1982)。在他们的启发下，围绕着企业行为、增长的研究，以及对“熊彼特假说”的解释，构成了“新熊彼特主义”主体理论。另一方面，熊彼特的思想也启发了围绕着选择、路径依赖等问题展开的研究(Fagerberg，2003)。以上两个领域，是熊彼特思想在理论上取得的主要发展。
    2.1.2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
    (1)方法
    熊彼特经济学的方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演化的历史动态方法”(Anderson，2008)。熊彼特并不认为用一种方法就能完成经济学所有领域的研究，他认为对不同的经济现象或者过程，需要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Anderson，2008)，如表1所示。
    
    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内部变化的分析所采用的方法是第(9)种，即“演化的历史动态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综合了(新)古典均衡经济学的静态方法，是他自己倡导的演化经济学方法，再加上历史学派的历史和统计的分析。不过，熊彼特并没有把这三种方法综合到一种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中，而是认为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熊彼特而言，以瓦尔拉斯为代表的均衡经济学已经“不可能再做更精确的……阐述了”，但在均衡经济学之外，能“唤起我们足够的兴趣”的演化经济学这个领域，同时还有“对事实的归纳”这一历史学派的领域(Anderson，2008)。可见，熊彼特的“演化的历史动态方法”承认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对应着不同的研究方法，这是对历史学派与边际主义者的“方法论之争”的一种调和，同时也表明了熊彼特的立场：“经济学的门罗主义”(Anderson，2008)，即一种对外政策的双重原则，不接受外国人的干预，也不干预外国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是在均衡经济学的领域之外发展起来的。它的目的不是去取代均衡经济学，而是对这种经济学的一种补充。正如安德森所言，“[熊彼特]把经济学的理论核心视为一种应该得到发展和补充、而不是要抛弃的结构”，“均衡经济学处理的是从经济系统的参数中去找到均衡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但第二个问题均衡经济学没有解决，就是关于参数变化的理论的发展。熊彼特要解决的是，什么力量导致了参数从一个水平向另一个水平的转变”。(Anderson，2008)如果说均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个水平”(静态)，至多是“一个水平”和“另一个水平”的对比(比较静态)，那么，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要做的，就是搞清楚从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转变过程及其动力。因此，熊彼特是在正统经济学的范畴内，填补比较静态分析中那两个水平之间的空白。
    (2)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动力：企业家及其创新
    在1937年出版的日文版《经济学原理与方法》⑤的前言中，熊彼特写到：“如果日本读者问我……25年前写这本书时，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会回答……我想探究经济体系是怎样产生这种力量(经济发展是体系运行自身产生的结果)，且让其无穷无尽地变化……我很清楚……在经济体系内部有一个能量源，它试图阻止可能达到的平衡。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就必定存在一种纯经济理论来解释经济发展不仅仅依靠外部因素，还将经济体系从一种平衡推向另一种平衡”。(舍尔佛，2010)这个“能量源”就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熊彼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起点，是对庞巴维克“迂回生产”理论的拓展。熊彼特认同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我尤其愿意尽可能地将我的理论建立在庞巴维克的理论基础之上”(熊彼特，1990)。但他并不认为“迂回生产”过程本身就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经济活动的动机是追求利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运动受到它所能获得的利息的支配。庞巴维克用“迂回生产”来解释利息的来源，但熊彼特认为“迂回生产”过程中企业家的创新所获得的利润才是利息的来源，而且还需要有信用货币的支持(熊彼特，1990)。这样，企业家及其创新就成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演化的关键。
    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源于瓦尔拉斯。瓦尔拉斯“用企业家这个名称来称呼……第四类人；他的任务是向地主租借土地，向劳动者雇用个人能力，向资本家借入资本，从而使这三种生产服务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结合起来”(瓦尔拉斯，1989)。但在瓦尔拉斯的均衡经济学中，“在生产处于平衡状态时，企业家是既得不到利润也受不到亏损的”(瓦尔拉斯，1989)。于是，瓦尔拉斯的企业家概念就是矛盾的，受利润驱动的企业家最终却得不到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正是静态的均衡经济学的缺陷，他的动态的演化经济学中的企业家必须能够得到利润，因为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熊彼特把瓦尔拉斯式的企业家称为“厂商头目或企业经理”(熊彼特，1990)。这是遵循常规的经理人员，他们只是对经济体系中的参数的变化进行调整适应，为实现经济体系的均衡作出贡献。熊彼特的企业家不是对经济体系参数的变化进行调整适应，而是通过在创新活动中购买和使用资源去改变参数，去打破均衡。
    有了企业家及其创新，就得到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逻辑：即在初始状态下，经济体系依赖固定的常规行为运行，经济体系已经建立了一种均衡，行为人可以年复一年按照他们的习惯方式行事。在利润动机的趋势下，企业家更新了常规，实现了新组合，均衡被打破。这时，在遵循新旧常规的行为人之间形成了竞争和冲突，表现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之后，新的常规体系确立下来，经济在一个新的水平上重新实现均衡。整个过程不断重复，长期来看，经济体系就是在创新打破常规均衡这种不断的循环中演化。
    2.2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这个词源于凡勃伦(凡勃伦，2008)，而且按照今天的理解，他的经济学完全属于演化经济学的范畴。但是在沃顿·汉密尔顿(Walton H. Hamilton)1918年把凡勃伦开创的这种经济学命名为“制度经济学”之后(Hamilton，1918)，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就被贴上了“制度经济学”这个不太恰当的标签。尽管20世纪60年代后沿着凡勃伦的理论路线兴起的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倡导者们，把他们的学术组织命名为“演化经济学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AFEE)，但直到今天流行的熊彼特式的演化经济学出现之前，并没有人认为凡勃伦及其追随者的学说就是演化经济学。也就是说，正宗的演化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
    当然不能因为“演化经济学”一词源于凡勃伦，就说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是正宗的演化经济学。它之所以是正宗的，是因为它的体系与达尔文意义上的演化观高度契合。
    2.2.1凡勃伦经济学的谱系
    按照前文阐述熊彼特经济学谱系的相同方式，图2概括了凡勃伦本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主体，以及以他为源泉的演化(制度)经济学家族的谱系。
    
    图2凡勃伦经济学的谱系
    凡勃伦的思想渊源非常丰富，马克思、历史学派都曾被视为凡勃伦思想的源泉。不过，本文认同安妮·梅修(Anne Mayhew)的观点：凡勃伦的经济学是一种“美国现象”，有关进化、文化、文化相对性和工具评价的思想，是凡勃伦经济学的直接源泉(Mayhew，1988)。具体说来，这些思想源泉来自达尔文主义、美国早期经济学和以皮尔斯为代表的早期实用主义哲学。凡勃伦以这些思想为源泉开创的演化(制度)经济学，“是一种全新的后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考察对流行的社会和经济学说的创造性替代”(Tool，1988)。这种学说从人类的本能入手，解释了人类行为的控制因素(本能)和引导因素(制度或思想习惯)，分析了思想习惯、行为习惯和社会结构之间不断的调整适应，呈现出一幅表现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社会演化图景。
    凡勃伦学说中蕴含的技术—制度二分法思想，经过克莱伦斯·艾尔斯(Clarence E. Ayres)、法格·福斯特(J. Fagg Foster)、马克·图尔(Marc R. Tool)、保罗·布什(Paul D. Bush)等一大批追随者的发展和改进，形成了以凡勃伦—艾尔斯传统为主体、以制度变迁理论为主线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张林，2006)。凡勃伦思想中的经济剩余理论深刻影响了《每月评论》评论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他在《垄断资本》一书中发展了凡勃伦的经济剩余理论框架(O'Hara，2002)。当代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由三支主要力量构成：以凡勃伦思想为基础的(新)制度主义，以马克思思想为基础的激进经济学，以及以凯恩斯思想为基础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凡勃伦的思想既是新制度主义的直接源泉，也是激进经济学的部分源泉。
    2.2.2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
    如梅修所言，“使得凡勃伦与众不同的是——也就是使他的经济学独一无二、使拉西特(Russett)称他为‘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的是——他是按照摩尔根对易洛魁族的考察中所开创的那种现代人类学精神开展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人。”(Mayhew，1988)也就是说，他的方法是一种“彻底的”达尔文主义的演化方法。
    (1)什么是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
    在阐述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之前，有必要对凡勃伦的著名论文《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演化)科学》(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s)稍作解释。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篇文章的标题，国内学者大多没有注意其中的“还”字。当然，该文原题中也没有这个“还”字，这个字是我们根据这篇论文的内容加进去的，这样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篇论文的含义。这里的“经济学”指的是古典和新古典正统经济学，它们之所以还没有成为进化科学，是因为经济学家“在构想自己的理论时所使用的方式与进化论者的思想习惯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方式就是“认为事件中存在常态或者倾向的先入之见”。要让经济学成为进化科学，必须采用进化论者的“累积性因果关系观念”(凡勃伦，2008)。凡勃伦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作为进化科学的经济学的方法论纲领。第二个问题是，国内学者往往只关注这篇论文，却忽视了对其进行进一步解释的后续论文，也就是分成三个部分发表的《经济学的先入之见》(1899-1900年)和《科学观点的进化》(1908年)，以及总括性地阐述凡勃伦的科学哲学观的论文《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1906年)⑥。《经济学的先入之见》这篇长文可以看作是对还没有成为进化科学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分析，或者说是《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一文的扩大版。《科学观点的进化》一文则是超越了经济学领域，分析了“前达尔文主义科学”向“后达尔文主义科学”进化的过程。只有在理解了上述几篇论文的条件下，才能对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有更完整、更准确地把握。
    下面我们回到“什么是凡勃伦的演化(进化)经济学”这个论题。“一种进化的经济学一定是一种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文化发展的过程理论，一定是一种由过程本身来说明的经济制度的累积性序列理论”。(凡勃伦，2008)凡勃伦这句话被广为引用，但就像他说的“经济生活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仍有待于理论上的阐述”(凡勃伦，2008)一样，这句话也有待于理论上的阐述。要理解什么是凡勃伦定义的演化经济学，还得从什么是他所说的“前达尔文主义”的非演化经济学说起。
    科学家(前达尔文主义的)关注的是一个终点，是激发他们去考察那种变化最后达到的一种完美状态，同时他们也关注他们研究的事物的最初起点。科学问题被引向一个本质上属于分类的问题，那就是产生事物的假定的初始稳定均衡中事物是怎样的，以及事物在稳定的最终状态中又应该是怎样的。这个稳定的最终状态是介于原始状态的均衡与最终状态的均衡之间发生作用的力量的结果。对于前达尔文主义的分类学家来说……核心是控制着因果法则下的现象的自然法体系。……它们阐明了一种永恒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事物在它们之间的因果干扰发生作用之前就已经“自然地”彼此保持了特定关系；包含在瞬时行为的时间间隔转换中的各种原因有序地演变；而且当干扰结束，完成了从原因到结果的转换后，事物之间特定的关系随之出现——强调的是完美状态的实现。(凡勃伦，2008)
    也就是说，前达尔文主义的经济学考察的是一个预先存在的稳定状态，以及如何向这个稳定状态靠拢。这个稳定状态是完美的最终状态，给定原因，就一定能实现，因果之间是“一种永恒的关系”。这就是自然法哲学，“使人联想起上帝造物”(凡勃伦，2008)。达尔文主义否认上帝造物，于是：
    后达尔文主义科学……强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因果过程以及初始原因和最终结果之间不稳定的间隔和转换逐渐被放在了考察的首位，取代了原先假定的那种因果作用自然停止的完美状态。……使得现代科学本质上成为一种具有逻辑连续性的变化过程的理论，这种过程被当做一个累积式变迁的序列，被看成自持续的或者自扩散的，而且没有终点。(凡勃伦，2008)
    后达尔文主义的演化经济学否认存在一个最终状态或者完美状态，它关注的是过程和演变；它否认恒定的因果关系，认为因果关系是累积式的：某个原因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又是别的事件的原因；它否认倾向性，认为事物的演变是一种“盲目漂移”，“人类社会并不趋向于任何一个精神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终点——其实根本就没有终点”(Mayhew，1988)。这是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立场，但这还不能回答什么是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这个问题。
    在“累积性的因果序列观念”这个“进化科学最重要的假设”下(凡勃伦，2008)，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如果要让经济学进入进化科学的行列，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必须是经济行为”，因为“对经济学而言，它要说明的那种累积变化过程是行事方法的变化序列”。与前达尔文主义的非演化经济学不同，演化经济学并不把人“当做一个闪电般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而是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一方面，人塑造了环境，也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个人的经济生活史是一个手段适应目的的累积过程，当这个过程进行时，目的本身也在累积性地变化着，行为人和他所处的环境，在任何一点上都是前一个过程的结果。他今天的生活方式受到从昨天流传下来的生活习惯的强制，也受到作为昨天生活的机械性残余的环境的强制。”另一方面，个人是整体的组成部分，“所有的经济变迁都是发生在经济共同体内的变化——即共同体利用物质对象的方法的变化”(凡勃伦，2008)。因此，对个人行为的分析要置于“共同体”这个大背景下，要服务于对“共同体”的分析，这是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制度整体主义”特征(O'Hara，2002)。
    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对象是经济行为，那么经济行为的对象又是什么呢？是经济利益。“任何社会的经济生活史，都是由人们与物质生活资料的利害关系所塑造的生活史。经济利益在塑造所有社会的文化发展中关系重大。……它引导着那些现在被称为经济制度的惯例和生活方法的形成及其累积性的发展……经济利益自始至终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贯穿于人类的文化发展过程。它影响着文化结构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任何制度都是经济制度。”于是，经济利益成为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最终落脚点，所以，“进化经济学的目标，必然是探索人类文化序列中的经济利益是如何累积式地产生的。它一定是关于人类或者社会的经济生活过程的理论”。(凡勃伦，2008)
    至此，我们得到了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元素：
    ①方法，累积性的因果序列观念；
    ②对象，作为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的个人的经济行为；
    ③核心，经济利益及由其所决定的文化发展过程。
    归结起来说，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是一种从累积性因果关系这种观念出发，去探讨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人如何在与制度的调整适应过程中追求经济利益、从而如何决定了文化发展过程的经济学。
    (2)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具体内容
    早在1932-1933年，卡尔·安德森(Karl L. Anderson)就明确指出：“托尔斯坦·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是一种有关影响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那些制度的演化理论。”他把凡勃伦的演化(制度)经济学归结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行为受本能控制，行为受制度引导，制度不断变化(Anderson，1932-1933)。于是，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大致可以用本能、制度和演化这三个关键词来概括。本文的目的不是详细阐述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体系，因而下面将从这三个关键词入手，对凡勃伦演化经济学作一简要的归纳。
    在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中，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基础是本能—习惯心理学，强调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他把人类本能分为建设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两大类，每一大类中各包含三种本能(Veblen，1914)。两类本能如何在社会层面上得以实现，从而使某一类型的人类行为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取决于文化环境，同时又会对文化环境产生影响。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当建设性本能支配了破坏性本能，文化环境或者共同体的生活质量就会得到加强；反之，文化就会衰退。这种思想中包含了本能、习惯、制度、行为等因素之间的一个复杂的反馈机制。
    行为源于本能，但行为受到制度的引导。制度是思想习惯(凡勃伦，1964)。既然是思想习惯，就“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因此同现在的要求绝不会完全一致”，从而“是一个保守因素”(凡勃伦，1964)。由于是保守因素，制度总体上表现出仪式的特征，引导着人类的行为。但是，人类的建设性本能不会因为仪式行为占主导而消失，这体现在技术和技术进步中的工具行为仍然存在，它与仪式行为不断处于冲突之中，而社会文化正是在这种冲突中发展演变。凡勃伦在仪式—工具、技术—制度之间做出的划分，被称为凡勃伦二分法。
    以本能所决定、制度所引导的行为为基础，凡勃伦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系统的社会演化观。他从制度的历史演变的角度阐述了社会的演化。在这种演化中，“最适应的思想习惯和行为习惯能够生存下来并发生演变，尽管后来它们都成为了‘障碍’。制度永远是选择性地适应变革，个人的思想习惯和行为习惯会由于学习、信息收集以及现存习惯和关系相对缓慢的修正，从而滞后于变化。变化的主要力量包括制度的‘盲目’转变，新奇事物和实验的引入，以及系统中间以及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O'Hara，2002)。这一切都反映了作为凡勃伦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那种累积性的因果序列观念。
    3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优势和不足
    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优势，是相对于熊彼特演化经济学而言的“比较优势”，其不足同样是相对于熊彼特演化经济学而言。我们将指出，演化经济学要成为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它应该更多地依赖凡勃伦这个源泉，而不是熊彼特。
    3.1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优势
    首先，凡勃伦演化经济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颠覆性。熊彼特虽然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部变化，但只不过是在均衡经济学之外添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没有破坏均衡经济学的基本结构。如前所述，熊彼特只不过是在比较静态分析的两个均衡水平之间去做文章。凡勃伦则不同，他完全抛弃了以常态和目的性为特征的均衡观念，代之以真正的演化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的经济学都是与古典和新古典正统经济学相对立的，是对正统学说的彻底颠覆。基于达尔文主义的演化经济学与基于牛顿主义的均衡经济学本就不相容，凡勃伦做到了与均衡经济学的彻底决裂，而熊彼特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如果说演化经济学预示着经济学的革命的话，那么在这场革命的源头上，凡勃伦比熊彼特更具优势。
    其次，凡勃伦是“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Russett，1976)，熊彼特则不是。凡勃伦旗帜鲜明地把一切正统经济学说都归为“前达尔文主义科学”(凡勃伦，2008)，熊彼特则是心怀崇敬地、小心翼翼地在庞巴维克和马歇尔的身旁开辟一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并没有侵犯正统学说的疆土。凡勃伦对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门格尔的评论，同样也适合于熊彼特。凡勃伦指出，“奥地利学派及其先驱和追随者……对作为一个评价过程的结果的边际效用和主观价值的完整讨论，肯定会被当做一种对这一范围内的事实的演变性的研究。但是……如果把门格尔视做奥地利学派的代言人，那么完全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基本上无力与把经济学作为一种分类科学的古典传统相决裂。”(凡勃伦，2008)具体来说，熊彼特无力与均衡观念相决裂。他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不过是打破一种均衡、进而实现更高水平均衡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向前发展的、不断进步的，这不是一种真正的演化观。而凡勃伦不同，他所描述的进化过程是一种“盲目漂移”，其间没有均衡，没有目的，也没有必然的进步。
    再次，凡勃伦的本能—习惯心理学为他的经济行为主体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学基础。在凡勃伦的理论中，“生物基础和心理基础提供了本能的可能性，文化环境……使特定本能得以在社会层面上实现……本能为个体的活性化提供了特定的目标或目的”(O'Hara，2002，着重号为原文所加)。熊彼特在分析他的理论的行为主体企业家的时候，也提到了企业家与基于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心理学的“经济人”的不同的心理特征：“首先，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其次，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最后，存在有创造的快乐，把事情办成的快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谋的快乐。”(熊彼特，1990)其实熊彼特阐述的企业家的这些心理特征与凡勃伦划分的本能有所联系，如“存在征服的意志”等同于凡勃伦划分的破坏性本能中的“竞赛倾向”，“创造的快乐”等同于凡勃伦划分的建设性本能中的“劳作本能”。但熊彼特所做的只是心理描述，没有心理学。也就是说，这些描述背后没有理论的支撑。
    最后，从凡勃伦和熊彼特分别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来看，凡勃伦的优势也明显大于熊彼特。凡勃伦的思想直接引发了20世纪20～30年代的“制度主义运动”(杨伟和张林，2008)，制度主义运动为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氛围，新政的诸多措施都是制度主义者的手笔(Zhang et al.，2011)，制度主义在学术上和政策上曾经都有过巨大的影响力。20世纪60年代以后遵循凡勃伦传统兴起的新制度主义，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非正统经济学流派，其影响在今天越来越大(张林，2006)。反观熊彼特开创的学术传统，尽管今天演化经济学的主要分支“新熊彼特主义”以他的名字命名，但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借用了熊彼特的名字而已，而且其理论多少显得有些零乱，并未形成新制度主义那样完整的理论流派。诚然，在熊彼特的思想中可以挖掘出更丰富的内容，按照他在《经济分析史》中隐约构造的一个宏大体系，他的演化经济学可以拓展为四个领域：演化经济理论、演化经济史、演化经济统计学和演化经济社会学(Anderson，2008)，但这不过是后人的一种期望而已，并没有变成现实。即便是后人在这些领域取得的一些进展，如“演化计量学”(evolumetrics)(Cantner et al.，2004)，其是否与熊彼特有直接的联系，也是不能确定的。
    3.2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不足
    虽然占尽优势，但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终究不是今日演化经济学的“正宗”源泉。这与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几个不足有关，其中一些不足并非学说的缺陷，而是与熊彼特演化经济学相比存在的劣势。
    首先，凡勃伦演化经济学虽然是一个庞大的思想库，但它的工具箱却是囊中羞涩。这并不是说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缺乏分析工具，而是说它的分析工具与正统经济学的工具相比处于劣势。今天的演化经济学迅速向正统经济学靠拢，大量借用正统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问题。由于方法上的根本差异，凡勃伦传统的经济学不可能将问题简化为几个数学变量，从而不能像正统经济学那样运用数学工具对问题进行简明的、一目了然的分析。今天的经济学界习惯了数学，习惯了技术上的处理，不去深究形式后面的思想。因此，凡勃伦演化经济学的特色和价值在这种环境下难以彰显，从而容易被忽视。
    其次，凡勃伦本人的演化经济学经过他的继承者的筛选，其激进本质和演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Hodgson，2004)。比如艾尔斯基本上抛弃了凡勃伦的本能—习惯心理学，而转向了行为主义心理学(霍奇逊，2008)。再如经福斯特改造后的凡勃伦二分法大大淡化了凡勃伦经济学的激进色彩，而且把制度变迁的进步倾向和方向性这一凡勃伦坚决反对的、非演化的观点加入到了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中(Foster，1981)。如果不回到凡勃伦本人的理论，今天的凡勃伦主义经济学的确与达尔文意义上的演化观有不小的距离。
    最后，与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相比，凡勃伦演化经济学最大的劣势在于它的非正统属性。非正统经济学是受到现存体系以及维护这个体系的经济学的学者反对的，从而受到正统学说的排斥，甚至歪曲(张林，2007)。非正统的凡勃伦经济学长期被边缘化，以至于它的继承者们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直在努力寻求进入正统经济学的视野。正因此，凡勃伦本来是“正宗”的演化经济学，结果在“新熊彼特主义”的演化经济学兴起之后，它更多地不是去维护自己的正宗地位，而是寻求与今日演化经济学的沟通和融合(Stanfield，2006)。熊彼特则不同，虽然他与他那个时代的正统经济学有所差异，但无论是他的理论，还是他的学术生涯，都没有脱离正统经济学。基于这种学术背景，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兴起的“新熊彼特主义”一诞生，就得到了正统经济学界的认同的⑦，因为这种学说被视为对正统经济学的补充、修正，而不是反叛。
    4结论
    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好不容易让今天仍然很沉闷的经济学泛起了一些波澜。在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et al.，1982)那里，演化经济学表现出令人惊喜的一面：它超越了新古典正统的均衡经济学，让经济学终于向演化观靠拢了。于是它被视为经济学革命可能的策源地(贾根良，2004)。但是，在它此后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向新古典正统靠拢的趋势，无论是其理论还是方法，都渐渐被正统经济学所侵蚀。它本可能成为正统经济学的一种替代，但却逐渐表现为对正统经济学的补充和拓展。经济学可能的革命渐渐没有了指望。这与今日演化经济学大多将其源泉追溯到熊彼特有一定的关系。
    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本身就不是对正统经济学的替代，而是对它的补充和拓展。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内部变化的分析表现出演化的特征，但它根本上来说还是一种“动态学”，而不是真正的演化观。他的理论虽然看似抛弃了正统经济学的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心理学基础，但是其实企业家这个行为主体对利润的追求，仍然表现出不折不扣的经济人的特性。他想要深挖资本主义内部变化的动力，但找到的仍然是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这只不过是让正统经济学中的行为人增加了一点人的主动性，使之不再是一个“闪电般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凡勃伦，2008)。但企业家还是一个计算器，只不过他计算的是利润。熊彼特虽然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的内部变化，但还是逃不开均衡观念，他只不过是把关注的焦点从均衡状态，转移到了从一种均衡状态向另一种均衡状态转变的那个过程。总而言之，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并不具备“后达尔文主义”科学的主要特征。
    反观凡勃伦这个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他的学说才是真正的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要成为正统经济学的替代者，要掀起经济学真正的革命，有必要回到凡勃伦这个正宗的源泉。作为源泉，凡勃伦完全可以胜任革命先驱的角色，而后来者的任务就是继续他发起的革命，他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注释：
    ①熊彼特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有两个中译本。笔者主要参考的是1965年商务印书馆的译本，另一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就这里引用的这句话而言，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译本译文更易于理解。
    ②见1919年集辑出版的《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及其他论文》(商务印书馆，2008年中译本)，尤其是其中的“经济学的先入之见”、“古斯塔夫·施穆勒的经济学”等论文。
    ③引自熊彼特，1999a，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46—147。译文略有改动，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④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可见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⑤即德文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第一版。
    ⑥这些论文均收录于1919年出版的《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及其他论文》(见商务印书馆2008年中译本)。
    ⑦比如纳尔逊和温特的论文可以被《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文献杂志》这样的期刊接受，凡勃伦主义者的论文不可能享受这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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