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的考察，指出简单运用新古典经济理论不足以充分理解中国经济现实，更不能得出具有针对性和正确的政策结论。本文指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相关经济理论在理解中国经济现实的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缺陷，包括：（1）转轨经济理论推论不出中国特有的改革目标模式、评价标准和实现途径；（2）传统增长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特色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绩效；（3）主流宏观经济学在简单套用于中国转轨时期宏观调控实践中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此外，本文还讨论了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遇到的中国统计之谜，指出只有坚持从经济现实出发的理论一致性原则，才可能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变化。
一、引言
所谓新古典经济学，我是从其最广义的涵义使用的，即统治经济学主流的一套基本公理化概念体系和推理逻辑。它取得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据说是因为其经历了科学化或数理化的过程。但是，用丰富的经济事实，包括经验和教训去丰富它改善它，或许比单纯的数理化更能使其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其实，许多更加熟悉乃至信奉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无论身处西方还是中国，可能会从完全相反的方向上提出问题，即讨论中国现实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差距。其实，这样提出问题也无不可，甚至也不妨碍得出相同的结论。或者说，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并不在于以上述哪个方向为出发点提出问题，而在于如何认识中国的经济现实和国情。
固然，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理论，也就是说遵循了“华盛顿共识”（姚洋，2008，第1页）。实际上，这种认识混淆了治病的“处方”与“疗效”两个不同的概念。讲到中国的改革，没有证据说我们从出发点上遵循了什么理论教条，但是，令世人瞩目的是我们达到了什么实际效果。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观察者还是看到了新古典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现实的不一致，或者说人们普遍承认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并不印证新古典经济学。这样一个判断，正像任何判断一样，都可以有消极或者积极的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对主流提出质疑，一个是将主流予以发展甚至改写。毕竟，之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当今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是因为它对西方经济现实给予最具有一致性的解释和预测，而以往的经验表明只有西方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功。但是，既然中国经验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承认，其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教条的特殊性也为人们所承认，为什么不能以中国经验修正传统观念呢？
中国经济所走的道路是独特的，因为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在整个经济改革及其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同时伴随着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是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经历着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第二是作为经济转轨过程经历着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除了每个转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之外，这两个转变的交织也形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系列特色。
这种独特的转轨过程赋予了中国经济现实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预期的诸多不一致。这提示我们，运用现成理论模型作武器来观察和理解经济现实问题，应该具有开放的思维和怀疑的态度，既不迷信理论，当然也不要把表面现象轻信为事实。本文从二元经济转换、经济体制转轨和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的中国特色出发，考察其与标准经济理论预期之间的差距，尝试揭示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及其含义，同时涉及一些中国特色经济学创建中的问题。
二、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刘易斯（Lewis，1954）构造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长期以来遭到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和漠视（Ranis，2004）。其中一个重要的批评，就是认为刘易斯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两个部门巨大的工资差距，并且农业中大规模剩余劳动力持续存在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有趣的例子。1995年我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卡特（Colin Carter）教授和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教授合作完成一个课题（卡特等）。课题委托方1990学社邀请了几位权威评审人，对课题进行评估。其中一位就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D.盖尔·约翰逊教授。他对于我们课题中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讨论和推算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这个剩余劳动力的概念是错误的，甚至就根本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约翰逊教授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曾经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坚决捍卫者，自然不能同意劳动力市场不能结清剩余劳动力这种说法。当然，我们在书面答辩中据理力争，最终该成果通过评估并分别以中英文出版。
其实，如果懂得中国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经济体制之时形成了户籍制度，以及基于这个制度又派生出一系列制度安排，该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乃至改革时期是如何割裂城乡劳动力市场，以及城市内部正规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对于刘易斯的假设就可以豁然领悟，也就不可能怀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在整个改革期间，经济发展恰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逐渐弱化的过程，直至消除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蔡昉，2008）。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发展是匀质的和一元的，如果对中国特殊的制度现象没有感同身受，在解释和理解中国这种比刘易斯模型本身更加典型的二元经济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约翰逊教授退休以后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特别是关心中国的三农问题。由于他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等人的老师，在后者的邀请和协助下，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中国进行调查和研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文章。林毅夫和他的另一位学生赵耀辉教授编译并出版了他的论文集（约翰逊，2004）。有意思的是，我们从他的若干文章中发现，经过深入到中国农村现实中，他实际上不再否认在他的研究中所处理的情形，常常就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密切相关。① 2000年我主编的《中国人口问题报告——农村人口问题及其治理》出版，书中有专章讨论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蔡昉，2000）。约翰逊教授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非常赞赏该书的选题和出版。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批评关于剩余劳动力的讨论，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中国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之处，是其利用了人口红利。由于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目前中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创造了形成高储蓄率从而支撑资本积累的条件。第一，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的参与率和就业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就意味着年轻人口结构产生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迅速，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转移，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第二，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帮助中国在这一期间达到了很高的储蓄率。人口优势蕴涵的高储蓄率的实现，还有赖于市场化改革为储蓄和投资创造的逐渐改善的环境和机制。
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因此，不再做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当把劳动力作为第二种生产要素纳入到增长分析中的时候，由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经济学家观察到增长中存在一个资本和劳动都不能解释的部分，即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残差。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来自于这个残差中包含的因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产生的生产率改善，以及其他尚未能够单独计量的因素（Solow，1956）。艾尔文·扬（Young，1992）和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4）曾经尖锐地批评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方式，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因单纯依靠资本的积累，缺乏生产率进步，因而终究会遭遇报酬递减而不可持续。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人口红利的作用，只是按照西方国家劳动力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做出的判断。由于这些经济体在获得较大的TFP贡献份额之前，人口转变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抚养比降低，产生了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使高速经济增长得以在较长时间里持续（Bloom & Williamson, 1997; Williamson, 1997）。已有的各种对亚洲四小龙以及东亚其他国家技术进步的估计大相径庭（Felipe，1997）。随着计量技术和数据的改进，人们发现，上述国家和地区既有高投资率也有技术进步率，而且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从进口设备和引进外资中获得技术和管理，TFP的贡献率逐渐扩大，增长速度有明显的加快趋势（Bhagwati，1996）。
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得以实现年平均接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有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贡献因素值得指出。首先，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矫正了计划经济时期严重不平衡的劳动力资源配置，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源泉。一项研究表明，1978～1998年期间，GDP增长率中有21％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贡献（蔡昉等，1999）。其次，人口转变的提早完成，使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年上升的阶段，劳动力供给丰富，储蓄率持续攀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得以克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三、转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路径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形成其经济体制之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成为其逻辑起点。由于这个战略产生了经济发展目标与资源禀赋结构的矛盾，即重工业发展需要资本高度密集和大规模投入，与资本稀缺的发展阶段是矛盾的，因此，宏观政策环境就以人为压低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为核心。在稀缺生产要素的价格被抑制的条件下，就只好借助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来配置资源，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的作用被排斥。继而，为了在生产单位的环节上保证资源被投入和再投入到发展战略所要求的重工业领域，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制度安排。就是这样，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形成了一个逻辑完整的传统经济体制模式。
这种经济体制有着一系列的低效率表现，包括在微观层面上缺乏技术效率和在宏观层面上缺乏配置效率。如果改革着眼于首先解决诸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经济计划弊端这样的问题，则要求整个体制在短期内的一揽子改变。但是，对于一个没有市场机制作为基础，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至不能承受大幅度经济衰退的国家来说，从这些方面入手的改革是典型的“休克疗法”，是难以保证成功的。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微观环节入手，由工农业基层生产单位直接解决微观激励和效率问题而发动的，包括农业中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和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因而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改革可以沿着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往前推进的路径。看上去，这种改革是按照上述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相反顺序，然而在逻辑上却是符合规律的改革推动方式（Lin et al., 2003）。
从占主流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经济体制的转轨通常需要遵循某些固定的教条，即所谓“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揭示了“华盛顿共识”作为改革目标的真实含义：“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斯蒂格利茨，2005）。在那些改革之前就先验地有了一个蓝图的国家，无一幸免地被所谓“华盛顿共识”所左右，形成各种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方案和路径。而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经验表明，“华盛顿共识”并不适用于许多国家的特殊国情，并且往往产生误导改革和发展实践的结果（Stiglitz，1998）。连在拉丁美洲和东欧创造并推行著名的“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本人也承认，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远为成功。2003年11月，他在巴西圣保罗的一次演讲中感叹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发展绩效，与拉丁美洲相比，其优越之处不啻天壤之别（Sachs，2003）。
经济学家常常联系中国的经济改革效果进行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如华盛顿共识和北京经验；进行关于改革方式的讨论，如改革的渐进性和激进性；进行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如威权型体制和中性政府。有趣的是，针对同样的中国经验，学者们常常得出针锋相对或截然相反的结论。造成这种运用概念上产生歧义和观察现象上出现矛盾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改革理念和实践具有以下特征，即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确定的，具体的目标模式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却并不确定，而是有着众多的混合表现和实用主义性质。尽管有这样的一些复杂的现象，下面概括和列举的几个方面，仍然可以从总体上反映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
1.改革的渐进性质。针对微观环节的体制弊端，农业中和企业中的改革直接切中缺乏激励和低效率的问题，可以采用诸如承包制这样的单一改革形式即时增加生产、推动经济增长。在显示了改革成效从而坚定了社会对改革信心的同时，更加有活力的微观经营单位开始寻求更多的计划外生产要素投入，以便进一步改善配置效率、增加经营利润和劳动收入。因此，改革顺理成章地进入到资源配置的层面，在计划机制之外生长出市场机制，并不断扩大后者调节产品流通和生产要素配置的范围和规模，随着产品和要素市场范围的扩大，价格越来越多地摆脱计划控制，而由市场供求和相对稀缺性决定。一旦价格逐步得到矫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引导基础就不再牢固，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越来越符合比较优势所指示的方向。
中国在改革之初并没有形成一个改革蓝图和推进的时间表。因此，最初的改革除了获得来自高层决策者的政治支持之外，不可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然而，恰恰是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改革注重实际效果的渐进性质。然而，中国的改革道路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下而上”的推动方式。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理论界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提供了坚定的政治支持。西方关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讨论中，提出改革面临着两大任务：第一是如何通过解除事前的政治约束而启动改革过程，第二是如何通过放松事后的政治约束而把改革向前推进，而这都与补偿改革受损者的难题有关（Roland，2002）。中国领导层的改革决心和理论上的改革共识，与人民群众的改革愿望和探索，形成了“上下结合”的改革方式，并且在互动中推进改革过程，解决了上述难题。也就是说，在改革的起步和推动阶段，政治稳定和坚定不移的改革承诺，使政府始终有能力和意愿，通过整体协调改革的步骤和节奏，最大限度地坚持“帕累托改进”原则。与此同时，改革本身得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效率潜力，通过做大馅饼使群众从改革中获益。这种“上下结合”形成了改革不可逆转的条件。
2.增量改革的特点。改革从解决激励问题和微观效率入手，却不过早地涉及任何存量的调整，因而不会伤害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研究经济转型的经济学家，往往十分关注如何减少改革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伤害，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政治成本和风险（如Roland，2002）。在中国，由于相当部分所谓的既得利益群体，实际上也是收入水平较低的普通居民。例如，对国有企业就业进行打破“大锅饭”式的存量调整可能波及的职工群体，不仅工资水平低，而且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和技能都难以在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力。商品价格改革一下子放开的方式可能伤及的居民，也是在低工资制度下承受力较弱的人群。因此，坚持增量改革原则，适度保护既得利益群体（但不是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改革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目标是一致的。
3.改革促发展的原则。许多国外的观察家和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是在没有一个总体蓝图的情况下起步的，采取解决当时存在的紧迫问题和追求直接效果为出发点的方式，分步骤进行的。尽管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特点始终存在，主要表现在对多数改革任务来说，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改革次序也不是有意识确定的，并且呈现出改革推进方式因时因地而宜。从某种教条出发，在评估中国改革的成效时，西方经济学家习惯于用一个固定的、先验的参照系来进行比较。但是，往往发觉这个参照系并非中国改革所自觉遵循与主动追寻的。
其实，这里体现的恰恰是中国与新古典经济学教条以及那些遵循其进行改革的其他国家，在改革哲学上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并不是要达到某个既定的目标模式，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从这个目的出发，我们逐步探索出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并没有固定成为独立的模式，而是服从于改善民生和提高国力的目的。也正是这个改革哲学和直接出发点的不同，使中国改革的指导原则和推进方式并没有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中。但是，改革是提高生产力、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这个原则自始至终是明确的，并得以坚持。在这个改革理念指导下，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一个整体，改革是为了发展，也要服从稳定，而发展成效被用来检验改革道路的正确与否，稳定则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4.改革的整体推进特点。虽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宣布的总体蓝图，由于经济体制是一个整体，体制的每个环节需要统一配套运作并互相适应，又由于中国改革推进方式所具有的自发性，因此，改革进程并不是随机的和任意的，仍然呈现出一定的逻辑性（Lin et al., 2003）。在把中国的改革表征为一个渐进的和增量式的制度变迁过程的同时，人们常常观察到某些领域的改革滞后于另一些领域的改革。例如，包括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发育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就被认为是一个改革相对滞后的领域（Lardy，1994）。但是，一个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存在着改革推进过程中如此重要组成部分的滞后，从而导致体制内部的不协调，为什么改革的整体效果仍然如此显而易见，并且表现为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和居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呢？实际上，深入考察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体上表现为只涉及增量变化的循序渐进特点的同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也交织着涉及存量变化的相对激进的改革。改革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步骤，取决于体制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适应性的需要和社会承受力。无论从局部效果还是阶段效果来观察，其实改革是整体推进的，并不存在实质上超前或滞后的领域。
四、主流宏观经济学与中国宏观经济
之所以会有人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经济理论，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在改革期间基本上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而这恰恰是许多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没有能够做到的。然而，与得出这样结论的逻辑相反，中国在改革期间实现的宏观经济稳定，也是从特殊的国情出发，形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鲜明中国特色。
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假设：劳动力短缺，资本报酬递减，没有系统性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现象，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过程内生的，等等。在这种假设之下，一旦有经济周期问题，主要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问题，或者货币供应量上面出的问题。因此，采用的政策手段就是运用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且以货币政策工具为主。但是，这几个假设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在中国几乎全都不存在，而目前也具有十分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特点：迄今为止劳动力并没有成为稀缺要素，资本报酬长期以来没有出现递减现象，生产要素价格系统性扭曲尚未消除，全要素生产率有长足的提高，但是仍然没有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发展方式没有产生内在的技术进步的动力。在这些条件下，如果简单地应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经济周期的理论，机械地采纳西方宏观调控的工具，很可能产生缘木求鱼的效果。②
按照许多研究者的观点，联结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波动的通道是投资，即与资本使用相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相对价格变动或者被扭曲，是造成波动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的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特别是投资的干预，往往造成资本要素价格的扭曲。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发生在经济转轨期间，还广泛见于实施赶超发展战略的制度环境下（林毅夫等，1999）。实际上，即便没有刻意的干预，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也可能被扭曲。通常，这发生在储蓄和投资行为本身产生持续的惯性，以至企业家把短期的宏观经济信号当作长期的资源禀赋信号，从而实质上扭曲了资本的相对价格。在资本相对价格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投资通常会被引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下面的情况下，这种投资导向会造成所谓不善投资（malinvestment）。第一，作为创新结果的经济增长不是连续和均匀的，创新活动通常是以成群的方式（in groups or swarms）出现，与此同时作为创新者的企业家蜂拥而至（约瑟夫·熊彼特，1990，第6章）。第二，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预测产业前景时，往往产生类似的判断，从而在投资上形成潮涌现象（wave phenomenon）（林毅夫，2007）。在投资活动被大规模、持续地引向远离消费品生产的情况下，产业链条被拉长，形成经济波动的隐患（阿兰·艾伯斯坦，2003）。
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经济虽然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阶段，却具有诸多导致资本相对价格即利率被压低的因素和条件。第一，作为生产要素市场发育、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表现之一，利率形成机制尚未市场化。第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使得高储蓄率长期维持，而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改革的预期进一步加大了居民的储蓄意愿，成为信用扩张的基础。第三，偏向大项目、大企业的投融资体制，倾向于降低重点大型投资活动的资金成本。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条件下尤其如此。在资本相对价格被扭曲即真实利率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两种现象提供了不善投资的现实机制。第一种现象是改革期间长期存在，并愈演愈烈的地方政府的GDP动机。追求GDP增长的高速度，不单纯是地方政府表现政绩的方式，也是出于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以及由GDP增长中获得更高财政收入从而可以用于社会发展事业的良好愿望。第二种现象是政府和企业对动态比较优势变化的判断，导致对资本更加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活动的尝试。这种主动调整产业结构的动机，在当前比较优势出现变化端倪的时期尤其强烈。在没有政府干预造成的生产要素相对价格扭曲，以及没有潮涌现象的情况下，个别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创新活动，不会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相反，如果创新活动是政府主导的，并且通过扭曲生产要素价格来推动，加之潮涌现象的推波助澜，就会形成不善投资，最终导致宏观经济的波动甚至周期性衰退。
中国当前面临的宏观经济周期现象，既不同于以供给短缺和瓶颈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时期，也不同于以总需求不足为特征的典型市场经济。而且，经济全球化给宏观经济周期特征打上了全新的烙印，简单套用传统的封闭的宏观经济理论，难以准确地认识当前面临的矛盾，更无法找到对症的政策药方。因此，只有结合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新阶段特征，结合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及其与就业关系的新特点，才能正确认识宏观经济周期现象。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圭臬的“违背”，主要并不应该归功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相反，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宏观经济学家所坚持的理论学说和推销的政策建议，恰恰是属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东西。但是，一方面，中国有着一批在宏观经济领域不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坚持从中国独特的国情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前者；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不同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游说活动，对宏观经济政策在尽可能符合中国国情的框架之内制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表现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巧妙配合，货币政策执行的方式，积极就业政策中促进就业与建立社会保障线相结合，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等方面。
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也是独特的。在中国改革期间，恰好是现代经济学中和经济政策领域自由主义最为甚嚣尘上的时期。如果按照流行教条的预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发挥的如此积极作用，显然是会带来灾难性结果的。但是，中国的现实是，无论是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及其效果，还是中央政府在制订规划、宏观调控、协调地方和部门利益，以及实施重大发展战略方面的作用及其效果，尽管也有不成功之处以及弊端，但是，在总体上表现出不同于任何“共识”或教条的模式和结果，并引起诸多的赞叹，引起人们尝试用新的理论解释这种现实与理论的差异（例如Oi, 1999; Walder, 1995）。
转轨经济通常存在一些不同于处于稳态的市场经济的特征，这对政府的经济职能提出特殊要求，也与常规状态不尽相同。首先，在一个长期远离市场经济的国家，即使已经启动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尚不完备。如果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足以完全无障碍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话，如果让遗留下来的计划机制起补充的作用，则必然造成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巨大冲突。相反，以特定的政府职能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则对于未来的转轨不会产生根本性阻碍作用。其次，在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信用体制尚不健全。同时，市场机制本身并不具有在失信的情况下，自动保护交易各方利益的功能。在市场机制与计划手段交接过程中形成一些制度真空的情况下，市场交易各方诚信的缺失，则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加以补充和维系，即为了保持市场的运转，政府出面对相关的企业或个人进行诚信担保。最后，在市场发育的初期，企业家尚不具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方位施展的人力资本。作为对企业家能力的一种补充，政府有必要履行更为积极的经济职能。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成为跑项目和进行谈判的主角。当然，这些因素都不否定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政府经济职能面临重大的转变，而且十分紧迫而任重道远。
五、“雷瓦里翁－陈悖论”与中国统计之谜
无论从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的任何角度，无论用任何常规的数据指标来考察，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普遍的贫穷到日益增长的富裕，从农村到城市，从计划到市场，从单一的公有经济到多种所有制的繁荣发展，以及从封闭经济到参与全球化的诸多方面重大转变，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成为国内外观察者的共识（Brandt & Rawski，2008）。在世人瞩目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成绩的同时，总结30年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对于中国自身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是重要的，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也具有借鉴的价值。
迄今为止，总结和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文献大量产生，涉及的作者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国内外经济学家和财经新闻记者等。不同的作者类别和个人，在认识和理解中国改革经验上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然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的改革总结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立足于国内经济改革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更贴近改革的实践，可以在不受任何理论教条约束的条件下，反映出一个真实的改革历程。然而，对于许多远离中国现实的经济学家来说，一项改革，在公开宣布的与实际执行的，以及与书面记载的之间，可以产生一定的差距（gap），甚至巨大的鸿沟（gulf）。因此，由那些兼具当事人和观察者双重身份的学者来对改革进行理性回顾，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缩小或消除横亘在宣示的改革与实施的改革之间的信息鸿沟。而对于那些依靠统计数据挖掘结论的经济学家，虽然握有新古典经济学这个貌似强大的理论武器，在中国经济的特殊现实面前也显得力有不逮。
质疑和批评统计数据的大有人在，而且这种倾向已经不是针对此时此地的统计。世界银行有两位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这样的意思，即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太快了，以至于统计体系的改革不足以跟上其脚步（Ravallion & Chen，1999）。虽然也许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是，从本文讨论逻辑出发，我们可以从这个结论出发推论出一个“雷瓦里翁－陈悖论”：统计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因而无法准确地反映后者，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则无法得出经济改革领先于统计改革这个判断。难道我们可以相信，中国本土经济学家由于身在其中，以至对中国转轨期间的统计数字有深入的理解，甚至可以以感性经验和理性分析修正或重新阐释统计数字，从而不会被数字所迷惑而至不识庐山真面目？
解决这个所谓“悖论”的出路是用一致性进行检验。这里先要引进一个命题：经济事实是关于一致性的故事。在常规的情况下，这个命题有两个含义，第一，众所周知的现象并不一定是真实的，需要用一致性来检验；第二，描述一个经济事实，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一致性。那么，怎么理解这里所讲的“一致性”呢？简单地说，就是判断一个事实，并不是孤立地观察现象的表面，而是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以及它与相关事实的关系等等都弄清楚，看整个故事是否符合前后一贯的逻辑。抛弃这个“一致性”，故事就是不完整的，经济事实也许就不成立，甚至可能是误导。但是，关于“一致性”的更重要的含义，则是理解经济事实，需要从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社会生态出发，而不是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式出发。
经济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学科。这个抽象能力固然是经济学的优势所在，增强了它对于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但是，经济现象总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环境之下出现的。一致性表达的并不是理论模型的自圆其说，而更重要的是经济现象作为经济事实，所要求的因时因地的逻辑联系。许多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著名外国经济学家，都分别遭遇过因“经济改革快于统计改革”所造成的这种数字疑惑，这也恰恰表明，只有通过一致性的检验，并在此基础上破解统计数据的谜团，才可能使这些疑惑最终获得解答。下面，我们举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予以说明。
1.约翰逊疑惑。D.盖尔·约翰逊遇到过关于农业中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在逻辑和直观判断与统计数字之间的不相吻合。他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发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业就业人数（2.825亿），与他本人估计的数字（2.335亿），有高达4900万的差距（约翰逊，2004）。其实，约翰逊教授所遇到的农业就业人数的问题，是中国劳动统计中一个长期困惑人的问题。这里固然有定义的问题，如究竟是仅仅统计全职农业劳动者，还是把那些兼业农业劳动力也统计为农业劳动者，如果仅仅按照一定折算比例统计后者，这个折算系数应该怎么确定。但是，更重要的是依靠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逻辑来解读这些不具备一致性的就业统计数据。
这个问题一直留到了今天，引出了另一个疑惑。早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之初，广为流行的说法是农村有大约1／3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为1.5亿。到了90年代，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和绝对数得到一些推算的证实，并继续为人们广泛引证。近年来，人们仍然认为，农村存在着大约1／3甚至更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为1.5亿到2亿。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个数字的使用几乎与改革的时期同样长。而这个时期，农村已经废除了人民公社，土地的家庭承包制成为农村经济的基本经营制度；农业的生产率提高甚至比其他产业还要快；农村劳动力首先转移到乡镇企业，随后大规模向城市产业转移。这就引出了一个逻辑谜团：何以经过近30年成功的经济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高速经济增长，包括世人瞩目的劳动力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却没有减少？
根据各种调查来源（如李剑阁、韩俊，2007；孙政才，2008），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中有大约48％，即2.3亿已经实现了转移。根据农产品成本资料，我们计算出实际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为1.78亿人。在掌握了这些信息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对各种可能的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做出估计。按照农村劳动力总规模4.85亿估算，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为7466万，剩余比例为15.4％。这个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计，仍然是相当保守的。③
2.罗斯基疑惑。罗斯基困惑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数字，与就业增加水平之间的不一致，以至产生对前者的质疑（Rawski，2001）。他是讲究一致性的，所以不仅怀疑关于中国就业扩大的事实，即首先看到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没有就业的增长，或者简单说是“零就业增长”，而且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本身，甚至得出1998年中国GDP增长率不超过2％的结论。由于质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结论在经济学家中实在不具有代表性，我们回到就业问题来加以讨论，即看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罗斯基教授看不到中国就业的增长。
中国的就业统计目前有两个系统，分别是以住户为基础的抽样调查系统和以单位为基础的报表系统。根据住户调查得到的真实就业人数，与根据统计报表制度汇总的单位就业人数之间，形成了一个差额，我们称之为就业的余项。这部分就业者占全部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在1997年以前只有10％左右，此后大幅度增加，提高到2005年的36％，接近1亿人，随后虽然有一定的下降，但是仍然占显著的比重。20世纪90年代就业制度改革加快以来，城镇就业继续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来自于非传统渠道。一个渠道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外的非公有经济部门的就业扩大；另一个渠道是在统计体系之外的非正规就业的扩大。
有两个原因导致这些人没有在就业报表系统中得到反映。首先是部分单位的缺失。相当多的就业人员或者作为自我雇佣劳动者，或者在个体、私营企业就业，而这些自我雇佣和个体、私营企业没有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因此这些就业被报表制度的统计中遗失了。其次是部分劳动者的缺失，包括许多国有大企业在内的工作单位，不再把再就业人员以及一些新吸纳的就业人员统计为本企业职工，而是列入外包劳务项目，这也导致漏报和低估。这种没有纳入统计的工人占到全部就业者的一个很大比例。如果把在统计中遗漏的城镇就业包括在内的话，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果仍然是显著的。反过来说，不理解中国就业统计的这个特点，忽略了非正规就业，就无法正确地认识中国就业问题的本质。④
3.斯彭斯疑惑。斯彭斯注意到，在1995～2005年期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高达20％，与此同时，中国却仍然实现了就业的净增加。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通常意味着排斥就业，因此，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扩大同时发生，产生了一个经济学逻辑上的疑惑。当然，他没有引出任何否定性的结论，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只有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才有能力解除诸如此类的疑惑（斯彭斯，2008）。
一般来说，解释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扩大同时发生并不难。毕竟中国处在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从农业这个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进行的劳动力转移，本身就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扩大同时发生的过程。至于说到制造业这个部门内部，除了也因劳动力转移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外，也与就业统计中的“中国特色”相关。即由于在城镇的就业中，有大约1／3的人数没有纳入正式的统计，成为所谓非正规就业，因此，假设制造业的增加值得到比较充分的统计，而非正规就业呈现增长的趋势的情况下，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分母则变小，高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蔡昉，2004）。
通过把非正规就业纳入视野而观察到的城市就业的增长，必然导致对以下传统观念的质疑乃至颠覆：（1）中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按照国际标准来看非常低，并且继续呈现下降的趋势；（2）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并导致整体基尼系数不断提高，成为全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3）农村劳动力仍然大量剩余，以至中国仍然保持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不变（参见蔡昉，2008）。
我做出这些与流行观点相左的判断，在许多经济学家那里常常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我猜想有三个原因，导致人们不喜欢这样的结论。第一，正如加尔布雷思（2006，第17页）所指出：“思想观念最终是围绕整个社会或特定受众觉得可接受的事物来形成的。”用非常规的方式得出非传统的结论，有违人们的习惯认识，特别是颠覆人们由此习惯认识出发得出的对问题的系列认识，会让他们无所适从。第二，正如有人指出的：千万别低估了用事实去纠正错误观念的难度。人们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过于持久，过于根深蒂固，以至在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对这些观念的质疑和颠覆。第三，正如一位经济学家（Kaushik Basu）针对我颠覆上述观点的做法所客气地批评道：“我非常喜欢那些对政策进行抱怨的人，因为在这些抱怨当中，就会产生一些改变、一些改善”（青木昌彦、吴敬琏编，2008，第218页）。⑤ 现在，该是我陷入疑惑了。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我的那些基本怀疑，尽管从此形成的观点距离充分得到论证仍然遥远。
首先，因为我坚信那些根据一致性推导出来的结论，很可能比现在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更加接近经济事实，而追求真相是对于研究者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当然，我底气很足是因为有大量的调查研究在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支撑我的判断。
其次，从功利的角度讲，追求经济事实的一致性，更加有助于把我们引向正确的决策，而不是像巴苏教授所说的那样恰恰相反。在持批评态度的情形下，我们固然把问题强调得足够严重。但是，如果那不是事实，或者不充分反映事物的真相，则我们无法获得关于解决问题的有效信息。譬如，我们可以把就业压力和收入差距说得很大，结果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下列逻辑链：劳动力市场发育推动就业的扩大，而就业面的扩大特别是在惠及农村劳动者的情况下，必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根据对于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城乡差距的缩小必然降低整体收入差距。如果我们更加追求一致性，找到上述因果关系，一个符合规律的解决问题思路就跃然而出。相反的话，我们能做的只剩下抱怨和催促政府，但是却不能告诉政府究竟怎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收入差距如何才能被缩小。
注释：
① “中国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他们的生产率比城镇部门劳动力的生产率要低得多”（约翰逊，2004，第65页）。
② 林毅夫（2007）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投资中特有的“潮涌现象”，也看到了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时，需要重建宏观经济理论。
③ 在其他的假设下，我们还估计了另两种可能的情形，即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分别为6279万和2481万，分别为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2.9％和5.1％。
④ 早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Psacharopoulos（1991）就严肃地建议放弃以公共部门和有组织的部门为基础的就业调查，转而进行以住户为基础的抽样调查，以避免遗漏掉在发展中国家占主要地位的非正规就业。
⑤ 第三个原因是我在与国外经济学家的直接交往中，以及拜读他们的大作和匿名评阅书得到的非正规结论，没有严格的检验，故将其写在脚注里。一些经济学家下意识地不把“现实是怎样的”看作判断事实的依据，而是把“理论预测应该怎样”作为前提假设，直到用无论怎样的数据和方法得到回归结果为止。
【参考文献】
[1]D.盖尔·约翰逊，2004：《中国能否通过在农村创造非农工作职位来转移大部分农业劳动力》，载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商务印书馆。
[2]李剑阁、韩俊，2007：《新农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比较》第31期，中信出版社。
[3]林毅夫，2007：《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经济研究》第1期。
[4]迈克尔·斯彭斯，2008：《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新挑战》，《比较》第38辑，中信出版社。
[5]青木昌彦、吴敬琏编，2008：《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
[6]斯蒂格利茨，2005：《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姚洋，2008：《重工业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再考察》，《经济研究》第4期。
[8]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2006：《加尔布雷思文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9]Bhagwati, J. N. (1996),“The miracle that did happen: Understanding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Keynote Speech, Conference 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Relevance of the Taiwanese Performance to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olicy” in honor of Professors Liu and Tsiang,
[10]Carter, C. , Zhong Funing & Cai Fang(1996),
[11]Felipe, J. (1997),“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urvey”, EDRC Report Series, No. 6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12]Krugman, P. (1994),“The myth of
[13]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14]Menger, C. (2004),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electronic online edition, http://www. mises. org/etexts/menger/Mengerprinciples. pdf.
[15]Psacharopoulos, G. (1991),“From manpower planning to labour marke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0(4) :459-474.
[16]Ranis, G. (2004),“Arthur Lewi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olicy”,Yale Un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 891.
[17]Sachs, J. (2003),“Lessons for
[18]Williamson, J. (1997),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6244.^
【原文出处】《经济学动态》(京)2010年2期第33～41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就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