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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词：技术模仿 人力资本 经济赶超
作者简介：邹薇，女，1969年生，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武汉430072）。代谦，1977年生，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2）。
一、引言
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一直是经济学领域常青的问题。以索罗(R.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增长的源泉归结为技术进步，但是他们模型中的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先天具备的和无法预知的，因此这一理论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它）解释了一切，却独独不能解释长期增长”（注：R.Barro & X.Sala-I-Martin,Economic Growth.Mc Graw-Hill,Inc.,1995,p.11.）。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仍然认为技术进步是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是与新古典增长理论迥然不同的是，技术进步被内生化到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中。大量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经济体系中知识外溢、收益递增、R&D投资、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加深等作用的结果（注：参见R.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Jul.1988,pp.3-42;P.Romer,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Oct.1986,pp.1002-1037;P.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Oct.1990,pp.71-102。）。至此，围绕经济增长源泉的探讨翻开了新的一页。
既然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和创新，那么从理论上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水平的差距就可以归结为它们之间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地，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新增长理论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政策结论：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就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然而现实经济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和它们之间技术水平的差异并不成比例。现实经济中有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技术（如军事、航天技术）上能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与此不相称的是它们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远远低于其技术能力所能容许的经济增长水平。到底是什么因素制约发展中国家形成技术能力，并推动其长期经济增长呢？对此，新增长理论语焉不详。其二，经济增长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距仍在拉大而不是在缩小，新增长理论所预见的经济增长中的“蛙跳”(leapfrogging)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考虑到国际贸易、技术扩散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国际间增长的收敛或趋同(convergence)应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迄今仅有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得到了经验支持（注：参见R.Barro & X.Sala-I-Martin,Converge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Apr.1992,pp.223-251;P.Romer,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5,1994,pp.3-22。），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并没有能够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异（注：对于经济收敛的问题，卢卡斯(R.Lucas)认为如果我们从100年、200年或者说是更长的历史时间来看，世界各国的经济实际上是收敛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工业革命向世界各国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增长俱乐部。增长俱乐部内部的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彼此是收敛的，增长俱乐部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却不断拉大。）。
如何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如此悬殊的经济增长水平差异？新增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线索。但是既有的文献大多注重于探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不论是罗默(P.Romer)的中间产品模型、阿格雍和赫维特(P.Aghion & P.Howitt)的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模型还是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G.Grossman & E.Helpman)的产品质量阶梯模型，都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对技术创新行为本身的激励上，而不能说明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却不能缩小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差距。
如果技术进步仍然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如果新增长理论的基本结论仍然正确，那么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上。对于模仿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巴罗和萨拉－伊－马丁引入了模仿成本的概念。他们认为：技术模仿比技术创新便宜，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模仿需要花费相应的成本，并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可以模仿的技术越来越少，模仿的难度越来越大，模仿成本越来越高，毕竟发达国家一些尖端核心技术的模仿难度是相当大的（注：R.Barro & X.Sala-I-Martin,Technological Diffusion,Convergence,and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no.5151,Jun.1995.）。模仿成本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条件收敛现象，但是这个范畴本身的界定并不清晰。
在标准的新增长模型中，技术创新是以中间产品种类的扩大（水平创新，horizontal innovation）或中间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垂直创新，vertical innovation）为表现形式的。新增长理论中通常把技术创新等同于中间产品的生产，换句话说，实验室所开发的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是无条件的，实验室能够开发出什么样的技术，企业就能够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据此，经济增长仅仅取决于技术创新的水平和能力，至于企业能否生产出蕴涵新技术的中间产品，则不被列入考虑范围。我们认为，围绕“中间产品的生产”的讨论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模仿过程中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
中间产品的生产在发达国家或许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发达国家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发达国家的企业以及各类研究机构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总是会考虑发达国家种种经济现实，总是尽量利用发达国家经济中业已存在的种种优势而避开其劣势。换句话说，发达国家总是会开发适合本国资源禀赋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新技术，不适合本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技术不可能被开发出来。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所开发的新技术可能对于发展中国家并不适合，因为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像发达国家那样应用技术所必须的组织、技术或制度条件。所以在国际技术扩散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发展中国家用这样的先进技术却往往生产不出相应的产品；即使能够勉强生产，不是实际生产的产品离设计要求相去甚远，就是企业生产从技术、设备、原材料包括技术工人都完全依赖于国外，成为发达经济的一个装配厂，与本国经济联系甚少。脱离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技术即使再先进，也难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因此，问题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在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时候，一方面要注意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使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得以吸收利用的条件。对于技术的适宜性，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A.B.Atkinson & J.E.Stiglitz)提出了“局部性的边干边学”(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他们认为对于企业（或经济）所使用的一个特定的资本和劳动的组合，企业需要时间来提高这一特定要素组合的生产率。迪万和罗德里克(I.Diwan & D.Rodrik)则利用技术的适宜性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问题。巴速和维尔(S.Basu & D.Weil)明确提出了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概念，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是和发达国家本身较高的资本存量相匹配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提高自己的储蓄率从而提高自己的资本存量，就可以充分地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有可能经历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但是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那样，巴速和维尔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非洲和“四小龙”以外的多数亚洲国家政府提高储蓄率的努力没有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阿瑟莫格鲁和茨里伯提(D.Acemoglu & F.Zilibotti)则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引进技术的不匹配问题。发达国家开发的技术适合于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使用，而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的是非熟练劳动力。劳动力技能水平和引进技术之间的不匹配(mismatch)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的差异。但是，这些模型的假定过于严格，例如假定发展中国家总是引进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的技术，而不是技术前沿以内的技术。
发达国家的研发机构在开发新技术的时候不可能为发展中国家量身订做，因而发达国家的技术一般来说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致使发展中国家技术选择的余地很小。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创造引进和吸收先进技术的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其人力资本水平与引进的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相匹配。发展中国家资本和技术的缺乏都可以通过引进的办法来解决，但是发展中国家却不可能通过引进大批技术工人来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本文认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实际上由各国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共同决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拥有技术而不拥有增长，关键的原因在于其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力资本的差异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技术模仿的失败可能是一条比较合理的思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只是表现在人均资本存量差异上，更表现在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上。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第二部分建立基本模型，刻画发展中国家生产和消费的特征；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给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均衡增长率；第四部分是对发展中国家经验数据的分析；第五部分是简短的结论和本文的政策含义。
二、模型的基本结构
（一）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
本文沿袭斯本塞(M.Spence)、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A.Dixit & J.E.Stiglitz)、艾塞尔(W.J.Ethier)和罗默等人构造的中间产品模型，假定经济中的总量生产函数采取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其中Y是最终产品数量；X(i)为经济中第i种中间产品数量；
为投入到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的人力资本；A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种类数目。在这里，我们采用水平技术创新框架，技术创新以中间产品种类不断扩大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我们考虑的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所以作出如下假定：(1)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落后，并且都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发展中国家本身不从事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所能生产的中间产品数量要远远小于发达国家所能生产的中间产品数量，即
的扩大依赖于发达国家不断的创新，发展中国家能够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潜在数量由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外生给定；但是A的扩大则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技术的引进吸收能力。(2)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表现在人力资本水平总量上，而是表现在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上。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吸收能力以及A的大小都由发展中国家人均人力资本水平h决定。发展中国家初始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所能生产的中间产品数量A非常少，因而人均收入也比较低。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将生产函数写成集约形式（以后我们的讨论将都是基于对人均水平的讨论）：
（二）中间产品部门的生产：
很明显，中间产品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同的中间产品企业垄断了不同中间产品的生产，由此获得垄断利润。实际上，中间产品生产的垄断利润成为发达国家企业不断创新的一个微观激励。
中间产品的生产需要利用物质资本和相应的人力资本，其生产函数采取如下形式：
由于这是一个对称模型，所以我们利用罗默模型的假设作相应的简化（注：在巴罗和萨拉－伊－马丁所介绍的模型中，中间产品的设计发明始终保持一个恒定的成本η，一单位中间产品的生产正好耗费一单位的原材料投入；而在罗默的模型中，中间产品的设计发明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投入，中间产品的生产则需要资本投入，而资本又是由中间产品来衡量的。因此在罗默模型中，中间产品本身对于该中间产品的生产有着直接的贡献。我们的模型采用了罗默的这一假定。）：
这实际上是拉姆塞 (F.Ramsey)模型中的标准结果。.jpg}
三、人力资本积累与均衡的经济增长
（一）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联性：
在本模式中，创新表现为中间产品种类不断扩大、新产品不断被发明，因此技术进步以中间产品种类A的不断扩大来表示。然而，发展中国家本身并不从事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都是从发达国家引进和加以模仿的。在均衡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所能引进的专利技术的价格应该等于引进专利技术企业通过在国内垄断相应中间产品的生产而获得的垄断利润的现值，即：
然而，技术的引进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引进购买的方式掌握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如果缺乏相应素质的劳动力将先进的技术用于生产，那么所引进的先进技术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任何影响。投入到生产中的工人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使用者，在这里，引进的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水平）有一个匹配的关系。只有具备了相应素质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才能真正地吸收和掌握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引进的技术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假定：发展中国家所能生产的中间产品的种类数量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发展中国家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则发展中国家所能生产的中间产品种类数越多，即发展中国家的模仿能力越强。进一步地，我们假定发展中国家所能生产的中间产品数量满足A=A(h)，其中
。不失一般性，可以假定发展中国家的中间产品数量由以下线性方程决定： A=λh，λ＞0 (18) |
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由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决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消费者在获得每期的收入后，一方面将收入用于个人消费，一方面做出各种投资决策：一是物质资本投资，二是各种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我们有方程：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关键的假设，即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中间产品种类数量不断扩大，固定的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效率是递减的。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劳动分工不断细化，技术创新不断加深，中间产品种类也不断扩大，同时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也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要使得人均人力资本每提高一个层次，经济不得不消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家庭需要在两种投资之间做出选择：物质资本投资如个人购买各种股票、证券等等，个人获得市场利率的回报；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个人获得的是市场均衡的工资率。当两种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相等时，有代表性消费者才达到了收益最大化，整个经济在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上才处于均衡水平上。投资于物质资本所获得的报酬为
在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实际上具有双重效应：首先，它在中间产品部门使得物质资本的生产率提高，在最终产品部门使得中间投入品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技术扩张的效应，它使得发展中国家所能模仿生产的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种类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不断增长。人力资本的积累抵消了单纯的物质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增长收敛的趋势，由此蕴涵了由收益递增带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二）均衡的经济增长：
上面的模式可以得到一个均衡的增长路径。在这个均衡增长路径上，技术进步率
与人均人力资本增长率
相等。同时由于中间产品的生产由方程(6)决定，利用罗默模型的假设，我们还能得到按中间产品部门平均的人均物质资本的增长率
也和人均人力资本增长率
相等。由于人均最终产出由方程(2)决定，很明显人均最终产出增长率
。在均衡增长路径上，人均消费的增长率和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也应该保持一致，因此
。利用消费动态方程(14)，我们可以得到经济处于均衡增长路径上时的均衡利率为：
由此，我们得到本文的主要命题：引进模仿发达国家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储蓄率与物质资本储蓄率的比例ψ；ψ越高，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就越快，发展中国家经济就越有可能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
从经济增长率的表达式来看：如果物质资本的储蓄率
趋近于零，ψ也会趋于无穷大，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无穷大。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在每期都会发生折旧，在均衡增长路径上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储蓄必须要弥补这些折旧。所以，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储蓄率不可能为零。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不会出现超常规的无穷大的情况。此外，当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和模仿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之后，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投入一部分人力资本进行技术创新。这个时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满足方程(26)。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进入了一个相互创新相互模仿的阶段。
（三）政府政策：
上述命题的政策意义实际上非常明显。在整个经济用于资本积累的资本量给定的条件下，单纯增加物质资本的积累并不会带来经济普遍的长期的增长。极端的情况是经济中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资本量为零，全部的积累都用于物质资本的积累（ψ为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负的增长率。单纯的物质资本积累之所以不会带来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是因为这种物质资本积累会带来经济中投资的收益递减，因而物质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减最后会使得经济增长趋于收敛。物质资本积累收益递减的趋势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低下、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经济时，经济就出现停滞不前，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处在一种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之中，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提高自己经济的储蓄率，无论如何从发达国家引进物质资本、引进先进的技术，都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积累物质资本的同时，注重提高人均人力资本水平，逐步提高本国人力资本储蓄率，则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像二战后的日本和上个世纪60-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那样，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在经济上追赶甚至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的边际报酬，另一方面它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地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以内生技术进步作为推动的经济增长。
具体地，我们考虑在
时刻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补贴，补贴的比例为τ。政府补贴使得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上升为
；而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仍然是
。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所以有代表性家庭会提高人力资本储蓄率
，相应降低物质资本储蓄率
。而家庭对两种投资率的调整一方面使得工资率w降低，另一方面也会使资本的边际产出提高，从而抬高利率r。这种调整一直持续到两种投资回报相等为止。显然在新的均衡条件下，人力资本储蓄率与物质资本储蓄率的比例
要大于补贴前的ψ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会由于ψ值的提高而上升。图1中刻画了当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补贴时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在(a)中可见，随着补贴政策的实施，人力资本积累率、技术进步率均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在(b)中可见，随着政府此项政策的引入，在一个时段中，工资率出现下降，而利率上升，随后二者均恢复到各自新的均衡水平。
图1人力资本投资的补贴对经济的影响
四、经验分析
我们收集了1970-1999年30年间有代表性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希望能够证实本文命题所揭示的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储蓄率与物质资本储蓄率之比ψ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获取大样本跨国别的经验数据是非常困难的，许多数据还存在口径不一、残缺不齐等问题。关于本文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在现今我们能够获得的各种跨国统计中，并没有人力资本储蓄率（或人力资本投资率）这项指标；所以我们想利用各国各个教育层次的入学率作为近似的替代指标。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入学率与该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存在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入学率越高，则反映该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也就越高。但是这种近似是不精确的，因为一国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并不仅仅局限于正规的学校教育，各种各样的非学校教育，如各类职业技术培训、家庭中的教育等也应该视作人力资本投资。显然入学率指标无法反映经济在各种非学校教育上的投资，而非学校教育实际上是人力资本投资中举足轻重的一个部分，对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相当重要，并且非学校教育中的操作技能培训可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直接。其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也是长期和潜移默化的。当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可能对当年的经济增长毫无影响，其作用可能在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这种滞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非常明显，但是具体的时滞变量却因时因地而异，很难为各国找到一个共同的时滞变量。此外，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的作用是长期而间接的，它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可能与经济中面对的各种其他外在冲击的影响相比显得微乎其微，在计量模型中的显著性并不强。所以想要直接利用计量模型来测度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回避了直接的计量检验。尽管如此，我们所收集的数据仍然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人力资本投资率对物质资本投资率的比例明显正相关，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在亚洲国家表现得特别明显。具体结果请参见表1。
表1代表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投资率与各教育层次的入学率
数据来源：1.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和投资率指标取自The Penn World Table(PWT)6.1:Alan Heston,Robert Summers and Bettina Aten,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1,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ICUP),October 2002。
2.入学率的各项指标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World Education Indicator。
对于我们所选取的几个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国、韩国、泰国、印尼和印度）来说，它们各自的人均GDP增长率与本国入学率和投资率的比例显示出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对于拉丁美洲国家以及非洲国家来说，这种关系却比较模糊。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非洲国家长期战乱，而拉丁美洲国家则深陷于外债危机而不能自拔，这些外在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反观亚洲国家，最近30年来政局总体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战乱，也没有像拉美国家那样长期为债务所困扰的问题，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在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表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能通过提高物质资本的积累而获得普遍和长期的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提高物质资本存量的同时，没有注重提高其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而东亚经济之所以创造了“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在提高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非常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相继崛起，实际上归功于这些经济体对于教育、对于劳动力技能培训的一贯重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使得经济中既有的资本存量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些经济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模仿能力和吸收能力大大增强。所谓“适宜技术”，实际上因国而异，同样一项技术，对于人力资本水平低的非洲国家来说可能是不适宜的；而对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东亚国家来说，该技术就可能是适宜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经济对于技术的模仿能力和吸收能力越强，选择适宜技术的空间也越大。
本文的模型也部分地解释了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条件收敛”现象。作为一个群体，发达国家内部之所以出现经济增长的收敛，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彼此之间人力资本水平差异比较小，发达国家彼此可以通过互相创新、互相模仿的方式掌握和吸收最前沿的技术，致使发达国家彼此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趋于缩小。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它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模仿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因而其人均收入无法向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收敛。结果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彼此收敛在一起，而发展中国家整体和发达国家整体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却不断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水平指的是经济中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它衡量的是经济中总体的、一般的人力资本水平，或者说它衡量的是经济中体现在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实际投入到生产过程之中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拥有一小批世界一流的研究人员，有能力开发出世界尖端的技术；但是这并不代表发展中国家整体上人力资本水平就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落后总是伴随着一种奇怪的现象：一小批出类拔萃的科研人员和占人口相当比例的文盲、半文盲并存；少数高技术人员与大量非熟练工人并存。很多发展中国家自己有能力开发出很多先进的技术，也能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但是它们实际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却没有能力应用这些技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精英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更依赖于普通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普遍提高。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许多的工作可以做。
由于在本文的模型中，ψ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影响的变量，所以发展中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有更多的用武之地。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注重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一方面要增加教育投资，另一方面在教育投资扩张的同时应该适当调整教育发展战略，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倾斜，改变高等教育盲目扩张的趋向；鼓励劳动力由于技能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工资差别等等。这些都可以改变家庭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提高人力资本储蓄率相对于物质资本储蓄率的比例，从而导向更快的长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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