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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近年来，欧洲经济社会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流派——述行学派。述行学派的形成始于Callon对经济学的述行性分析；后来，MacKenzie丰富了“述行”的概念，建立了述行学派的实证研究范式，Miller又把“经济学的述行性”拓展到了“科学的述行性”。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介绍了述行学派的起源、方法和研究领域，并对述行学派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简要展望。
关键词：述行学派 起源 分析方法 行动者—网络理论 研究领域 未来发展
作者简介：杨玲丽(1976-)，女，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上海201701
一、述行学派的起源
述行学派主要由一些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学者或者科学技术社会学家创建。STS学者关注人类社会中社会、技术和物质因素之间的联系或者组合，即所谓的社会技术组合，关注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1]由于STS学者关注社会技术系统和技术形成过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因此，Biggart和Lutzenhiser(2007)干脆把STS学者称为科学技术社会学家。
很多著名的科学技术社会学家对述行学派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们主要致力于研究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关注社会与技术所形成的复杂系统。Hughes(1983)通过研究美国电力供应系统的发展历史来说明技术结构的变化对人类及其社会的影响，如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作为一项新技术，使得社会、技术和物质因素交织在了一起，社会上也因此不仅出现了使用新材料生产电灯的工厂，而且还出现了发电厂等，科学家、技术人员、政府等都加入了电灯的生产过程。同时，爱迪生还成功地使得他的强大支持者们利用他的技术创新去推动美国能源部门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美国越来越完善的电力供应系统，最终改变了美国人用汽灯照明的生活习惯。[1]Bijker等(1987)考察了技术结构对社会的影响。他们所指的技术结构不仅包括组织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而采用的技术.，而且还包括相关的技术设备，反映了人类的主观创造性与物质技术的结合，因而是人类与技术工具相结合的产物。[1]Law(1992)把社会技术系统看作一种更加复杂的网络，这种网络不但包括社会网络、文化和制度，而且还包括原材料、技术等资源，从而使得更多的行为主体和作用因素卷入了这种复杂网络。[2]
概括而言，这些科学技术社会学家主要关注人类与科学技术所形成的复杂网络对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作用，从而促使经济社会学家改变以往只关注人的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的传统，开始了与外部的联系和对话，关注人之外的有形物质对经济的影响，为经济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最近10年，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社会学家开始涉足经济社会学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学家开始追随科学技术社会学家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并且逐渐形成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流派——述行学派。
二、述行学派方法和理论介绍
Callon最早转向经济社会学研究，他不仅沿袭科学技术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考察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影响，而且将“述行”(performation)概念引入经济社会学研究，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一般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新的分析方法——述行分析(performative analysis)。述行分析是一种可以与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分析、场域分析和制度分析等相提并论的方法。
1.经济学的述行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主流学者Granovetter(1985)认为，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因此要考虑社会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而Callon(1998)则认为，经济不是嵌入在社会中的，而是嵌入在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并不是描述现存的客观经济现象，而是让经济学假设变为现实——通过经济学所发明的经济工具或经济理论来创造一种现实的经济，改变现实世界，把现实世界改造成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状况，即所谓的“经济学述行经济”。[3]按照Callon(1998)的观点，新经济社会学家不应该总想补充或者完善经济学关于行为主体精于计算、自私自利的假设，而应该去理解行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学家所描绘的那些经济现象所引发的行为）是怎么产生的，关注经济学对经济所造成的后果，即关注经济学理论如何建构现实经济、如何改变现实社会等问题。[3]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经济学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关系去考虑经济学家的两种角色：一种是描述者(describer)的角色——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经济理论来源于对现实经济的描述；另一种是发明者(inventor)的角色——经济学家用自己所发明的经济理论或者经济工具来创造现实经济。要想辨别经济学家是不是发明者，就应该用述行而不是表述来衡量。表述只是描述经济现象，而述行则强调经济学对经济的建构。[3]因此，述行分析方法展示的不是“无用”的经济理论，而是建构经济世界的现实或实际效果，它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学分析方法。
2.述行学派的发展。继Callon之后，MacKenzie对述行分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Callon主要关注经济学对经济的述行过程，而MacKenzie等(2007)则更加关注经济学述行经济的实际效果，把述行分析视为一种更加注重实效的研究市场和经济行为的分析方法。[4]那么，MacKenzie是怎样关注述行的实际效果的呢？他首先丰富了Callon的述行概念，阐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述行”。第一种是奥斯汀述行，这种述行接近于哲学家奥斯汀提出的述行语言学的概念，旨在把所陈述的事情变为现实，如君主认为某事合法、权威机构宣布一对男女结为夫妻等(Austin, 1962)。述行的结果就是要使社会按照所陈述的方式运行，而且往往是正面的或者是社会认可的，如BSM期权定价理论(Black-Scholes-Merton option pricing theory)使金融市场按照Black和Scholes-Merton这两位经济学家所设想的方式运行。第二种是一般述行。从一般述行的意义上讲，各种社会生活不是孤立、自然或者是想当然的，而是人类、非人类实体和人造物共同、无休止述行的结果，这种述行的结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比如，经济学家提出的BSM期权定价理论最初使金融市场按照他们所提出的模式运行，但几年之后，其衍生品——投资组合保险却导致了1987年的股灾，即市场并没有按照他们提出的模式运行。经济学模型在产生正面效果的同时，也会产生负面效果，这就是一般述行。Callon更加关注经济学的奥斯汀述行作用。实际上，经济学的奥斯汀述行作用不应该被夸大，经济学对市场的影响是实际存在的，但也有其局限性，在产生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5]因此，经济学理论或经济学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述行效果可能有三种：(1)模型“逼真”现实，即经济学家构建经济学模型来改变经济现实，使现实变成模型所描述的状况，这就是奥斯汀述行。比如，Black和Scholes-Merton1973年构建的BSM期权定价模型成功地改变了股票市场运行条件和定价模式，进而成功地改变了全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运行模式。(2)模型对现实没有影响，经济学描述，即一种经济学模型的采用，对现实没有产生影响。(3)模型对现实产生破坏作用，即一种经济学模型的采用对现实具有破坏性。比如，投资组合保险市场的发展（应用BSM期权定价模型的结果）在改变全球金融市场运行模式的同时，也加快了1987年股灾的降临。[5]MacKenzie，并不关心产生第二种效果的述行，因为他认为这种述行对现实研究没有意义。他主要关注产生第一和第三种效果的述行。前者是正面述行，而后者则是反面述行。Callon在正面述行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而MacKenzie在关注正面述行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反面述行，并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导致美国1987年发生股灾的原因。[5]
继MacKenzie之后，有更多的学者开始讨论述行分析问题，支持或批评Callon提出的述行分析方法，并因此而发生了争论。Miller通过与Callon的对话推进了述行分析的发展。Miller(2002)首先按照Polanyi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和人类学传统批评Callon实际上承认了经济学家提出的简化和抽象的市场模型，并且认为按照这种市场模型提出的市场规则与现实不相吻合，即现实并不只是由经济学家述行的，而是在很多人类和非人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因此，在现实经济世界里找不到足够的能够检验Callon在1998年提出的经济学述行性假设的经验资料。由于Callon提出的述行分析方法主要被用于金融市场研究，因此，他的研究虽然精彩，但适用范围有限，不适合很多经济领域的研究。[6]Callon(2005)在回应Miller时基本上肯定了Miller(2002)的批评意见，他以作为集体计算装置(collective calculative devices)的市场为例，说明这些装置就像是霍布斯怪兽(Hobbes' leviathan)一样，不仅有人体，而且还有假肢、工具、装备、技术设备和数学算法等等。在这些装置当中，有经济学的贡献，也有其他社会科学的贡献，因此，并不是只有经济学具有述行性，其他社会科学也会对经济产生述行性。[7]Miller(2005)再次回应了Callon(2005)的观点，这次基本上与Callon达成了一致，认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可能具有述行性。因此，在Miller与Callon的对话中，述行学派已经从“经济学述行性”(Callon, 1998)拓展到了“科学述行性”(Callon, 2006b)。Callon(2006b)后来还专门针对“科学述行性”提出了“合作述行”的概念，并指出述行分析中的经济学不应该被理解为纯经济学，它实际上是工程学、生命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混合。[8]除了Miller之外，还有很多学者批评了Callon的述行分析观点，认为它没有考虑经济的物质和符号意义（如Mirowski和Nik-Khah, 2004）；如果把社会条件考虑进去，那么，述行分析观点的精彩就会大打折扣，因为社会学研究一直没有放弃述行的观点：行为主体总是在述行。针对不同的批评观点，Callon对自己提出的述行分析方法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他承认述行分析首先是一种社会—技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技术都在“述行”现实世界，并影响着经济的形成；同时，社会与技术的不断结合，使现存的社会技术网络的稳定性不断受到威胁，并处在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中。[8]Callon(2007)还提出了“述行斗争”(performation's struggles)的观点，即关于竞争和政治制度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的观点。总之，述行分析经过Callon和MacKenzie等学者的不断完善，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Callon最早提出的“经济学述行性”分析，还包括“其他科学理论的述行性”分析，研究范围也已经从金融领域扩大到了非金融领域，如零售市场、拍卖市场、信用评级市场等。
毫无疑问，述行学派对经济社会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学分析视角。目前，一方面，有学者仍在批评述行分析；另一方面，却不断有批评者加入研究述行学派的行列，并最终成为述行学派的一员，积极地拓展述行分析的应用领域和研究范畴。Fourcade和Healy(2007)高度赞扬了述行学派对社会科学的贡献，认为述行学派回应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的两种错误看法：一种认为社会科学是错误的，因此，人们对社会科学缺乏兴趣，也导致了社会科学发展缓慢；另一种是述行分析在方法上回应了科学研究——强调理论不仅包括行为主体的思想，而且还包括这一领域的“算法、程序、材料、设备”等各种各样的技术。[9]
3.对市场的独到分析。述行分析主要应用于经济社会学中的市场研究，为市场社会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传统的市场社会学研究主要回答市场如何由社会建构这样一个问题，网络分析、场域分析和制度分析等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虽然对市场社会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局限性。首先，这些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把市场看作是稳定的常规制度，只关心社会结构怎样建构市场，即强调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对市场行为的影响，而没有关注市场如何建构社会。其次，社会结构主义者都把社会空间看作是一元的：场域分析者把社会空间看作是反映社会位置一定空间的关系系统，网络分析者把社会空间看作是网络关系，而新制度主义者则把社会空间看作是非正式的规则和认同。Callon把这些理论称为前社会理论，述行学派不关心这些前社会理论，因为前社会理论只关注人类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述行学派关心的是在具体的市场活动中人类行为主体与其他行为主体（包括集体行为主体）的联系对市场的影响。[10]最后，市场社会学过去花费太多的精力去关注古典经济学有关市场的观点——市场是看不见的、由短期交易构成，而较少关注经济学家或者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创造的经济工具的作用，比如金融工具改变了市场的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述行学派认为，市场社会学研究者应该更多地关注市场怎样被技术创新和科学发现所建构。因此，述行学派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社会学分析视角，即市场怎样建构社会。他们关心市场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和怎样建构社会等问题。
首先，关于市场是什么的问题。Callon(1998)把市场看作是“社会技术市场装置”(socio-technical market devices)，这种市场装置通过联系或分离、卷入或离开来建构或述行市场，这些装置是混合的、多样的和不断变化的，具有混合的社会、技术和物质特性。[3]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行为主体天生就精于计算，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认为人类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做出选择。但是，Callon和Muniesa(2005)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能令人满意：前者与现实情况不符，后者否定了经济行为中的非人类作用因素。因此，他们后来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精于计算的集体装置”，包括精于计算的行为主体(calculative agents)、可计算的商品(calculable goods)和经过计算的交易(calculated exchanges)。首先，商品一定要具有可计算性(calculability)。从客观上讲，商品是不可分割的，是没有价值的，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使商品变得可计算，是购买者赋予它以价值，是市场交易使商品变得可计算，是市场上的所有行为主体和作用因素（后者如技术、设备等）使商品变得可计算。其次，市场上存在各种各样的精于计算的行为主体(calculating agents)，他们的计算能力与以下因素有关：(1)分布和装备(distribution and equipment)。行为主体的计算能力与他们的分布和拥有的技术和设备有很大的关系。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由于受知识、能力等的限制，人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是研究行为主体计算能力的基础理论，正是由于人只有有限的理性，所以才发明和创造各种各样的工具来为人类更好地计算商品服务。(2)不对称性。生产商拥有较强的计算能力，而消费者的计算能力相对较弱。(3)算法结构，计算机的发明使得人的计算能力迅速提高，从而使得电子商务和金融市场迅速发展。(4)市场规则和技术、设备把精于计算的行为主体与可计算的商品联系起来，从而导致了经过计算的交易的发生，进而使市场变成了“精于计算的集体装置”[11]。
其次，关于市场有什么作用和怎样建构社会的问题。市场通过经济学家来建构社会：经济学通过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或工具，深深地卷入了建构市场的过程，使市场按照经济学家们所描述的方式运行，并最终使人们也卷入其中，从而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建构了社会。述行学派也从行为主体与技术形成的强大的“行为主体—技术结构”(actors-technology configuration)，即“社会技术市场装置”、“精于计算的集体装置”中去寻找市场的功能。市场通过创造、动员和传播技术来使社会发生变化。当这些变化趋于稳定时，新的技术又会出现，市场又会发生变化，进而改变社会。因此，市场和社会总是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进化。[12]
4.行动者—网络理论。述行学派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Callon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把述行分析与网络分析结合起来，在进行网络分析时考虑技术的影响，并且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①（如Callon,1986、1990、1995和1998；Latour, 1992；Law和Hassard, 1998）。行动者—网络理论把人这样的行为主体和非人作用因素联系起来，这里的网络不是一种社交网络或人际关系网络，而是一个拓扑网络。[13]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actor”不仅指人这样的行为主体，还包括机器、动物、制度、金钱、建筑物等非人作用因素。因此，社会不是单纯由人组成的，而是在人与所有作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复杂网络。社会学家就是要描述这些不同种类的复杂网络，探讨它们如何共同发挥作用、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等问题。[2]但是，关于“actor”的定义，不同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Law(1992)把行动者—网络理论看作是一种关系导向或过程导向的社会学理论，认为这里的“actor”包括人、机器、观念和所有其他东西。[2]Callon定义的“actor”也不但包括人，而且还包括工具、技术装备、设备、运算法则等，[7]他认为“actor”应该包括观念、状态、装置和它们的世界，没有什么能够被排除在外。[8]这实际上犯了一种还原论的错误。MacKenzie等(2007)把“actor”定义为人这样的行为主体、物质、社会和技术的集合体，把“复杂的集体市场装置”也称为“actor”，认为“actor”是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不断进化的。[4]Fourcade(2007)把人、物、人造物、科学技术、观念等都看作是嵌入在网络中的行为主体和作用因素，关注人类与技术和非技术因素的联系，强调人类行为主体(human actor)与其他非人类集体行为主体(nonhuman and collective actor)之间的联系。[12]
尽管学者们对网络中的“actor”的定义仍然存在分歧，但他们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种既考虑人的因素又考虑非人因素的网络分析方法。传统的网络分析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只考虑网络中人的作用；二是只做静态分析，而不做动态分析，较少关心网络在时间上的变化。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动态网络分析理论，不仅考虑人和技术因素对网络的影响，而且还考虑网络本身随时间发生的变化。Beckert(2007)直接把网络分析分为三种：一是关注经济行为主体的社会嵌入分析；二是关注市场交易的制度和文化嵌入分析；三是述行学派的行动者—网络分析。[14]在Beckert的眼里，行动者—网络理论就是一种更复杂的新的网络分析理论，许多网络分析者实际上已经在做类似于行动者—网络分析的研究。例如，Granovetter和McGuire(1998)的一项研究把人类行为与技术结合起来，分析了爱迪生的发明创造或建构美国电力工业的过程，并分析了不同行为主体（个人、企业、电厂和政府等）如何互相作用，在美国电力工业的建构过程中形成复杂的网络并最终构建美国电力工业的问题。
三、述行学派的研究领域
述行学派把金融及衍生品市场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关注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模型）怎样建构金融市场，使金融市场按照他们所设想的方式运行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大多试图证明或评价Callon(1998)提出的“经济学述行性”问题（如Callon,1998; MacKenzie,2006; MacKenzie等，2007）。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述行分析表示出兴趣，述行学派的研究领域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已经扩展到拍卖市场（Guala, 2001; Mirowski和Nik-Khah,2004）、信用评级市场(Poon, 2007)和大型零售市场(Cochoy, 2007; Mcfall, 2009)等方面。
1.金融及衍生品市场研究。述行学派对金融及衍生品市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概括起来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研究以MacKenzie为代表，主要考察经济学工具或技术方法对金融及衍生品市场的正面和反面述行。MacKenzie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为研究对象，长期追踪分析了金融市场如何被经济学提出的金融工具或金融方法所改变的问题。CBOE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述行性案例，因为它首开运用1973年提出的BSM期权定价模型创造现代经济的先河，不仅改变了CBOE的运行模式，而且还影响了全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采用CBOE的运行程序、技术系统甚至文化，运用复杂、成熟的数学模型来计算风险并进行风险控制。BSM期权定价模型之所以取得了如此的成功，不是因为它发现了业已存在的价格机制，而是设计了一种新的定价模式，并将它应用于套利交易，使金融衍生品市场从此按照Black和Scholes-Merton两人设计的模式运行，并衍生出更多的金融工具或金融衍生品。这就是MacKenzie和Millo(2003)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的正面述行分析。MacKenzie(2004)的贡献还在于他的反面述行分析。具体而言，他分析了BSM期权定价模型对投资组合保险市场的影响——股票与期货市场联合套利机制最终导致了1987年的股灾。在这场灾难的形成过程中，制度和技术这两个作用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对经济学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怎样才能重新设计市场以避免未来股灾的再次发生。[5]其他学者，如Preda（2003和2004），研究了股票报价器的应用如何改变了股票市场的商业运行模式，并衍生出新的金融决策模式。
第二类研究是关注人与技术的结合对金融市场的影响。Beunza和Stark(2004)从人与技术工具间关系的视角考察了交易员在国际投资银行的交易室里怎样寻找商业机会的问题。[15]随着1971年纳斯达克(NASDAQ)的问世，金融市场比其他产业更早地使用了电子交易系统；随着1973年BSM期权定价模型的发明，交易员拥有了强大的数学工具；随着1980年的彭博数据终端(Bloomberg data terminals)的发明，投资银行的交易员开始通过计算机网络来构建彼此间的联系，这一切使得美国金融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金融业进入了数量金融(quantitative finance)时代。数量金融时代的到来、电子交易的兴起，改变了金融市场参与者与物理空间之间的关系，交易不再只局限于在本地寻找商机，电子交易市场构建了一个屏幕世界，把交易员从面对面的世界(face-to-face world)带入了面对屏幕的世界(face-to-screen world)。从此，交易员可以在屏幕上寻找商机，减少了物理空间对寻找商机的约束和影响。在这种面对屏幕的世界里，交易员利用现代化的数量金融工具，运用他们所掌握的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速度来寻找商业机会。[12]
第三类研究关注人们在技术改变市场的过程中彼此间展开的权力斗争，并且运用了博弈论的思想。Muniesa(2003)以巴黎股票交易所的自动化过程为例，运用博弈论的思想说明了隐藏在交易所选择报价算法和数据传输程序背后的效率与公平博弈过程；Muniesa(2005)还分析了法国股市官员与券商合作试图采用各种市场收盘技术来满足券商合法化市场运作需求的情况；而MacKenzie(2006)则从金融工具合法化的过程分析了交易商、政府等行为主体在金融市场形成过程中怎样通过权力斗争来构建复杂的网络，并使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合法化，从而改变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结构。[12]
2.其他领域的研究。述行学派在非金融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就是有关拍卖（如Guala, 2001; Mirowski和Nik-Khah,2004）和美国信用评级市场的研究（如Poon, 2007）。Guala(2001)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组织的频谱拍卖为案例，说明经济学家作为频谱拍卖顾问在与政府的博弈中是怎样运用理性选择理论设计、测试和完成了1994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组织的频谱拍卖的。[16]Poon(2007)分析了美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过程——FIC公司(Fair, Isaac and Company Incorporated)如何坚定不移地把新技术（数据综合应用经济产出模型）和新工具（统计方法）应用于该行业，并最终形成了该行业的信用评级标准和制度。[17]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非金融市场的述行研究，如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怎样改变了全球的市场结构(Mirowski, 2003)；在超市的发展过程中，消费者如何被商业客体、商业结构和商业工具塑造成了行为主体，他们的消费行为如何受信用卡等金融衍生产品的影响，商家们又是如何促进消费的(Cochoy, 2007)；生产、消费和文化怎样联系起来形成了现代消费品市场。[17]
四、述行学派的未来发展
述行学派对现代经济社会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首先，它是一种现代社会学理论，也是以现代社会中的市场为核心的社会学分析理论。其次，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述行分析，关注经济学人造物(economic artifacts)怎样与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怎样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又怎样被人们的社会关系所改变等问题。再者，述行分析是一种研究社会规则的现代分析方法，将人类因素和非人类物质因素联系起来分析经济和社会。很多学者认为，述行分析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学领域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之一；也有学者把述行学派称为“新新经济社会学”("new" new economic sociology)[17]。因此，述行学派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可以把它的发展方向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述行性。述行分析最早主要关注“经济学述行性”，即经济学对经济的述行效果。实际上，经济学在对现实社会的述行中并不具有垄断地位，述行学派的研究领域是开放的，所有科学都可能是述行的，所有科学的理论或模型都可能对现实产生述行性。[9]因此，述行分析被其追随者不断推向前进，已经不再只局限于研究经济学工具或者经济学理论对市场及社会的影响，而是更多地讨论各种不同的行为主体和作用因素对市场或社会的影响，如社会科学的述行性，会计学、市场营销、市场专业人士对市场的述行，文化对技术创新和市场的述行。述行学派还从政策、制度和经济学等对比的视角去讨论现代金融市场形成的问题。[18]
2.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最初，述行分析仅仅应用于金融及衍生品市场研究。实际上，经济学不仅对金融市场进行了述行，而且还对很多其他市场进行了述行，如消费品市场、零售市场、拍卖市场、信用评级市场等。述行学派也开始关注非市场研究对象，如关注经济学对社会和政治的述行影响，经济学对公共政策和私人决策的影响，传统的政治行为主体以及法律、规则、制度等如何参与经济学的述行过程，以及经济社会学在政治秩序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
3.对风险社会的研究。述行学派在金融领域的研究是精彩的，而且大多是进行正面的述行分析。但是，经济学家所创造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在成功地改变了世界资本市场运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次次全球性的灾难，如1987年的美国股灾、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等。这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题材——对风险社会进行述行研究，关注人类、技术、经济学模型、制度与系统风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Beck(1992)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现代金融市场的风险越来越隐蔽，确定、计算和“销售”风险已经成为现代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金融市场风险将为述行分析开辟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并使我们更加正确地理解市场——市场不可能自动产生，也不可能自动解决危机，经济学既要通过述行来建构市场，也必须通过述行来解决市场危机。述行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MacKenzie(2004)已经开始关注经济学对经济的破坏作用，即经济学对经济的反面述行。
4.与其他研究方法的结合。述行学派采用了一种不同于网络分析、新制度主义分析和场域分析的方法。其实，各种方法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未来的挑战就在于各种方法之间如何取长补短。述行学派已经把述行分析与网络分析结合起来，在进行网络分析时同时考虑人这样的行为主体和非人作用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述行分析还应该与新制度主义分析相结合，去关注市场上的产品怎么样被创造和销售、当地的市场文化怎样塑造新制度学派所宣称的市场合法性等问题。述行学派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述行分析与场域分析的结合。在进行述行分析的同时结合考虑场域问题，就可以更好地回答为什么金融市场的发展发生在美国芝加哥而不是法国巴黎这样的问题。其实，述行只是场域结构的一个片段。毫无疑问，行为主体总是在积极理解他们的世界，并积极地建构他们的世界，以使自己要创造的世界成为现实世界，这实际上就是在创造一种场域，场域之外的行为主体要想进入这个场域，就必须遵守这个场域的规则。[19]
注释：
①国内有学者，如吴莹、卢雨霞、陈家建和王一鸽在《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 02）一文中把“actor-network theory”译成“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本文中，“actor-network theory”仍译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但当“actor”指人及其组织机构时，我们把“actor”译为“行为主体”，而指物时译为“作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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