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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随着招工难、用工短缺问题的持续蔓延，从微观角度特别是家庭角度来剖析劳动供给行为的基本规律，显得愈发重要。本文从家庭劳动供给的决策模式、家庭特征变量与外部环境变量的影响、家庭成员间的交互影响、公共政策的作用等五个维度梳理了国外对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的最新研究成果，这对引导我国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缓解工业劳动力供求矛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劳动供给/家庭决策/影响因素/研究进展作者简介：丁守海，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蒋家亮，南京农业大学，南京210095；丁守海(1972—)，安徽全椒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蒋家亮(1983—)，安徽全椒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自2004年“民工荒”爆发以来，我国工业部门持续面临招工难、用工短缺的问题，劳动力供求矛盾不断扩大，以至于有学者宣称我国正在逼近刘易斯拐点区域。但另一方面，我国农业部门仍滞留着近3亿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似乎还远没有到枯竭的地步。为什么在劳动剩余格局尚未发生根本逆转的情况下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矛盾?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只有深入到微观层面(特别是家庭层面)来剖析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规律，才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为了对家庭劳动供给行为形成一个基本认识，本文将分如下五个部分对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
一、劳动供给的家庭决策模式
(一)劳动供给决策是基于个人理性还是家庭理性?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分析范式，任何的资源配置决策都是一种基于个人理性的行为，劳动供给决策也不例外。劳动供给决策取决于个人在闲暇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取舍，其原则就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教条成为人们推导劳动供给曲线的不二法则，以至于在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经典模型中，比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乔根森—迪克西特—扎仁布卡模型，以及托达罗模型中，都被毫无保留地沿袭下来。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一个人在家庭环境下劳动供给决策与他作为一个独立人时会有怎样的区别，而是天然地将二者画上等号。
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分析范式。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就提出了一个家庭农场模型，并指出，农户的资源配置决策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的，而不是基于个人理性。[1]若干年后，贝克尔(Becker)依据类似原理提出了一个影响力更大的家庭时间配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克服了恰亚诺夫模型的缺陷，引入了外部劳动力市场，将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劳动供给纳入到考察范畴。其核心在于，个体劳动供给行为并非取决于个体效用的最大化，而是取决于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家庭决策成为问题的核心。[2]这一范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也与现实更加逼近。
(二)家庭理性是基于单一决策模式还是集体决策模式?
如果承认家庭因素会对个体劳动供给决策产生影响，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家庭将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实现它的理性?这又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在早期的家庭决策模型中，人们将家庭视做一个黑箱，它有一个精于计算的“家长”，他代替所有成员作出最合理的决策，其他成员都必须服从，没有讨论的余地。这种决策模式是新古典理论的简单翻版，只不过把个人换成了家庭，由于将家庭视做一个同质化的决策单位，因此，它也被称为单一决策模式(unitary model)。以贝克尔模型[2]为代表的传统家庭经济学理论就是这一模式的典范。
但正如库里曼和卡普滕(Kooreman and Kapteyn)所指出的，单一决策模式有几个强假设条件：首先，所有家庭成员都必须是利他的；其次，所有家庭成员的偏好必须一致。[3]遗憾的是，诸多研究发现，这两个条件与现实有很大出入。比如，莫罗兹米(Morozumi)发现，家庭成员并不都是利他的，他们多少都有一些利己成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那些妻子主导家庭时间配置决策的家庭中，都倾向于让男性多工作一些时间，而女性自己少工作一些时间。[4]越来越多的类似的研究证明了单一决策模式的不适用性。恰波利(Chiappori)率先打破了这一分析范式，提出了集体决策模式(collective model)。它考虑到家庭成员的自利性及偏好的异质性可能。在这个模型里，家庭主要是通过谈判协商机制来配置资源，以使各成员获得尽量满意的结果，博弈结果取决于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5]该模型能更详尽地剖析家庭的内部决策机理，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响应，如今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分析模式。劳动经济学领域也曾诞生了一大批专事比较单一决策模式和集体决策模式优劣性的文献，结果基本是一边倒地支持后者。
一直以来，中国的家庭结构被认为是具有家长专制特征的，且更具有内团体的色彩，因此家庭决策模式似乎更接近于单一决策模式。但昌(Chau)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城市家庭中内部收入分配因子对个体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这说明人是有一定自利性的，家庭成员之间并非“不分你我”，因此，单一决策模式并不适用，它可能正在让位于基于分享制的集体决策模式。[6]
(三)对集体决策模型的进一步拓展
与新古典传统一样，恰波利模型[1]只考虑了时间在闲暇与雇佣劳动之间配置的可能性，而贝克尔提出的第三种可能性即家庭生产活动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2]艾普斯(Apps)弥补了这一缺陷，他在恰波利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家庭生产的影响，这使家庭决策的分析变得更加全面。[7]人们还从其他一些维度进行了拓展。卡瓦古奇(Kawaguchi)对此进行了概括，他发现当妻子只承担次要赚钱任务时，家庭劳动供给决策将出现与以往模型不同的特征；再比如，如果引入家庭内部贸易因素，劳动供给决策也会出现很大的变化。[8]当然，后一拓展模型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演绎，它更多地停留于思辨的层面，实践中运用的并不多。
二、家庭特征变量对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
(一)人口结构与生命周期
通常情况下，人口结构用负担系数来表示，它会对劳动供给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会导致更沉重的经济负担，并加剧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压力；但另一方面，随着需要赡养人口的增加，照顾老人、小孩等家庭生产活动的负担也加剧，这又会对市场劳动的供给形成掣肘。最终结果究竟如何，还要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对比。由于妇女在家庭分工中更倾向于承担家庭劳动而不是市场型劳动，人口负担系数对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应该更大。格鲁诺(Gronau)的研究证明了这一推断。[9]当然，妇女也可以通过雇人来分摊家务劳动，并将自己解放出来，但这又涉及成本问题。如果家政市场上雇工成本较高，那么通过雇人来转嫁家务劳动的动力就会更小，相应地，人口负担系数对妇女劳动供给的制约就难以缓冲掉。
家庭人口结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还会在其他一些方面表现出来，比如，科尔哈斯(Kohlhase)通过研究发现，随人口负担系数的增加，劳动供给的工资反应弹性会下降。这或许是源于第一种效应的作用，即当负担系数增加时，随家庭经济压力的增加，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压力增加，当工资变化时，其调整的余地并不大。[10]
随着时间推移，家庭人口结构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劳动供给决策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基米(Kimhi)以农村家庭为例发现，当孩子年幼时，源于家务劳动的制约，通常会减少非农劳动供给；但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家务劳动的负担减轻，父母提供非农劳动的可能性回升；当孩子成长为一个新的劳动力并获得收入时，鉴于家庭收入的增加以及预算约束的软化，父母非农劳动供给的可能性会再次回落。[11]
(二)是核心家庭还是扩展型家庭
一般认为，在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中，由于只由夫妻与孩子组成，照顾孩子的任务只能由夫妇二人承担，这样，势必会对其中一方甚至双方的劳动供给形成牵制。但在一个扩展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中，由于有更多的成员，照顾孩子的任务可以由亲友来承担。特别地，如果由像祖父母这样处于非劳动年龄的亲人来承担，那么，孩子对劳动供给的制约就会大大弱化。但后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在扩展家庭中也未必就能刺激劳动供给，因为有更多的赚钱者，这可能会缓解妇女的经济压力，并削弱其劳动供给的压力。基于这种抵消作用，与核心家庭相比，扩展家庭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可能并没有显著区别。[12]对这一现象的另一种解释是，虽然扩展家庭可以通过亲友来转移家务劳动，但核心家庭也可以雇人来照顾孩子，因此后者在家庭生产活动方面的负担未必就比前者重。[13]
(三)是本地家庭还是移民家庭
通常情况下，移民家庭面临的劳动供给压力更大，特别是对于那些新近移民的家庭来说，由于缺乏社会资本，往往难以获得信贷资源的支持，为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准，包括妻子在内的各家庭成员不得不更多地参与到市场型劳动中。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于本地家庭，移民家庭在劳动分工方面通常会更少地受制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点的制约，妇女作为全职母亲的角色约束要更淡一些。当然，随着时间推移，移民家庭会逐步融入到东道国的社区环境，文化认同与社会资本的积累会促使其劳动供给行为发生变化，并与东道国的模式越来越接近，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在此之前，母国的一些经济文化因素特别是社会对妇女是否参与劳动的期望仍会产生重要作用。[14]从这个角度讲，处于过渡期的移民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具有更复杂的复合特征。
(四)财富基础
一般情况下，当家庭财富基础(或非工资型收入)较高时，家庭成员面临的预算约束条件就比较宽松，劳动供给的压力相对较小，因此会诱使他们更多地享受闲暇，减少劳动供给。另一些研究发现，当家庭经济基础不同时，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也会有所区别，比如，对贫困家庭的妇女来说，由于经济压力大，其劳动供给曲线通常更缺乏弹性。基于此，罗格(Roger)指出，要讨论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就必须区分家庭的经济状况，而这恰是贝克尔理论[2]的一个重大缺陷。[15]举例来说，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只简单地考虑一个家庭在市场型劳动、家庭生产活动以及闲暇之间的取舍，而这完全取决于工资、家庭生产的边际产出以及闲暇的边际效用的比较，但忽略了家庭的选择能力问题。特别地，对于经济基础差的家庭来说，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便家庭生产或闲暇的边际效用大于工资，但迫于无奈，也不能放弃雇用型劳动的机会。
尽管多数研究发现家庭财富基础与市场型劳动供给之间呈反向变动的关系，但也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巴赫加(Bhargava)以卢旺达家庭为例发现，当非工资型收入减少时，男性劳动力为了节约能量、减少食物消耗，会更多地睡觉而不是劳动，因此劳动供给会下降。[16]这可以视做过度贫穷所造成的一个特例。
(五)偏好
偏好是影响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诸多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家庭之间之所以会出现时间配置决策的差异，就是由于文化传统、习俗以及偏好的差异所造成的。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伯格(Berg)对早期非洲的描述，在那里，人们似乎对闲暇赋予了更高的边际效用：“越是落后的农村，对闲暇的偏好越大……如果四天赚的钱够七天用，那么剩下三天一定会休息。”这造成了一种特殊地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形状。[17]除了闲暇—收入的偏好外，其他一些偏好也可能会对家庭劳动供给决策产生影响，比如，对商品的特殊偏好就会产生某种干扰作用。[18以上考虑的是家庭具有一致偏好的情形，当家庭不同成员之间存在偏好差异时，劳动供给决策会更复杂，对此，穆拉特(Murat)进行了相应的研究。[19]
三、外部变量对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
(一)工资
劳动力市场中对劳动供给决策影响最大的变量就是工资，按新古典理论的分析逻辑，工资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替代效应；二是收入效应。如果前者超过后者，劳动供给将随工资而增加。现实中人们也发现，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供给会对工资作出正向反应，问题在于反应的程度。布劳与卡恩(Blau and Kahn)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弹性已大幅下降，这可能源于家庭财富基础的改善。[20]
实际上，工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往往还牵涉到其他领域的时间配置问题。在较早的一篇经典文献中，埃伦伯格(Ehrenberg)就讨论了随工资变化家庭在劳动供给与宗教活动之间的选择调整。他发现，随着工资的上涨，参加宗教活动的机会成本就会增加，为腾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人们会从那些时间密集型的宗教活动转向时间消耗较少的宗教活动。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有相当比例的公民调整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信教活动。埃伦伯格认为，这与工资的长期上涨趋势有很大的关系。与此类似，工资也会对人们配置于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产生影响。[21]
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工资并不是可见的。比如，对那些尚未参加工作的人来说，只有影子工资而无真实的工资。按新古典理论的传统，一个人的影子工资应该等于其边际生产力，它代表了个人在市场劳动方面的相对优势，家庭会按各成员影子工资的大小来分派任务。显然，对那些影子工资高的成员会将更多的市场劳动机会配置给他们，而对影子工资较低的成员则会安排得少一些，这是家庭理性的典型表现。[22]但巴内特等人(Barrett et al.)指出，在更多情形下，家庭根本无法准确地估算各成员的影子工资，又何谈按影子工资来分派任务呢?他以科特迪瓦水稻种植农户为例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很多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与其在工业部门的影子工资存在明显背离，这说明影子工资在农户时间配置中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否则，对一个理性农户来说，在边际原则的支配下，各成员在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应该与其在工业部门的影子工资相等。[23]
(二)婚配市场状况
在贝克尔家庭经济学模型[2]中，婚配市场状况(state of the marriage market)是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它会对家庭内部夫妻双方的谈判地位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家庭生产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人们通常用两个变量来测度婚配市场中男女力量的对比，即性别比和婚姻法规。就前者而言，如果男女性别比高，那么，这无疑是有利于增强女性在婚配市场中讨价还价的能力。类似地，如果相关的婚姻法规更偏袒女性，比如，在离婚法案中倾向于支付女性更大的财产分割比例，这也有利于提高妇女的讨价还价能力。在这两种情况下，随着妻子谈判地位以及非工资型收入分割比例的提高，预算约束将变得更为宽松，劳动供给压力减少；丈夫则相反，随着非工资型收入分割比例的降低，预算约束更紧，劳动供给压力会增加。[5]
最近，尼格鲁斯(Negrusa)利用美国人口调查数据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他还发现，婚配市场的上述影响还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强化。[24]
(三)技术革新
贝克尔家庭经济学模型[2]指出，家务劳动是抵消市场型劳动供给的重要因素，而家务劳动属于家庭生产活动，与工业生产一样，也需要若干要素的投入组合。[5]布雷恩斯和杨(Bren
i and Young)指出，在当今社会影响家庭生产活动的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时间和能源，家庭既可以通过多投入时间、少投入能源来完成既定的家务劳动，也可以反过来，多投入能源、少投入时间。在等产量曲线上，能源对时间构成了替代效应，因此，当家用器具出现技术革新时，就可能会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增加市场型劳动供给。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洗衣机的发明，它属于电能密集型、时间节约型器具，它使很多家庭主妇从繁重的洗衣劳动中解放出来。[25]另一类技术与年轻女性的劳动供给有关，那就是节育技术的应用。既然家庭人口结构特别是需抚育的孩子数量会对母亲的市场型劳动供给产生影响，那么，一项新的节育技术的发明就可以通过控制孩子的数量而影响劳动供给决策。20世纪60年代随着避孕药的普及，很多年轻女性的生育计划都推迟了，劳动参与率大大提高。[26]
(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
对一个家庭来说，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对就业机会的可得性产生影响，比如，在一个发育完善的市场中，不仅就业机会多、信息更顺畅，而且会有更多的中介服务结构来撮合职业搜寻—匹配过程。可以证明，职业搜寻结果会对最初的职业搜寻动力产生正反馈作用。索尼亚(Sonia)以秘鲁农户为例证明了这一点。他发现，教育能明显增加工业部门的工资收益，因此，也会激发农户提供市场型劳动的积极性。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以保证足够的就业机会，否则，家庭会减少教育投入，劳动供给的积极性也会受挫。[27]
四、家庭内部劳动供给行为的交互影响
(一)夫妻之间的交互影响
传统上，即便人们在家庭经济学的框架内考察劳动供给问题，也是将各成员割裂开来进行分析。但在实践中，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在劳动供给决策方面往往存在强烈的关联性，孤立地而不是联合地考察他们的劳动供给行为，就无法掌握家庭劳动供给的全貌，甚至会带来偏差。举例来说，伍德兰德(Woodland)利用美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发现，如果妻子的工资上涨，通常会刺激丈夫的劳动供给；但反过来，丈夫工资上涨不会对妻子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28]
这一结论与人们的经验直觉有一定的出入，现实中，似乎丈夫的工资水平会对妻子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而不是相反。比如，一个富有的丈夫背后经常会有一个不上班的全职太太。相对于伍德兰德来说，肖(Shaw)的研究结论似乎更贴近现实。他发现，丈夫的终生期望收入会对妻子的劳动供给产生明显的负向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妻子预估丈夫的终生收入越高，她就会越减少劳动供给。道理很简单，丈夫的终生收入越高，意味着家庭乃至妻子本人的预算约束越松，相应地，劳动供给的压力越小。肖还发现，丈夫的终生期望收入对妻子劳动供给的影响要大于临时性收入的影响，因为临时性收入对家庭预算约束的影响要小于终生收入。但他也指出，上述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推移，丈夫收入对妻子劳动供给的反向作用会不断弱化。[29]
但从技术的角度讲，这些早期研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内生性问题。在伍德兰德的研究中完全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工资较高的女性倾向于选择那种比较勤奋的男性作为配偶，这样就造成了妻子工资与丈夫劳动供给正相关的假象。[28]基于此，自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相关研究都引入了克服内生性问题的新的计量手段，比如，沃克尔(Walker)在研究英国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时就剔除了不可观察因素的干扰，尽管做了这些改善，他还是发现丈夫就业状况会对妻子的劳动供给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当丈夫失业超过6个月时，妻子的行为会出现严重异化：一方面，其自身劳动供给自信心也会连带受挫；另一方面，照顾孩子等家庭生产活动的制约会进一步强化。[30]
早期研究的另一个技术问题就是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问题，比如，在那些考察夫妻劳动供给时间的研究中，大多是以工作的夫妻为分析对象的，这就会遗漏掉那些未工作夫妻中可能包含的信息并导致回归结果的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放宽了对工作时间的限制，并通过Tobit模型将未工作的夫妻也纳入到研究样本中，但得出的结论仍大多是支持关联影响的。就以鲍尔曼(Bloemen)的研究为例，他发现在荷兰家庭中丈夫工资上涨会促使妻子增加劳动供给；相反，妻子工资上涨也会刺激丈夫的劳动供给。他给出的解释是，不管丈夫还是妻子，工资上涨都意味着自身讨价还价实力的提高，而配偶的实力将下降，其非工资型收入的分割比例将下降，预算约束更吃紧，因此劳动供给压力会增加。[31]
夫妻之间的交互影响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他们为了争取更多的共处时间而对彼此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哈尔伯格(Hallberg)发现，在很多家庭中夫妻双方倾向于调整工作时间，以便腾出更多的能够共处的闲暇时间，这会使劳动供给时间与闲暇时间呈现出某种相依性。当然，对不同类型的夫妻来说，这种相依性会有所不同，比如，那些有小孩的或40岁以上的夫妇对共处时间的偏好似乎更弱一些，因此相依性更小。[32]
(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互影响
对于成年子女，其劳动供给可能会对父母的劳动供给构成替代效应，原因就在于他们使家庭的预算约束软化，削弱了父母的劳动供给压力。这已成为劳动经济学家的共识。问题在于未成年子女。
撇开法律与道义上的歧义，未成年子女也是潜在的劳动供给者，其劳动供给也会对父母产生影响。但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从理论上说，未成年子女与成年子女一样，如果让他们多提供一些劳动，就可以增加家庭收入，降低父母的经济压力并使其劳动供给减少。但马拉科达(Manacorda)的研究否定了这一推断，他发现尽管未成年子女的劳动供给会对其他子女产生溢出效应，比如，减轻了兄弟姐妹的劳动供给压力并使之有更大的概率享受闲暇或上学，但对父母的劳动供给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削弱作用。他将这归因于父母的利他主义倾向，他们几乎不会从未成年子女的劳动供给中获得效用。[33]
反过来，父母的劳动供给倒是容易对未成年子女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比如，当父母工资太低时，家庭经济压力可能会迫使未成年子女提供市场型劳动。在现实中，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童工现象就是典型例子。对于这个问题，斯科菲亚斯(Skoufias)以印度半干旱地区农户为例进行了考证。他将未成年子女的时间配置分为三大类：市场型劳动、家庭生产活动、闲暇(或上学)，然后考察父母工资对未成年子女时间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只有未成年子女已进入某一活动领域时，父母工资才会对他(她)在这一领域的时间配置产生影响，而不会对进出决策本身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已经作为童工将部分时间提供给市场型劳动，那么父母工资将对其市场劳动时间产生影响；但如果他尚未进入过市场劳动领域，那么父母工资的高低并不会诱使他进入这个领域，其时间禀赋仍只在家庭生产活动与闲暇(或上学)之间配置。斯科菲亚斯还发现，当母亲的工资较高时，未成年子女的闲暇(或上学)时间会减少，其原因就在于，高工资会诱使母亲提供更多的市场型劳动而减少家庭生产活动的时间，相应地，这些任务会落在未成年子女的头上，挤占了其闲暇(或上学)的时间。[34]
五、引导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的政策研究
(一)缓解家庭生产活动对妇女劳动供给的制约
家庭劳动供给研究的一个焦点是妇女，因为她们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生产活动，对市场型劳动供给的掣肘更大。为提高妇女特别是育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美国自1993年起通过法律赋予产妇12周的无薪休假期，以确保她们的工作机会不会因为生孩子而丢失。这一法案的出台确实改善了妇女的劳动供给状况。
类似的政策还有婴儿护理资助计划(AFDC)，即通过货币资助让家庭有能力通过雇人来看护孩子，从而将妇女从繁重的看护孩子的任务中解脱出来。研究表明，那些获得资助的家庭女性的择业自由确实有了较大的改进，母亲的劳动供给明显增加。但也有人指出，它会带来反作用，比如，增加家庭收入、软化预算约束并抵消劳动供给的压力。人们发现，这些反向作用在移民家庭中表现得更为突出。[35]
(二)税收补贴政策
如前所述，家庭决策通常会对工资作出明确反应，税后净工资的提高往往能通过替代效应刺激个人的劳动供给积极性，因此从理论上讲，工资税改革也会对家庭时间配置产生影响。1986年美国推行税收改革，扩大了所得税的豁免范围，研究证明，这一改革使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大大提高。但人们也发现，对那些已经工作的母亲来说，劳动时间并没有明显增加。在后来的一些研究中人们矫正了这一观点，人们发现这一改革不仅使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得到提高，劳动时间也明显增加了。[36]
要增加农村家庭对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就必须提高它们的迁移能力，由于这些家庭很难获得迁入地的信贷支持，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政府可以通过发放迁移补贴来进行资助。多内特(Dorrit)以南非为例证明了这一举措的有效性。[37]
另一些国家为了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会对参加工作的女性提供工作补贴(in-work benefit)。但安德森(Andersson)发现，这种政策并非全然有效，他以瑞典为例发现工作补贴只能刺激低收入家庭特别是来自非洲、亚洲、南欧家庭妇女的劳动供给积极性，但对高收入家庭来说作用并不大，甚至会起反作用。[38]这提醒我们，在进行补贴政策设计时必须考虑家庭的差异性。
(三)社会保障制度
对家庭劳动供给决策影响最大的制度有两类：一是社会保险制度；二是退休金制度。就前者而言，一个国家对社会保险的享受资格总会作出这样那样的约定，对此，家庭会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从而对劳动供给产生影响。就以美国为例，为了保证本土居民的利益，自1996年开始增加了对外来移民医疗保险享受资格的限制，这一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增加了移民家庭的劳动供给压力。因为，既然他们难以享受公共医疗保险，就只能寄希望于雇主提供的商业医疗保险，而只有就业，才能获得此类补充保险。类似地，退休金制度也对移民家庭施加了劳动供给压力。美国政府规定，一个人只有在美国工作满10年以上才能领取退休金，但对很多临近退休的老年移民来说，并不能达到这一条件，为此，他们只有延长工作时间，推迟退休计划。波加斯(Borjas)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相对于本地老年劳动力来说，移民中的老年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要高得多，但一旦他们达到了10年工作年限的要求，劳动参与率就会立即大幅度下降。[39]
但也有人发现，上述效应似乎只存在于男性老年移民中，对女性老年移民并不明显。卡奥沙尔(Kaushal)同样分析了美国1996年社会保险改革所带来的影响，他发现该改革的确使男性老年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幅度大约在3.4％左右；但女性老年移民的劳动参与率并无显著变化。他就此推测，劳动供给与社会保险并不是必然挂钩的，那种“社会保险养懒人”的说法，对她们可能并不成立。[40]
(四)劳动管制政策
这里最主要的有两类政策：一是最低工资政策；二是反歧视政策。它们会对以妇女、移民、青少年、黑人为代表的弱势劳动群体的劳动供给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体能、技能等的不足，这些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通常比较低，因此工资水平也普遍偏低，再加上制度漏洞，非生产性的歧视性因素会进一步抑制其工资水平。不论何种原因，作用的结果都是遏制此类劳动力的劳动供给积极性。反过来说，通过最低工资政策以及反歧视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的工资利益，促进其劳动供给。布科拉等人(Buccola et al.)以美国为例证明最低工资政策对促进移民家庭的劳动供给意愿确实是有显著作用的。[41]穆拉特(Murat)则检验了反歧视政策的影响。他发现如果女性劳动力能获得更公允的工资，那么，她们将有动力在婚前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并增加劳动供给。因此，对政府来讲，刺激妇女劳动供给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反歧视政策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19]
六、结论性评语
本文从劳动供给的家庭决策模式、家庭特征变量对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外部变量对家庭决策的影响、家庭内部劳动供给行为的交互影响、引导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的政策研究等五个维度梳理了国外对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今天中国工业劳动力供求矛盾不断蔓延的背景下，上述梳理至少可以为缓解这一问题提供如下借鉴：
1.个人的劳动供给行为并非完全基于个人理性，在相当程度上它是基于家庭理性，而家庭理性的实行方式并不必然像贝克尔模型描述的那样是单一决策模式，它很可能正在向集体决策模式演化。对农村劳动力来说，即便从个人角度讲，向工业部门提供劳动供给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出于家庭理性的考虑和集体协商的结果，他们也可能放弃这样的机会。我们只有结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深入剖析农村家庭的劳动决策过程，才能找到阻滞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并对症下药地提出解决用工短缺问题的对策。
2.不论城乡，中国家庭的核心化演进趋势已成定局，家庭生产活动对妇女的市场型劳动供给的掣肘日益明显，要刺激她们的工业劳动供给，就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比如加快农村家务劳动社会化服务网络建设和推广时间节约型家用器具来降低家庭生产活动的负担，降低后者的制约。
3.要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劳动供给积极性，就必须通过最低工资政策、反歧视政策等手段来构建更为公平的工资体系，打破对妇女以及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歧视。
4.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鼓励、扶持民营企业为雇员建立补充商业保险，通过它们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率。
5.鉴于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存在劳动供给行为的交互影响，当政府出台某一项新的政策时，既要看到它对直接受众的影响，也要考虑到它对其他家庭成员所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如果它是负向的，则应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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