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张维迎：“资本家”并非想象的那么可恶……

    编者按：2015年9月9日在国际金融博物馆举行了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公益事业百年发展及其启示》新版的首发式，由任志强主持，张维迎为对谈嘉宾。资先生的讲话及她对张维迎教授的回应刊登在11月4日《中华读书报》上，以下版本思想潮是根据资中筠先生个人公众号补充张维迎教授发言后的版本，上标题为编者所拟。文章比较长，但值得耐心读完。
    资中筠先生的发言：
    我尽量简单地把写这本书的过程和想法，跟大家交代一下。
    正如刘苏里先生给概括的，这本书十二年来，有了三个书名(前两个书名是《散财之道》《财富的归宿》)，书名确实是代表了我对这个领域认识的深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的公益基金会，不是从公益慈善的角度出发，也不是为了给我们国家引进这方面的经验，当时的出发点是研究20世纪的美国。在这个过程里，我发现有一个领域是我们都不大注意的，就是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从20世纪初期开始发达起来，对这个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另外一个角度，我本来是想研究美国对中国文化的影响。1992年我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馆查档案。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发现关于中国部分材料多得不得了。除了众所周知的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外，应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有教育文化事业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子。我们的第一代的院士在研究工作的关键时期都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使我大吃一惊。但是，中国部分只是其工作的一小部分，于是我发现这个基金会非常了不起。再进一步发现，美国远不止这一个大基金会。这样，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
    在这个题目上，我的收集资料和思考成熟的过程大约有十年，从1992年开始，到2003年才出书。当然这十年里，我还干了好多别的事，不是专门做这一件事，但这十年我对这个领域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
    2003年初版叫《散财之道》，主要是说聚财有道，散财也应该有道。成为巨富以后，花钱是个问题，如何能最好地把钱花出去，对社会有益。这是美国的这些基金会做出的榜样。我没想到这本书出版以后会对国内的公益慈善界产生影响，正好是当时国内的公益基金会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刚刚任志强先生讲阿拉善基金会，确实我发现阿拉善第一次开会就拿着我这本书，我当时感觉很高兴，居然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后来我们国内这方面的事业蓬勃发展起来，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到2005年出第二版，我又换了一个名字叫《财富的归宿》，我的想法是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整个财富的积累不管是通过什么，企业也好，或其它的途径，应该回馈社会。回馈社会的途径是什么？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就是公益基金会。第三版又作了增订，主要是在中国部分，还叫这个名字。
    在这之后，我就想搁笔了。因为做这样大规模的实证性的研究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对于我这样一个衰朽的人说起来，精力和时间都够不上了。所以我就想有待来者。因为我们国家许多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领域，确实有些专家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没有我想象的对于最新的发展的系统著作。
    去年，正好乐平基金会去美国考察，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怕太累，有点犹豫，后来还是去了。两星期走了四个城市，每天四场座谈，确实很累。但是，对我来说大开眼界，启发很大。对于现在的所谓新公益是怎么回事，我开始有了认识，主要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凭我多年观察世界的敏感性，我意识到实际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以美国为代表，但绝不仅是美国，包括欧洲很多国家)正在发生比较深刻变化。
    上一个时期的重大变化是一百多年以前，在欧洲实际上是19世纪中叶开始，社会主义思潮、社会改良思潮开始起来的时候。在美国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20世纪初，形成“进步主义”运动。我在《20世纪的美国》这本书里对此有专门章节论述。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改革，美国不可能有整个20世纪的社会基本稳定和繁荣富强。在这个大的改革里，有一部分是资本家拿出钱来做公益，大财团引领了我称之为“捐赠文化”的风气。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出台一些可以规范经济的法律，包括反垄断、保护劳工和消费者的法律，等等。
    我现在感觉到资本主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又发生了很多矛盾。我们常常讲美国兴衰的问题，关于美国衰落了，或正在衰落的说法一直都存在。我过去曾经讲过，美国是不是衰落，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世界优秀人才的自然流向是不是仍然首选是美国，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不管它的经济有多么困难或者发生什么曲折，它不会衰落。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说的，经过20多年来证明它又进入了信息时代，并没有衰落。现在美国衰落论又兴起了，而且我看到很多专家的文章，好像把美国一定要衰落已经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认为，中国就是会崛起取而代之。除了上面讲的指标——现在优秀的人才还是在往美国流动——我还想加一个指标，就是它的精英们能不能自我反省，认识到社会的弊病，不惜揭丑和提出切中弊病的改革方案，也就是它的纠错机制是不是还有效，能不能主动进行比较深刻的改良。那么，新公益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改良途径。
    实际上这个新的思想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试错、慢慢的淘汰和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成熟，规模相当大了。什么叫做新公益？它是非常复杂的，概括起来讲，过去的公益是纯粹的无偿的捐赠，完全是非营利的。但是，现在针对目前的形势，很多人感到这种模式不能解决日益扩大的社会矛盾所产生的巨大的需求，所以要用市场的机制把营利和非营利模式合在一起，以做企业的办法做公益事业。而且是各种部类的人联合一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智慧的出智慧，会管理的教给大家怎么管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联合体。在实践中做法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到的，因此它的创新能力非常之强。
    它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在原来的书里，我管20世纪兴起的基金会叫“现代”公益基金会，以别于传统的慈善，在现在这一版里我把它们叫做“传统”的基金会了，以别于新公益模式。原来古老的慈善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我原书中所称的现代公益基金会是大工业社会的产物，现在的新公益是信息化社会的产物，是后工业社会产生的新型的公益。具体的操作很复杂，短时间内讲不清楚，只有请大家看书，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是专门讲这个内容的。
    总而言之，我现在要讲的是它对社会的意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书名“资本主义的演变”是借用他们自己用的词：叫做“evolu-tion of capitalism”。还有一个词是“包容性的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什么意思呢？在我们国家，如果你问什么力量最强大，我们一定回答是党和政府的力量最强大。但是在他们的社会，什么力量最强大？就是资本的力量，资本可以做很多很多好事，促进社会的繁荣。但是，资本如果不加规范的话，它也会肆虐，出现很多很大的问题：不正常的贫富悬殊、尖锐的社会矛盾、泡沫、危机。所以，他们自己意识到必须用比较好的办法驾驭资本。
    新公益的倡导者们意识到，当前贫富悬殊扩大的趋势已经难以为继，这样下去，金字塔尖1%的人也没好日子过，他们的好日子是行之不远的。因为社会整体的购买力没有了，不能靠少数富豪买奢侈品和豪宅来支撑市场。必须是大家都有购买力才能支撑起这个市场。所以要共富共荣。并不是有钱人拿出钱来救济穷人，就能共富。第一是要使穷人成为消费者，让他能够消费得起，买得起东西。第二，要把他变成创业者。什么叫包容性资本主义呢？就是把资本主义扩大，也就是把当资本家的门槛降低，让更广泛的人能够创业，都能够变成企业家，小企业变成中企业，中企业变成大企业。当然，它有很多途径和做法，新名词也很多，如“创投公益”“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形式叫SVP，就是社会创业伙伴。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观念。
    这个新事物深远的意义就是资本主义将要面临一次深刻的改造。这个改造的动力是什么呢？其实是全社会各阶层。第一次美国进步主义的时期的改革动力，最早是劳工运动，从底层罢工开始，其规模和频繁引起社会震动，然后是知识分子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然后是开明政客被选进议会以后出台一些法案、通过法律。还有包括像老罗斯福总统这样的力主改革的政治领袖。当然，还有在言论自由保护下的媒体的批判，最重要的是揭露社会弊病的舆论，等等，一起推动社会改革。
    现在的动力是什么呢？也是上下结合的。但是更加体现在社会精英的觉悟上。我们看到，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底层的行动，就是表现一般老百姓的不满，这比以前的群众运动要弱得多，它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没有领导，没有真正的具体诉求，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使得那些既得利益的人意识到社会有这么多的不满，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他们自己再想办法进行改良。
    我们常常认为既得利益阶层是不愿改良的。其实他们是最积极的，最深刻的意识到社会危机，而急切地认为需要改良的。正因为他们从这个社会得利，才最不希望这个社会衰败、甚至出现动乱。所以，他们在一起开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举几个名字就足以说明推动者是些什么人了：像英国的查尔斯王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比尔•盖茨、巴菲特、英格兰银行的总裁、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拉加德夫人、金融世家罗斯查尔德家族的后代、新兴IT业的领军人士、哈佛、斯坦福等著名商学院的资深教授，还有像洛克菲勒等这样老牌基金会的领导人，等等，这些顶级精英人物在一起，深刻地批判现在这个社会，他们所揭露的弊病和批判的尖锐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国家那些最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我发现我们说到的，他们都知道，而且有数据，有很科学的分析，专门出资组织调查研究报告，用图标、数字说明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利润高度向上集中，而普通员工所得份额直线下降，强烈表示这个社会如果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们自己觉悟到必须改变游戏规则，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而且他们相信可以运用他们所掌握的资本的力量进行改革。
    这种改革是非常细致的，不是大而化之的，不是既赚钱又做慈善，没那么简单的好事。它是非常艰苦的细致的过程，还要一点点的促进现有法律的修改。比如英格兰银行的总裁提到英国现在正在修改《金融法》，就是对于一个银行的操作规程、总裁的职责都有改变，向着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金融业不能离实体经济太远。2008年的金融危机原因之一是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失去了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另外一点，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再忽悠老百姓，要有一定的规矩，要对普通人负责。他们定出很具体的一条一条规定，现在正在改。我对这个完全外行，应由专家去研究。另外《企业法》《公司法》也有改革的方面。这些东西都是通过法治社会的机制进行。
    为什么他们有改革的动力呢？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公民，就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出了问题，除了自己想办法以外，指望不了什么人。并不是向华盛顿提出意见，让奥巴马出台一个法令，就解决问题。当然不是说这完全不必要，但是他们有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先做，然后在必要时影响政府决策，国会通过法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研究外国、研究美国的时候，不能眼睛专门看着华盛顿和华尔街。它的每一个州、每一个市，甚至一个居民区，实际上都各自为政，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实验。共同的方向是向着平等、向着共荣、向着更广大的阶层可以发财的方向来发展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启示。
    这也不是从道德方面来讲大公无私。主要是有一批人很有远见，他们现在可以享受，生活都过得非常好，但以后怎么办？要考虑好几代人。
    所以他们还提出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代际公平”。就是说不能拼爹，不能让“富二代”一定享受特权。要有一个机制使得每代人都有同样的起点。他们还提出在财富分配方面相对平等，机会方面绝对平等的目标——财富分配绝对平等是不行的，会使社会失去活力，它一定是会有差距的，只是差距不能太大。而机会平等是一定要保证的，不能让“富二代”的机会一定比“穷二代”的机会高一大截，马太效应永远循环下去，一边是良性循环，另一边恶性循环，社会就要撕裂。他们要想改造社会，要改良的是这种机制。这体现在他们发明的各种各样的新公益中。公益事业可以盈利，这是非常大的改革。但是，这里一定要有很多规矩，有明确的标准，还有权威机构的认证。并不是一句话，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做慈善，绝对不能这样理解。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我最后勉为其难决定再写这一部分。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又看了大量的材料，幸亏现在从网上查资料比较方便，不像以前得一家一家的档案馆、图书馆的去查书。现在有很多材料可以从网上查得到，而且非常丰富。这本书里举出的案例也是挂一漏万的。国外这方面的新书也已出版不少。我特别希望有人能更深入的研究、利用现存的丰富材料写出更多的著作来。我这也仅仅是抛砖引玉。自己知道精力确实不够了。另外，必须强调的是，不能否定无偿捐赠的公益事业，以为已经过时。现在还是完全必要的，传统和创新是有连续性的。因为新的公益模式中有一部分是靠无偿捐赠的，比如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可以投资到一个社会企业，三年不要还钱，或干脆就不要还钱。这个被投资的企业应该去赚钱，应该自己造血，达到自己循环，但是最初阶段不可能马上实现，开始的无偿捐赠还是必要的。在思想上以前的卡耐基、洛克菲勒这些先驱和现在的新公益推动者还是一以贯之的。
    现在我们国家引进外国的东西相当快，我发现很多报刊都已经提到“创投公益”“创客室(Hub)”我在书中叫做“影响力工作坊”，有人投资搞一个房子，让一些愿意创业的青年到这里来实验、交流、创业，这些我们国家已经开始有了。我害怕山寨的东西，就是没有按照严格的规范来做，只是赶时髦——你也叫创投公益，他也叫创投公益，但最后做的不是那么回事。这件事之所以在美国可以大规模做起来，因为美国是成熟的公民社会，有非常严格的法治，法律是非常规范的，冒名顶替不那么容易。在我们这个社会不是说做不成，也有人做成了，比如乐平基金会也在做社会企业，并且开始建立SVP。但是，这些都是挺艰难的，需要有坚定的理念，有克服困难的韧性，脚踏实地去做。
    另外刚刚有人提到逼捐的问题。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其实是很愿意做公益的，他们也积累了很多财富。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公益事业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民间性，政府的不算。不能让私人把钱拿出来，又归回政府变成政府财政的一部分，这是倒过来了。常常听说你捐钱捐给政府吧，那个完全是本末倒置的。
    第二是自愿性，无论他赚了多少钱，他不想捐，你不应该逼他，他有权利不捐。一般说起来，现在大多数人假如有很多财富，都还是愿意捐出来做一些公益之事的。他要是有理由不愿意捐，或者他就是一个吝啬鬼，或者他需要这些钱做其他的投资或什么，我觉得不应该逼他。任何群众和政府不应该逼捐。
    第三是自主性，捐出来的钱，我想做成什么，要看到它的效果。不能像很多情况那样，捐给好多官办基金会，包括红十字会，我不知道你拿着这些钱去干什么。那个时候李连杰挂靠在红十字基金会时，为了怕捐款流失，他要求看到受款人的手印。后来人家告诉他手印也可以是假的，根本没办法核实。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捐赠人要想做什么事情，要按照他的意愿来做，不能强行干涉，而且要有有效的途径，保证目标受惠者能真正得到。
    这几点在我们国家比较难以做到。可是，我们的公众有这样习惯的思维。一个就是类似逼捐的心理，看到谁有钱，认为他必须捐出来，而且应该与他的财富比例相对应。至于怎么做法、通过什么途径，他们不管，反正你捐了就行了。一般多注意什么人捐出多少钱，不注意最终效果是什么。
    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均贫富的观念。好像公益事业是一个均贫富的机制，这是错误的。公益事业是对社会的一种回馈和改良，能够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自力更生。我们比较熟悉的小额贷款，在我们国家已经比较普遍了，汤敏先生和茅于轼先生都是在我国搞小额贷款的先驱。穷人想借小额的钱，在大银行借不到款，从这里可以借到，然后去创业，并不是去消费掉，事实证明，有这点启动资金和没有是大不相同的。
    还有一种，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工作人员，并不是大家饿着肚子，什么报酬都不要。公益事业的组织是很复杂的组织，跟一个公司或企业是一样的，它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从事公益事业的员工应该是有报酬的，是全职的工作人员，不是大家业余贡献几个钟头的事。在一场天灾之后的志愿者，那时临时性质的，又当别论。真正的公益组织是提供就业机会的。美国的NGO是很大一个就业场所。所以人们不要以为只要在NGO工作，就不要拿工资，或只要低工资。这是不对的。因此我们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里规定只有10%的资金可以用于行政开支，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其结果就是很多人用别的方法来报账，又是逼着人做手脚。以为公益组织不要发工资，或必须低工资，这个观念完全错误。我们国家，包括官与民，对公益组织的认识有很多误区，把公益看作是完全“大公无私”，谁有钱了就拿出来给大家分分，这绝对是错误的。
    所以我希望这本书，无论是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新的部分从十三章开始)，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纠正一些误区，更重要是认识到现在的外部社会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有长远意义的变化。而我们，虽然现在已经改革开放很多年，每年出去几十万的留学生，几百万旅游者，但我们的很多主流观念还是非常封闭的，比如认为外国的基金会就是要“和平演变”我们。其实他们是要和平演变自己。而且对任何社会，和平演变都是好事，否则就要发生暴力，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还有各种各样陈腐的观念还很多。实际上外面正在发生着非常深刻的变化，我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注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能脱离整个世界潮流而单独存在。不管有多少特色，必须汇到世界潮流的发展中去。新的公益事业并不是慈善公益而已，它是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向，而且是占领制高点的那些精英们的一种很深刻的觉悟。
    我就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张维迎教授的发言：
    现在中国人关于财富、资本主义的概念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来的。这些作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他们认为财富就是万恶之源，资本主义一定会导致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我们知道很大程度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资老师的书对我们正确认识财富、认识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她给我们讲了100年来的美国富人怎么花他们的钱，而且是与中国相关，像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协和医院，我们的受益是非常大的。好多人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资本家并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恶，还有很可爱的一面。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今天的资本主义不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是原来的穷人变成富人，原来的富人变成穷人了。资本主义没有阶级的概念。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固定的特权身份，好比封建的贵族，如果你的祖先不是贵族，你不可能变成贵族。当然你可以用钱买，但是，整体上来说阶级是不变的。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是由于你有特权而获得财富，而是你有能力获得财富，之后才有一定的特权。但是，你的特权没有制度的保证。批评资本主义最多的人，好多都是资本家，恩格斯本身就是资本家。
    结合这本书，谈谈我的感受。第一，我觉得慈善是人的本心。慈善是不求直接回报地对他人提供帮助。但是，不是不求间接回报。好比说我帮了你却养了个白眼狼，我心里很不舒服，也不会再帮你。人类都在追求幸福，幸福并不过多地与物质财富、个人享受联系起来，这就决定了人类有一部分是物质财富，另一部分是非物质的，这一点就是别人对你怎么看，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吃得再好、穿得再好、开再好的车，人家见了你都瞪白眼，都鄙视你，你会幸福吗？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他方面相联系的。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怎么得到别人的尊重？就是我们能为别人做什么，而不是从别人那里拿到什么。现在的富人做慈善也是他追求自己幸福的一种方式。当然，也有很多守财奴。守财奴之所以守财不是因为自私，而是因为无知。真正有知的理性的人，不会变成守财奴。因为你不可能把财富带到棺材里，你一定希望以最好的方式把财富花出去。现在很多人把财富留给孩子，孩子以后不干活都可以活得很好，这是愚蠢的人。凡是把财富留给孩子，让孩子不努力就可以活下去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反而是把财富花出去，让孩子靠自己的努力活得像个人，结果都比较好。
    第二，资本主义是可以使人类的慈善之心得到最大发挥的体制。人类自古以来就有慈善，到了资产阶级以后，这个慈善发挥到了最大的程度。资老师说它还在演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就是建立一种生态。资本主义确立了私有财产制度，我们认为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私有财产使人变得自私。其实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就讲到，一个社会没有私有财产，人就不会有慈善之心。人的偏好和需求是有层次的，如果社会财富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真的很难有慈善之心。他吃的有限、住的有限，怎么能够使他活得更有意思？更受人尊重呢？资本主义就是人类创造财富，财富的增长扩大对慈善是非常重要的。
    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如果你做一个企业，生产的东西别人不喜欢，你怎么可能富有？财富本身是人创造的。当一个人富有以后，他没有什么可害羞的，这是他靠努力而获得的。而不是说太愧疚了，社会给了我这么多财富，我该想着怎么回报它。如果是偷来抢来的，那是为了漂白，也不是出于慈善之心。
    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有一些实验研究发现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人们越愿意给陌生人提供帮助。在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人们有部落慈善之心，就是在一个家族或者村庄里面，大家互相帮助。只有在资本主义下，人们有跨部落的慈善之心。资本主义是和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而慈善就是陌生人之间提供帮助。中国发生地震了，美国、日本、英国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同样的，日本发生海啸，我们也提供帮助。这在传统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真的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的慈善之心发展到了最高的经济。
    第三，在自由、公正和法治的环境下，创造财富的人更愿意通过慈善事业与他人分享财富。如果财富是在不公正的情况下得到的，或者你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财富，人们都不太容易有慈善之心。这也就是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真正的市场经济下人们更有慈善之心。凡是法治国家，慈善事业就比专制国家多得多。这一点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怎么建立真正的自由、公正、法治的社会。当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受了各种委屈，被各种人欺负，即使赚钱了，心里也是很不舒服的。我宁可把财富糟蹋了，也不会给别人。这种愤恨不满的情绪就会影响他做公益慈善这些事情。
    第四点，我想强调的是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认知对人的慈善行为有重要影响。在美国进行过调研，在意识形态的概念当中，越是拥护大政府，希望政府通过税收来解决收入分配的人越不愿意给别人提供慈善帮助，包括捐款、志愿服务。反倒是那些主张小政府、政府少干预，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去发达的人给提供的社会的捐献和志愿服务更多。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对于主张大政府的人来讲，他们认为帮助别人是政府的责任，不是自己的责任。他自己有困难，也希望政府帮助他。对于主张小政府的人来讲，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这是一种个人的责任，他就更愿意帮助别人。
    从对研究经费的捐款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基金会有左中右，我们发现靠右的基金会得到的资助最多，靠左的基金会得到的最少。可能有一个原因，靠右的基金会认为社会就应该这样运作，愿意为自己的理念提供资助。靠左的基金会都是希望别人出钱，不愿意自己出钱。总体来说，美国的基金会有这样的特点。
    第五个问题，当我们强迫别人做慈善的时候，这可能是最大的不道德。慈善一定是自愿的，爱心是不能强迫的。只有法律的责任是可以强迫的，慈善是不完全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帮助别人。但是，不等于说我不帮助你，你就可以告我、批评我。
    做慈善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怎么使得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这才是最重要的。传统的慈善做法是简单地给别人施舍，我觉得不是真正的慈善。有些人天生好吃懒做，愿意当乞丐。但是，大部分人不是。人活得幸福就是要活得有尊严，活得有尊严就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一个手脚不残、脑袋不残、精神不残的人，他应该靠自己的努力活下来，而且还要活得像个人样，这才是有尊严的。现在的慈善使好多人觉得活得越来越没有尊严了，我觉得这是问题。不要以为把钱给别人就是帮助他。
    中国人有一句话“救急不救穷”，这句话应该是我们做慈善的指导思想。一个人遇到了特殊的灾难，那需要我们救助，比如地震灾难、重大疾病。这个人老是让我们养活他，除非他天生不具有自己工作的能力，否则就是不应该的。应该自己养活自己的人，不自己养活，看起来我们的慈善很发达，其实大家活得都没尊严。
    市场的正常交换买卖，我借用亚当•斯密的比喻，它类似于房子的柱子、墙壁。如果房子没有柱子、墙壁，那是不能住人的。慈善充其量是墙上挂的画，没有这个画，我们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但仍然可以住人。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了慈善本身。我前面讲慈善是依赖于财富的创造。如果你没有创造出产生比尔•盖茨的环境，就不能批评人家不像比尔•盖茨一样把财富捐出来。
    最后一点是关于政府和慈善的关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误区。刚刚资老师说做慈善要自愿，我自己曾经打一个比方，比尔盖茨拿出几百亿美元，不是看谁穷就给谁，他是为了挽救人类。结果他发现花钱比赚钱还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找到值得资助的项目。并不是说像中国有的企业家拉着车去到处撒票子，这样真的不是慈善。我们的体制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我欢迎你做慈善。古代还有施粥，现在我们提出的是你要施粥不可以，但你可以把米给我，我熬了以后施给他们。我们不愿交出来，万一我把米给你以后，你自己喝了，怎么办？所以应该是真正的民间性的、自愿性的，才是真正的慈善。
    贯穿资本主义整个过程的，不仅是创造财富，也是让财富所有者能够更好地使用这些财富。我甚至愿意用这样的观点，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当中，财富的所有者其实也是整个社会财富的托管者。你可能有300亿美元的财富，它是一个工厂，一个公司。为什么是由你托管呢？因为这些财富的真正受益人是普通大众。如果我把它用一把火烧了，我自己变成穷人了，是不是更道德、更高尚了？不是，因为你不仅用一把火把自己的财富烧了，也把很多人的饭碗烧了。资本主义的财富不是说我有多少财富就是多少财富的享受者，如果这个财富真正是靠能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我觉得他就是为社会管理财富而已。你能不能拿到钱，依赖于人家相不相信你能把这个事情管好。
    资先生的回应：
    张维迎老师是很有见解的，他的绝大部分观点我都同意，只是想做一点补充。说资本主义本身和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我绝对同意。过去认为富人就一定是罪恶起家，这些都是错的。但是，有一点，在现实社会里，自由市场这个规律本身并不是像理想的几何学的点、线、面一样，比如线是绝对没有面积的，面是绝对没有体积的，以这个为前提推演出来的结论是可以预见的。
    但是现实中没有那么纯而又纯的自由市场经济。因为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人，人就不一定总是按理性行动，这就使市场不一定总是产生预期的结果。另外，在现实中，我刚刚说的“代际公平”常常是会被打破的。我以前做过这样的比喻：一场接力赛的起点是一样的，但是某一组第一棒的人跑得特别快，接第二棒的人就占便宜了，虽然第二棒的人跑得慢，但第一棒跑得快，他的起点就和其他组的第二棒不一样。所以在现实社会里，常常过了几代以后出现了并不是由于公平竞争而产生的差距，这是需要补足的。
    大部分人发财是由于他的努力、聪明和机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财富和贡献或聪明才智都是相称的。我经常引用巴菲特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精彩，他说：一个模范教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得到的报酬是家长的感谢信；一个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战友的士兵，他回来得到的报酬是一枚勋章。但有一个人从不同的证券定价中看出了毛病，却得到了好几百亿的财产(那就是他自己)，他觉得这不公平。人家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就得到这么点回报，可是他只是灵机一动，忽然就得到这么多的财富。所以他把90%的钱都捐出来。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从非常公平的情况下应该得到的，一个投资者相比模范教师和士兵，到底谁的贡献大，这个很难说。这是巴菲特的良知。说明，并不是只要有了自由市场，所有的收入都一定是公平的。
    另外，我也同意不能培养懒汉。现在中国就是有这样的风气，一个家族里有一个人特别有出息，发家致富了，所有那些好吃懒做甚至吃喝嫖赌败家的成员都来依靠他，觉得他理所应当的应该帮助自己。这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陋习。但是，并不是所有愿意努力和非常优秀的青年人都能够有机会找到合适的职业和创业机会，特别是在失业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并不能实现人尽其用。在这种情况下，公益事业提供帮助是必须的。
    我比较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界的达尔文主义，前提是条件完全相同，一场暴风雨或水灾过去之后还能生存下来的物种就是适者生存。但是，在人类社会，一场暴风雨来了，有的人已经盖好房子了，有的人没房子，后果就不一样。生一场病，有人能看得起，有人看不起病，这又不一样。在人类社会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太能够站得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外界的干预，政府适当的制定一些法律、规则还是必要的。也就是说，社会发达到现在这个程度，纯粹的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的经济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当然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代替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为实践证明完全失败。改革是要完善市场经济，而不是要取消或限制。
    我知道张老师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但我觉得以政府调节税收为手段的福利政策开始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缓和矛盾，改良社会，而不造成社会革命。那种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原来的制度，然后建立计划经济，这已经证明完全失败了。但是民主主义的福利社会在开始的时候还是起到好的作用的，不过现在已经弊端丛生。只有像瑞典、北欧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人的心态非常淡定，能行得通。但是像在法国这种国家，工会的力量实在太大了，使得提高经济效率的改革寸步难行。举个例子，法国邮电工会就不允许像我们这种快递出现，在这方面大家就很不方便，而且影响经济效率。
    新公益的前提是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是存在不公平的，不是说自然而然就一定永远公平下去。但是又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改革，而不是拆了重来。
    我还要补充一点是：中国和美国的语境是非常不同的。我理解张老师强调市场的作用是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中国的不平等主要与市场无关，是特权造成，恰恰是市场没有达到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的结果。而美国的发展途径是相反的。它先是从完全不受监管的资本和放任自流的市场逐步改革到现在的。就像我一开头讲的，中国最大的力量是党和政府，美国最大的力量是资本，所以改革的内容不一样，强调点不一样。
    宋鲁郑：中国制度模式何以能赢
    全球世俗社会，一共有三种制度模式。一是封闭社会下的一党（家）制，这以朝鲜为代表。二是开放社会中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以中国为代表。三是开放社会中的多党制，这又以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盟为代表。
    如果从西方的角度，以价值观比如自由度、大众参与的民主程度为标准，毫无疑问，最好的制度是欧盟为代表的多党制，中国次之，朝鲜则最落后。但如果回归到制度本身，即一是看它能否维持一个文明以及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治理的难度是否超出制度的解决能力，二是看能否推动国家的发展。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结论则完全不同。
    从生存和治理难易的角度来看，朝鲜无疑排名第一：它的生存度最高，治理难度最低。
    首先朝鲜是全球最为封闭的社会。即使人类到了互联网和信息时代，朝鲜通过自成体系、对外不兼容的网络和手机系统继续维持高封闭状态。虽然为了发展经济而接纳国外游客，但通过行程（不能自由外出）和货币控制（不能使用朝币）的方式与朝鲜社会本身完全隔离。
    在封闭的前提下，朝鲜官方轻易就垄断了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话语权，成功地将整个民族洗脑，铲除了所有的独立异端思想。不仅国外的制度无法挑战朝鲜，其内部也丝毫产生不了反对力量。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文化上、历史上都有密切联系的邻国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成效，但却对朝鲜毫无影响。以本人在朝鲜的经历，民众固然一方面赞叹或者羡慕中国的富裕，但却对中国模式毫不认同。
    封闭的另一个效果就是避免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各种传染病（包括非典）、恐怖主义袭击、难民潮。
    二是朝鲜政权的合法性是血缘世袭。血缘世袭是成本最低、最无法被挑战的政治模式。当然前提是这个合法性被一个社会所认可。所以在朝鲜，不管权力交接是否有计划，不管接班人多么年轻，多么没有政绩历练，只要拥有金家血统，就拥有无上权威，人人拥戴。唯一拥有挑战资格的是金家其他族员。但在朝鲜，一旦接班人确定，其他有资格的挑战者就会被永远放逐。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日突然去世后，仓促接班的金正恩，短短几年就令所有的顾命大臣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甚至一人之下的张成泽都被处决。到现在为止，整个高层被更换超过70%。
    此外，正是由于权力的世袭，在金日成建国后，他没有把党内的权力斗争波及到社会，也没有出现过重大政策失误。也就是说，金家为核心的劳动党没有任何历史积怨。
    三是在没有对比的封闭社会中，朝鲜民众满足于温饱，没有过多的物质欲望和追求。同时朝鲜仍然实行计划经济和配给制，至少表面上人人平等。这种低水平的人人平等，自然反过来遏制民众对更高物质享受的追求。所以，对于朝鲜政府而言，其基本任务不过是养活2300万人而已。东亚各国历史上都富裕发达，劳动力素质高，现在没有走向现代化的也就只有朝鲜。但如果衡量标准仅仅是温饱的话，这对朝鲜政府并不是难题。
    以上三点仅是朝鲜内因，从外部环境来看，同样有助于维持其制度稳定。一是各大国出于自身利益都不愿意朝鲜垮台。美国由于朝鲜的威胁而得已号令日本和韩国，日本则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且反日的朝鲜半岛，中国则是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而又亲美的国家。韩国则难以承受朝鲜垮台的经济代价，俄罗斯则不愿失去远东的立足点。二是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不管未来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至少再无一个国家敢于把萨达姆和卡扎菲模式用于朝鲜。
    所以，权力本身的血缘特性，封闭社会下垄断一切话语权、杜绝一切内外挑战并成功洗脑整个国家以及民众的物质追求仅仅满足于温饱，从而使得朝鲜成为一个低难度治理的国家，也因此决定了其制度模式的高度稳定和极强的生存能力。哪怕朝鲜仅仅从单一家族中选择领导人，但仅就其面对的问题而言，
    这种模式就已经足以应对。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一旦这种封闭被打破，朝鲜就会顷刻瓦解。只是对朝鲜而言，除非政权垮台，否则这种封闭不可能打破。而这种封闭只要不打破，就无法令这个政权垮台，完全成了现代版的二十二条军规。
    不过，虽然朝鲜在生存能力和稳定性居各种模式之首，但在发展能力上却居各种模式之末。人类的历史经验包括同文同种的韩国实例和中国前后三十年的变化，都说明了封闭社会和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担负起一个国家发展的重任。朝鲜可以长期的生存下去，但却永远没有发展的可能性。
    相对于朝鲜，中国模式的治理难度则非常高。
    首先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虽然互联网还有部分管制，但对一个每年都有超过一亿人出境访问的国家而言，对一个有上亿华人华侨在海外的国家而言，这些管制实在微不足道。更何况还有大陆游客能够自由行的香港、澳门、台湾在侧。而且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管制的难度日益升高，所谓的翻墙更是非常的普遍。
    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在管理着一个开放和多元的社会，不但不能垄断历史、文化和政治的话语权，相反外部面临占据历史优势的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和渗透——香港和台湾也同样扮演着西方价值观输出的作用，内部则面临着自由派知识群体的不认同。大家可能还记得，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的时候，国内的自由派群体居然以西方为榜样发起宪章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自由派群体脱离现实，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西方积累的价值观优势：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都无法改变自由派群体对之的认同。
    其次，中国的权力交接既不是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也不是任命和世袭，而是一种仍然在演变的兼有传统禅让色彩和西方任期制的全新体制。这种体制相对于朝鲜而言，更为复杂，成本也高，也带有一定的风险。十八大前发生的薄、周、令事件就是一例。基本而言，今天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既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练，也要有党内高层（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民主测评，还要有元老的推荐。一方面可以保障从全国选拔人才，另一方面操作上仍然有不透明性和缺少更大的参与度，未必一定能够保证所有政治精英的认同。相对于朝鲜模式，中国政治制度内部的竞争性更强，风险也相对升高。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传统的绩效标准之上的。虽然目前也得到了举国主流的认可，但没有永远高速增长的经济，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物质欲望在得到空前满足的情况下，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然而经济发展总是落后于人的欲望增长，对物质追求的永不满足给执政党形成了沉重的压力。再加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反过来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还冲击着官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共产党执政以后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屡屡遇到重大挫折，包括大跃进、反右、三年饥荒、文革以及八十年代末的风波。虽然最终取得巨大成功，但历史旧债沉重，往往成为境内外攻击的口实。这同样对共产党的合法性构成挑战。
    尽管中国的治理难度远远高于朝鲜，但必须说的是，中国模式具有可发展性。在发展能力和前景上远超朝鲜。
    这不仅仅由于中国是一个进入到全球化、实行市场经济的开放社会，更重要的是其治理难度仍然是中国模式可以克服和解决的。最根本的就在于一方面中国的领导集体是以能力为基础的全国性选拔和全国性使用人才（不会出现西方由于政党不同而导致的人才闲置）。另一方面由于建立起制度性的更替，不仅可以避免独裁性政治人物的出现，更可以定期的补充新鲜血液和活力。这种“定期的换人而不换党的模式”保持了体制的延续性和灵活性。邓小平之后的两次更替产生的三代领导人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从宏观战略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长达三十八年间都没有动摇，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试问，它们有哪一项战略可以持久稳定的执行下去？往往政党轮替之后就重起炉灶。从微观上讲，远的不说，十八大以来，从取消铁道部，到全面反腐（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周边移植西方制度的国家如印度、印尼、菲律宾、俄罗斯等腐败远比中国严重，但却只有中国在大规模反腐），再到割腕般的简政放权、改革户籍制度、土地改革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这些问题个个都涉及到重大利益的调整，要在西方是根本不可能触及的。美国的枪击悲剧再多，死伤再严重，总统再重视，也都无法改变。更有亚投行、金砖银行、“一带一路”战略以及突破六十六年隔绝的习马会，个个都是大手笔。可是，仅仅一个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而且主要是消减欧洲份额的改革方案，美国居然要花五年而且面临全球压力下才能被批准。
    应该说治理难度最高的是以欧盟为代表的模式。它们不仅仅是开放社会，更重要的是高度自由的民主社会。然而，越开放、越自由、越民主，其治理难度越高。今天这个模式的所有问题都源自这一特点。对于欧盟模式所代表的各个国家而言，这种问题的难度已经超出制度所能解决的程度。
    首先，无视个人差异的一人一票导致两种后果。一是领导人的平庸化。本来衡量政治人物的标准就是政治能力。但由于票数最多的群体往往是大众而不是精英，大众的好恶和标准就决定了政治人物的命运。然而大众通常只看短期利益，更缺乏国际视野，但优秀的政治人物应该是关注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且全球化时代更要从世界的角度思考国内问题。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民粹色彩（不负责任的许诺、攻击他国以转移责任）夸夸其谈的领导人获胜。不仅如此，种族（甚至配偶的种族）、宗教信仰、口才、电视的做秀能力都成为决定性因素。奥巴马没有行政经验，完全凭出色的演讲和肤色战胜经验丰富的希拉里。甚至很多领导人的胜选不是因为他自身多么优秀，仅仅是由于民众对另一位候选人的反感。法国的奥朗德和从未从过政的医生柯文哲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胜出就是如此。
    更为突出的是，一方面是领导人的平庸化，另一方面由于多党竞选，政治人物被分割成不同的政党，败选一方则被排斥于权力之外，被迫闲置，出现严重的人才浪费。这就是西方虽然可以从全国选择人才，但却不能从全国使用人才的原因。
    二是当预感到危机或者已经面对危机需要采取措施时，政治人物必须要等到多数民众觉悟才能行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希拉克上台以后，就已经认识到法国面对的问题，决定进行改革。结果引发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错失了变革的良机。等到萨科奇担任总统时，法国财政已经破产（时任总理费永语），又加上经济危机，法国不得不改革。这一次萨科奇倒是顶住了民众压力，结果他却被选票赶下台。现在为欧盟辩护的学者也往往说，欧洲还有希望，只是危机程度还不够，只要危机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民众就觉悟了，政治人物就会放手解决。确实，这在法国也有先例。二战结束后，领导法国解放的戴高乐吸取历史教训提出重大改革，结果却被迫辞职，赋闲在家。直到十几年后法国发生军事政变、前去镇压的武装倒戈、国家靠借债度日，政局一片混乱的危机关头，才请出戴高乐，放手进行改革，只是代价之高可以想象。可资对比的是，中国只要领导人想清楚了，就可以马上行动。但在西方，则必须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都想清楚了才有可能采取措施。其难度之高，可见一斑。
    这里不妨举华人社会都关注的台湾的例子。2016年大选首场候选人辩论会登场。这一次特地加了一个公民提问环节，并从网上征集。结果尽管每题都有上千人连署，主办单位再从数百题中选出六题，结果最后筛选出来的问题仍然是“无脑、无逻辑、接错线”。甚至被候选人徐欣莹直斥“逻辑不通”。比如“‘文化部’被当成提款机，是否赞成‘国家’改为‘半总统制’，让经民意检验的‘文化部长’来主导文化发展”。这本就是两个不相干的话题，更何况台湾就是“半总统制”。然而，民主制度下，决定谁来担任领导人、决定领导人政策的就是这些选民。
    所以在西方这种体制下，要么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要么选出来但在民众的短视、自利诉求下也无所作为。等到危机全面爆发，民众也觉悟，其难度早已超出领导人的能力。毕竟戴高乐用法国的话说是天赐英雄，并非需要时就会出现。我们不妨看看希腊的例子。政治人物早就知道危机存在，但却一直试图纸里包住火，等到包不住的时候，全面崩溃，自己根本无力解决。如果不是欧盟救助，希腊早就成第三世界了。
    这里可以解释一个现象，何以现在发达的民主国家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甚至是零增长或者长期负增长？何以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债务累累？西方常用的说辞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基数增大，各产业饱和发展，增长必然缓慢。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活力被遏制。此外，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收集了近100个国家在1960年至1990年的数据并加以分析，它的结论是：“当人们的政治权力水平较低时，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实现了适度的民主制后，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过于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尼尔.弗格森《金钱关系》331页）。因为拥有选票的民众只乐意于分配财富，而反对增加劳动时间、提高税收、减少福利。所以欧盟人口仅占世界的9%，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25%，但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美国只占世界人口5%，却消耗掉占全球25%的自然资源，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然而，一个无法实现增长和持续的社会其命运将如何，这不难得出结论。
    这个背景也是理解何以欧洲和美国极右政治人物迅速崛起。无论是法国的国民阵线，还是美国的川普现象，都是这种危机的必然产物。虽然目前极右在最后关头仍然无法执政，但显然时间是在他们这一边。正如台湾中研院朱云汉院士所分析的：“川普现象就像近年来法国极右派兴起一样，是长期经济困顿与外部危机四伏形势激荡下的集体非理性反应，如果继续受到政治狂热分子的鼓动，这股洪流最终有可能将美国政治一步步带向极端仇外与镇压异己的民主崩坏道路上。”（《中国时报》）
    其次，在欧盟这种社会体系和价值观之下，大量的移民和难民涌入。在自我标榜的价值观面前，欧洲既不能对难民束手不管，又不能对他们进行强制同化，更还得给他们提供基本福利，特别是孩童补助。另一方面，西方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就是放弃合法家庭（法国非婚生子女超过婚生子女，总统奥朗德就是表率），不愿意生育。历经几代变化，无法同化的移民迅速增长，并大有取代本土欧洲文明之势。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世界报》就发过评论，提出“三十年后的法国将成为谁的法国？”可惜，根本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到了今天，重蹈罗马帝国毁灭覆辙（罗马帝国在外来蛮族的大规模侵袭下而灭亡）的言论才不断被正视。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欧洲仍然没有形成共识。看来本土种族成为少数哪一天变为现实，才会有共识。只是到那时，已经没有机会挽救。事实上，就是今天采取行动，恐怕已经亡羊无法补牢了。
    西方这种“定期换人也换党”的体制弊端并不止这些。比如无法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规划。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恩格尔就认为：“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却只在规划下一次选举”。
    最后从经济的角度看，西方民主制度赖依存在的基础中产阶级正处于消亡中。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处于绝对少数，低于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和。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是如此。根据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研究所的报告称，1992年到2013年，德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从56%下降到了48%。同时，贫困人口从30%增长到35%，而高收入阶层也从14%增长到17%。正如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当年马克思的政治预言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那么当中产阶级消亡之时，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难以存活。
    二战后的美国，排名世界第一的是GDP、黄金储备、工业品制造、国际贸易和最大债权国。但现在排名第一除了GDP（很快被中国超越，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的测算，中国2014年已是全球第一）和黄金储量外，其他的则是：监狱中的囚犯、相信天使真实存在的成年人数、国家债务以及军费开支。这个变化，难道还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吗？
    其实当一种文明衰落的时候，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众所周知，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今天西方的艺术早已经走向荒诞、怪诞、扭曲、阴暗、过度浮华和包装。这恐怕不是艺术本身发生变化了，而是现实如此。在巴黎，当代艺术馆蓬皮杜总是游客稀少，而收录了现当代艺术之前作品的卢浮宫永远排着看不到头的长队。2015年美国的大片从《终结者》、《007》、《饥饿游戏》、《山崩地裂》到《碟中碟》，共性就是特技超越内容，都是脱离现实而缺乏灵魂之作。反观中国的《大圣归来》、《老炮儿》，那才是艺术。还是那句话，不是中国的艺术高于西方，而是现实的差异。
    所以，不管西方这种制度模式在道义上如何高尚，但一个缺乏生存能力和持续能力的制度再高尚又有何意义呢？一个连自身种族、自身文明都无法保障的制度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至于未来西方的制度是无法持续的自我崩溃，还是被外来文明所取代，还是被极右所终结，也只不过是形式的不同而已，其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则无法改变。
    总体而言，朝鲜的制度模式虽然没有发展的空间，但其治理能力应对自己面对的问题却绰绰有余，因而可以长期生存下去。而且只要本土文明不灭，未来总有其他的选择机会。中国的治理难度虽然很高，从理论上讲也不排除发生系统性危险的可能性，但毕竟它有希望，有活力，有成功的机会。尤其是这种体制既避免了委托代理风险，能够制订长远规划，更可以解决西方政治人物平庸化以及制衡大众贪欲。最根本的仍然是，其治理难度并没有超过制度自身的应对能力。欧盟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治理难度最高，而且由于制度内生性的弊端，无力应对面临的挑战，并终将葬送自己的文明。
    因此，在当今世界所有的世俗文明中，只有中国的制度模式在开放度、自由度和治理能力之间找到了平衡，不仅可以持续，更有前行创造辉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