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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在准备第20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学术会议的PPT时，用了三个感叹号：产业空间组织不是“产业链”的纯技术建构！城市不是“产业链”的容器！集群研究者要有系统的思维，而不能停留在“链式思维”！
与此同时，我看到广州市“链长制”工作会议的报道，该市今年6月启动“链长制”，构建21条重点产业链。再看全国，有6个省发布了“链长制”政策，9个省（市）提出了“链长制”实施计划，22个城市做了“链长制”规划。回想1978年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WTO，在全球化扩张时期，中国的产业融入全球供应链，逐渐形成了配套完善的生产能力，一批有技术和资本、有品牌实力的本土领先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起来。
但是，有一些供应商受到技术上领先的跨国公司“链主”的制约，被锁定在低端环节。
2018年以来，在国际贸易摩擦、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影响下，不少企业面临供应链重组的挑战。有些本土领先企业开始承担“链主”的角色，它们既要摆脱依赖，坚持自主创新，又要保持开放，继续通过国际联系获取知识与经验，通过供应链多元化来分散风险。
自主可控的国内供应链分工也正在深化。用产业链思路招商，是不少招商工作人员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方法，我记得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就是根据产业链细分进行招商的。
2019年一些地方在商务工作中实施“链长制”。2020年，“链长制”作为责任制、动员机制和要素保障机制，推动企业复工复产，避免出现“缺个零件，停一条生产线”现象，统筹安排疫情管理、招工、原材料供应、用电、物流、融资等问题。
“链长制”最初在开发区实行，落实政府对产业链的安全责任，防范化解产业链重大风险。现在“链长制”被地方政府作为搞实体经济的工作抓手普遍推行，责任已落实到领导者个人。一位朋友担心，如果领导决策失误怎么办？这将导致怎么样的连锁反应，付出多大的机会成本，错过怎样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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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我在东莞调研时，该市科委就提出过“补链”的想法，因为发现东莞存在产业链环节缺失问题。后来打算梳理产业链，寻求“补链”办法。
我还看到过武汉打造15条产业链的图示。近20年来，“产业链”在中国媒体和文件中频繁出现，但在英文学术期刊中industrial chain（产业链）的相关研究却微乎其微。
新技术、新产业不断涌现，需要不同主体的相互合作，更需要不同的产业和学科互动，促进知识溢出。创新往往发生在产业的边界。“链式思维”不能应对时势瞬息万变之需，跨产业领域的合作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
线性的“创新链”也已经演进为对创新系统或创新网络的认知。 “产业链”是通过产业联系形成的。
赫希曼（Hirschman）1958年的《经济发展战略》认为投资到中间的基本工业会通过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发展经济；1975年霍尔（Hoare）以大伦敦为例对产业联系进行了研究；波特（Porter）1986年用“价值链”分析企业竞争战略；瓦柯（Walker）1988年用法语filiere来表达技术相关的活动之间的联系；斯多波（Storper）1992年用商品链分析全球技术区；迪肯（Dicken）1998年用生产链分析全球生产系统。格里菲（Gereffi）1994年开始提出全球价值链。里昂惕夫（Leontief ）20世纪30年代就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各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对美国经济数据验证的结果与要素禀赋理论的预测相悖，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2001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提出了促进产业联系政策框架。中国也有大量基于产业联系对区域和城市发展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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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产品的生产流程千差万别，生产链的长短、生产系统的大小、复杂程度和所跨越的地理空间有很大不同。
产业联系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可能是远距离的，也可能是近距离的；生产流程可能连续，也可能分离。各工序可能在企业内，也可能分到多个企业。
例如香港利丰集团曾经有一个订单是这样的：在巴基斯坦纺纱，在中国织布、染色并采购纽扣，在日本采购拉链，在孟加拉缝衣。总部位于西班牙的拉克鲁尼亚的服装公司飒拉（Zara）的400多家供应商70%在欧洲，22家服装厂都在本国。
基于地方的供应链很重要，但供应链环节却不一定都在本地。一个企业可能有若干相互交织的链条及其环节。某个产业的活动会与其它多个产业的活动发生联系，例如系统化和模块化技术使无人机产业与多个产业发生联系。一地可能包括多元价值链（plural value chains）、由多个企业组成纵横交织的产业网络，获得产业的地方竞争优势。
对于一个产业来说，上下游和旁侧的环节可能很多，哪些环节在区内、哪些环节在区外，企业在近距离还是在远距离选择生产协作配套，与该产业的技术需求以及区域的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条件密切相关。
例如从事游戏开发的企业与周边产品生产的企业一般都不在同一地。另外，除了生产链之外，还需要产品的设计、研发、金融、物流和通信等各种服务的支持。多种相关产业及其环节纵横交错，组成生产系统。生产系统可能局限在一地，也可能在全球范围构建。
已有的或者未来可能发生的复杂联系很难进行事先的规划。位于同一个地方而又处在价值链相关环节的企业是否合作，取决于基于诚信的社会网络，即“非贸易的相互依存（untraded interdependence”，这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等完善的制度环境。
我曾在调研中发现有些企业寻找供应商时宁远勿近，因为邻近的供应商不愿意与其合作；我还了解到有些核心企业选择供应商需要至少两三年的试错，供应商名录是不能公开的。对于复杂产品来说，一条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不大可能由一个省市全部完成，即使是一个国家也可能无法从事所有的价值环节。
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空间分布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在开放的条件下，促进本地的产业联系，加强产学研合作，积极创造有利于技术学习、鼓励创新的产业环境，可望使本地的经济活动在跨地区的价值链中占据更高的价值环节，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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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市场经济环境、营造创业氛围、促进产业联系是长期的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或许可以通过建立企业来“打造产业链”，但是可能造成地方产业结构雷同、“条块分割”等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不再具备直接干预经济的能力和手段。
如果通过行政力量，让产业知识不足的行政领导者行使配置经济资源和要素的权力，搞不好会影响企业家和创业者的经营与创新。产业集群与“产业链”战略都强调了本地产业联系，但是思路有本质的区别。当某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领域的企业集聚到某个地方时，会形成地方生产系统，也就是产业集群。
集群内不仅有同行业的供应商、制造商和客商，还可能有看起来不相关行业的企业，还有各种服务机构或平台。跨行业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对于促进创新是十分重要的。例如生物科技领域的华大基因最初的基因测序速度受制于测序设备供应，而在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中完成了数字化设备的配套。
此外，产业集群战略特别强调在本地培育基于信任的创新文化，建设开放的创新社区。企业之间会存在利益冲突，建立既竞争又协作的关系并不容易。为此，集群内需要建立促进创新行为主体合作的机制，提供“粘合剂”。目前，集群发展促进机构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正在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Dicken, P. 1997. Global Shift: Transforming the world economy, Paul Chapman Publishing Ltd.
[2] Hirschman, A O. 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eaven, CT.
[3] Hoare, A. G. 1975. Linkage flows, locational evaluation, and industrial geography: A case study of Greater Lond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7, 41–58.
[4] Johnston, C. and Lawrence, P. 1988. Beyond vertical integration – the rise of the value-adding partnership,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 August
[5] Storper, M. 1992. The limits to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district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vol. 68
[6] Walker, R. 1988. The 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systems,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A. vol.6
[7] 王缉慈等, 2010. 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M]. 北京: 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