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法亭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解模式的逻辑转换

内容提要：希法亭的名著《金融资本》在发展马克思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创立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和历史局限，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但是，人们都没有看到希法亭在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创新的同时，转换了马克思经典资本主义的理解模式：从生产过程转向流通过程，从经济关系转向财产关系。希法亭在资本主义理解模式方面的这种转换，有其哲学世界观上的深层根源。这就是其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历史观上的理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观上的科学主义。
    关键词：希法亭 《金融资本》 资本主义理解模式 实证主义 理性主义 科学主义
    作者简介：姚顺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210093
    希法亭的名著《金融资本》1913年出版以后，得到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致好评，被誉为“继《资本论》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进入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列。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第二国际当时公认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继承人、“正统派”的领袖人物考茨基的评价。他在《新时代》上发表了《金融资本和危机》一文，对该书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它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真正继续”。①后来，卢森堡、列宁以及亨利克·格罗斯曼和保罗·斯威齐虽然曾先后对希法亭《金融资本》中的“危机理论”、“货币理论”，甚至“金融资本”的概念本身提出了批评，②但都认为这些错误或缺陷是个别的，至多是局部的，并不影响该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
    我们认为，上述这些评价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只注意到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主义”理论同马克思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之间的理论关系，忽视了《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结构及其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看不到希法亭实际上从根本上转换了马克思创立的资本主义理解模式，他在理论上的那些错误或缺陷，也不是个别的或局部的，而是同资本主义理解模式上的这种转换直接相关。
    一
    自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出版以来，同对该书理论内容的分析相比，人们对其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解是比较差的。在前苏联和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流行的看法是《金融资本》在逻辑结构上是颠倒的，他们认为：希法亭在《金融资本》的前言中一开始就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将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但是，在正文中却出现了颠倒，第二个方面变成了主线，成为分析的主要对象，在第一和第二篇中用全书半数的篇幅加以论述，而第一个方面则被放在第三篇中加以考察。③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的“生产和资本集中——垄断——金融资本”逻辑，来重构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认为正确的逻辑应从第三篇（即垄断问题）开始，将第一、二篇同第三篇的顺序重新颠倒回来。而布鲁厄则干脆认为希法亭《金融资本》的第一篇“货币和信用”是多余和离题的，主张抛弃这一篇，直接从第二篇开始：“他（指希法亭——引者）是以一段冗长有趣，但十分离题的对货币的论述开始的，这里我将完全忽略这一主题，只是注意到，这本书开头部分的晦涩也许正好是为什么全书被人们敬而远之的原因。他论述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作为资本主义公司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的出现。”④
    然而，实际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有着自己内在统一的逻辑结构。希法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和发展趋势，并由此出发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转变以及帝国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形成的经济根源。他认为，这一切都集中体现为金融资本的形成和统治。而在希法亭看来，金融资本作为“归银行支配，并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它本身是从产业资本流通过程中货币资本的职能发展出来，并独立化为银行资本，然后又反过来通过控制和融合产业资本，吞并和消灭商业资本而形成的。因此，《金融资本》的逻辑演进，既不能从布鲁厄所认定的第二篇“股份公司”开始，更不能按照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思路从第三篇“垄断”开始，因为在希法亭看来，股份公司和垄断本身构成金融资本形成的三个阶段中的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银行资本的独立化（从产业资本中分化出来），第二个阶段是银行资本融合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的股份化为此提供了条件），第三个阶段是金融资本消灭商业资本（垄断本身排除自由竞争，而后者正是商业资本的生存领域）。用希法亭自己的话来说，“金融资本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产业的垄断化而达到它的顶点”。⑤《金融资本》逻辑演进的实际起点，只能是第一篇第四章“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货币”。其实，这一点希法亭自己在第四章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予以了说明：“我们现在把话题转到货币在产业资本流通中所起的作用上来。因此，我们的考察不是指向具有技术奇迹的资本主义工厂，而是必须转向单调的、始终如一的市场过程。在那里，按照形式上总是一样的方式，由货币变为商品和由商品变为货币。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途径，探索那种作为资本主义信用最终取得对社会进程的统治的力量，如何由流通本身中成长起来的秘密。”⑥
    那么，《金融资本》第一篇的前3章又当作何解释呢？其实很简单：那不过是“导论”部分。正像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实际起点是第二篇第4章，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的3章是“导论”部分一样。马克思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就必须事先说明一般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说清了一般商品和货币，才能经由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二因素说明货币转化为资本。而希法亭要从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货币资本和信用，引出银行信用的职能和银行资本的独立化，也必须事先说明一般货币和信用货币。实际上，希法亭在这里是有意识地模仿马克思，就连我们刚刚所引的那段话也是模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4章中的一段话：“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消费，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因此，让我们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⑦
    二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进入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逻辑联系的讨论了。在《金融资本》的所有评论者之中，只有考茨基实际上接近于这一点。他关于《金融资本》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真正继续”的评价，尽管十分简略，却不仅指明了希法亭在理论上把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理论，而且实际上涉及《金融资本》在逻辑上同《资本论》第二、三卷之间的联系。因为考茨基并非一般地指认《金融资本》是“《资本论》的续篇”，而是强调它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继续”。考茨基的看法是基本正确的。《金融资本》一书的理论部分（前4篇），除了第一篇前3章如前所述，作为“导论”是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2、3章“交换过程”和“货币”出发的之外；从第一篇第4章到第三篇论述金融资本的形成和统治的三个阶段即“信用——股份公司——垄断”，实际上正是分别从《资本论》第二卷的“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第三卷的“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出发的；而考察金融资本对危机和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影响的第四篇，也是从《资本论》第二卷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出发的。
    《金融资本》同《资本论》之间的上述逻辑联系十分清楚地表明，该书确实是《资本论》的继续。但是，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继续”？同样十分清楚的是，《金融资本》是从“流通”和“信用”出发“继续”《资本论》的，而且这不仅是论域（研究对象）的转换，更是范式（理解模式）的转换。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两者的逻辑结构（见下表），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转换。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从三个方面转换了马克思经典资本主义的理解模式：
    第一，在逻辑起点或研究的出发点上，从生产过程转向流通过程。从“导论”与“正文”的关系看，《资本论》以“商品和货币”为“导论”，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而《金融资本》以“货币和信用”为“导论”，则是为了说明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前提。从“导论”本身看，《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是由劳动的二重性即商品生产过程决定，从“商品”到“货币”进一步揭示商品生产过程决定流通过程；而《金融资本》的逻辑起点“货币”则直接是流通过程的产物，从“货币”到“信用货币”不过是流通过程自身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这一区别集中表现在关于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看法上：马克思认为，货币首先是一般等价物，这是它的起源和本质，这一本质直接表现在它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基本职能上。“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⑧在此基础上，货币进一步发展出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派生职能。希法亭则认为，货币“首先是流通手段。只是在它成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之后，才成为一般的支付手段。”⑨马克思的“一般等价物——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货币观完全被颠倒了！从“正文”来看也同样如此：《资本论》的分析是从“资本生产过程”出发，分析其二重性即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而《金融资本》则是从“产业资本流通过程”出发，分析其产生的两种信用即流通信用和资本信用。
    第二，在逻辑结论或研究的最终目的上，从经济关系转向财产关系。《资本论》从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出发，经过资本的流通过程，最后达到作为两者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从原生形态到派生形态、从内在本质到外在表现的总体；而《金融资本》从流通过程的分析出发，经过信用的发展过程，最后达到金融资本的全面统治，目的是要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变化。因此，尽管马克思和希法亭都分析了资本循环过程中资本的不同职能形式和社会总生产过程中资本的不同存在形式，但马克思重视的是生产资本、产业资本、职能资本，而希法亭强调的则是货币资本、银行资本和财产资本。用希法亭自己的话说，金融资本即“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⑩金融资本主义之所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就是因为金融资本是资本的财产形式的完成形态，“财产关系的问题，获得了它的最清楚、最无疑义和最尖锐的表现”。(11)
    第三，在逻辑“中介”或论证过程上，从“劳动—资本”关系转向“债权—债务”关系。利用“信用”的双重涵义，是希法亭完成资本主义理解模式转换的关键。我们知道，“信用”作为“债权—债务关系”，包含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内容：一种起源于商品流通过程，是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产物；另一种则起源于高利贷资本，是“借贷资本”职能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两种职能都集中到银行手中，银行资本成为同时经营货币业务和经营借贷资本业务的资本，同时由于社会上任何暂时的货币收入都可以通过银行转化为借贷资本，因此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货币、信用货币、借贷资本、货币资本之间的区别完全消失了。这样一来，从流通过程出发，经过“信用”，到财产关系（借贷资本就是一种财产资本）的转化就可以“完成”了。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流通过程看作是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即总生产过程的中介，通过“小流通”（劳动力的买和卖）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那么，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便是把信用看作是从流通过程到财产关系的中介，通过“大信用”（支付货币和借贷资本）来诠释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变化。这其实就是希法亭自己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探索那种作为资本主义信用最终取得对社会进程的统治的力量，如何由流通本身中成长起来的秘密”(12)。
    把上述三个方面统一起来，我们可以把从《资本论》到《金融资本》的模式转换概括为从“生产过程——小流通——经济关系”到“流通过程——大信用——财产关系”的转变。
    三
    希法亭在资本主义理解模式方面的转换，有着哲学方法论上的深层次根源。从时代背景上看，希法亭投身政治理论活动的时期，既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和先进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并被第二国际主流理论界加以实证化诠释的时期；同时也是马赫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在欧洲主流思想界风行一时并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时期。从社会背景上看，希法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先后在维也纳、柏林生活和工作。维也纳是马赫主义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其创始人马赫长期主持维也纳大学“归纳科学哲学讲座”，直到1922年退休才交由石里克接任；在后者的主持下又形成了著名的“维也纳小组”，在马赫主义的基础上结合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形成了雄踞科学哲学领域几十年的逻辑实证主义流派。而当时的德国也是新康德主义的故乡，分别以马堡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为中心形成了数理学派和历史学派。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希法亭本人作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和经济学方面的代表，虽未直接参与但赞同弗里得利希·阿德勒和麦克斯·阿德勒在哲学方面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同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结合起来的做法。这就使希法亭的世界观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倾向和总体上的折衷主义特征。
    1.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倾向
    应该承认，希法亭力图坚持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力图坚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科学抽象法和理性演绎法，即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但是，由于希法亭不懂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只是“从配第开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表现”。在希法亭那里，经济学领域只存在两大派别的对立，一派是主张客观认知的古典经济学派（包括马克思在内），另一派则是热衷主观解释的心理学派（指边际效用学派）。这样一来，希法亭既无法划清马克思的抽象法同古典经济学抽象法的界限，也无法划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经验论和实证主义的界限。他实际上把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历史的逻辑重构）与历史实践（逻辑的历史检验）内在统一的方法，混同于“理论假设（依据形式逻辑进行推演）——经验求证（诉诸直接经验加以检验）”的实证主义方法。
    诚然，希法亭反对停留在经济现象的表面，试图揭示“经验事实”背后的真实本质，他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他们没有看到，每一个资本主义交易的经验事实背后，有这一交易本身的超验的事实，只有这一超验的事实才能说明那种经验的现实”(13)，但他自己也没有摆脱实证主义的倾向。
    第一，他仅仅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对立和颠倒归结为“个人行为动机”同“社会客观职能”之间的矛盾。虽然希法亭提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常把经济行为的社会职能同行为的动机混淆起来，把执行这种职能作为行为者的动机加到行为者身上，这自然是行为者所不知道的。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看不到经济学的这种特殊问题。把社会生活必须借以实现的经济行为的这种职能上的联系作为整个其他动机的结果揭示出来，由必要的职能本身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动机”(14)；但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对人的行为的功能主义解释，而功能主义解释并没有真正超越实证主义（以及分析理性）的樊篱。当代英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恩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正是试图用这种功能主义解释来说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一种处于思辨哲学和实证科学之间的、尚未完全科学化（即实证化）的“准理论”。
    第二，他所谓“经验事实”背后的“超验的事实”不过是超越个人经验的社会（群体）经验，相当于弗里得利希·阿德勒所赞同的马赫的“感觉的复合”或麦克斯·阿德勒借助新康德主义提出的“社会化意识”。这就是说，他并没有超越经验层面，只是在从一种经验转向另一种经验。希法亭在论述货币在物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社会关系的本质时说：“按恩斯特·马赫的说法，自我不过是以自己的网形成世界图像的感觉的无数条线密集于一身的网的网结。同样，货币也是由个别交换活动的无数条线织成的商品生产社会的社会联系之网的网结。同时，在货币中，人们的社会关系成为物，成为闪耀着神秘色彩的东西，它的使人迷惘的光，至今仍然使不愿在它面前完全闭上眼睛的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眼花缭乱。”(15)在这里，他就把作为本质的社会关系等同于马赫的“感觉之网”了！
    希法亭的抽象法和演绎法的实证主义缺陷，集中体现在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理想模型”基础的“经验典型”的选择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没有历史地描述任何一个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逻辑上建构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模型；希法亭同样用逻辑方法建构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型，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还是“现代资本主义”一般，都既不像古典经济学认定的那样源自自然规律或人的本性，或者像现代分析哲学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单纯逻辑可能”或约定主义的纯粹理论假设，其“理想模型”都不能不以现实的“经验事实”为基础，都要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而这种上升过程又不能像实证主义那样仅仅看作是经验现象的单纯归纳，即排除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特殊性之后抽取剩余的共同点，因为这些特殊性不仅包括具体的民族或地域特点，而且包括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成熟程度。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各种经验事实并非处于同一平面，其对于理论的价值也并非相同；真正科学的抽象只能是寻找经验事实的内在联系，从中发现历史的发展趋势，并根据这种历史趋势确定“经验典型”。《资本论》以英国为典型，是因为它作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了其他工业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如德国的未来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6)而希法亭却相反，他选取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德国作为资本主义理想模型的“经验典型”。他用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廉·冯特提出的“目的变异规律”，来为自己这种选择进行辩护：“坦率地说，李斯特的体系是适合于资本主义落后国家的体系。目的变异规律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一旦以资本集中和积聚的程度即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的程度以及银行支配产业的程度——简言之，以所有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程度为标准，那么，不是自由贸易国家的英国，而是保护关税的国家德国和美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国家。”(17)实际上，被希法亭当作典型的只有德国，因为他所援引的当时美国出现的某些与德国类似的经验事实只具有局部的和暂时的性质。
    2.历史观上的理性主义倾向
    我们所说的历史观上的理性主义，也可称为理智主义，指的是将社会发展的动力、过程和评价尺度都归结为理性或知识的进步，归结为人类自觉意识和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增强。希法亭历史观上的理性主义倾向，就在于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从社会生活的局部控制和自发调节向全面的自觉控制转变的过程。希法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自觉组织的社会”和“自发调节的社会”两种类型，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从共产主义部落和自给自足的家长制家庭这种局部性的自觉控制社会，到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全面性的自发调节社会，再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全面性的自觉控制社会。不过，希法亭并没有分析第一个“否定”过程，只是将其看作分析的前提；他实际上只论证了第二个“否定”过程，整个《金融资本》一书的理论部分就是这一过程的展开。
    在希法亭看来，从简单商品经济到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一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逐步由自发调节转向自觉控制的过程，其最终趋势是为全面性的自觉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前提。这一过程的动力在于流通过程和财产关系自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私人财产关系分解了社会，使生产成为非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商品交换关系则重建了社会，使社会成为自发调节的社会；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又会引发社会自觉控制的需要，并通过推动私人财产关系的社会化，逐步形成实施自觉控制的社会条件和组织机构。这种发展趋势必然导致商品交换关系的最终消灭和私人财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具体来说，这种转变的几个关节点就是：第一，从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在流通的最低限度内，社会关系的物的表现便被一种自觉调节的社会关系所代替。”(18)第二，从货币（流通手段）发展到信用货币（支付手段），“同其他经济范畴的物—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同货币）相对立，信用表现为直接的人—社会的关系，通俗些讲，就是‘信任’。同样，信用在其完备形式上是同资本主义对立的，它对无政府状态来说是组织和监督。”(19)这两次转变在简单商品经济下即可发生。第三，从商业信用到银行，银行作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簿记”，进一步加强了经济生活本身的组织性和来自社会的监督。这是发展到资本主义以后社会向自觉调节的更大转变。第四，从股份公司和垄断到金融资本的形成，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阶段即最高阶段、社会转变为自觉组织社会的前夜。特别是作为其发展极限的“总卡特尔”和“中央银行”的结合，甚至可以使资本主义完全摆脱了自发的市场调节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外衣，变成“以对抗形式进行自觉调节的社会”(20)。这正是后来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源头。
    希法亭历史观上的理性主义倾向，造成三个后果：
    一是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思想。希法亭实际上没有超出黑格尔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泛理性主义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指“真正物质生产领域”——引者）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自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21)显而易见，正像希法亭在认识论上没有真正超越经验层次一样，他在历史观上同样没有真正超越必然王国，他的从“自发调节社会”到“自觉组织社会”的转变，得到的至多只是“必然王国中的自由”(22)，无法到达“真正的自由王国”的理想彼岸。
    二是无法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社会性，从而无法真正揭示其固有的拜物教形态和拜物教观念的实质。希法亭仅仅从认识论角度出发将社会区分为“自发调节”和“自觉组织”两种类型，必然导致将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的区别看成是表现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内容上的。其实，物与物的关系不仅是假象和形式，它本身同时也是实质和内容的内在规定，即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本身是物化的关系、本身是一种间接的社会性。希法亭将资本主义的间接社会性误认为非商品经济社会的直接社会性，实际上是用“非社会性（物化）的形式+社会性（非物化）的内容”的二元论，取代了马克思的形式与内容统一的“物化的（＝间接的）社会性”的一元论。希法亭认为可以直接用“社会必要流通价值”确定纸币的价值的观点，正是由这一错误造成的。正是由于希法亭没有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化（间接社会性）实质，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形态和拜物教观念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关于“信用在其完备形式上是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的看法上。实际上，信用只是改变了物化的形式，根本没有改变金属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实质。马克思早已对此作过批判：“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23)
    三是无法真正揭示资本拜物教发展的顶点。希法亭不是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这一物化内容的演化来揭示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观念的发展，而是从流通过程和财产关系这一物化形式的演化出发，把资本的货币形式看作是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发展的顶点。希法亭认为：“在金融资本中，所有部分的资本形式都联合成为一个总体。金融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实际上具有货币资本的运动形式G-G’，是带来货币的货币，是资本运动的最一般、最不可理解的形式。”(24)马克思确实说过：在生息资本那里，“资本取得了纯粹的拜物教形式”。(25)但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在肯定“生息资本总的说来是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之后，紧接着说：“我们现在来考察劳动力。在这里，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例如，如果一年的工资等于50镑，利息率等于5%，一年的劳动力就被认为是一个等于1000镑的资本。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26)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资本”是比一般“生息资本”更高级的拜物教观念，它才是资本拜物教观念的顶点：资本的增殖能力本来源自劳动力，“生息资本”表现为资本不依赖劳动力而自我增殖；“劳动力资本”则更进了一步，完全倒因为果，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反而源自资本，这才最终达到了“颠倒错乱”的顶点。
    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劳动力资本”不过是观念上的，还只是“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那么当代“人力资本”的出现，已经使之赫然成为现实，这表明“劳动力资本”真正成为比“生息资本”更高级的拜物教形态，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颠倒在这里达到了顶点”。当然，只有高级劳动力才“有幸”成为“人力资本”，成为“物质资本”这个世俗上帝的“选民”，获得进入分享剩余价值“一杯羹”天堂的圣餐券——股权和期权；而普通劳动力仍然只是商品——“人力资源”，只能换取劳动力的价值，无权分享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不过，“人力资本”也不要太过高兴：在“人力资本”面前，“物质资本”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是“物统治人”、“过去支配现在和未来”：马克思的时代是“死劳动”统治“活劳动”，我们的时代则进了一步——加上了一个“死资本”统治“活资本”。
    3.马克思主义观上的科学主义倾向
    这主要表现为受新康德主义影响，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之间的内在统一。
    首先，希法亭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作了区分。他认为，就研究对象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规律科学又是规范科学，目的、规范和价值问题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但就研究的范式来说，马克思主义则只能是科学的，而非规范的。他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政策考察的目的也只能是揭示因果联系。对商品生产的社会规律的认识，同时指明了决定社会各阶级意志的决定性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阶级意志如何决定，是科学的即记述因果联系的政策的任务。像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也是独立于价值判断的。”(27)
    其次，希法亭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学说性质和社会功能作了区分。他认为，就学说本身的性质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价值、理想和信仰无关的纯粹科学理论，它始终不渝地坚持一切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客观的普遍适用性的要求，“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本身等同起来是一种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认识，其中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根本不是作出的价值判断，也同样不是对实际行动的指示，因为认识到一种必然性同献身于这种必然性是不同的两码事”(28)。但是，就其社会功能或历史作用来说，马克思主义又不是价值中立的。其理论内容会动摇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对它的掌握和运用也受到阶级利益的制约。“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逻辑上科学的、客观的和摆脱了价值判断的科学，按照自己的历史地位，必然为它以自己的成果支持其胜利的阶级的代表所掌握”，在这种意义上，它又是“无产阶级的科学”。(29)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希法亭的马克思主义观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倾向，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看成是纯粹实证科学，把目的、规范和价值从科学的“宫殿”中驱逐出去；同时，又带有较强的折衷主义色彩，力图用割裂论域与范式、性质与功能的办法在科学宫殿的旁边给被驱逐者搭建一个勉强可以栖身的小“茅屋”。
    注释：
    ①K. Kautsky, "Finanzkapital und Krisen," Die Neue Zeit, vol. 29 (Stuttgart, 1910-1911),p.883.
    ②参见卢森堡、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柴金如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4-95页；《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38页；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0-294页。
    ③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中译本前言”第Ⅱ页。
    ④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陆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90、92页。
    ⑤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53页。
    ⑥希法亭：《金融资本》，第5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9页。
    ⑨希法亭：《金融资本》，第432页注9。
    ⑩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53页。
    (11)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65页。
    (12)希法亭：《金融资本》，第57页。
    (13)希法亭：《金融资本》，第181页。
    (14)希法亭：《金融资本》，第465页注65。
    (15)希法亭：《金融资本》，第1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7)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47页。
    (18)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3页。
    (19)希法亭：《金融资本》，第198页。
    (20)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64、19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927页。
    (22)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为了维护私有制，连这种低级的“自由”也不承认，他认为这恰恰是“通向奴役之路”。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69-670页。
    (24)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6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4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28页。
    (27)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4页。
    (28)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4页。
    (29)希法亭：《金融资本》，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