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理论结合实际，就是要发现和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直面、应对各种重大现实问题和严峻考验的实践过程。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动力，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化和载体。
    一、问题视角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可以从多个视角来分析，比如文化的视角、历史的视角或者理论的视角等等。这些视角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研究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进程之中去，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一个个具体的、实际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最深厚的根基在于实践，最强大最直接的动力在于直面和应对各种问题，是问题在主导着、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过程。首先，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是在书斋里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纯学术”研究的过程，而是不断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比如，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的翻身解放是通过解决土地问题而实现的。又如，社会主义的思想早已形成，但光有理论或者照搬某种理论，是不可能在落后的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不断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中的一个个“中国问题”，才能现实地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其次，从形式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是西化、洋化的过程，而是运用中国方式解决中国问题，从而使中华文化不断焕发生机活力的过程。解决中国问题，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为指导，但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环境，不能脱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不能脱离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因此，中国化的过程，决不是去中国文化的过程，而恰恰是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交融中不断发扬光大的过程。比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以人为本”、“和谐中道”等传统文化元素，都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正如黑格尔强调要让哲学说德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应该是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的过程。第三，从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仅是少数专家学者或者政治代表人物的研究创作过程，更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从生存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参与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着眼于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且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发动人民群众解决自己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呢？第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回应中国问题的理论。它不可能每一个结论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一一对应，但它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都充分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因而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回应不同问题的结果，因而具有不同的理论形态。时代在不断向前发展，问题在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催生新的理论。比如改革开放时期就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第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更是不断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但面对不同的问题，必须创造性地采用不同的战略、路径、举措和手段。如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面临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首的几代领导人带领党和人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探索，不断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没有哪种理论形态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任何时候的任何问题，与时俱进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表现为以问题为导向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表象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关系，本质上是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运动。在这一互动之中，问题导向始终是一根红线。理论只有解决问题才能得到验证和发展，并随着问题的演进、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解决的问题越多，成效愈明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成果就越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越深入，推动现实发展就越有力。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与问题导向之原动力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以实践为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使哲学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回应人类实践活动中面对的现实问题。由此引发了一场全方位的哲学革命，使哲学拥有了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焕发了强劲的生命力。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来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前奏和路径，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动力。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是与问题相依相存的。因此，说认识来源于实践，也可以说认识来源于实践中的问题。问题是开启思想之门的钥匙，是认识产生的逻辑起点。一方面，问题具有客观性、先在性，因为问题的存在，认识才有原由、有内容、有价值；另一方面，问题具有聚焦性、方向性的特点，只有抓住了问题，认识才不会是笼统的、零碎的、杂乱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爱因斯坦、英费尔德，第66页)马克思更是鲜明地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代表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可以说，认识的每一次飞跃，都建立在把握问题的基础之上。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而实践作为动力，就是源于实践中不断涌现的问题。问题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化发展着的实践不断给人们提出新的目标、新的认识课题和新的发展要求，这种新目标、新课题、新要求，推动着人们去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
    认识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所谓改造世界，通俗地说，就是解决问题，或者说，世界的改造是通过解决一个个问题去实现的。认识的真理性也取决于回应问题的程度。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角度来看。“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这是因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同上)这就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如果脱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用几个抽象的概念和几对抽象的范畴简单地去套现实，那么就违背了辩证法的本质，就把辩证法变成了形而上学。因此，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才能真正贯彻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但要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之间抓住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就必须从问题出发，否则我们所看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便是表面的、简单的、偶然的。毛泽东对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天然联系有过很多深入分析，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立足于中华民族面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剥削这一大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是立足于中国要通过工业化改变农业国的落后面貌这一大问题，从而得出必须坚持和巩固工农联盟的结论。邓小平分析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就是立足于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力落后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制定“韬光养晦”等外交策略。离开问题分析事物及其联系，是形式主义的做法，不能够深入事物本质的、内在的联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即毛泽东所说的“一分为二”。但如果要分析具体事物的两面性，必须放到具体的问题域中去。如果不顾具体实际，机械地套用事物两面性的规律，简单地下判断，就必定要犯错误，这样的教训是很多的。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只有不断发现并解决问题，社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始终是问题导向在开路，是辩证法在开路。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看。人们办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利益立场，或曰价值取向，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而判断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价值取向，往往只要看他对待问题的态度、解决问题的立场即可。其一，看其对待问题本身的态度。凡是敢于直面问题者，往往代表进步和正义力量；凡是回避绕开问题者，往往夹杂某种个人私利。其二。看评判问题的标准。对同样的问题，由于立场不同，评判的标准和态度就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三，看处理问题的动机和效果。问题密切联系着利益。也就是说，从“为了谁”、“依靠谁”，可以推断出“我是谁”，我站在谁的价值立场上。问题的解决还要看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谁受益、谁拥护，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等等。价值立场决定了能否提出以及如何提出和解决问题，是非、善恶、美丑、先进落后等等也往往在面对和解决问题的现实中体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问题导向，是它巨大的力量之源。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出场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的过程，就是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过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的。江泽民同志说，“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第193-194页)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三、问题导向与实践和理论的彻底性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理论彻底性的命题：“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马克思没有就实践的彻底性做专门的论述；也许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本来就应该是彻底的。但是，真正理解和贯彻实践的彻底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胡锦涛，第11页)我理解这里所讲的就是实践的彻底性。
    第一，以问题为导向有利于坚持实践的彻底性。在现实生活中，有时难以将实践的彻底性贯彻到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能坚持问题导向。比如，有的人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仅局限于认识论中，离开问题空谈理论，认为理论较之于实践具有优越性、独立性。有的人把实践标签化，外在地、表面地、形式地对待实践，使实践成了抽象的概念、时髦的口号，却不关涉具体的问题。有的人则经验主义地对待实践，将过去的实践、不同时空的实践代替新的实践，刻舟求剑，自以为是。
    克服实践的不彻底性，在当前就是要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改革开放，就是要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必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有的人说，越改革问题越多，越开放问题越大，这种说法没有看到事情的实质，不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了问题，而是问题本来就存在，因为改革开放才被暴露、被引发，而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克服实践的不彻底性，要有一股敢闯敢试的勇气，实际上也就是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邓小平同志强调，要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鼓励试”，就是要敢于直面问题；“允许看”，就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形成的新的规律性认识，大家还有一个接受理解的过程；“不争论”，就是不要用固定的、既有的理论、观点去套新的实践，去框新的问题，以至于把功夫下在嘴皮子上，淡化了解决问题的实践。
    克服实践的不彻底性，还要增强实践的自信。实践中的不自信，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实际情况、实际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了解。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可是我们常常缺乏这种深入的功夫。问题搞清楚了，就有了发言权，也就有了实践的自信和彻底。当我们在直面问题的实践中得出了规律性认识，而这些规律性认识与大家熟知的理论观点不完全一致的时候，要敢于坚持。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伟大创造，确实能解决问题，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对此，邓小平同志就明确强调：“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第二，以问题为导向有利于落实理论的彻底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的彻底性，是相对于唯心主义的旧哲学而言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彻底性的集中体现。从哲学本源的角度看，理论的彻底性决定于实践的彻底性，更取决于真正坚持问题导向。在现实中，理论的彻底性是将理论产生的基础、理论运用的针对性、理论检验的标准，都置于能否回应实践问题之中去考察。我们要深刻认识实践对理论创新的决定性意义。在实践中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包括破解难题中形成的认识、思路，是理论创新最直接、最丰富、最生动的原料，决定着理论创新的内容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领袖人物本身就是革命家、实践家。上个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著名演讲，非常精辟地指出了克服理论不彻底性的根本途径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他说，我们的理论落后于实践，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3、814页)他深刻地分析了什么是真正的理论，什么是真正的理论家，指出：能够深刻地、科学地解释、分析客观实际问题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理论，这样做的理论家才是的真正的理论家。毛泽东早年即发表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了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144个问题，尤其后来从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问题入手，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飞跃。
    中国人所需要的彻底的理论，就是能够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从思想方法上讲，所坚持的就是问题导向。对于邓小平理论，我们可以做“一、两、一”的理解，即：一条红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大理论支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以及一系列战略和策略原则。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从过去的书本和条条中找不到，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能够解决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问题。
    因此，克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的不彻底性，必须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不是用来炫耀，用来装点门面，更不是用来吓人骗人的。理论的立足点也基于中国问题的内在逻辑，站在中国立场独立思考中国的问题，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不能用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和方法看问题，更不能被西方的偏见及别有用心所迷惑、所左右、所利用。理论的突破点和创新点仍然离不开中国问题，要探索中国问题特殊的、内在的形成和演变规律，并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寻找解决的路径。“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第三，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思想解放。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思想上的束缚。仅仅从思想到思想、从理论到理论，无非是在思想领域、理论领域兜圈子，难有真正的突破和创新，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解放思想。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解放思想的诱因和动力。解放思想只能从问题出发，发现和解决问题是解放思想的出发点、落脚点，是解放思想的内容和载体，也是能否真正解放思想的标志。离开问题谈解放思想，就是一句空话。改革开放30年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讨论、关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关于加入世贸组织的讨论、关于发展方式的讨论等等，都与直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相关联。
    邓小平讲解放思想，总是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并且从问题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同上，第382页)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事物的内部联系要通过抓问题而得到彰显。同样，事物的规律也体现在问题之中。“求”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上升为规律性认识。要做到实事求是，根本的途径就在于坚持问题导向。
    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与时俱进。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与时俱进中“时”的内涵和意蕴，是时空变化及其条件下问题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实质上是不断地直面和解决新问题。只有准确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直面和回应时代的重大乃至根本问题，才会有真正的进步；忽视问题、回避问题，必定会落伍于时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理论体系。
    四、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问题导向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来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重要法宝。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以问题为导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重大意义和主攻方向。
    前面的分析说明，问题导向实实在在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在这“三化”中，“中国化”是基础，是前提，中国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立场，从中国实际出发，所面对、所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时代化”即所面对、所要解决的是现实的问题；“大众化”是指通过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所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再回到人民群众中去，让他们听得进、听得懂、听了信，为他们所掌握。
    首先，要有理论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首先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信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其一，马克思所探索的是如何超越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大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在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正处在解决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之中。其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坚持问题导向是其最本质的、内在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阶段性成果或者个别结论可能因为时空条件的变化而不再适用，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不会过时。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会使它具有永不衰竭的生机和活力。其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进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个重大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其四，资产阶级虽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立场，但在实际中却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分析，采取技术措施，对他们自身存在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进行调整和改良。特别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式市场资本主义被拉下了神坛，欧洲福利资本主义也难以为继，这从反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在应对人类危机和问题中所具有的价值和力量。其五，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和一大批学者、专家，甚至包括一部分政治家，无论他们出于什么目的，都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从1980年日本学者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到2004年美国学者提出“北京共识”，再到近年来中国问题研究热，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中国特色”以及中国提供的“价值性财富”，成为时下的热门话题。(参见谭扬芳、贾江华)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喧嚣一时的“历史终结论”、“华盛顿共识”，到中国成功应对亚洲和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的“出乎预料”、“北京共识”，西方学界的修正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前景。
    第二，要端正学风，改进文风。倡导良好的学风文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从执政团队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角度看，学风问题是党性原则问题；从理论工作者的角度看，学风问题是学术原则和学术品质问题，是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致力于解决学风文风问题。
    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学风和文风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才能解决的问题，是一个要靠每个人身体力行的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当前理论界存在的学风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盲目崇拜西方国家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志，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任意剪裁中国国情，甚至达到某种痴迷的程度，以至于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我们不难找到西方经济学家、西方政治学家、西方社会学家，但很难找到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政治学家和中国社会学家。”(郑永年)二是热衷于背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个别结论，不愿、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的语言游戏，表现出一种“理论”的自负。三是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思路、办法、成功的经验缺乏兴趣或自信，习惯于框架对接，“削足适履”，在框框面前亦步亦趋；即使在实践中解决了问题，形成了新的结论，但因为在经典中找不到依据，便失去了自信。四是在文风方面也存在欧化、洋化、故弄玄虚的问题。陶德麟先生对时下文风作过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现在有的博士生写的论文可以说是用汉字写的洋文，用汉语说的洋话，比古文和外文都难懂；不仅他看得非常吃力，彼此之间也常常看不懂，更不用说要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了。(陶德麟)只有走出书斋，深入实际，老老实实地沉下去，勇于和敢于直面问题，同时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汲取生动、丰富的思想源泉，才能使口头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中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风和文风问题。
    第三，要有全球视野、历史眼光。坚持问题导向，还要有一个看问题的正确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看问题，是坚持问题导向的重要保证。
    看问题的方法容易出现三个方面的误区，即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所谓“简单化”，就是就事论事，往往只注重抓住一些琐碎的问题，看不到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重大影响，因而也就抓不住重大问题。所谓“片面化”，就是孤立地看问题，看不到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远背景，往往窥其一点不及其余：从某一角度看似乎是正确的，但若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看，便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所谓“绝对化”，就是缺乏历史的眼光，静止地看问题，看不到问题形成的历史过程，似乎问题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学会用开阔的世界视野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去看问题，用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系统思维方法去分析问题，避免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避免盲人摸象、断章取义，这是坚持问题导向的要义。
    第四，要掌握话语权，构建话语体系。话语是一种表达工具，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力，话语体系的影响力是政治经济实力对比的结果。在国际社会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用中国的话语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
    要立足中国立场看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不是纯学术研究，求真与求善是统一的。中国的发展、中国的道路引起世界广泛关注，这是好事。但中国的问题中国人最有发言权。邓小平说：“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划脚，是要犯错误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看待中国的问题，要以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人民的幸福为基本价值取向，这才是积极的、健康的、应该受到欢迎的态度，而且也是能够准确把握中国问题的前提。
    要建立分析中国问题的中国标准。就像很多物质产品的质量评价标准掌握在西方手里一样，精神产品、社会科学产品的评价标准也往往被西方垄断。目前相当多的学科套搬的是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学术标准。当然，学术借鉴是应该的，国际标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即使是物质产品的标准也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何况带有明显价值立场的精神产品。如果完全用西方标准来套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必定会隔靴搔痒、似是而非。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反思长期以来我们要么与西方对着干，要么跟随西方，这其实都是围绕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在做文章，无意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话语能力。”(张曙光，第346页)中国问题自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自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性，因此分析中国问题要有中国自己的标准，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建立一套历史地、辩证地因而也是科学地分析中国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学术标准。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任务。
    要建构表达中国问题的中国话语方式。这不但是保持民族特色和风格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而且还是推动中国学术和文化繁荣的要求。那种立足于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所预设的范式、概念和理论体系而构筑的繁荣，是表面的繁荣，与中国学术的繁荣关系不大。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教授在北京大学作学术访问时所说的：中国的政治学如果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学，那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因为你抄得再好，也不可能是一流的，人家从你那里学不到什么新东西。因此，要敢于打破弱势心理和殖民文化心态的束缚，勇于“从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见谢毅)，跳出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所预设的范式、概念和理论体系，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和形式。
    第五，要以人民为主体，以大众为依归。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民大众的幸福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大众是当之无愧的主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尽管离不开某些代表人物的探索和总结，但归根结底是广大人民群众实践中的智慧结晶。
    因此，深入到群众中去，找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依靠人民群众解决这些问题，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经之途。当前，要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如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问题)、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如干群关系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党风廉政建设、道德诚信问题)、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社会转型期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以及前瞻性战略问题(如两型社会建设问题、文化软实力提升问题)等，在直面问题的过程中彰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坚持问题导向，就能在回应问题的过程中凝聚群众力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就会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英费尔德，1962年：《物理学的进化》，科学技术出版社。
    [2]《邓小平文选》，1993年，人民出版社。
    [3]胡锦涛，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4]《江泽民文选》，2006年，人民出版社。
    [5]江泽民，2001年：《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
    [8]《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9]陶德麟，2010年：《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载《红旗文稿》第2期。
    [10]谭扬芳、贾江华，2012年：《中国特色道路昭示光明未来——国外学者论“中国发展模式”》，载《红旗文稿》第14期。
    [11]谢毅，2012年：《从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载《红旗文稿》第14期。
    [12]张曙光，2010年：《现代性论域及其中国话语》，武汉大学出版社。
    [13]郑永年，2012年：《中国如何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载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