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实践中国话语的社科创新

    “数字历史”是一种革命性的未来方向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史理论前沿》主编王健
    近年来，作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史研究发展迅猛，形成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和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论争，极大地推动了学科自身发展。目前，中国史研究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与机遇：一是新的理论方法层出不穷，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借鉴与整合趋势越来越明显。二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传统史学的研究手段方法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史料突破了传统的纸质形制，催生了史学研究的“大数据”时代。
    从《中国史理论前沿》一书的梳理、归纳和分析来看，中国史研究近年来的学术前沿大致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史学理论的探索和运用更加理性客观。一方面，史学界在摒弃教条主义、走出“公式化套用”的误区后，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并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新的认识，极大丰富了其理论内涵，增强了其理论活力。另一方面，史学界积极借鉴包括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新社会文化史等在内的西方新理论，目光向下，突破传统史学偏于政治经济的“格式化”视角限制，实现“叙事转向”，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和议题。但同时又对其否定历史“真实”存在，过分强调纯粹的想象与建构保持着一种学术清醒和理性，认识到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对于事实(即使是“想象中的事实”)进行描述与解释的学问，相比较是否存在“真实”这一元命题，找出新的问题点、厘清事实与过程、解释起因与结果、转变叙述与表达才是史学更加重要的本职。事实上，即使那些在研究中有较为明显的后现代痕迹，或被认为是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中国学者，都从未承认自己属于“后现代”学者。
    其次，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研究不断寻求新的解释方法。其中，近年来，从国家和社会关系角度切入分析中国历史的研究名作云集，方兴未艾。它主要将中国历史，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围绕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国家力量与社会空间的权力关系变化予以展开。由于国家构建本身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又与近现代政治革命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国家—社会”视角可以说是介于以往革命范式与现代化史范式之间的一种新的研究方向，还谈不上一种新的独立研究范式，而且仍然是一种西方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对分模式”。这种带着极强主观性的西方理论预设从根本上来说是殖民-霸权时代形成的知识性的东方主义在近代中国研究这一领域的展现，“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借“国家-社会对分”模式知识性地进入中国史研究，但它是否能有效解释产生于本土时空中的中国历史依然需要我们加以审慎把握。
    第三，史学研究的领域日益扩展。一个明显之处就是专门史的名目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是史学因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作出的积极反应，如区域史、城市史、环境生态史、交通史、外交史、法制史、口述史、公共史学等。另一方面也是受国外后现代主义，特别是新社会文化史的影响，如身体史、妇女史、性别史、婚姻史、家庭史、死亡史、阅读史、器物史等等。
    第四，信息技术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愈发明显。一方面，数字档案和数字图书馆的出现，使得史料的获得越来越容易和便捷，但在史料急剧扩充之际，如何提高对史料的“读片”能力，防止对史料作“粗放式”的串联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电子数据，特别是大数据对史学的介入，改变了史学研究的面貌。在区域史、城市史等方面广泛应用了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并通过MapInfo和Google Sketchup等软件将历史资料数字化、立体化，实现历史场景的电子还原。美国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数字历史”概念，虽然对此内涵还有不同看法，但总体而言就是采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系统来研究和表述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历史”助推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和公共史学的兴起，是一种革命性的未来方向。
    第五，有关“整体史”和“碎片化”的学术争论引起广泛关注。随着史料挖掘的不断丰富和新社会文化史的影响，近年来关注以往宏大叙事下所忽略的历史细部成为史学界研究的主流。许多学者追求微观化和去价值化，不太关注历史的整体走向和规律，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我感到，目前的“碎片化”有其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和学术贡献，是对以往缺乏扎实史实基础的“宏大叙事”和价值先行的一种反思。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碎片化”阶段而不走向新的“整体史”，那么不仅不能做到“以小见大”，“由微知著”，而且还将最终失去史学的研究主旨和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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