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进程与极化发展：缪尔达尔的贡献

一、导论
    主流的西方经济思想强调国际贸易可以使参与国获得双边互利和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这是基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思想的古典绝对成本优势和相对成本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此类似的是新古典贸易理论，该理论是由要素价格均等化及其相关理论推演而出的，它体现在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 and Bertil Ohlin)思想中，随后进一步发展为克鲁格曼及其同行的所谓报酬递增的新贸易理论。当然，经济思想长河中一直都存在着其他流派，它们认为贸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财富和福利所产生的收益，是以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该国的其他地区)的经济欠发达为代价的。基于对军事竞争很少能够产生双赢局面的逻辑分析，许多重商主义者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它激发了古典经济思想者对自由贸易教条的思考。基于对阶级斗争和殖民统治的逻辑分析，马克思和他的政治经济学追随者提出了发展和欠发达的极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时期，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埃及国家银行的系列演讲中提出了他的发展极理论，该系列演讲内容随后以《经济理论与欠发达地区》(1957)为书名出版。缪尔达尔并没有沿着重商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思路展开分析，而是描述了由于某种“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某些地区的发展会导致其他地区不发达的状态。他把该“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概念的起源追溯至威克塞尔的《利息与价格》，威克塞尔是一位更年长的瑞典经济学家，他对新古典边际分析和宏观货币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然而，缪尔达尔本人是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的深刻批判者，他拒绝新古典经济学功利主义形而上学和其他隐含的价值假定，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功利主义形而上学和其他隐含的价值假定是存在偏见的，是对经济理论分析的扭曲。缪尔达尔在《亚洲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制度主义思路，构建了一个反新古典术语和思维框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和政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期来，在地理经济学——该学科也被称为新经济地理学——领域中，克鲁格曼等构建的核心—边缘模型中，极化发展理论已经开始转向新古典主义。缪尔达尔理论中的核心思想，不平等发展进程，在新经济地理学中被描述为经济活动中的空间差异，而且，现在是用垄断竞争框架下的最优行为、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等术语来表达。1992年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俄林学术演讲中，克鲁格曼明确地把俄林的老朋友缪尔达尔誉为现代极化发展理论的先驱。克鲁格曼承认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卓有成效，同时，他也认为由于缪尔达尔不愿意将自己的理论思想模型化，导致20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从繁荣走向衰亡。
    克鲁格曼“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与衰亡”一文(他的第一次演讲标题)引发这样几个问题：缪尔达尔年轻时代专注于对宏微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他真的拒绝将其理论形式化吗？即使没有形式化分析，缪尔达尔的理论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系统的、充分的、具体的经济分析框架吗？现代新古典理论能够完全把握缪尔达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理论精髓吗？缪尔达尔的理论为现代经济学留下了怎样的挑战？本文不可能全面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因为对地理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发展理论的全方位剖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本文首先是给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的内涵及其演变做出详细的、恰如其分的答复，然后提供一个一般性框架，一方面比较缪尔达尔理论与作为其思想源泉的威克塞尔理论；另一方面是对比缪尔达尔理论与克鲁格曼理论。这就是本文的目标，其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分析威克塞尔如何提出累积进程概念，缪尔达尔如何进一步修改并将其运用到宏观经济学和其他领域；第三部分详细讨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第四部分比较缪尔达尔与新经济地理学思路的不同；第五部分是结论，即缪尔达尔理论为现代经济学留下了怎样的挑战。
    二、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的起源
    冈纳•缪尔达尔(1898-1987)是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的学生，卡塞尔是19世纪20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社会经济理论》(1918，tr.1923)一书的作者，该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时期是名列首位的教材。缪尔达尔(1927)在其博士论文“价格形成与可变性”中，企图将卡塞尔的静态一般均衡框架拓展为一个动态理论①。除了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之外，将预期纳入影响价格的系列因素中，这是缪尔达尔的主要贡献，也是在其后来的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市场进程中各种不同状态下的预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果并不是静态一般均衡，而是可能出现多重均衡。根据这样的思路，缪尔达尔开始了他的概念化累积进程的第一步。
    《货币均衡论》(1931，tr.1939)是缪尔达尔(Myrdal)的第二步，在这部长篇著作中，他批评和重构了威克塞尔(Wicksell，1898，tr. 1936)的利息与价格相互作用理论。威克塞尔认为，在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分歧中，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一般都是有其原因的，威克塞尔把“自然利率”定义为真实资本的收益率，真实资本是创造与计划储蓄一致的投资。在一个现代信贷经济中，银行借贷和存款转移创造了货币，自然利率的上升(由于创新，或预期利润上升)将增加信贷的供给和需求。在威克塞尔充分就业和能力充分利用的标准假设下，将有一个对产品和劳动的超额需求，对产品和劳动的超额需求会提升价格水平。价格在持续的累积进程中上升，直到市场利率趋同于自然利率时为止。②如果没有新的利率缺口出现，价格水平将会固定在那里，而且不会返回到它原来的位置。
    威克塞尔排斥真实资本与产出的累积性，而且也排斥累积价格水平的变化对真实资本的反馈。他基本上是坚持新古典的相对价格决定与货币价格水平的二分法，而且仅仅只有货币价格水平遵循累积进程(Trautwein，1996)。在这种背景下，威克塞尔对稳定与中性(或中立)均衡的著名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引用的：
    “现在必须清楚……实际货币价格的运动与均衡反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首先，在一个充分发达的信贷体系中，实际货币价格的运动与均衡是不同于相对价格的运动与均衡。后者更能够与满足稳定均衡状态的力学体系相比较，例如钟摆。每一次偏离于均衡位置的摆动都促使其继续运转——按照一定幅度重复其左右摇动——它趋向于把系统修复到原始位置，而且实际上也能够成功做到，尽管可能会受到某些振荡的干扰。
    与此情景类似的货币价格，更像一些容易运动的物体，比如圆柱状物，它依赖于一个存在中性均衡的水平面……但是只要这个力量——利率的上升或者下降——继续存在，圆柱状物会继续朝同一个方向运动……”(威克塞尔，1936：100-101)。
    本文有必要声明，威克塞尔的累积进程概念很具有片面性，银行借贷利率与自然利率之差推动价格水平移动；但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并不能够这样形成利率之差。威克塞尔(1936：96)观察到，通过产生通货预期，累积进程可能会“创造它自己的通道”，该通道会扩大真实资本的预期收益率与借贷利率(市场利率)之差。但是，威克塞尔同时也断言，或迟或早，加速的通货膨胀将会引致市场利率的反向变化，从而消除两种利率之差，完成累积进程。③因此，威克塞尔的累积进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缪尔达尔根据累积进程中要素之间的充分相互影响，首创出“循环”(Circularity)概念。
    此外，缪尔达尔还首创了“累积进程”一词(1931：193；1933：381；1939：24-28)。④然而，在他1931年的著作中，其研究重点与其说是非均衡问题不如说是威克塞尔货币均衡的三个条件：(1)市场利率与真实资本利率的相关性；(2)计划的真实投资与计划储蓄的相关性；(3)价格水平的稳定。缪尔达尔(1939：45-53)证明，在一个非稳定货币经济中，真实资本收益率并不能够根据边际物质生产力获得，但有必要由交换价值生产力表示。⑤如果资本投资是以信贷合同的方式进行融资的，同时，如果经济是不稳定的，真实资本收益率的决定性因素有必要包括对绝对价格的预期和对相对借贷价格(也即一种机会成本因素)的预期，因为预期能够反映出计划投资的事前利润率。由此，缪尔达尔从价格水平的变化和市场利率对(不再)真实利率的变化中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他重新定义了真实资本收益率，或者说均衡利率，是：一种利率水平，在该利率水平下，新投资的生产成本等于“自由资本处置”(free capital disposal)，自由资本处置是根据“适当的储蓄”(savings proper)和“有关投资预期折旧减去预期升值后的价值变化”而定。在这里他基本上已经预设了托宾Q公式。
    缪尔达尔同时也强调“事实上，并不存在单个的利率，但存在一个异质的信贷环境体系”(1939：159)。因此，货币均衡并不是单一地由真实资本收益率与确定的市场利率的相关性决定的。信贷环境与多种预期所形成的各种组合，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被人忽视的领域”。在缪尔达尔随后的著作中，坚持制度决定均衡和累积进程的观点越来越突出，而这一观点在他20世纪30年代早期关于宏观货币经济学的著作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货币均衡条件，而不是关于累积进程的分析。但也有少数特例，其中之一就是“累退式进程的内在机制”分析，这种“累退式进程的内在机制”是由从紧的信贷环境引发的(1939：164-169)。衰退是经济中的产出、就业、资本价值和价格水平从高水平均衡走向低水平均衡的一种累积进程。这里，缪尔达尔在研究威克塞尔理论时的另一个重要创新就开始起作用了，即累积进程中的经济失衡可以从信贷账户中反映出来，这样，经济分析就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个创新明显区别于事前与事后，或预期价值与真实价值，或计划与产出的分析(1939：116-125)。如果事后价值等于事前价值，那么我们就存在货币均衡；反之，必须做非计划性调整，实现价格、产出和就业的一系列变化的累积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产出、就业等变量不仅自身在下降，而且它们彼此在下降中的相互影响日益强化，这种强化性向下的相互作用远大于其他补偿性变化。不过，缪尔达尔描述的衰退过程，是在消费需求缺乏弹性时各变量有限度地向下下降，这将会减缓价格下跌的幅度，随后，减缓资本价值的下降幅度。这里，我们就已经具备“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的基本概念了，这也是25年后缪尔达尔在他的发展经济学中所推广的概念。
    还应该指出的是，缪尔达尔几乎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经济问题的探索与批判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⑥批判的主要论点在1928-1930年已经涌现，当时缪尔达尔正从事系列演讲，最后终形成一本名为《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的著作。⑦他指出，正统经济学正遭受“伪客观性”，其最根本的缺陷是混淆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例如，把“是什么”混淆为“应该是什么”。根据缪尔达尔的观点，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基于这样或那样的价值前提的。随后，他建议公开这些价值前提以便给读者一个检验的机会，检验这些价值前提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产生使研究结果扭曲的偏差。然而，缪尔达尔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隐瞒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兴趣(Streeten，1998：542)。缪尔达尔特别批判使用如“效用”和“主观价值”等这种形而上学的概念，它们是无法衡量的，也是多余的。根据相同的思路，他拒绝功能主义或对可观察现象的目的论解释。通过一个例子，他指出，把利润解释为冒险或娴熟管理的报酬是一种习惯，“随后更进一步，把企业家履行一个‘函数’的事实看成是，企业家为了获得利润构建的某种经济原则”(1930，tr. 1953：19)。
    本文中，缪尔达尔最重要的几个攻击点是：(a)威克塞尔钟摆式比喻很好地定义了稳定均衡概念(引用如上)，(b)所有社会基本沿着类似的“增长阶段”的目的论观点。正如缪尔达尔经常强调，所谓“均衡”点，即市场体系遭受冲击后自动回归的那一位置，它所包含的所谓最优点的含义是不必要的，由此揭示了经济思想的“保守性偏好”：
    “稳定均衡概念，即使不再被坚持为一种教条，在指导我们的理论方法上仍然存在科学偏见。它包含，而且充满着所有其他经济理论的主要偏好……利益和谐的思想、反国家和‘反组织’倾向，自由贸易假设等”。
    同样地，缪尔达尔全面批评了“增长阶段论”，他认为“增长阶段论”是偏好于单线性发展思想的，它具有根本性的内在偏见，而且这种偏见是扎根在“一种无情地展示自己目标的历史教条”(1968：1851)。
    缪尔达尔的社会学观点从他对经济学偏见的批评中可以窥见一斑。在20世纪30年代，缪尔达尔对社会学问题产生浓厚兴趣，他与妻子艾尔瓦(Alva)在国家福利政策中推广社会学概念，并且参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然而，缪尔达尔被看作是一个学术性的社会学家，则是其著作《美国困境：黑奴与现代民主》(1944)的出版，他所从事的大量研究得力于美国最大赠款机构之一卡内基财团的资助。在该书中，他公开探讨“美国的自由、公平和公正信条，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前提(1944：xiviii)，探讨这些价值理想与美国“黑人问题”现实存在的冲突，以及美国人口史上黑人的贫困与受歧视。⑧为了解释这个问题，缪尔达尔(1944：75-78)1931年提出了他的“简化的经济累积因果关系模型”：
    “当我们试图用动态因果构建假设时，黑人团结问题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非常明显。这里的作用机制是‘累积原理’，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恶性循环’。这一原理在社会关系中有着更加广泛的应用。它是，或者它更应该发展为研究社会变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工具。
    通过这些调查，我们假设所有关于黑人问题的要素之间是普遍性相互依存的。白人的偏见和歧视使黑人的生活水准、健康、教育、礼仪和道德都处于低水平。这反过来又支持了白人的偏见。白人的偏见和黑人的生活水准、健康、教育、礼仪和道德相互影响……如果任何一个要素改变，将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一个互动的进程就开始了，一个要素的变化将连续不断的受到其他要素的反作用。整个系统将沿着最初的变化方向运行，甚至会运行得更远。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累积因果关系”(1944：75-76)。
    在随后的一个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缪尔达尔发现他的“累积因果”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他从解释国家内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延伸到解释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和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正如我们在这一部分所看到的，缪尔达尔的发展经济学思路是由三对概念组合构成的，这是他早期著作的核心内容：
    累积进程概念在批评威克塞尔理论时提出，随后在他的博士论文(1927)中形成预期理论。
    循环因果概念在研究美国种族主义(1944)时提出，但同时是在1927年和1930年著作的基础上，形成了预期、估值、偏见。
    极化发展思想在研究美国种族主义(1944)时提出，但同时也反映在他(1930年和以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三、缪尔达尔的极化发展理论
    1947-1957年，是欧洲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破坏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10年。这个10年标志着欧洲的重建时期，它起始于各国政府对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的大讨论，结束于在罗马签订的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这些新举措是现在两大非常重要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的起源。另一机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成立于1947年，它现在并不太出名，但它在当时是很受器重的智囊团。缪尔达尔是该机构的第一任行政秘书，该委员会研究欧洲西北部许多经济体的快速重建和欧洲大陆南部地区的经济停滞，这些研究为缪尔达尔的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丰厚的土壤(Myrdal，1956；1957：33-39)。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是缪尔达尔关于地区间不平等和国家间不平等的理论核心，该原理在《经济理论与欠发达地区》一书(1957)的第2～5章。实际上，它由以下8个主要部分组成：
    (1)循环因果关系
    (2)累积进程
    (3)资本流动、移民与贸易的极化效应
    (4)……被抵消的均等化效应
    (5)累积进程的限界
    (6)扭转不发达的政策
    (7)非经济因素
    (8)时间
    下面是缪尔达尔对这8个组成部分详细的探讨——包括在《亚洲戏剧》里对它们进一步详尽阐述，该著作对南亚不发达地区进行了大量研究，其副标题是对贫困国家的研究，被认为与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的自由主义教条形成鲜明对照。
    (1)循环因果关系：缪尔达尔指出，“内部相关的经济变量：需求、收益率和收入、投资和产出、……在市场中相互影响的结果是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经济不平等”。这是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的温床，在循环过程中，收入流和支出的循环强化了外生动力的传输。缪尔达尔没有详细地描述这个传输机制，相反，他继续从事对集群和路径依赖的思考，半个世纪后，他的观点成为新经济地理学教材的导论。这里值得我们用较大篇幅引述：
    “如果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不受任何政策影响的市场力量，那么工业产值、商业、银行，……甚至，几乎所有发展中的经济活动都将获得比平均收益更高的收益——此外，科技、……教育和较高的文化素质，将聚集在某个方位或地区，使得该国的其他地区或多或少地停滞不前。有时，这些被优待的聚居点或地区，能够为集聚在那里的经济活动提供相当好的自然条件；在相当多的情形下，当它们开始获得竞争优势的时候，它们就是这样做的。因为经济地理方位是自然给定的，……但是在宽阔的有限区域内，今天某个中心的吸引力来源于某个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曾经就发生在该区域，而不是发生在与该区域同样好或者更好的一些其他地方，这样当该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意味着该地区成功了。此后，该区域不断增长的内部和外部经济……加强或维持着它的经济增长，其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其他方位或地区为代价的，相反那些地区的经济模式是相对停滞或衰退。”(1957：26-27)
    通过阅读这一段，很难理解克鲁格曼(1995：17-18)曾经写的下面这段文字：“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听起来好像它必定对规模经济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我一直无法找到一个即使是唯一的提示——哪怕是间接的”。在引述的上文中，缪尔达尔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是形成地理上的循环因果关系的决定性因素。⑨
    (2)累积进程：在引言部分，缪尔达尔(1957：13)着重强调了威克塞尔关于“中性均衡”的论题，他在该书的中心思想是，通常地，经济体系不存在自动的自我稳定趋势。经典教科书中，市场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缪尔达尔提出与此相反的观点，他强调“一个变化并不引起抵消性的变化，反而是，引起支持性的变化，这一变化会使经济系统朝着第一次变化的相同方向移动，而且向前移动的更远。由于这种循环因果关系，一个社会进程将在累积中向前运行，而且经常以一个加速率加速向前运行”。那么，经济体系是否能够在累积进程的终点找到一个新的均衡位置呢？关于这一点，缪尔达尔尚未定论。应该指出的是，在缪尔达尔的发达和不发达理论中，经济体系是由两个或者更多的子体系构成的，这些子体系向着不同的或相反的方向变化。在威克塞尔的货币理论中，累积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收入分配和购买力(经济体制之内的)所产生的效应被明显低估了。在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评论中，由于认可其他的论点，这些效应基本都被忽略了。当今，累积性经济发展在收入分配和不同经济体(地区或国家)之间的相互活动中所产生的效应，引起广泛关注。
    (3)资本流动、移民和贸易的极化效应：游泳者和船只经常毁灭于他们遭遇逆流(回波)之时。这个非正式术语意指水力学中关于波浪冲击海岸以及牵引海水回归大海，或者河水沿着大坝的顶端溢出然后推动其流向低于大坝的地面。缪尔达尔(1957：27)使用回波效应一词，描述某个地理方位(区域或国家)经济扩张的推力对其他区域的资源配置所产生的效应。
    “更具体点，劳动力、资本品和服务的流动，其本身并不会导致地区间的不平等。通过移民、资本流动和贸易这些特定的媒介，累积进程得以产生——幸运的区域，经济得以向前发展；不幸运的区域，经济衰退或停滞。”
    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基于这样的假设，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导致相同的利润率。这就意味着资本在各部门、各区域和各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将促使利润率均等。同样地，劳动力在自由竞争中充分流动将导致相同工资率。然而，这些理论本身并没有推断出，收入水平一般地也存在着均等化趋势。相反，他们为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提供了基础。作为一种事实，而不是理论，缪尔达尔(1957：53-54)指出，资本流向不发达国家，更多的只是在“由外国控制的经济飞地”中运转，以及主要是为了出口而生产。
    否则，“如果不存在交换控制，并且，如果同时地，在国家发展政策中不存在能够确保资本高利润的要素——例如，如果资本市场的力量无阻碍地发挥作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将输出他们的资本。”关于劳动力迁移，缪尔达尔(1957：27)认为“经济活动具有扩张力的地区将会吸引其他地区的净移民……因为移民总是有选择性的，至少与移民的年龄相关，这种移民运动更有助于那些正在快速增长的国家，而不利于其他国家”。然而，缪尔达尔(1957)并没有系统地探讨这种智力外流的重要选择机制，也没在1957年及随后的1968年和1970年的后续研究中有所阐述。
    正如缪尔达尔(1957：148)指出，“按照古典教条，劳动和资本在国家之间的流动并不必然导致一种发展，能够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随后是收入水平的均等化。事实上，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基于一种抽象假设，即假设所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是不能流动的”。古典经济学家阐明比较优势理论时，是把劳动当成关键性决定要素，沿着赫克歇尔和俄林路线的新古典两要素国际贸易理论，则更为突出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缪尔达尔(1957：148-153)严厉地批评了赫克歇尔和俄林理论中“解释事实的不充分”，以及各类偏见和约束的组合，比如，为了得到静态均衡而作静态假设，“利益和谐概念”和“自由放任偏见”等。在他的理论中，所有这些使得新古典理论对于贸易的回波效应视而不见。⑩他指出这种负面效应实际上产生于比较优势理论，这使得不发达国家甘于生产初级产品。这些初级产品的生产部门，大多雇佣非熟练劳动力，“经常是满足无需求弹性的出口市场，那是一种不可能有快速增长趋势的需求，以及过度的价格波动”(1957：52)。这些和其他更深入的构想，近似于普雷什维•辛格关于不发达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假设，但缪尔达尔并未就此展开。
    (4)被极化效应抵消的均等化效应：尽管缪尔达尔认为要素流动和贸易的回波效应很重要，但他并不排除一个区域的经济扩张对其他区域的正效应。他将这些效应描述为“扩散效应”，它通过“增长对其产品的需求以及很多其他方式”(1957：31)完成。它们可能部分地抵消极化回波，但是不能够打破贫穷区域的累积性不发达，因为它们本是“自身作为获得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函数”(1957：39)。如果一个国家已经达到一个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它就能充分利用该地区与任何能够产生扩展力的地区之间的扩散效应。有效率的交通和通讯网络、高等教育体系和“思想和价值的更为动态化的交流”，能中立化或者甚至过度补偿国家或者区域外的扩张所引起的回波效应。但是更为贫穷的地区缺乏一种正的网络外部效应，从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中创造净收益。
    (5)累积进程的界限：缪尔达尔(1957)没有明确区分发达进程与不发达进程的边界，实质上他认为这些进程是无止境的。他承认可能存在着内生性变化，这些内生性变化与向上或者向下的运动相互作用，但是这些相互作用并不会把经济系统带入稳定的均衡，“因为均衡将是不稳定的”(1957：35)。向上累积进程的最大限制是“外部不经济”，缪尔达尔将其描述为“内生于经济扩张中心区域的要素，通过引致公共支出或私人消费的增加，可能阻碍……甚至颠覆累积进程，因为该区域的工业和人口会越来越集中”(1957：35)。或者，用更易于理解的表述：拥挤的边际成本大于凝聚的边际收益——但是反新古典主义的缪尔达尔并没有用这种边际主义的词汇来表达它。关于向下累积进程的界限，缪尔达尔(1957：36)指出“类似于残忍的马尔萨斯式古典人口论”，当消费水平下降到低于基本生存线时，向下的累积性旋转将会停止。在《亚洲戏剧》中(1968：1844-1845)，缪尔达尔更为清晰地区别了两种不发达，一种不发达是“自我维持的低水平均衡”，它是一个静态概念；另一种不发达是具有“向下累积运动”的“恶性循环”。后一种不发达是极化过程的一部分，它加大了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前者可能成为一种独立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停滞状态。
    (6)扭转不发达的政策：缪尔达尔不是一个宿命论者。谈到西欧富裕国家的平等化趋势时，他指出，“无一例外……最近几代人正在向福利国家迈进”(1957：39)，向下累积性进程能够被国家政策扭转，该政策要“直指更广大区域的平等：市场力量导致的回波效应已经被抵消，而那些导致扩散效应的则受到支持”。在这里，缪尔达尔提到他自己在瑞典的政治经验和在其指导下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研究。国家政策应该在两个领域设置优先权：它们应该为上面第(4)部分所提到的正网络外部性提供基础设施；同时，它们应该对收入和资源进行协调配置，以使贫困地区能够赶上富裕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的很多著作中，缪尔达尔就倡导构建一个具有广泛福利的国家，而且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公平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而经济增长是平等的先决条件(缪尔达尔，1984：154)。他还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即有效的政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走向发达的正函数：
    “平等主义政策……并不是廉价的”，而是要求“牺牲相对富裕地区，至少是暂时性的牺牲。尽管过于贫困的国家更需要平等主义政策，但平等主义政策在过于贫困国家遇到的阻力更大，因为扩散效应的消极面已经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缪尔达尔，1957：40)
    《亚洲戏剧》一书重点突出了国家系统性障碍问题，在该书中，缪尔达尔(1968：18-20)提出了“软国家”这个概念。他用这个术语表述“严重缺乏果断的决策能力，来执行现有法律、法规和制定、执行新的法律和法规”(1968：1909)。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大量研究中，对该地区尚存争议)国家控制权的缺乏，大都被解释为是由于封建残余、殖民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分散。在一系列与《亚洲戏剧》观点类似的演讲中，缪尔达尔用了很长的篇幅详细地剖析了“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是‘软国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1970：211)”。这些国家的特征是，社会纪律缺乏、立法不完善和法律不被遵守、存在腐败和公务员共谋，“掌控权力的人和集团应该规范其行为”。(11)在缪尔达尔看来，不发达经济的累积进程是与政治维度不可分离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各种行为模式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因此，在产生累积效应的循环因果关系中，它们可以相互融合，或相互排斥”(1970：211)。
    (7)非经济因素：在缪尔达尔理论中，除了物质的基础设施和政治、立法制度外，还存在其他重要的制度，它们“被锁定于循环的因果关系中”，导致回波效应：“贫困地区，往往是无助的，它们几乎不能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贫困地区百姓的健康不容乐观而且是低生产率的。他们只有很少的学校，并且这些学校往往是很低劣的”(1957：30)。而且，生活在那些贫困地区的人们，一般来说是“欠理性的”、更加保守，以及“缺乏敢于尝试的勇气和雄心勃勃的激情，这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必须拥有的”。缪尔达尔指责与他同时代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忽视了这些“所谓的非经济因素”，并将它们排斥于分析之外，尽管“在经济变迁的累积进程中，它们是循环因果的主要工具”(1957：30)。这些批评在缪尔达尔时代是否完全合乎情理，这里暂不讨论。(12)我们只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缪尔达尔的理论是否能够运用到当今经济现实。然而，鉴于其方法论立场和个人发展，作为一个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重点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突出经济发达与欠发达的信念，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坚持理性是经济发展中良性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引出了如下问题：他对“发展”的定义，和在他的价值前提中可能存在“伪客观性”。
    只是在《亚洲戏剧》中(1968：56-57)，他坦率地回答了这些问题，通过对南亚和东南亚不发达的大量研究，他构思出了“现代化理念”。缪尔达尔的现代化理念是：在一个持有理性原则的复杂体系中，有序制定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发展规划，规范社会纪律，实现民主和均等化——一系列清晰的名词，是西方著述中刻画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部分。缪尔达尔(1968)将这些思想与南亚繁杂的传统思想相比较，坚决抛弃了那些阻碍发展的部分。同时，缪尔达尔(1968：16-20)认为“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简单移植”是“产生偏见的另一根源”。有缺陷的就业不足概念，数据收集中不恰当分类与汇总，只是许多偏见中的两个例子。缪尔达尔(1968：24-34)意识到，他对西方的成见，与他把“态度、制度、生活模式和生活水平，以及更广义的文化”作为不发达的决定因素，这两者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但他没有为这一难题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他的通常表现是，呼吁更多的跨学科研究，并表示“非常希望……经济学界将逐渐转向到对理论和概念框架的重塑，这种研究特征是……制度的”(1968：29)。
    (8)时间。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时间在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偶然的，也是一种路径依赖(见第一部分)，时间和系列冲击决定了累积进程的主要结果：
    “来自外部的冲击不断推动或拉动经济系统发生改变，同时改变经济系统内部力量的构成。时间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冲击对经济系统内各变量产生的效应，将沿着时间轴向不同方位蔓延。”(缪尔达尔，1957：18)
    这种一般性观察有两个结果。一是传统地把经济发展与商业周期分离开，引发了如下质疑，即“长期变化只不过是一系列短期变化累积成的结果，其中包括在一个国家整体商业环境下的短期波动”(1957：37)。缪尔达尔呼吁更深入的研究商业周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扩散效应的波动对空间差异的影响。二是需要精心地规划时间，精心规划为摆脱不发达状态进行的改革顺序。“例如，就业的增加几乎会立即引起生活的水平的提高，但教育和医疗水平的提高相对缓慢些，这种缓慢就拖延了它们对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便使整个累积进程发生滞后”(1957：18)。缪尔达尔(1968：1875)认为，在考察惯性和停滞时，通常需要考虑时间因素，因为发展战略可以产生自我维持的良性循环，如果政策措施所产生的回应，在规模和速度上是足够充分的：“回应系数的大小与回应速度之间的关系，将决定相互因果关系的最终结果，是稳定的，还是中立的，或是不稳定均衡。”
    四、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对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的各部分进行了大篇幅的探讨后，有必要用一个图表对其进行总结。图1并没有呈现所有的影响因素，但标明了经济的核心变量，它们可以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做比较。然而，它几乎是缪尔达尔“一个国家走向区域经济不平等”的“简单说明”(1957：23-26)。首先，他假定一场灾害对一个地区(图1中，地区B)产生了负面效应，例如，中央工厂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那里的大部分工人获得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收入减少和生产要素外流的恶性循环也随之发生，欠发达地区B的扩散效应就此出现，促进了接受要素流入的地区A的经济发展。正面冲击(例如，创新)也可以使地区A独自发生良性循环，收入水平的上升将吸引地区B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入，如此反复，一个自我维持的聚集进程不断持续下去：
    图1缪尔达尔极化发展的“简单说明”
    “一个新产业的建立，或旧产业的扩张，都为他人拓宽了市场，并使收入普遍上升和需求增加。利润上升增加储蓄，同时投资也上升，而这反过来又推动了需求增加和利润水平。经济扩张过程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经济，良好的外部经济又有利于维持经济的持续扩张。”(缪尔达尔，1957：25)
    需要注意的是，贸易不是图中显示的元素，也不在缪尔达尔“简单说明”内。贸易作为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的一部分贯穿于该图。地区A收入增长往往会增加从地区B进口的需求。但这些扩散效应是平衡的，如果没有过量的回波效应，那么在比较优势的情形下会发生不利变化。(地区B的)移民和资本外流降低了生产可能性的组合范围，而且往往会把地区B限制为初级产品出口地，其他不利的贸易条件也随之产生(见第3部分第3条)。
    缪尔达尔具有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视角，他的“简单说明”中使用了一个政治变量“来展示累积因果序列机制”(1957：23)。这个变量是本地税率，如果B地区的收入降低，那么B地区税率就得提高，同时，A地区具有向上的累积进程，其税率需要降低。B地区较高的税率不利于工人和企业留在本地区，或从其他地区搬迁过来。计税基数将变得越来越小，导致公共服务的标准降低，产生结构性赤字。地区A则恰恰相反。税收收入、公共服务供给和结构变迁的相互作用，本身可被视为一个循环累积进程。此外，这种相互作用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更广义的制度，包括缪尔达尔在其理论中提到的“非经济因素”(参见第七部分第3条)。如图1所示，这种相互作用不过是一般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与新经济地理学标准模型(NEG)相比较，缪尔达尔的极化发展理论是怎样的呢？这里，我们不能就大量文献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展开更加详细的讨论。但是，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符合我们宗旨的基本结构，它比较近似于原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1991)。(13)
    基准模型是一个2×2×2的一般均衡框架，即，假设存在两个地区、两种商品(部门)和两种生产要素。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基准模型看作是对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的延伸，但又不同于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更近似于所谓的“新贸易理论”，这是克鲁格曼首创——它突出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就像新贸易理论一样，它们都无助于解释产业内跨国贸易，但是能够解释地理空间上的经济活动聚集与扩散。通常，贸易模型忽略了另外两点，即至少有一个生产要素流动，和大量运输成本的产生。增加这两点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重点在于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这种分析的最终结论，体现为极化发展的累积进程。
    具体而言，基准模型的结构如下：
    •最初，地区A和地区B的生产部门、企业数量和工人数量是完全相同的。
    •它们的市场结构中有两个不同部门：在C部门(如，玉米)使用土地和劳动，C产品是按照完全竞争下的规模报酬不变生产的；在M部门(如，制造业)仅仅使用劳动，M产品是从规模报酬递增中生产出，有大量的不同种类(略微的不完全替代)。M部门的企业是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下生产各类产品。
    •土地是不能流动的，劳动力可以在部门之间或地区之间流动。
    •C产品在地区之间进行贸易的运输成本无关紧要。M产品在地区之间进行贸易的运输成本却是巨大的，而且还关系到垄断竞争企业的最优化行为。
    假设地区A有一个正的冲击，比如，可能有一种产品创新，为M生产某种新商品获取利润创造了机会。相对于地区B，M的各类商品价格在地区A要偏低些，因为只有地区B的消费者必须为额外的不同种类产品承担贸易成本。同时，由于对劳动力有大量需求，使地区A的名义工资上升。这两个不同使A地区实际工资上升，吸引劳动力从地区B向地区A迁移。其结果是，将又降低名义工资，创造新的利润机会，首先是吸引M部门的企业，然后吸引了来自B地区的劳动力，从而开始了它们聚集在地区A的累积进程。“家户—市场效应”成为在A地区凝聚的主要力量，规模报酬递增企业往往是把生产安置在对它们有最大需求的地区，这反过来支持了移民的真实收入效应。在这个简单模型中，B地区的劳动力迁移出去，使该地区的人均拥有土地数量日益增加，当上升的劳动边际产品与聚集效应下的真实工资水平一致时，A地区的聚集累积过程和B地区的分散过程将会停止。
    很明显地，这个简单的新经济地理模型(NEG)吸纳了缪尔达尔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如围绕图1展开的讨论所示。该模型没有涉及到税收收入、公共服务和结构变迁等方面，但这几个方面在一个更复杂的NEG模型中有所涉及(鲍德温，2003)。该模型可以被看成是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的间接分支，但不再局限于对稳定和最优均衡的推理，而缪尔达尔认为稳定和最优均衡是不可接受的。更复杂的NEG模型有一个初始的不稳定均衡和一个局部稳定的多重均衡，其中一个均衡几乎全集中在A地区，另一个均衡集中在B地区(如果正的冲击发生在B地区)，通过扩展NEG模型，多重均衡和不稳定状态很容易被同时扩展。因此，此形式可以解释极化发展的累积进程。此外，最小化总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所得到的最终均衡无须是最优的；特别是，扩散地区(上文的B地区，译者注)的工人消费M产品时，必须比在初始均衡时支付得更多。这样看来，缪尔达尔反对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的理论特色，在新经济地理学文献中能够反映出来。克鲁格曼(1995：27)声称缪尔达尔“事实上完全反对任何把他的思想形式化的努力”，那么，克鲁格曼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吗？缪尔达尔反新古典主义的立场是“徒劳的”吗？
    五、结论
    本文长篇幅地讨论了缪尔达尔对累积进程概念和极化发展的贡献，最后，让我们回到在导论中提出的问题：缪尔达尔年轻时代专注于对宏微观经济学前沿的研究，他真的拒绝将其理论形式化吗？即使没有形式化分析，缪尔达尔的理论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系统的、充分的、具体的经济分析框架吗？现代新古典理论能够完全把握缪尔达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理论精髓吗？缪尔达尔理论为现代经济学留下了怎样的挑战？
    与克鲁格曼所言相反，缪尔达尔并不反对把他的不发达理论形式化。如果形式化是以模型方式严谨简化可观察现实的复杂性，那么，实际上，缪尔达尔对此有丰富的思想。对缪尔达尔而言，挑战来自于简化过程中如何避免传统选择中的偏见——尤其是新古典静态均衡分析中的偏见。因此，他突出强调那些不属于标准变量集合中的其他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呼吁以不同路径构建模型。为了使政策、体制和文化等这些“实实在在的经济事实”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更加可见、可信，缪尔达尔为此做了长篇幅的探讨——甚至这种“可恶的长度”在《亚洲戏剧》高达2200页(1968)。在许多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是反简化的误导。但缪尔达尔(1968：30-31)认为构建动态模型和其他的形式化分析，是概念化连续的、经验中可行的发展战略，这是绝对必要的。在这方面，他把自己的工作视为澄清模型构建与概念化分析。这项工作就是打破既有模型，然后重组思想。因此，他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批判并不具有彻底的摧毁性。缪尔达尔(1957：156-158)认为，国际贸易理论并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必须彻底否定的思想综合系统”，而是“一个包含大量不同定理的矩阵，其中有大部分定理可以重塑，并按一定的假设运用于其他经济体系”。缪尔达尔赞同尝试构建不同的动态模型理论，包括幼稚产业动态模型理论、国际贸易和商业循环动态模型理论(1957：157)和一般的动态经济理论模型(1957：144)。
    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可以被看成是分析欠发达国家的一个连续性框架。基于上文第4部分，缪尔达尔经济理论的核心被基准的NEG模型复制出来了，这就肯定地回答了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反过来，这与克鲁格曼(1991)及其追随者的一贯性逻辑推理是有关的。因此，即使是在比较松散的条件下形成的，而且并不总是很充分具体，但缪尔达尔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例如，他考虑到累积进程的界限，或多个要素在“更大范围”的累积进程中的交叉循环效应。可以说，缪尔达尔反新古典主义的这一说法已经过时。虽然NEG模型是使用一般均衡模式，但它尽可能地完成了动态分析，包括不完全竞争、多重均衡和局部次优均衡，以及其他的复杂性，而缪尔达尔认为这些复杂性是可以重塑的和按一定假设可以运用于其他经济体系(如上所述)。即使那些制度上的、非经济因素不能够放在NEG框架中，但它们更多地属于制度主义和行为经济学，不过制度主义和行为经济学是从被修正的新古典内核中脱胎而出的。
    但是，缪尔达尔的思想为现代经济学留下了怎样的挑战呢？缪尔达尔(1957：156)设计了“经济欠发达与发达的一般性理论”，考虑到该理论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杯子是半满的，还是半空的？NEG模型描述了聚集和扩散的累积进程特征。医疗保健、教育和文化都不再是非经济要素，在应用经济研究中，它们都有各自的领域。然而，即使这些应用经济研究大多引用新古典核心的最优化行为，但却不能嵌入到一般的发展理论。某些偏离于新古典模型核心(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竞争，等等)的理论常常是彼此互不相容。多数情况下，与核心的联系是脆弱的、有限的，构建的新模型取决于技术手法，而技术手法限制了分析视角和经验操作性。例如，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主要是基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的对称假说和贸易成本的黑箱概念(如冰山成本，或自由贸易)，很难想象，这样的框架如何解决欠发达的关键问题，比如贫困。对此，缪尔达尔可能还有很多批判。
    注释：
    ①尽管受到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影响，缪尔达尔的论文从未被翻译为英文。缪尔达尔的著作目录见Assarsson-Rizzi,Bohrn(1984)；传记资料见缪尔达尔(1973)，Barber(2008)和斯特劳恩(2008)。缪尔达尔(2005)提供了主要作品以及其他材料和评论的摘录。
    ②如果两个利率之间的差为负值，那么相应地，就产生信贷紧缩和总供给过剩。在下降的累积过程中，威克塞尔不排除临时失业的发生，但要假定名义工资有足够的灵活性阻止持久性累积。
    ③这种说法不十分吻合威克塞尔关于一个完全信用经济的假设，其中没有任何储备渠道的风险，银行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信贷，只要他们按规则操作(特劳特温，1996)。威克塞尔关于货币政策著名的法则，是按照央行应将市场利率提高到使通货膨胀停止制定的，它仅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封闭模型”，并不是在其假设下累积过程的内生结果。
    ④参见特劳特温(2005)。威克塞尔(1898)曾在“物价的进步和累积影响”(1936：121)及“非累积生产”中提及“累积”一词，其中对价格的影响不是累积性的(1936：143)。
    ⑤参见特劳特温(2005)。威克塞尔(1893：147-152)意识到资本可以作为货物资本的实际库存及金融资金的双重性质。他承认，一个经济中边际要素生产率决定均衡价格的原则不适用资本存量增加的案例。通过工资和租金吸收的可贷资金，会导致“社会边际生产率”(用交换价值)比市场利率低。然而，威克塞尔没有将宏观经济边际原则失效与他关于积累过程的货币分析联系起来，宏观经济边际原则在后来的资本理论讨论中被冠以“威克塞尔效应”。
    ⑥这个批评可以在缪尔达尔许多重要文献独立的章节和附录中找到，如(1939，第九章)，(1944：第二个应用)，(1957：第九至十二章)和(1968：序言)。
    ⑦这是缪尔达尔书名标题的英文翻译(1930)。1953年才出版，不久该书被翻译成德语、日语和意大利语。
    ⑧请注意现在“黑人”这个词不再从政治上描述美国人口中的非裔美国人。在20世纪40年代，它仍被广泛使用。
    ⑨另见第23-25，51-52和143-144页，其中缪尔达尔说：“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实际上，早于报酬递增的分析，也已达到了以稳定均衡为统治的领域”。
    ⑩应当指出，虽然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预测——限制性假设下——国家之间收入均等化，但不适用于国内。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缪尔达尔激烈批评俄林的贸易理论，而且缪尔达尔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俄林是自由主义者，缪尔达尔和俄林都是亲密的朋友。两人都是国会议员和贸易部长，俄林是多年的反对党领袖。
    (11)斯特劳恩(1998：546)指出，缪尔达尔可以被视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虽然有些片面)，突出性的评价是，“早在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寻租学说认为政府无作为之前，缪尔达尔拒绝了国家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认为政府行为是各压力集团、自私和腐败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公共精神和负责任的行为。”在转向研究发达经济之前，缪尔达尔(1951)就已经对此论题进行了研究。
    (12)这些批判并不适用于马歇尔经济学或各种历史主义，及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并存的制度主义。
    (13)参见Meardon(2001)，文中更详细地介绍了“地理经济学核心模型”，及Brakman等(2001：第三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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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Myrdal，Gunnar(1930)，科学与政治经济学，Stockholm：Norstedt(1953年编辑：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1]Myrdal，Gunnar(1931)，关于货币均衡论，威克塞尔货币学“自然利率”的研究，《经济日报》第33期，第191-302页(1933年德语版：作为一种货币理论分析工具的均衡概念，载于Friedrich August Hayek编辑的《货币理论的贡献》，维也纳：朱利叶斯普林格出版社，第361-487页；1939年英文版：货币均衡，伦敦：威廉霍奇出版社)。
    [12]Myrdal，Gunnar(1944)，美国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纽约：Harper & Brothers。
    [13]Myrdal，Gunnar(1951)，经济规划的趋势，《曼彻斯特学院》第19期，第1-42页。
    [14]Myrdal，Gunnar(1956)，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研究报告，埃里克林达尔25篇荣誉经济论文，斯德哥尔摩：经济日报，第267-293页。
    [15]Myrdal，Gunnar(1957)，经济理论与欠发达地区，伦敦：达克沃思。
    [16]Myrdal，Gunnar(1968)，亚洲戏剧：对南亚贫困国家的研究，纽约：20世纪基金。
    [17]Myrdal，Gunnar(1970)，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穷计划大纲，伦敦：企鹅出版社。
    [18]Myrdal，Gunnar(1973)，冈纳是我的名字，载于《反对主流：经济学批判文稿》，纽约：Pantheon出版社，第1-16页。
    [19]Myrdal，Gunnar(1984)，回顾国际不平等和外国援助，《发展经济学先驱》，由G.M.迈耶和M.D.西尔斯编著，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51-165页。
    [20]Myrdal，Gunnar(2005)，冈纳•缪尔达尔的本质，由 rjan ppelqvist and Stellan Andersson编著，纽约：新闻出版社。
    [21]Streeten，Paul(1998)，欢乐的悲观主义者：异端冈纳•缪尔达尔(1898-1987)，《世界发展》第26卷，第539-550页。
    [22]Streeten，Paul(2008)，冈纳•缪尔达尔(1898-1987),《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二版，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第581-583页。
    [23]Toner，Phillip(1999)，累积因果的主要原因：动态发展与增长，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
    [24]Trautwein，Hans Michael(1996)，货币、均衡与商业周期：哈耶克的威克塞尔二分法，《政治经济学史》第28卷，第27-55页。
    [25]Trautwein，Hans Michael(2005)，松散联系：哈耶克、林达尔与缪尔达尔对货币的研究，载Michel Bellet，Sandye Gloria-Palermo and Abdallah Zouache编著的《市场进程的演化，奥地利和瑞典经济学》，伦敦：Routledge 出版社，第94-113页。
    [26]Wicksell，Knut(1893)，价值、资本和新的政治经济学租金理论，Jena：Gustav Fischer(1954年版，价值、资本和租金，London：Allen & Unwin)。
    [27]Wicksell，Knut(1898)，货币的利息与价格：对货币交换价值的真实源泉的研究，Jena：Gustav Fischer(1936年版，利率和价格：关于货币价值调整的原因研究，London：Macmillan)。^
    （作者简介：汉斯•迈克尔•特劳特温，德国奥尔登堡大学的卡•冯•奥西茨基国际经济学教授，1985年获得不来梅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1996年取得了霍恩海姆大学(斯图加特)经济学任职资格，先后在吕讷堡大学、霍恩海姆大学、奥尔登堡大学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思想史，尤其与货币、周期性波动和失业有关）
    （来源：《经济思想史评论》(京)2010年第5辑期第111～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