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资本与利润总量之估计——以抗战前后兴县杨家坡村为中心的考察

内容提要：《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刊载了刘建生教授的《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文章是该项研究的续篇，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估算了票号业的资本与盈利总量、总资力，使山西票号的主要指标和数据趋于完善，也为从宏观和数量的角度探讨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以及票号与银行、钱庄、典当等金融机构的实力对比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山西票号 资本 利润 总资力
    作者简介：燕红忠(1976-)，男，山西洪洞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山西太原030006
    
    一山西票号的资本与资本总量
    票号的资本分为“正本”和“副本”两种。“正本”是指股东的合约投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银股”，只享受红利，没有股息。“正本”的增加一般通过“倍本银”和“护本银”等名目进行扩展。“倍本银”是在原有股本的基础上直接追加投资，增加每股投资的银两数。“护本银”则是在保持原有股本量的基础上，将一部分追加投资以“护本”的形式附于原来的银股之后。
    票号中的“副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股东、经理人从分红中提取部分资金，存入号内，称作“统事”；二是票号股东的存款。“正本”一般比较稳定，虽然构成了票号的名义资本，但其作用主要是为股东分红提供依据。“副本”虽然在结算时不参与分红，只享受利息，但却是票号的实际运营资本。如合盛元票号在1907年前后的资本(即正本)为50万两，但以公积金形式存在的“副本”就高达650万两[1](P333)，大德通票号的“统事”一项也长期保持在100万两。[1](P652)因此，各个票号的“副本”一般都要远远大于“正本”，但由于各种形式的“副本”并不列入正账，从而也为我们估计票号的实际运营资本造成了很大困难。
    在表1中，我们统计了30家票号在各个时期的名义资本额(即正本)，结果表明：在19世纪50年代前后，平均每家票号的资本为4.4万两，如果以15家计算，整个票号的资本额约为66万两。①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平均每家票号的资本为13.8万两，如果以28家(平均值)计算，这一时期整个票号的资本额约为386万两。清末极盛时期平均每家票号的资本为20.2万两，以25家(平均值)计算，这一时期的总资本额达525万两。1911至1920年间，平均每家票号的资本为25.6万两，以1917年的12家票号计算，该年前后票号的总资本额约为307万两。1921至1940年间，平均每家票号的资本为26万两，1933年仅存三家票号，总资本额约为78万两。
    对于票号的实际经营资本在当时根本不为外人所知，内部也没有有关的统计或记载，只有当时一些在华的外国人曾对各地票号的资本进行过一些粗略论述。19世纪80年代，“重庆现有十六家山西票号”，“每家票号都握有白银十万两乃至三十万两的资本”。[1](P70)20世纪初，汉口的“票号之资本，大者约四十万两，小者当不下二十万两”；厦门的汇票局有蔚泰厚、新泰厚、蔚长厚、协同庆等数家，“每家资金约二十万至三十万两”；苏州与南京的票号“一店资本产业之总数，至少亦必在数十万两以上”。[3](上册P33，下册P61)如果我们将每家分号的运营资本按20万两计算，那么票号在19世纪80年代所支配的资本量约为8 920万两，清末极盛时期则高达1亿两。
    二山西票号的利润和盈利总额
    民国以前，山西票号每年均可以获得大量利润，其发展与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盈利方面。利润即收入减去支出的余额，票号的收入主要由汇费、放款利息和平色余利构成，支出则有贴费、存款利息、房租、服食和送礼费用等项。按照日升昌票号1906年各个分号的收支统计情况②，该号97％的收入是通过汇费收入与放款利息获得的，而贴费与存款利息也占到了总支出的83％。1906年，日升昌18个分号共盈利13 257两，平均每号获利737两。④由于票号还要将一部分利润用做“倍本”、“护本”，或者以“财神股”、“狗股”等形式作为风险基金留存，因此，下面我们对票号净利润的估计主要以各号总结账中的红利额为基础。
    
    说明：a.本表中的资本额为股东的合约投资及少量附于银股之后的“护本”，即“正本”，并非票号的实际运营资本。
    b.清末时期是票号发展的极盛时期，考虑到票号股本的稳定性和趋势，我们将1911-1915年间歇业时的资本额直接计入这一时期，并根据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与1915年后歇业时票号的资本状况，对这一时期部分票号的资本额进行了估计。
    c.1911年以后，即各票号歇业时的资本额。
    d.大德兴于1884年改为大德通，据说大德通的“统事”高达100万两，本表中不包括这一数据。
    e.其中1911-1920年间的平均值为25.6万两，1921—1940年间的平均值为26万两。
    在表2中，我们对部分代表性票号在各个时期的红利及其分配情况进行了统计。蔚丰厚在1856至1858年账期共获红利82 499两，每股分红4 661两(拥有银俸股17.7个)，平均每年获纯利27 500两。如果以此为基础粗略估算，那么19世纪50年代的15家票号，在较好年份的获利总量约在41万两左右。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票号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蔚盛长在1867至1870年账期获利达279 606两，每股分红8 808两(拥有银俸股32个)，平均每年获利69 902两。新泰厚在1871至1874年账期获利311 010两，每股分红7 475两(拥有银俸股41.5个)，平均每年盈利77 753两。蔚泰厚在1875至1878年账期获利205 694两，每股分红5 502两(拥有银俸股39.3个)，平均每年盈利51 424两。蔚丰厚在1875至1878年账期获利214 438两，每股分红6 066两(拥有银俸股35.5个)，比在1856至1858年账期增加了30％，该账期平均每年的盈利也达到53 610两。蔚长厚票号在1883至1886账期获利79 412两，每股分红2 231两，平均每年盈利19 853两；在1887至1890账期获利248 476两，每股分红6 545两，比前一账期增加2.9倍，平均每年的盈利也达到62 119两。大德通在1885至1889年账期获利24 723两，每股分红850两，平均每年盈利4 945两。如果以新泰厚、蔚泰厚、蔚丰厚、蔚长厚、大德通等几个票号进行推算，那么19世纪七八十年代，28家票号每年的获利总量约为126万两左右。
    
    清末最后十年间，票号进入极盛期，盈利空前。如大德通票号在1885至1889年账期获利24 723两，每股分红850两；而1905至1908年账期的盈利则提高到743 545两，每股获利达17 000两，为1885至1889年账期的20倍。锦生润票号在其开业的1903年即获利7 380两，1906年进一步达到51 948两，为1903年的7倍。如果以大德通与锦生润的盈利状况为基础进行粗略估算，那么清末时期(1900-1911年)，28家票号每年的获利总量大约在213万两左右。
    辛亥革命后的数年间，大批票号因亏损而歇业，一些极力维持者也大多处于亏损状态。如锦生润在1917年一年即亏损84 762两，而从1913至1917年的5年间，累计亏损则达147 088两。[4]进入20世纪20年代，整个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一些残留下来的票号也转而有所盈利，如大德通票号在1922至1925年账期就获得了127 579两的利润。到20世纪30年代，票号业进入最后的衰落阶段，如大德通各地分号在1930至1934年间，每年平均欠款即达198万两。[5](P200-202)
    三山西票号的经营业绩与资力状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将票号在各个时期的总分号数量、汇票发行量、存放款量，[2]以及资本与利润汇入表3，从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票号业的经营业绩及其兴衰过程。各项指标表明，山西票号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获得长足发展，到清末达到极盛，辛亥革命后急剧衰落，少数几家票号一直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就票号业的实力而言，包括汇票发行量、存款与资本(正本)在内的总资力，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5千余万两，七八十年代进一步发展到2.4亿两，清末最盛时期则高达7.7亿两。这还不包括具有纸币性质的银钱票的发行。票号自诞生起就开始有“小票”的签发，1910年票号在北京一地所发行的银两、银元票就有1.5亿两。[2]因此，如果将“纸币”的发行考虑在内，票号在清末极盛时期的总资力将高达10亿两左右。
    
    从19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间，除外国银行势力逐渐渗入，在通商口岸与对外贸易中拥有较强的实力外，金融市场主要为钱庄、票号与典当所支配。按照唐传泗、黄汉民估计，1894年前后外国在华银行的总资力(实收资本、公积金、存款与纸币发行量四项之合计)约为2.8亿元；清末极盛时期，钱庄与票号的实力不相上下，总资力也为2.8亿元左右，其中钱庄的资力为资本、公积金、存款和发行纸币四项之合计，而票号则为资本、存款与发行小票三项之总和；按“架本”计算(即典当铺按收进存放于货架上的押品所贷出的总金额)，这一时期典当业的资力在3亿元以上。[6]他们关于钱庄、典当与外国在华银行实力的估计大概比较贴切，而关于票号的资力则是直接引用了陈其田较为笼统的说明，有所低估。如前所述，包括汇票、存款、资本与银钱票、“小票”的发行量，票号在清末最盛时期的总资力高达10亿两左右。即使剔除汇票发行量，其资力也在4亿两上下，约合5.6亿元，在清末时期的各种金融机构中，实力最强。
    注释：
    ①关于各个时期山西票号的总分号数量，参见《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2]一文，本文不再另行讨论。
    ②表中资料来源于日升昌1906年各地总结账(平遥县“中国票号博物馆”收藏)，以及《山西票号史料》
    ③本表根据《山西票号史料》[1](P638-665，333)中的资料以及表3中的部分数据综合编制。
    ④日升昌票号在1906年的总分号数总计31个。
    ⑤本表根据“蔚长厚票号的盈利与分红清单”(平遥县“中国票号博物馆”收藏)；“蔚丰厚票号清单”、“新泰厚票号清单”、“锦生润票号清单”；[4]以及《山西票号史料》[1](P218，631-634，1214)中的数据综合编制。
    ⑥总分号数量、汇票发行量、存放款量为《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一文的研究结果，总资力为汇票、存款与资本(正本)之合计。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2]刘建生.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J].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3).
    [3]潘承锷编译.中国之金融[M].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印行，1908.
    [4]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续)——股董的合同(股票)及营业报告书(总结清单)(上)[J].中央银行月报，1938(1).
    [5]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M].上海：华丰印刷刻字所，1937.
    [6]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A].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