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大学》的经济思想暨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耦合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排斥或对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契合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深邃思想，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最为有利的文化根基。因此，进行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应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去吸取理论智慧，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精要，以再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实践的经济学。这既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
    关键词：《中庸》 《大学》 经济思想 主流经济学
    作者简介：周建波(1965-)，男，山东莱阳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管理思想史研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1
    《大学》与《中庸》虽只是《礼记》中的两篇，却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大学》相传是孔子弟子曾参所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大学》主要讲政治哲学，探讨怎样为政、利民；《中庸》则是探讨宇宙观、方法论的哲学著作，研究怎样处理生活中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大学》即大人之学，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大学》开篇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庸》的主要思想，在于论述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应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庸之道。
    一、《大学》、《中庸》中的经济思想
    经济学是研究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人们如何进行理性选择的学科。儒家承认人追求财富欲望的合理性，认为“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但又认为由于人的劳动欲望、能力的差别，以及所从事行业的不同，一定会出现贫富的差别，故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耕也，馁在其中。”(《论语·卫灵公》)尽管儒家承认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一定的贫富差别的合理性，但也认为贫富差别太大不好，影响社会的安定。孔子曰，“贫而无怨难”(《论语·宪问》)，“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孔子的分析和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基尼系数理论可谓是一致的。
    没有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社会不正常；贫富分化太大，又影响社会安定。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儒家的一贯主张是贯彻中庸之道原则。《中庸》记载，“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即在生活实践中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要在矛盾的两端创造性地寻求平衡点，以此来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孔子对中庸非常推崇，“中庸之为德乎，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将中庸思想贯彻到经济活动中去，要求既顺应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又反对一味追求利益，提倡见利思义。《中庸》、《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经济思想。
    1.德本财末思想。《大学》中记载：“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论语》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可见，尽管孔子把“足食”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但当“食”与“信”矛盾时，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信”，即将赢得民众的信赖和拥护放在第一位，因为“民无信不立”，统治者如果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必然是“失众则失国”。显然，在得众与失众、得国与失国的根本问题上，“得众”、“得国”高于一切，这决定了“信”重于“食”，“德”重于“财”。基于此，孔子一再强调“君子怀德”(《论语·里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这说明，统治者欲巩固政权，必须把德放在首位。
    何谓德？《礼记·乐记》曰：“德者，得也。”《广雅·释诂》曰：“德，得也。”儒家的“德”，涉及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等多个方面。统治者的“德”在经济上具体表现为轻徭薄赋，博施济众，俭于自奉，厚于养民，劝民农桑，重视民生等方面。在政治、思想意识上，要求有与君道相适应的合乎礼制的行为规范，如“君仁臣忠”(《礼记·礼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等。对于财，儒家认为，统治者必须取财有道，要求在满足统治者自身需要与使国家长治久安之间寻找平衡点，反对顾此失彼。因此，在儒家的理论中，凡是涉及德与财的关系，必须是以德为先、为本、为重、为贵，以财为后、为末、为轻、为贱。
    2.财聚民散思想。《大学》记载：“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仁者以财爱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意思是统治者如果贪财聚敛，势必造成民众离散，如果散财以惠民，则民众就会相率来归附。所以仁德之君，采取散财裕民的政策，以争取民心，获得民众的拥戴；而无德之君，则采取搜刮民财的政策，从而招致亡身之祸。《大学》中记载：“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并把国之务财用者，斥为小人。《中庸》记载：“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
    当然，作为统治者应该散财到什么程度，儒家也是有考虑的，既不能不向百姓散财，又不能无限制地散财，其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让统治者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长久地统一起来，这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思想在统治者散财方面的具体运用。儒家“薄税敛”的标准就是“周公之藉”，即什税一。《论语·颜渊》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有若同鲁哀公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彻(周公之典，指十税一)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在这里，有若正确地指出富国同富民、国民经济同国家财政的关系，体现了藏富于民的思想。只是，儒家提出的轻税标准是十分取一，这是历史上“周公之典”中“彻法”的主张。《孟子·告心下》中也提出，如果把税率降到比尧舜的十抽一还低，是貉一类国家的做法，即“大貉小貉”。把税率提高到比尧舜为十抽一还高的，是桀一类的君王的做法，即“大桀小桀”。
    3.生众用舒思想。《大学》中记载：“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所谓“生之者众”，即要求直接生产者的数量在全社会的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要尽可能大。所谓“食之者寡”，即要求全社会人口总量中不从事生产的纯消费者的数量要尽可能少。所谓“为之者疾”，即要求生产者尽可能提高劳动效率。所谓“用之者舒”，即要求尽可能俭约节用，减少浪费。儒家认为，统治者如能遵循这四条基本原则，就能使整个国民财富不断增加，国家的财政也能充裕。“生众用舒”论还从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关系中，提出了国民财富增加的两个途径，即绝对量的增长和相对量的增长。“生之者众”和“为之者疾”，是使财富绝对量增加的途径；而“食之者寡”和节用俭约，则是使财富相对量增长的途径。《大学》在介绍了“生众用舒”思想之后接着论述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跟有若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思想是一致的。
    4.先义后利思想。在个人与群体、个人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上，儒家一贯的主张是先义后利。《大学》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提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观点。就是说，统治者为政治国不能以敛取财利为利，而必须以义为利。儒家把统治阶级的“利”分为两种，一种是局部的或暂时的财利，另一种是对巩固国家统治具有全局性或长远性的根本利益。所谓“不以利为利”，是指统治者不能把敛取局部的或暂时的财利当作自己的首要利益。“以义为利”，是指统治者应以全局性的、长远性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所谓义以生利、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实质是以全局性的根本利益为重，统治者必须懂得这种利益划分，把握住轻重主次，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各种矛盾，巩固统治。
    儒家的义利观还包括坚持岗位职责、拒绝外界诱惑。按照儒家的观点，社会所有成员均应按照所处的社会等级去消费，杜绝越位或者不到位的事情发生。《论语·述而》记载孔子云：“奢则不逊，俭则固。”孔子既抨击季氏的贪冒，也抨击晏婴的俭吝，因为前者富于周公，后者啬于国卿，前者过之而后者不及，他们的经济行为都不合予各自的身份地位。不过，在“奢则不逊，俭则固”之间，孔子曰：“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这是因为，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要维持奢侈的生活，必然倾向于侵犯他人，这是儒家坚决反对的。过于节俭的生活固然有对人悭吝、敬重不够的弱点，但并没有侵犯他人。因此，两者尽管都有缺失，但比较起来，固陋病在己，不逊则凌人，故孔子曰：“与其不逊也，宁固。”
    《中庸》继承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指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又曰：“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意思是说君子就所处的地位去行事，不羡慕本分以外的东西。处在富贵地位，就按富贵的地位行事；处在贫贱地位，就按贫贱的地位行事。处在上位不欺侮处在下位的人，处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不苛求于别人，就没有什么可怨恨的了。上不怨恨天，下不归咎于别人，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地位以应顺天命，小人则要冒险去妄求非分的东西。
    二、与西方经济学的耦合
    当代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我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对我国当代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放眼五千年中华文明，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同样闪耀着孔子中庸思想的智慧之光。《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是“无过无不及”，是与“时”结合的“时中”，故《中庸》认为，“君子而时中”。“庸”则是天行有常的定理。中庸阐述了结合天时、地利，在动态均衡条件下无过无不及，守天下之定理而遵循规律的思想，其核心是在过与不及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并不是简单对折而求中线或中点，是“时中”，是与时势最恰当结合的“中”。因此，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对立统一矛盾规律作用下的动态均衡，可见中庸包含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中的智慧。从哲学角度来看，黑格尔辩证法的度与量关系的转折点，与“中庸”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何其相似，只是产生于两千多年前文字记载成本很高的“中庸”显得更抽象而已。
    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被广泛运用。均衡最一般的意义是指经济事物中有关的变量在一定条件的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事物之所以能够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是由于在这样的状态中有关该项经济事物的各方面的力量能够相互制约和相互抵消，也由于在这样的状态中有关该经济事物的各方面的愿望才都能得到相应的满足。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在于寻找一定条件下使经济事物的变化最终趋于稳定之点的均衡规律。如何探求这种均衡状态，需要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法是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常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指在诸多相关经济变量之中，仅研究其中的两个相关因素而其他因素是既定的，分析的对象是局部的不是整体的。探究均衡就是观察、研究和把握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即“两端”)，找到两个对立面恰当统一的关节点。可见均衡是“中”的一种表象，均衡就是“中”；而要维持这一均衡状态就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就是孔子所谓的“庸”。如何达到均衡，孔子在《中庸》里形象地论述为“执其两端”。所以均衡类属于中庸之道，均衡被广泛应用可以理解为中庸在经济学中广泛存在。
    1.均衡价格理论。在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中，需求和供给是两种相反的力量，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商品过剩，价格下降，生产者减少生产；需求量大于供给量，价格上涨，生产者增加生产，或刺激需求或增加供给，二者对立统一于均衡价格。用孔子的智慧解释就是“执需求、供给两端”，实现价格的中庸。
    2.拉弗曲线数学模型。经济学中著名的拉弗曲线，其理论是由“供给学派”代表人物、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商学研究生院教授阿瑟·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的基本含义是，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无限增加，当税率高过一定点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下降。孔子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在税收中性原则上表现得更具体。税收收入总额过低不能满足政府需要，适度的税额只能无过无不及，遵循中庸规律。拉弗曲线模型体现了税收总量的中庸思想。
    3.帕累托最优原则。现代经济学用帕累托最优原则来衡量经济效率。帕累托效率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资源配置的任何重新调整都已不可能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又不使另一些人的境况变坏，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已使社会效用达到最大，这种不偏不倚的资源配置状态就是资源的最优配置状态，即帕累托最优。在税收领域，帕累托最优主张，作为重要经济杠杆的税收应该采取中性原则，尽量缩小其社会成本，降低其产生的额外负担，使额外收益最大化。主张税收中性、不偏不倚、不多不少，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中庸”思想在税收领域的体现。
    4.适度的税收原则。所谓适度，就是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兼顾征纳双方的需要与可能。“需要”是指财政的需要，“可能”是反映税收负担的可能，税收适度合理，要求税收负担适中，税收收入既能满足正常的财政支出需要，又能与经济基础发展保持协调和同步，做到量能而征取之有度。
    5.中性财政政策的选择。财政政策包括：紧缩性、扩张性和中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又称均衡性财政政策，它是通过财政收支的大体均等，保持社会供求同步增长，维持社会供求基本平衡的政策。其目的在于保持社会总供求的同步增长，以维持社会总供求对比的既定格局，既不扩张，也不收缩，显然是中庸思想的经济政策。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排斥或对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契合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深邃思想，这无疑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最为有利的文化根基。因此，进行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应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去吸取理论智慧，汇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思想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精要，以再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实践的经济学。这既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有许多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通过古为今用，将其融会到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