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内容提要：德国历史学派对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民国经济学者主要关注这一学派诞生的渊源，其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历史主义方法。在构建本土经济学的进程中，民国学者一方面视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另一方面对其进行扬弃，为中国经济学的创立开辟了广泛的空间。
    关键词：经济学 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主义 经济思想史 中德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9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要流派，主张以历史的方法研究国民经济，站在德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对德国工业化的发展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当代中国学者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衰及特点有所研究①，甚至有学者主张效仿该学派创建“中国经济学”②，对此，有学者从德国特殊发展道路的悲剧性警示着眼表示反对③。实际上，中国经济学者引入德国历史学派这一思想资源已非第一次，该学派对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可视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环节。一般而言，德国历史学派分为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为代表的先驱者，以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民国学者对这一谱系已有清楚的认识，本文在论述中不再特别加以区分。
    一、民国经济学界有关德国历史学派的译介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程度较低，“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④，在这些“外来思想”中，德国历史学派占据重要地位。民国经济学界对德国历史学派的译介主要包括以下两种途径：
    1.通过经济思想史译著予以介绍
    德国历史学派繁兴于19世纪下半叶，一战以后已形衰落，而中国本土经济学有较大发展是1920年代以后的事情⑤，这使得该学派对民国经济学界而言，更多地属于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因此，中国学界对于德国历史学派的译介首先附属于一般经济思想史译著。
    在中国学者翻译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英国学者约翰·凯尔斯·英格拉姆(John Kells Ingram)的《政治经济学史》十分流行。英格拉姆是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呼吁在英国创建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其《政治经济学史》是当时的畅销书，其经济思想史的核心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⑥从某种意义上说，英格拉姆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同路人。1930年，胡泽、许炳汉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史》(中译本名为《经济学史》)，1939年商务印书馆将其列入作为普及读物丛书的《万有文库》简编印行。汉译《经济学史》共分八章，起于上古而止于奥地利学派，其中给予了历史学派整整一章的篇幅。英格拉姆本身为英国历史学派之一员，且他活跃之时德国历史学派尚如日中天，故其书能对历史学派详加介绍。民国经济学者翻译此书并以之为经济思想史的普及读物，给了中国学界对德国历史学派较为深入认识的难得契机。
    除了翻译西方学者的经济思想史读物外，中国经济学家自己也编写了不少经济思想史著作，对德国历史学派亦多有介绍。例如，安绍芸于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说史纲要》为历史学派单独开辟了一章，其重点在于德国历史学派。1930年，唐庆增在其所撰《西洋五大经济学家》中将德国历史学派与古典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及数量学派相提并论。迟至1948年，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已占据正统地位，中国学者赵迺抟在其《欧美经济学史》中仍对德国历史学派予以相当篇幅的介绍。可以说，民国经济学者所翻译和编撰的经济思想通史著作是当时中国人认识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途径。
    2.译介德国历史学派之作品
    经济思想史著作对于各学派的介绍是概要性的，只有译介原著才能最直接地反映某一学派的思想。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于德国历史学派之作品亦有所译介，这些译著构成当时中国经济学界认识德国历史学派的重要来源。
    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一些民国经济学者将其视为“国家主义派”，以与此后的新旧历史学派相区分，但一般仍将其划入历史学派。例如，刘秉麟认为李斯特“实为后来历史学派之首创者”⑦。郑学稼认为德国历史学派“赖李士特的倡导，罗齐尔的发挥，克乃士的大成”⑧。实际上，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中最为民国学界所熟知者。1925年，留学德国的王开化将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译成中文，名为《国家经济学》。王开化的译本影响很大，马寅初在《中国经济改造》中引用李斯特的“《国家政治经济学》”时，直接用的是王译本。⑨朱谦之在其专著《历史学派经济学》中亦主要使用王译本。因此，王开化所译《国家经济学》可谓民国经济学界有关德国历史学派的基础性文献。
    旧历史学派的罗雪尔被认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实际开创者，其著作《经济学方法论》被郑学稼译为中文。新历史学派的施穆勒则被认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集大成者，郑学稼亦翻译了其名著《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除了新旧历史学派以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被认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新人”⑩，其著述在民国学界亦间有翻译，例如1934年杨树人曾翻译桑巴特的《德意志社会主义》。所有这些译著都为中国学界更深入地了解德国历史学派创造了条件。
    与翻译相比，民国经济学者还创作了若干原创性专著对德国历史学派予以介绍。1925年，刘秉麟撰写了《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该书曾数次再版。1931年，朱谦之撰写并出版了《历史学派经济学》，该书系统梳理了西方的历史主义经济学，重点仍在于德国历史学派。这些原创性著作数量有限，其不少内容亦基于当时的译著，但它们代表了本土经济学界在摆脱单纯接受外来思想阶段所作的努力，也可以算是前述各种译介作品在中国结出的果实。
    二、民国经济学界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关注点
    从民国经济学者编撰的各类文献来看，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德国历史学派是有较为深入认识的，并归纳出了该学派的若干特点。总体而言，民国经济学者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关注点在以下三个方面，而每一个关注点都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特征。
    1.德国历史学派诞生的渊源
    民国学者认识到19世纪初“德国的经济学是从英、法两国输入的，发展较迟。这自然是产业落后的缘故”(11)，而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学派的产生是为了保护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用沈志远的话说，“经济落后，生产力低微的德国，如果也跟着人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那就无异任自国底经济(因而国家底命脉)永远受先进英国和法国底支配。”(12)德国历史学派诞生的时代背景对民国经济学者有强烈的吸引力，当时作为工业化欠发达国家的中国从19世纪前期的德国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王云五即称：“间尝读欧美各国之实业史，见此时蔚为实业国之巨擘，在昔实业不振，为外货凌压，与我国现况相若者。亦比比皆是，德美两国其最著者也。”(13)抵制先进国家的经济渗透与谋求独立富强，既是德国历史学派所标榜的使命，也为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所认可。马寅初谓：“在昔德国情形，与中国相仿。普鲁士一邦，有二十七关卡。后由大经济学家李斯特倡对内取自由贸易，对外采保护政策。俾士麦为相，行其学说，将所有海关，合而为一。其后复厉行铁路政策，顿然富强……吾国可效法之处甚多。”(14)这种穿越时空的共鸣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在德国历史学派已经风光不再以后仍对其赞誉有加的基础。王开化自述其翻译李斯特著作时的动机称：“欧美二大陆各国工业之兴，今日能与英人相颉颃者，李氏之说，实与有力焉。”(15)翻译罗雪尔著作的郑学稼亦艳羡德国历史学派“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背景，造成古典学派的反动，在意识上说，大有助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16)。因此，民国经济学者对德国历史学派诞生渊源的关注与其译介该学派经济思想的动机是一致的，都服务于民族国家建构这一宏大叙事。
    与民国经济学界相似的是，在明治维新时代，德国历史学派也成为不少日本经济学者灵感的源泉，其动机亦在于寻求日本的“自卫自立”(17)。由此可见，民国经济学者对德国历史学派诞生渊源的关注，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诉求，这种诉求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一样，由国情所决定。在这种诉求之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命运的问题。
    2.德国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
    德国历史学派长于实务而短于理论，民国经济学者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赵迺抟称李斯特的著作“充满了从历史上与经验上得到的例证。说明颇为透彻。唯此书的逻辑不甚严格，重复与矛盾之处甚多，文字是一种报章体裁，似乎离‘科学的著作’的标准尚远”(18)。黄曦峰亦称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与其说是一种学理，勿宁说是一种国家经济政策论”(19)。更有学者在肯定历史学派整理史料之贡献的同时，直斥该学派“决非一种学问，只是一个统计和记述罢了”(20)。然而，对于德国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民国经济学者在大多数时候是表示接受的，而这些政策主张也成为该学派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产生影响的最大层面。
    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者一般认为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的学说“有两个重要观念：一个是国家观念，一个是生产力说”(21)。这两个观念被认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学理基础，而由此构建的政策则为通过关税等手段保护民族产业。民国经济学界的李斯特崇拜广泛存在于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中间。民族主义学者朱伯康在流行甚广的教科书《经济学纲要》中写道：“李士特在经济学上之贡献，有不可磨灭之伟大功绩，一切落后民族，新兴民族，或正图独立强盛之民族均不忘其成绩，其学说将永为各民族自求经济独立发展之南针。”(22)即使在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学者中，李斯特亦有强大的吸引力。在1930年代，马寅初曾公开表示中国在亚当·斯密与李斯特之间应选择李斯特，他“极端主张保护政策，以卵翼本国方在萌芽之工业，以图挣脱帝国主义者之经济锁链”，故“对李斯特之学说，表示同情”(23)。有学者认为马寅初为英美派经济学家(24)，然而，在实际政策层面上，马寅初受到德国历史学派传统的较大影响。无独有偶，另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唐庆增虽然“思想倾向于英国古典派，于亚当·斯密尤所心折”，但亦认为“中国产业基础未立，不能全任贸易自由，坐视本国幼稚工业为外力摧残”(25)，所以也赞成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路。此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也不乏李斯特的赞同者。在《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中，漆树棻即认可李斯特“藉国家之力以助成工业之发达”的学说。(26)该书初版后不到一个月就售罄，再版后在四个月内亦卖完，足见其影响之广泛，亦可从中推知李斯特的学说在民国时期能拥有较多受众。
    民国经济学界对德国历史学派尤其是李斯特的接受表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界寻求的是富强之道而非纯粹学理。在马寅初、唐庆增等自由主义学者的经济思想中，形成了理论与政策的割裂，即一方面信仰亚当·斯密所开创的主流理论传统，另一方面又欣赏李斯特的现实主义政策主张。这种割裂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内在张力，由当时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实际的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民国时代中国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的依违取舍，系中国经济学者心怀国家利益所致。
    3.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方法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方法独具特色，而这也是民国经济学界关注较多的一点。郑学稼认为“历史学派不论新旧，唯一的贡献，是在于方法论”，而该学派所用“历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用经验的材料，归纳它的结论”。(27)唐庆增亦认为“所谓历史方法者，不过为归纳方法之别名耳”(28)。这种将历史主义方法指认为归纳法的概括无疑过分简单化了。实际上，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有更深刻的内涵。黄曦峰的总结较有代表性：首先，德国历史学派反对主流经济学预设的普世理论，“排斥经济法则的普遍性和永久性”；其次，德国历史学派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过分抽象化，“贡献充分的史料于从来内容贫乏的经济学之中，使经济学的范围得以扩大”；最后，德国历史学派反对主流经济学的简单化倾向，“在经济学上采取具体的立场而与实际生活发生紧密的关系”(29)。
    可以说，德国历史学派体现了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运动的精神气质。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指出，个体观念和发展观念是历史主义的两个基本观念。(30)德国历史学派对普世经济法则的排斥体现了个体观念，其重视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化则体现了发展观念。这两点对于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者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前文所述民国学者对国家利益的重视程度超过普世理论，可以说是个体观念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的体现。即使是主流经济学者的唐庆增，亦称施穆勒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普通经济定律Economic Laws之缺憾，并指示我人以使用经济原理之方法”(31)。而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观念对中国学者亦有所影响。例如，马寅初与李斯特一样，一方面鼓吹保护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又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可视将来之情形选择是否与各国实行自由贸易。(32)
    进一步说，民国经济学者对德国历史学派历史主义方法的关注也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各门社会科学对中国而言都是舶来品，而在学科本土化进程中，相对较易入手的历史研究为早期学者所偏爱。例如，早期留美经济学者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即是经济思想史著作。有人曾批评193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学生所研究的题目，“虽然不全数，至少十之八九，都是些理论的与历史的题目”(33)。尽管民国经济学者对于德国历史学派轻视理论的研究取向给予了严厉批评，认为其历史方法“只能达到所兴于感性上的表面现象上面，而不能深入于支配着现象自身之内在的法则里面”(34)，但历史主义方法所带来的对实证的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侧重实地调查与资料整理”(35)。故民国经济学界对德国历史学派方法论的关注，与其时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取向有密切关系。
    除了上述三点外，民国经济学者对德国历史学派学说的其他方面亦有关注。例如，朱谦之尤为关注历史学派对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而马寅初在解释信用问题时，评述过旧历史学派学者克尼斯的学说(36)。这表明民国经济学界对德国历史学派的认识尚能深入到某些细节层面，而该学派也成为中国本土经济学建构进程中重要的思想资源。
    三、德国历史学派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建构
    在对德国历史学派进行认知的过程中，民国经济学界并非只是单纯地接受或批判，而是利用这一思想资源积极建构本土经济学。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历史学派既成为民国经济学者的榜样，又成为被扬弃的对象。这两种角色都影响到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演化的可能性路径。
    1.作为榜样的德国历史学派
    民国时期，德国历史学派一直是很多经济学者的榜样，其正面形象在较早的阶段尤为显著。究其原因，仍不外乎近代中国与19世纪前期的德国一样，面临着先进国家的较大压力，激起防卫性民族主义。在一些学者看来，德国历史学派学者甚至具有人格上的感召力，其中尤以李斯特为甚。为李斯特作传的刘秉麟称：“李士特之在当日德国，其所处之境遇，正好比静悄悄白茫茫之沙漠中，任其如何狂喊，仿佛四顾无人回应者……百年后，世界中，其犹有感同等之痛苦者乎，此吾所以述李士特之学说毕，而并及其身世。”(37)李斯特的学说在其生前并不为同胞所接受，致郁郁而自杀，以学者生涯而论是颇为悲壮的。刘秉麟一面敬仰李斯特的远见与勇气，一面“感同等之痛苦”，其对于德国历史学派之态度已不仅仅只是学术上的认可，而兼有情感上的认同了。张毓珊认为李斯特的经济思想“颇多可以非议之处”，但在其著作中以“超越本书应有之篇幅”叙述了李斯特一生之事业，其原因则在于李斯特“坚苦卓绝之毅力，为国牺牲之精神，固在在足为吾人之表率”。(38)除了李斯特外，德国历史学派的其他学者亦有被民国经济学者引为表率的。唐庆增即称赞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学者“经济思想之严密精到，研究方法之一丝不苟，为泰西经济思想界生色实多”(39)。德国历史学派为国家利益而战斗的勇气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民国经济学者创建本土经济学树立了榜样。
    此外，德国历史学派的相对主义世界观也为民国经济学者所效法，其对于构建本土经济学的贡献是鼓励中国学者不盲从西方经济学说，而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问题。刘秉麟在为李嘉图写传记时称，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经济学家，尤其不能相信西方经济学家“所设定之永久不变的公例”，要“用历史的方法，去打破以前抽象的方法”(40)。朱伯康以李斯特为例说明“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经济学是有国界有祖国的”，要“用历史的眼光以读经济学，从时间上的‘长远’观念以纠正眼前‘近视’的错觉，而不要忘了自己所处之时代和自己所生存之民族”(41)。这种对国情的重视虽然使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建设较为薄弱，但也切合于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需要。
    2.对德国历史学派之扬弃
    尽管德国历史学派对自主性的追求构成了民国经济学界创建本土经济学的榜样，但中国学者对该学派亦非只有效仿，而是在批判中寻求自己的道路。在接近1949年时，中国经济学界已开始有强烈的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觉性，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借鉴也只是效其精神原则而弃其具体内容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胜利，德国经济学传统因与纳粹的联系而受到广泛质疑。夏炎德即批评马寅初对国家主义经济学的援用“诚欠斟酌”(42)。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终于取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霸权。1948年，周宪文称：“在经济学上，虽然是有各种的派别；但在今天，应该只有两种主流：一为正统学派与奥国学派合流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二为与这资本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学。”(43)这表明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在当时，尽管部分中国学者仍然给予德国历史学派较高的评价，但该学派日益只具备经济思想史的价值，难以构成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周宪文即认为“历史学派实在是由正统学派发展到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座桥梁”(44)，故该学派在周氏所构建的比较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不占重要地位。周宪文战后去了台湾，对台湾经济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影响，其对于历史学派的态度可视为民国后期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思想倾向的缩影。
    除了亲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者以外，在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呼声亦颇为高涨，其中鼓吹最力者则为王亚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主流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中吸取了不少养分，但在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眼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一样同属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45)，中国学者朱谦之亦持有相同的看法(46)。不过，马克思本人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更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德国历史学派颇持攻击态度。这种攻击性亦被民国时期的不少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继承。例如，奉《资本论》为“经济学圣典”的沈志远认为德国历史学派“根本取消了经济学的理论”，其著述“不过是一部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历史资料集而已”(47)。王亚南则称经济学在历史学派的眼中“应是不存在的”(48)。
    然而，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贬斥德国历史学派的同时，并未接受绝对的普世的经济学理论，而是采取了与德国历史学派相同的历史主义态度。沈志远认为中国学者对待西方各经济学派别时，应当“用历史主义的观点”(49)。王亚南则不仅批评德国历史学派在学术上的对手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上注定了错误的根源”，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中国经济学”在学理上的依据，乃经济学的一般性“是把各别特殊经济条件抽象化一般化的结果”。(50)因此，尽管王亚南并未以德国历史学派作为直接的榜样，他对于经济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民族个性之重视，却与德国历史学派如出一辙。颇堪玩味的是，王亚南是从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教学入手察觉到抽象学理对中国学生用处不大，进而意识到有必要创立“中国经济学”的(51)。可以说，民国时期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建构进程与中国经济学界对历史方法的偏好是有密切关联的。而王亚南等学者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扬弃也为马克思主义普世经济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可能性。
    注释：
    ①魏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载《经济科学》，1999年第2期，第104-110页；杨祖义：《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史学解析》，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69-73页。
    ②贾根良、黄阳华：《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89-97页。
    ③胡明：《历史学派与德国特殊发展道路》，载《德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48-53页。
    ④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87页。
    ⑤参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⑥杰拉德·M.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乔吉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8页。
    ⑦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21页。
    ⑧罗雪尔等：《经济学历史方法论》，郑学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译后记，第1页。引文中李士特、罗齐尔、克乃士，即李斯特、罗雪尔、克尼斯(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
    ⑨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8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567页。
    ⑩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5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
    (11)金天锡：《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199页。
    (12)沈志远：《近代经济学说史纲》，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265页。
    (13)王云五：《提倡国货与抵制外货》，载杭州市政府社会科编：《杭州市国货运动周特刊》，杭州市政府，1929年，论著，第8页。
    (14)徐汤莘、朱正直编选：《马寅初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15)李士特：《国家经济学》，王开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译者原序，第2页。
    (16)罗雪尔等：《经济学历史方法论》，译后记，第1页。
    (17)[英]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8-69页。
    (18)赵逎抟：《欧美经济学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页。
    (19)黄曦峰：《经济学史大纲》，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429页。
    (20)刘及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潮批判》，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188页。
    (21)金天锡：《经济思想发展史》，第209页；赵兰坪：《近代欧洲经济学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64页；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第67页。
    (22)朱伯康：《经济学纲要》，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297页。
    (23)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8集，第570页。
    (24)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第211页。
    (25)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第178-179页。
    (26)漆树棻：《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上海：光华书局1931年，第86-87页。
    (27)斯莫拉：《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郑学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7-128页。
    (28)唐庆增：《西洋五大经济学家》，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版，第29页。
    (29)黄曦峰：《经济学史大纲》，第418页。
    (30)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31)唐庆增：《西洋五大经济学家》，第32页。
    (32)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8集，第579-580页。
    (33)燕客：《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科学》，载《独立评论》，第31号，1932年12月18日。
    (34)刘及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潮批判》，第203页。
    (35)方显廷：《民元来我国之经济研究》，载朱斯煌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8年，第485页。
    (36)孙大权、马大成编注：《马寅初全集补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5-36页。
    (37)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第104页。
    (38)张毓珊：《经济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67、162页。
    (39)同上，第9页。
    (40)刘秉麟：《理嘉图》，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跋，第2页。
    (41)朱伯康：《经济学纲要》，自序，第5页。
    (42)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第177页。
    (43)周宪文：《比较经济学总论》，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9-10页。
    (44)同上，第68页。
    (45)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7页。
    (46)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5卷，第489页。
    (47)沈志远：《近代经济学说史纲》，第271页。
    (48)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49)同注(47)，自序，第1页。
    (50)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303、293、296页。
    (51)同上，序言，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