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晚清时期关中市场的发展状况

内容提要：通过对晚清时期关中市场的发展状况，各种市场的地域分布、集期间隔及市场交易状况和特点的研究，认为当时的市场分墟集、市镇、区域中心市场和庙会节日市场等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市场互相补充，构成一个既满足本地区货物交易，又向周边地区辐射的一个完整的市场网络，促进了本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晚清 市场 贸易 商品经济
    作者简介：杜海斌（1967—），女，陕西西安人，历史学硕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陕西西安710062
    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并非每个家庭单位都能自给自足，它必须以商品经济为补充。作为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一方面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以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再生产准备条件。所以说，一般农民所生产的和所需要的实物，必然有一部分要经过市场。同时，还有一些已经成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富裕农民，其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更高，与市场的联系更为密切。他们从事商品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维持一家的温饱，而是为了获取利润。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向内地的侵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逐渐趋于解体，广大的中国农民，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他们的生活内容，除了土地和生产，还有市场和交换。商品经济的因素，已越来越多地浸入他们的头脑，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市场也就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
    关中地区的市场包括墟集、市镇、区域中心市场和庙会节日市场。一般来讲，“县必立市，市之大者曰镇。古来镇为居住之地，后为商贾之区，遂借以为名也。趁市曰集，又曰会。集者聚也，朝而聚集，曰昃而散也。会者就也，四方商货所就会也。岁春冬一、二大会，必张棚盖厂，迎神演剧俗谓之香火会。”[1]墟集、市镇、 区域和市场庙会节日市场等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市场，构成了复杂多变的关中地区的市场体系。
    一、墟集
    这是市场的第一种类型，也有称之为墟、场、吁、草市的，北方一般称为集，它是农村初级市场，是农村小区域内的经济中心地，也是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之间互通有无的一种贸易场所。墟集一般以一个比较大的村庄或镇为中心，定期举办一些集会。逢集会期，周围农民就会带上自己富余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售卖，然后买回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俗称为赶集。集会的日期视当地经济发展状况而定，有一旬一集的，有隔三叉五集的，也有每日一集的，很多集会日期与传统节日和当地习俗联系密切。赶集的有当地农民，也有流动商贩，还有少数的坐商店铺。这种集镇市场，主要具有保障供给的经济功能，它能满足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使他们日用所需不缺。这是市场最基本最原始的经济功能。这种墟集市场，在关中市场中占有绝大多数。如泾阳县有市镇六个，“永乐镇，即月落镇，在县东二十里，每逢月落一集；鲁桥镇，在县东北四十里，每月逢二、五、八集；临泾镇，在县西四十里，石桥镇，在县西北三十里，每月逢三、七、十日集；冶峪镇，在县北六十里，每月逢一、五日集；云阳镇，在县北三十里，每月逢四日集。”[2] 三原县有市镇十个，“县东南四十里为陂西镇，东北二十里为西阳镇，东三十里为王店镇，……”[3 ]类似这样的集镇，关中地区的各州县志里几乎都有记载，少则五、六处，多则十几处，它们均分布在距县城约50里以内的半径之中，以县城为中心，形成一个点面结合的经济体系。同时它们又作为一个小型区域的经济中心，统领周围的一些村落，再次构成一个经济流通体系，县城通过这些呈辐射状网络分布的墟集，达到统领全县的目的。
    为了便于农民和商贩购销商品、各地墟集还错开集期，互相沟通，连成网络。有的集镇以一、四、七日为集，有的以二、五、八日为集，有的单日集，有的双日集。这样就使农民和商贩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进行贸易活动。如周至县“集分大小，市粮蔬者为小集，市牲畜暨诸货物者为大集。其大集县内二、五、八日，终南、哑柏二镇均三、六、九日。其逐日小集。二镇与县内同。惟祖庵镇大小集同日，每月逢双日集。此邑内所为四大镇也。小镇八，无大集日，尚村镇单日集，涝店镇、青化镇双日集。广济、马召、焦家殿、紫头、南集贤五镇逐日集。”[4]周至县是平原山区交界经济区的代表、农村市场发展较快， 除了一般的墟集市场，甚至还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乡镇赛会，“其交易每视大集为盛。”[4]如“二月会场县东六家村（初六）、东关（初八、 九）、县南纪家村（十五）、县南关（十八、九）、县西关（二十七、八）……三月会场司竹圃（初一）、县西街（十五）、哑柏镇（初三起会）……四月会场县镇、豆村、祖庵镇（上三处初八），焦家镇（初十）……”[4]。从一月到四月，会集连续不断，乡间集镇贸易非常频繁。
    二、市镇
    这是市场的第二种类型，即初级商品集散市场。这种类型的市镇，既有满足人们日用所需的经济功能，又有为贩运贸易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既存在于农业结构单一，即主要生产粮食的地区，更存在于多种经营发展的地区。它的这些特点，是与当地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分不开的。因为一定的地区，必须要有自己的产品，才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才能在本地区内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样就形成了地区间的贩运贸易。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重要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往往形成不同规模的集中产区，地区间的贩运贸易也随之扩大。这就赋予了市镇以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和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一般的县城和一些大的集镇，都属于这种初级商品集散市场。
    县城作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有固定的机关、街坊、商铺，仕农工商多聚集于此，贸易、商务都较一般集镇为盛。以户县为例，清末全县共有商业21行，如斗行、棉花布行、颜料行，铁瓷行、熟食行、席行、大猪行、羊肉行、黄酒行、木炭行等，其中县城就占了18行，[5]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衣食住行及服务业， 成为整个户县的商业中心。同时，从外地贩运来的货物和本地向外经销的产品，也都以此为集散点，如“光绪三十年前后，县城仅经销来自山西的货物，就有食盐（年销约30万斤）、食碱（年销约6万斤）、铁锅（年销约500口）、铁货（年销约1万斤）、煤炭（年销约4万斤）……”[5]此外， 本县及邻近各地生产制作的产品，如核桃、火纸、生漆、蜂蜜、乌药等，销往邻县及省城、甘肃、山西等地，数量相当可观。
    县治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方面是初级商品贸易的集市，关中的县城大多如此。又如泾阳县城“逢集之日，由早到午，一街两行，摊点栉比，商贾云集，人流如潮……粮食、食油、蔬菜、肉类水产、禽蛋、棉花、布匹等与普通老百姓生活有关的必需品成为主要商品，生产资料市场不断扩大，相应也出现了劳动力市场，形成了资本主义商业的萌芽。”同时这里还是“湖茶、兰菸、甘宁皮货的汇集之地，成为沟通南北货物装制转运之枢纽。一些大商富户不但在内地开设商号、货栈，而且大量向外地及沿海一带发展。”[6]
    随着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的贩运贸易的发展，大量具有商品集散功能的市、镇涌现出来。周至县终南镇“大宗的山货、药材、木材与木炭等货物在这里集散”[7]， 大荔县羌白镇“皮货作坊荟萃于斯，繁富亚于县城”[8]；孝义镇“为渭南河北要区， 大华临前，卤泊临后，沙苑包其东，金陂峙其西。树林葱茏稠密，百货聚集其间者，极晦明风雨之无阻，人语喧哗之遥闹，市之繁庶，它属莫能与之并。”[10]这种由墟集和市镇相结合而形成的初级商品集散地，在关中地区占有相当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地方出现了“经纪人”，也有称之为牙人或牙家、牙行的。他们是在集镇贸易中自发形成的个人或自行组合、自立条规的组织，因而有私牙和官牙之分。官牙由地方政府发给牙贴，担负着间接管理市场的职责。如“大荔沙苑周围各村镇有汉人经济（牙），每年秋季到沙苑收购土产。所收土产，有的交给羌白、孝义一带的富户，有的交给西安来的客商。”“牙行在介绍和称量的过程中，抽行佣金，佣金约是产物总值的百分之三。”[9 ]这些“经纪人”出现于原料产地和原料供应市场之间，活跃于城乡小生产者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一方面他们把零散的产品集中起来，通过一定的渠道向外输送，使一般的小生产者从农商兼顾的角色中解脱出来，成为专门的生产者，他们则充当产地和市场间的桥梁，农民和商人之间的中介；另一方面，牙家往来走动于市镇之间，对市场上商品的需求和商品价格的变化相当熟悉，有时他们也直接以买者或卖者的身份参与商品交易，屯积居奇，“然后运出，市利数倍。”[9 ]甚至割断产地和市场的联系，控制农产品价格。“大荔沙苑周围各村的土产非通过牙行不能出售，而庄客非通过牙行也很难购进。”[9]由于生产者分散， 交易量大，经济人在收购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分工，“互不相混，例如枣行、菜行、瓜行、棉花行等等，每行包销自己行内的特产。各种牙行都向官府纳税。”[9]特别是在一些成交额较大的行业中，如马骡猪羊行业， 向来有经纪之设。“经纪人”（牙人）的出现，使产销体系的分工更加明确，为农村经济进一步走向商品化提供了条件。
    三、区域中心市场
    这是关中市场的第三种类型，即市场功能齐全，能辐射全省甚至周边省份的特定区域内大规模的商品市场，它把本区域内的集镇市场联系起来，调剂着整个区域内商品余缺并代表本区域与其他区域市场进行商品交换，属于高一级的市场形态。如西安、三原县城（龙桥镇）、泾阳县城等。这些市场，由于商业发达，不但保障供给和集散商品的两种经济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除生产资料市场外，还出现了雇工市场和资金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商业的消费性特点极强。零售商业，铺坊加工业，饮食业和服务业等行业非常发达，使之不仅成为区域性大宗商品集散市场，而且是代表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消费中心。以三原为例，三原的饮食行业特别发达，一些富商大贾常常定期去三原吃饭。其糕点也享有盛名，清末仅三原城内就有十多家，作坊如南茂号、义源恒、天义和、德生荣、同发祥、大丰隆等，制作南北糕点，满汉茶食。南茂号制作的蓼花糖还曾得到西幸的慈禧太后的称赞。
    再如西安城，它是西北地区商业最繁盛的地方，东连晋豫，西通甘宁，各色行人络绎不绝，进出货物车水马龙，吸引了大量人口在这里经商、做事和居住。密集的人口不仅使西安城对日常用品的需求量很大，而且在西大街和东大街附近人口集中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像大差市、小差市、东羊市、骡马市、东木头市、西木头市、案板街、竹笆市、南牛市、北牛市等。为了贸易方便起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在这里兴办会馆，仅南院门一带就有甘肃会馆、三晋会馆、山东会馆、中州会馆、湖广会馆、两广会馆等近十处。会馆供同乡人寄寓，一个会馆相当于一个货栈，货物可以就近转让出手，也可以拉到市场上销售。众多的会馆，是西安同外地之间货物贸易频繁的反映。
    四、庙会节日市场
    市镇和墟集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们购销商品的要求，于是庙会作为一种特殊的补充形式逐渐发展起来。古会、庙会最早兴之于唐代，一般设在寺内或其附近，起之名号。人们为奉祀列祖列宗，龙皇神佛或前代先哲而修庙立祠，每年定期馨香祷祀，并备戏剧、杂耍，凑集热闹，招致游人。商贩也趁机介入，于是百货云集，贸易繁盛。由此形成庙会市场。庙会上大量供应生活资料，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商品，一般都能予制齐备。农业生产资料的交易也很突出，铁锨、木叉等生产工具和牲畜等，都占有很大市场。人们在烧香拜佛的同时，就可以顺便采办自己所需的物品。
    由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缘故，关中地区的庙会比较繁盛。仅以泾阳为例，就有“城关养济院的古二月会，汉提洞古二月二踏青会，桥底的古三月会，云阳的古四月八会，王桥古正月的纪神庙会，口镇的古五月会，鲁桥的八月会，永乐古四月八农忙会及古十一月冬至会，文塔寺的古正月二十三登塔敬佛会……”[6]等，名目繁多。这种庙会， 实际是手工业者进行商品交易的盛会，它们大都以市镇为依托，会有定期，交易时间较长，有的甚至长达数月，有些庙会还形成了固定的市场。如三原县城隍庙市场，形成于清朝末年，“以售文房四宝为主，东以京广杂货，庙门前有多种风味小吃，庙门以内，两廊店铺相连，贸易亦胜。”[10]
    除过庙会，关中地区还有大量的名目繁多的古会和村会，虽“不能同举，犹可籍以疏通有无。”[8]会期均以农历时间为准， 时间多安排在夏秋两忙之后，人们以劝勉耕织，准备农忙，互报平安，喜庆丰收为目的。过会的时候，亲朋好友携礼毕至，小商小贩也趁会云集，其热闹程度不亚于过年。各村会期均有定日，交叉轮转，在一个区域内很少重复。有月会、年会、麦黄会、追往会、年节会等不同名称，多数村子是一年一会，但也有一年二会、三会，甚至四会的。这些古会的设立，反映出关中各地独特的风俗民情。如“麦黄会者，荔俗，士大夫亦多力农，四月麦会收获期近，城乡为事豫则立多，特立此会以鬻购收麦各种农具。”“追往会者，南区北胡村迤东三十余里至杨村，自前辈劝农家议麦上仓后，亲戚携馒饼相庆食新，人之至情……会日商货赢绌不等。”[8]还有一些会日，是与当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 如周至临川寺会，就与回民军破城有关。同治二年正月初三日，回民军攻破临川寺，几乎把整个堡子踏平，这个村子的住户经此次屠杀而致绝户的就有1 200多家。每逢冬至日，村里各家和村外的被难家属， 共设案焚香烧纸，叩头祭祀。由于冬至日前来祭祀的人很多，久而久之，这一天变成集市日，附近十几县的农民商民都来此上集买卖各种货物。 [9]
    在乡会庙会市场上，不同地区的市场有着不同的买卖侧重。有的侧重于日常生活用品的买卖，有的侧重于农具、牲畜、种子等生产要素的买卖，有的侧重于某一特产的集散批发，如二月十九日大荔“东区东石曹雩祀观音神，商货附以畜市。”[8]二月廿八日“北区白马村， 村有八社，贸易频盛，农器尤富，与澄之高庙会相亚”[8]， 三月廿三日“北区卿避村有畜市”[8]，五月十八日， “南区九龙村龙王庙……商货远集，蔬品蒜尤擅胜，有赛蒜会之称。”[8]八月初二日， “县城内府城隍庙估衣为大宗，其他商货亦盛”[8]， 十月初九日“北区入岔口鬻菜为大宗”[8]……在各地县志中， 诸如此类的记载多不胜举。这种现象表明在清朝末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以往的墟集、市镇已不能满足农民需求的增长。
    从上述四种市场的类型中，我们可以发现晚清时期关中市场的几个特点：第一，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从墟集、市镇、区域中心市场到庙会节日市场，由小到大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为实现商品交换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场所；第二，集期间隔较短，而且呈交叉分布，这说明人们对商品交换的需求逐渐扩大，商品经济已渗透到广大关中农村；第三，由于关中很多地区已出现某些产品的中心产地，形成商品化种植，因而出现了专业市场，这不仅仅表现为农产品的专业市场，如粮食、棉花等，甚至也包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以上特点都说明了晚清时期关中农村的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参考文献：
    [1]梁善长修.民国白水县志.1925年铅印本.
    [2]刘懋官纂修.宣统重修泾阳县志.清宣统三年铅印本.
    [3]贺瑞麟纂、焦云龙修.光绪三原县新志.清光绪五年木刻本.
    [4]庞文中纂.民国周至县志.民国十四年西安艺林书社铅印本.
    [5]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户县志[M ]. 西安：地图出版社.1987.
    [6]泾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泾阳县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
    [7]周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周至县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8]李泰、张树枟纂.民国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 民国二十六年陕西印刷局铅印本.
    [9]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10]三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三原县志[M]. 西安：三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