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内容提要：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他较全面分析并认识到了农业在振兴国家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其次，他较早发现了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在一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将逐渐下降的规律；第三，他明确提出了复兴中国农业的政策建议。深入总结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民国时期农业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农业经济改革具有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农业经济思想 农业环境 农业组织 农业技术 方显廷
    作者简介：孙智君(1969-)，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民国时期，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局势的急剧变化，农业和农村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农业经济问题成为当时学者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其中，跻身于民国时期四大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方显廷、何廉）之列的方显廷在此领域作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方显廷经济思想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工业化思想分析，而对其农业经济思想的研究则十分薄弱，尚未见专文探讨。本文拟对其农业经济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方显廷(1903-1985)，浙江宁波人，1921-1928年间先后求学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英国工厂制度之胜利》（“The Triumph of Factroy System in Eengland”）创造性地将1840年前后英国工业结构传统分类法（“个体镀金工、家庭生产制及工厂制度”）拓展为“手工艺工人、商人雇主制及工厂制度”，这一研究成果为《欧洲经济史》教科书所接受[1]。1929-1946年执教于南开大学，1947-1968年受聘于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1968-1971年执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
    方显廷以学术思想精深、治学态度严谨、工作作风扎实闻名于民国时期学术界。留美期间他主攻经济史，专精于英国工业结构和工业史研究。上海厚生纱厂学徒出身的他对民国初期的中国工业状况也相当了解[2]。他学成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华北地区工业化问题和东北移民问题研究。他纯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先后发表了大量中英文调查报告和论著。方显廷在华北工业化问题研究中洞察到了中国产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当工业化问题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后，他又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农村。他认为：中国沿海地区的现代工业都是由西方移植而来，而非基于社会本身的结构性蜕变，中国所谓的工业化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中是无足轻重的；必须致力于健全农业经济体制，否则就没有健全的工业化。此外，他在东北移民问题研究中发现，华北居民由于匪盗横行、连年内战、苛捐杂税及高利贷逼迫而大量迁徙东北，期冀在东北创造新的生活，然而大量移民仍然处于民不聊生的境况之中。基于这种认识和体察，方显廷将实际考察的重点转移到农业现实经济问题，尤为关注农业资金筹集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等问题。
    一、方显廷农业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方显廷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1938)、《中国经济之症结》(1938)等，其研究内容涉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经济现状分析、制约中国农业经济复兴的因素分析和农业经济复兴的政策建议等。其农业经济思想既具时代特点又具一定的前瞻性，是一份值得总结的宝贵思想遗产。
    1.中国农业经济现状分析
    方显廷充分肯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农业所得，至占全国所得五分之四。农村经济，实为全国经济命脉之所系[3]163。”他认为，中国经济要得到真正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农业的状况。他比较了中外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农业比重的演变趋势，指出“世界各国农村经济之衰落，为农业革命以来之普遍过程，……农村经济一经没落，则城市经济即起而代兴，农村过剩人口，得藉城市面上工商业之自由发展而得生路，不致有流离失所之虞[3]163”。他强调世界各国农村经济的“衰落”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现象。这一思想与现代产业经济学关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各产业间演化规律理论十分吻合。即：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随经济发展，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之中。这种“衰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情况却令人忧虑，“然我国情形，则与之迥异。盖自帝国主义侵入以来，农村经济既遭摧残而衰落，工商经济复同受压迫而难兴，驯至农村过剩人口，无宣洩之闾，农民生计，乃益濒于绝境”[3]163。他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数据分析指出，从1873年至1933年的60年间，全国人口增加31%，而耕地面积仅增加了1%，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16公顷，“若与国外专家所估计之每人需耕田二点五英亩始能维持最低生活者，彼此一作比较，相去实不啻霄壤矣”[3]163。可见，中国的情形是零落的现代工业建立于萧条的农业基础之上，经济循环的结果必然是真正的衰落，这种衰落的状况必须依靠制度安排加以改变。
    2.中国农村经济复兴的制约因素分析
    方显廷通过对制约中国农村经济复兴的因素分析，将其归纳为农业环境、农业组织与农业技术三类。
    (1)农业环境。农业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方显廷侧重于经济环境分析，指出“我国农村经济环境之恶劣，为不可掩饰之事实”[3]165。他认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环境因素主要表现在：第一，水利失修导致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他指出：“民国二十年之江淮水灾，为罕见之浩劫”，“因天灾人祸之频仍，衰益甚。……江淮大水已置二千五百万农民于绝境”[3]165。他强调筑堤、灌溉、造林等水利兴修工程应成为政府改进农村经济环境的首要工作。第二，交通闭塞导致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无法调剂和流通。交通不便导致货流不畅，供求失衡，引发了“甲处聚杀焚毁而同时乙处饿残载道之矛盾现象”[3]165。他认为，交通建设是改善农村经济环境刻不容缓的事业。第三，国际经济大环境的不利影响。他指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也受到国际经济大环境影响，“世界经济衰落之怒潮，方因英、日、美相继放弃金本位而谊逐波及我国。故农村经济之衰落，至莫可挽回”[3]164。
    (2)农业组织。基于农业组织视角的考察，方显廷认为中国的“中古式的條地制度”和“农业生产规模狭小”两大因素也严重制约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他指出：“中古时代之经济组织，以地方为单位，此一单位与彼一单位之间虽亦偶有往来，以通有无，然交易究未发展，各经济单位多赖自足自给，以农业为主要收入，而以工商业辅佐之，举凡一切经济活动，鲜有大规模经营者，群以劳力为主体，绝无机械之引用[3]164”。他认为，以“平均五十亩之田场恒非集中于整块土地”为特征的中古式條地制度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有的甚至“分散至九处不同地点者”[3]31。这种分散的條地制度，“其意以为设低田被水，则高田尚可望丰收，若高田被旱，则低田或可期无恙”[3]31。但该制度忽略了劳动者在利用农地时将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体力，使得到的收益抵补不了付出的劳动力。再者，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狭小，其状况为“资本之利用恒减至最低限度，而劳力之消耗则适得其反”[3]31，其结果是农产品产量“仅足自给，即使偶有剩余，运销他埠，其交换所得，亦不过以之为购置一二舶来品之用而已”[3]31。当然，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农民思想上不思变通，另一方面也与农民生活贫困，无法扩大规模有关。
    (3)农业技术。方显廷指出，农业技术“以农作物之改良，蚕桑之复兴及牧畜之提倡为首要”[3]167。一方面，他总结了国内农业技术改良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如：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及岭南大学农学院等教育机关积极致力于农业技术的改良事业，新的农业技术也不断应用于实践；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棉业统制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等主要推动农业技术改进的政府机关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他以农作物的改良为例指出：“主要作物如米、麦、高粱、稷米、大豆及棉花等，经过相当时期之育种试验，每亩收获量，咸有十分之三以上之增加，美棉移植成绩，且有超夺过原产地之收获量者，良可欣幸”[3]167。从中可见他十分注重农业技术的改良和推广。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指出，高校设置的农学、农业管理等专业太少，导致农业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极度缺乏，而政府研究机构设置重叠又导致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总体情形是“以往成绩，绳以当前需要，相去尚远”[3]167。
    3.中国农村经济复兴的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的分析，方显廷指出：“农业环境，农业组织及农业技术之改进，为年来复兴中国农村经济之主要工作”[3]167。他认为，苛捐杂税的豁免、田赋附加的限制、土地的测量、土地的呈报及土地的登记等具体制度建设十分重要，均有助于改善农业环境；除此之外，复兴中国农业经济的应对之策还在于不断推进农业合作制度的完善、农业投入经费的保障及农业人才的培养。
    (1)建立合理的农业组织系统有效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方显廷指出：“复兴农村经济之首要问题，厥为合理的组织系统之建立”[3]168。他认为，农业组织系统建设包括农业合作组织和农业管理机构两个层面。他主张在农村创建信用合作社和非信用合作社组织，并且极其强调合作的必要性。认为“‘合作’二字自广义言之，为任何社会活动之必要条件，换言之，无合作则人类无以形成”[3]166。他力主在农村建设农业合作组织，“合作组织为农民以共同努力，根据平等原则而增进其全体利益为原则之组织，不独经济利益得藉以增进，即社会、政治、教育、宗教等利益，亦莫不然”[3]166。他认为，中国的农业合作组织应由信用合作社和非信用合作社构成。信用合作社专为农民投资提供资金，而非信用合作社则满足办理其他合作事业需要。他强调非信用合作社是中国合作组织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他对“销售合作社”作了如下的设计：销货处常设于合作社理事家中，各理事轮流值日售货，理事售货，纯系义务；购货对象不限社员，每日交易额由一元至四元不等，交易额之最小者为大铜元二枚；为照顾家境贫困者，合作社可引入物物交换制度，如以鸡卵一枚可换取香油一匙；组建合作社的意义不在于交易额多寡，而在于“有此货店，社员可因购物而得会面，借以孕育合作精神，造成合作环境”[3]432。他对合作社进行了归类，分析了合作社运行机制，并深刻指出了合作社运行机制中包含了更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因素（即合作因素），这种精神的力量又将对整个农业发展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方显廷还主张设置全局性的农业管理机构，“以收挈领提纲事功划一之效”[3]168。他在对中美农业比较的基础上指出：美国农业调整局每年“经费数万万元，雇员数千余人，如此庞大之建设事业终赖其组织之严密而有系统，卒能收指臂相助之效，农民莫不沾其实惠”；而中国则是建设机关不仅“叠床架屋”，而且“彼此不谋合作，甚或互相倾轧”，上至中央机关重复设置、毫无章法且“零乱散漫”，下至地方农业管理机关也是“漫无系统与不相合作”[3]168。因此，他主张，上至中央宜整合各相关机关而组建农业部，下设农业、合作、水利、渔牧四司各司其责，下至各省县也应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关，督导推动和实地办理农业经济事务。此外，他还主张设置全国性农业合作社管理机构，倡导组建“全国合作社联合会”主其事。他将该机构的职责定位为：深入了解各地农业合作组织情况；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合作组织的筹建计划与发展规划；督导合作社获取所需资金及其他资源等等[3]429。
    (2)利用商业银行放贷信用合作社构筑通畅的农业融资渠道。方显廷主张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和法规约束各商业银行，使之为信用合作社提供长期的、可持续的农业资金。他通过研究发现，“予合作社以金融上援助之机关，除省立或县立农民银行办理者外，……复有私人设立商业银行”[3]427。在他看来，农村生产凋敝，使得国内现金都向大城市集中，导致“银行之库存日增，现金之用途日塞，积压耗息，是以数大银行乃不得不另觅放款途径”[3]427。他认为商业银行参加合作社放款业务是合作社发展的新希望之一，因为“中央及地方政府当局财政之困难，合作社所需资金，大部分亦须求助于商业银行”[3]428。他同时也认识到商业银行以营利为目的，虽然最初是援助农民而非剥削农民，但政府也不可对之放任，而应制定相应的法规加以约束，“善为实施，庶可使中国国合作运动之发展得奠定一稳固之基础也”[3]428。
    (3)积极发展涉农教育事业加强农业人才培养。方显廷十分重视教育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他批评当时我国的农业教育机构“居少数，仅有八九所，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之乖谬现象”[3]168。方显廷倡导政府应筹资在各地兴办农业职业教育学校和农业高等学校，以教育和培训农村建设事业所需人才，使农业人才的供给步入正轨。另外，针对合作社所需人才，他提出“普遍举办合作教育运动，盖合作教育可孕育合作环境”[3]429。他强调一个适宜的合作环境将推动合作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建议国内各家书局应向全国推介有关合作社的著作，各家刊物也应定期刊载相关文章宣传合作社；政府相关机构也可延聘国外农业合作专家来华演讲，传播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等等。
    二、方显廷农业经济思想的现实启示
    方显廷强调农业是近代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是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使一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一系列“复兴农村”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对当今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仍具一定的启发意义。
    1.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方显廷认为，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和农村经济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而当前包括筑堤、灌溉、造林及交通设施在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不仅应注重科学规划，而且还不断探索农业基础设施经营管理。对于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的提供可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部分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积极引入民间资本。
    2.发展区域性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当前中国农村一家一户分散式的经营方式，使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经济资源无法合理流动，影响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方显廷所提出的“中国之合作社也乃一政策而非一运动”[3]424的观点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中国农村合作制度的构建，应自上通过政府制定扶持相关政策，至下由农民自发地按合作制原则通过从生产、技术、资金、供销、加工层面开展互助合作，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市场相衔接，向其组织成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来构建中国农村特色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政府“区域产业集聚”战略的引导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将会在区域主导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该组织的形成又将突出区域主导产业的优势，并最终实现区域性的产业集聚。
    3.疏通资金流向农村的渠道
    目前我国银行业基本上处于城市资金有余，农村资金有缺口，而金融运行少渠道的状态，这一现状与方显廷针对民国时期金融状况的分析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在对策上也可吸纳其思想中的有益成份。当前中国政府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准入政策的目的，即将城市剩余资金引入农村，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主要途径是在政府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下，根据各地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和机构布局现状，允许各类资本在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专营贷款业务的子公司和信用合作组织三类新的农村银行业机构，以建立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
    4.加强农业职业教育，促进农业技术进步
    方显廷痛感到人才资源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教育出人才，人才促进步。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增长率中农业科技贡献率比较低。因此，建立和完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是当前中国的迫切事业。此外，政府应充分发挥农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科技教育力量，开展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推广农业高新技术和实用技术，提高农业经营者的经营决策能力和现代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M].方露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65.
    [2]徐建国.何廉及南开经济学家对战后经济政策发展之议论[J].东吴政治学报，2002,(14):1-32.
    [3]方显廷.中国经济研究[M].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