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与中国历史上土地经营制度演化（下）——对明清时期土地经营制度演化的博弈解释

    
    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人口与土地相对价格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过剩的压力日益严峻，土地经营制度博弈的均衡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为寻找土地经营制度演化过程的随机稳定均衡，我们构造一个具有3个顶点的有向图(见图3)，每个顶点代表一个未受人口扰动的均衡，设j表示对应均衡的顶点(j=1，2，3)。以顶点j为根的树存在唯一一条从每一个不同于j的顶点出发经过两条有向边到达j的有向路径。
    
    在人口压力的持续冲击下，人们会很自然地根据其所面临的环境对土地经营制度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劳动力的边际产量降到了基本生存水平以下，地主雇工经营的工资成本降到了无法降低的程度，如前文所述，这时地主雇工经营获利低于出租土地的收入，即F-ωL＜R。同样地，在合伙制中，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为了吸收家庭内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将采取劳动力更加密集的耕作方法和更为复杂的耕作制，这大大提高了合伙制的交易成本。复杂的耕作制使得产出的分配率更难决定，而采用劳动力更加密集的耕作方法则增加了地主监督农民的成本，因此有。对农民来说，在人口过剩的压力下，为了容纳家庭内日益过剩的人口，权衡雇工经营制下充当雇农只能获得仅供维生的最低工资，以及合伙制下高昂的交易成本，农民较为合算的选择也是定额租制，即。为便于运算，我们以特定的满足上述数量关系的得益来重新度量表2的博弈，得到表3的得益矩阵。
    
    
    
    图3土地经营制度博弈三个均衡之间的阻力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均衡E2具有最小的随机势能，即定额租制是唯一的随机稳定均衡。这意味着，当样本容量s充分大、错误率充分小时，在长期中选择定额租制的概率要远远高于选择雇工经营制和合伙制的概率。也就是说，在人口压力的持续冲击下，定额租制日益兴盛并不断扩张，最终将淘汰雇工经营制和合伙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经营制度。

    
    图4土地经营制度博弈的效率指数
    从图4容易看出，在雇工经营制、定额租制和合伙制三个制度中，定额租制是一个最大最小化制度。这说明在土地经营制度博弈中，在人口过剩的条件下，受人口压力的持续冲击，处于随机稳定均衡状态的定额租制比其他两个制度更有效率，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化过程在长期将趋向于淘汰无效率的制度，而续存下来的是有效率的制度。
    四、结语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着多样化的土地经营制度，中国历代的法律和制度一直允许各种形式的土地经营制度并存。但是，到明清时期，中国的土地经营制度发生了重大演变，租佃制日益盛行并逐渐淘汰其他制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经营制度。人口增长是这一重大制度变迁的最重要原因。
    本文土地经营制度随机演化博弈模型是在有限理性的环境下，由大量人数组成的两类群体随机配对进行的适应性动态博弈，反映了历史中交互作用的大量个体(地主和农民)之间对复杂环境有限理性的反应并经过长期的积累性经验而形成的经济关系。这一模型显示，在未受人口压力扰动的情况下，中国土地经营制度博弈存在三重均衡，雇工经营制、定额租制和合伙制不分优劣，同样有效率，人们选择哪一种土地经营制度依赖于其所处的初始条件。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口过剩的压力日益加剧，在人口增长的持续冲击下，三重均衡的结果被打破，定额租制成为唯一的随机稳定均衡。土地经营制度随机演化博弈模型说明，中国历史上土地经营制度从三种制度并存到收敛于定额租制的演变过程，是人们在面临人口压力的持续冲击下，为适应人口过剩而审时度势的自然选择。
    研究中国历史上土地经营制度的演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我们审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如何推进现阶段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启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制度变革，许多是在违背农民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比如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以及当前许多地方强制性的规模经营，这些都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为解决人民公社制度的低效率而进行的自发性制度创新，这一自发性制度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下一步土地制度改革应该吸取强制性土地制度安排失败的教训，借鉴历史上土地制度自发演化的经验，尊重农民的自愿选择，赋予农民更多的参与权和选择权。
    注释：
    ①韩非子：《韩非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版。
    ②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转引自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二年赵普劄子，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⑤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二八，《寄上孙安抚书》，《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
    ⑥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版。
    ⑦范守己：《御龙子集·曲淆新闻》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⑧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11-839页。
    ⑨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三，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
    ⑩张履祥辑补：《沈氏农书》，农业出版社1956年版。
    (11)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一，孝地力田篇第三》，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
    参考文献：
    [1]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89-232.
    [2]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58-75.
    [3]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34-57.
    [4]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4-7.
    [5]R.科斯，阿尔钦，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96-388.
    [6]H.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