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内容提要：企业家在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14—1922年被公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传统研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该时期的出现提供了较好的外部契机，近来的研究开始转入对该时期企业家因素的考察，并认为企业家因素在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对中国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构成近代中国企业发展“黄金时期”的主要原因。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企业经营者能够成功地周旋于商业和政治之间，造就一定时期的经济繁荣，与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推”、“导”结构的权力博弈密切相关。“推”就是公司治理机制对政府力量的抵制，“导”就是公司治理机制中对政府力量的利用。分析该时期企业家的发展历程，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企业家 近代中国企业 “黄金时期”
    作者简介：吴申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杨勇，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200062；吴申元(1941—)，男，江苏江阴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杨勇(1974—)，男，山东东平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在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其中，1914—1922年被公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近代中国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学者们通过分析近代中国企业“黄金时期”出现的原因认为，企业家因素是推动这一时期近代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着眼于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企业家因素，分析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各界对企业家所形成的认识以及企业家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的博弈过程。
    一、企业家与企业绩效关系理论综述
    从宏观上看，一般认为企业家活动的水平、企业家的数量与宏观经济存在正相关关系(Bygrave, 1994)。而从微观上来说，在企业家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文献中，黄群慧(2000)将企业家选择机制引入“超产权论”的分析框架，拓展出一个企业家选择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效率关系的分析模式。程承坪等(2002)把人力资本分为效率性人力资本、动力性人力资本和交易性人力资本，提出基于效率性、动力性和交易性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分析模型。付维宁(2003)则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分析模型，试图从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角度探讨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具体到企业家推动企业发展的技术性路径上，熊彼特式的企业家通过创新使企业规模扩大并形成垄断性市场结构，反过来又推动了新一轮创新。显然，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努力程度是创新和获得利润的基础。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企业家才能与资本、劳动、土地一样属于生产要素范畴，因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长期利润，企业的持续收益包括企业家才能带来的混合性准租(付维宁，2003)。由此可见，企业家机制越有效，企业家的能力越强，工作越努力，企业的经营绩效就越好。因此，不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企业家作为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载体而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的主体。长期以来，我们对企业家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历史贡献认识上的不足，导致了我们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认识上的偏差。其实，作为企业和经济发展的生产力主体，企业家制度建设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中具有优先性和核心性：企业家只有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主体才能把个体内在生产力的理论价值转变为应用价值。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因此是使企业家成为社会生产关系主体的关键。
    西方企业制度变迁与私有制天然结合在一起，是典型的“诱致性”变迁，“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①。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出现以及演变则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在政府的推动下呈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同时，中国民间社会亦通过各种途径学习、移植西方股份制，从而使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同时开启了诱致性变迁路径(邹进文，1995)。由于中西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及意识的差异，近代中国民间发动的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集中体现在家族性上。而在家族性的具体体现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上，企业家及其所彰显出来的企业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近代中国的企业家是一个竞争意识、开拓精神与民族意识皆备的群体(赵泉民，2002)，另一方面，由企业家所形成和彰显的企业精神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制约人际关系、决定人们经济行为的一种无形的规则或心理约束，同正式的制度一样对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用于企业内克服“搭便车”问题，而且可以通过培养对企业现存体制合理性的理解而大大减少企业正规制度的实施费用，并保证企业的稳定性。在这方面，中国近代的许多企业主要以发扬家族传统作为对企业成员进行精神整合的手段。如荣氏企业家族成员在兴办民间工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时，都继承了家族传统，把优秀的民间宗氏文化传统灌输到办企业和各项社会事业中。
    另外，在企业家的培育上，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对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的养成格外重视，他力图唤起商人的“天职”观念，培育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即一种尽心尽责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观。在他看来，这种观念不复远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存在②，“此‘天职’二字并非新名词，即孟子所谓‘古之人修其天爵’者是。不论托业何途，对于所立地位，皆有发达其业务之天职，必如是方可以无愧乎为职业家”[1]。另一个例子是吴蕴初，他用味精发明权所得酬金成立了清寒教育基金委员会，专门资助有才能但家境贫困的青年深造，将眼光放在了企业有关人才的培训上，以谋得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企业家与近代中国企业的“黄金时期”
    综合一些文献资料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一个时期里，分布在社会经济各个部门中的近代中国企业大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郭庠林、张立英，1999)。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中以1920年的中国主要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作了比较，显示了这一时期工业企业快速的发展过程。(见表1)
    
    注：(1)1922年，(2)1921年，(3)1913年，(4)1919—1921年平均。
    资料转引自郭庠林、张立英：《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44页。
    关于近代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兆聪在谈及中国火柴业的发展时曾说：“我国火柴业的发展，在民国初年，实在是比较迟缓的，据我们对于现存各火柴厂中五十九家的设立年代的分析结果，在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以前成立的火柴厂，不过五家，自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间成立者达十二家，考这时适当欧战时期，为我国各种工业勃兴的时代，因此国内火柴厂的纷纷设立，自无足怪。”③ 这充分说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近代企业发展所提供的机会和契机，这一原因也曾被郭庠林和张立英(1999)、杜恂诚(1991)、唐力行(2003)以及日本学者中井英基(1980)、美国学者柯伟林(William C. Kirby, 1995)等人所提到，但他们又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仅仅是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外部因素，并不能构成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唯一因素，而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包括企业家素质在内的其他一系列内部因素。
    杜恂诚(1991)认为，在1912—1927年间民族资本快速发展的原因中，内部因素是主要的，这些内部因素包括资本、市场、技术和管理诸多方面。如果没有内部因素的作用，外部的有利因素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唐力行(2003)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发展契机之外，提到有些论著注意到了袁世凯时期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扫除了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遇到的障碍”，但是他也仅仅把“黄金时期”限定于袁世凯在世时，并认为“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时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又迅速恶化了。所以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期’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④。他认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黄金时期”的到来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更深层次的内因——传统权力机构的松懈构成了“黄金时期”出现的主导力量。但是，杜恂诚与唐力行对近代中国工商业“黄金时期”形成内因的考察却稍显宽泛，相对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世界环境而言，近代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状况、政策环境可以说是内因，但相对于企业微观经营而言，这无疑又构成了它所得以发展的外因。那么，企业微观层次上造成近代工商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杜恂诚(1991)曾提到并分析了注重技术和经营管理两方面的因素，但这仅仅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层面上的原因，以此解释中国近代工商业“黄金时期”的出现似乎稍显肤浅。日本学者中井英基(1980)在分析大生企业成功的原因时指出：“并不是只有大生得天独厚，具有优越的客观条件，而是在同其他厂家大致一样的基础上，承受着由当时一般的市场条件所带来的影响和制约。只不过本质上迥异的，正是主体条件，亦即企业家的作风与资质而已。我认为这才是大生成功的真正原因。”[2] 他明确肯定了企业家素质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的作用。张仲礼(1999)在美国学者高家龙所著的《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中译本“序言”中写道：“我国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一般都强调过去外资在华企业得益于帝国主义特权和民族资本主义得益于国货运动的观点，高家龙教授并不否认我们的观点，但他别出心裁地强调了企业创新精神的重要性，恰当地把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五要素引入到书本的分析中去，有说服力地提出了正是创新精神使旧中国卷烟工业中外两个企业英美烟公司和南洋烟草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卷烟工业发展的激励竞争中能双赢、能都有发展的观点。”[3] 这一论断充分认识到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郭庠林和张立英(1999)则更进一步，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是近代中国企业出现“黄金时期”的原因，更不是主要原因，近代中国企业在这一时期内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家运用自己的智慧长期坚持、不断开拓、力争进取，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企业家的活力，才让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他们将近代中国企业家运用自己的智慧不断开拓、力争进取的表现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开拓了服务于中国企业的原料供应、商品销售的流通渠道；(2)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扩大企业生产，从而使企业实现了强有力的规模生产；(3)重视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适时进行企业改革，推动了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等。
    可以说，企业家因素在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构成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黄金时期”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时期获得蓬勃发展的家族企业⑤ 不仅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而且成为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亮点，正是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支撑了其辉煌局面的出现。中国最大的家族集团荣家企业，创立之初规模有限、资本微薄，但到抗战时，荣氏企业拥有的粉磨生产能力约占全国(不包括东北)面粉工业的三分之一，拥有的纺锭和布机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以上[4]。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时是个仅有5000元资本的家庭小工厂，但十几年后，该厂增资220万元，并增设了天元电化厂、天利氮气厂等一系列企业，成为上海屈指可数的化学工业企业。类似的家族企业在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的各行各业中均可以找到。那么为什么这些家族企业能够在强敌环绕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近代中国实业界的“天之骄子”呢？客观地考察一下这些企业的创业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尽管成功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这些企业都是由精明强干的企业家经营的。
    三、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对企业家素质的认识
    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 1977)在著名的《看得见的手》中提出：“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乃是它们的经理和组织之间的竞争。一家公司的成功，主要决定于其管理层级制的质量。”就近代中国企业家而言，企业家精神及企业家素质早已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发挥着作用。郑观应就曾经触及企业中的人才问题，尤其是企业家的作用以及素质问题。他指出：“得人则兴，失人则败，古欲事之兴，惟在得人而已。”[5] 对于企业家的素质而言，他要求企业家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和业务知识，否则“总办为公司领袖，如不熟识商务则不能知人善任，凡事为人所愚，措置失当”[6]。对于具体部门的管理者，他要求他们熟悉业务，如“船栈各司事，宜慎选熟谙商务、勤慎职守者，方可任用”[5]。日本学者中井英基在研究近代中国“企业家史学”问题时指出：
    所谓西风东渐以来，传统的中国社会背负着近代化的课题，在不断摸索中经历了充满苦难的历程，尤其是经济的近代化(=工业化)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循环”的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里面，所谓“企业家活动(Entrepreneurship)”这一种主观的经济活动未必是绝对没有的。与其这样说，不如说尽管在这种状况下，凡有“经济机会”存在的地方，到处都有“企业家活动”在不断打破传统的儒教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的制约，而勇敢地开展起来[7]。
    就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而言，社会对企业家素质及其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家族企业在其经营过程中更是深刻地体会了企业家素质的重要性。张謇曾在列举近代一些企业亏本的原因时指出：“吾见夫世之企业家矣，股本甫集，规模粗具。而所谓实业家者驷马高车，酒食游戏相征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所业既亏倒，而股东之本息悉付之无何有之乡。”⑥ 说明了企业家素质的缺失对企业经营的危害。所以，他主张在选取企业经营人员时要注重企业家素质并慎重行事：“行厂执事，由董协同慎举熟手及性情勤谨声名好之人，除一二真知灼见共信不疑之人无须保荐外，皆须取保荐书，如有私弊亏空，惟各董向原保荐人追理。”⑦ 穆藕初在分析中国实业不振的原因时，对中国实业家的整体素质进行冷静分析后指出：“我国实业家之所以失败者，厥有四大端。(甲)以事业界老辈自居，一意孤行，习非成是，虽有忠言不能纳，虽受挫折不能悟，视司事如奴隶，待工人如驴马。此失之于傲慢者一也。(乙)购货不问其优劣，只求其低廉，出品不究其良窳，但望其脱手。事前无预算，临事无研究，事后无觉察。对于事物，可以谓之为无管理，叩其身心，可以谓之为无精神。此失之于疏忽者二也。(丙)或则以侵蚀为能事，或则以豪奢为阔手，既大局之不顾，惟私便之是图。股东血本，视若粪土，自家责任，弃如弁髦，买卖出入，惟意所为，结党营私，毫无顾忌。此失之于舞弊者三也。(丁)不从实际上立脚，专向幻空中捉摸。望盈余之数于气运，托去取之权于神鬼，视贸易如赌博，作孤注之一掷，信用未立，不知抱惭；挪移术穷，终止歇业，此失之于倖求者四也。”⑧ 在此之前，许多民族实业家也对其本身的弱点和弊端提出过批评意见，但像穆藕初这样尖锐直率地深刻揭露则还是第一次(钟祥财，1992)。
    作为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企业家素质直接影响到了近代中国企业的经营业绩。作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者之一的简玉阶在1928年倡议收购另一家民族卷烟工业——中国烟草公司时也认识到了企业家的作用：“今本公司生意既蹶不振，多方整顿，亦累月经年，仍无甚效果，且愈趋愈下，前车覆辙，了了可鉴，自非罗致得力人员不为功。兹拟收买中国烟草公司全部，一可招致原日得力之人员，二可消减出品之竞争。考诸英美公司业务之发展，生意之久远，无非向人才着手与消减竞争，先例具在，不无可师。”[8] 可以说，简玉阶正是从实践经验中认识到企业家对企业经营与发展(“生意之久远”)的巨大作用的。穆藕初也高度重视人才在管理中的关键作用，他认识到，“凡百事业之成功，全视人才之优劣”⑨，由于“人才为事业之灵魂”，所以“物色人才与善用人才，实为事业家首务”⑩。他对人才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管理人才，在事业管理上所占地位，尤为重要。凡增进精良之产额，节省无谓之消费，直接发达工厂之隆运，间接开拓国家之富源，皆此项人才所有事……管理人才所负责任为至重也。”(11) 正如穆藕初所认识到的，一个企业首先必须有一个好的经理，作为“企业人才”的企业家或经理人在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所占的地位“尤为重要”，其“所负责任为至重也”。
    而一个好的经理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穆藕初认为除了具备科学技术知识以外，还必须有创业所不可缺少的性格素质，如“健全之脑力，敏锐之眼光，灵活之手腕，坚固之信用，雄厚之力量”(12)；同时，他们还应该富于革新精神，“不能拘泥陈旧之方式，以避削足就履之讥”(13)。陆费逵曾在其代表作《实业家之修养》一书中指出，在竞争激烈、发展迅速的近代经济中，企业家要取得经营上的成功，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标准，“实业家果需何种资格乎？以余所见，勤俭也，正直也，和易也，安分也，进取也，常识也，经验也，节嗜欲也，培精力也，殆无一可以或缺”[9]，指明了企业家所需具有的创新、进取精神以及道德品质等方面的企业家素质。
    此外，近代中国思想家十分讲求企业家的道德素质，这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影响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鉴于此，陆费逵把“正直”、“和易”立为企业家修养的必备方面：“正直和易二者，尤为立身处世之要件，盖作伪舞弊，一经为人觉察，在个人则身败名裂，不能厕身社会，在商则信用坠落，初时或稍获意外之利，积久终必无人过问。”[9] 他批评我国棉丝业存在的弄虚作假恶习，指出：“吾国棉丝出口，每湿于水，冀分量之多，外人初受其愚，今则多舍我而购他国之货，意、日之丝，美、印之棉，早夺我席矣。”[9]“综观古今成功之大实业家，未有不以正直著者，恒有朴讷之人，毫无特长，仅以正直之故，得人信用，致成大业。”[9] 近代实业家张謇不仅重视企业人员的科学、技术素质，还特别讲求企业人员的道德素质，他认为每一个人要取得事业成功，必须具备“德行艺”，“德”是职业道德，“行”是正派的行为，“艺”就是科学、技术。他强调人以“德行”为重，“是以人人成一种有人格的人，士轨于士，农轨于农，工轨于工，商轨于商”(14)。“德行”的核心是“示人以信用”，“示人以信用”的根本就是勤俭。“勤”就是“屑为琐事”“勉职循分”，“俭”就是“节俭”，这对于从事实业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俭则一切开支，各从节省，勿惮刻苦，勿自矜满”(15)，否则就会耗费过多，致使企业亏本。
    严学熙先生曾以张謇，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薛南溟、薛寿萱父子，刘国钧等成功的少数企业家为例，说明其成功的原因都在于具有“企业家的事业精神”(16)，并在1987年的《论大生纱厂早期成功的原因》一文中专门讨论了张謇的企业家精神[10]，认为张謇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和开拓前进精神的企业家，能“以人乘天”，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7)。“天”是客观存在的条件，“人”是具有经营能力的企业家，张謇把企业家能因时变通地认识、利用和改造客观的能动作用，强调到超越两者相加而达到相“乘”的高度，这是张謇的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这种经营思想、经营理念的指导之下，大生纱厂取得了丰硕成果。所以，企业家的主体活动必然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制约，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环境条件不利之时，优良的企业家素质就能起到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钱小明，1987)。那么，优良的企业家素质是如何形成的呢？下面，让我们来考察近代企业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四、权力博弈中的“推”、“导”结构
    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造成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新型博弈关系。军阀混战的局面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企业经营者却能成功地周旋于商场与政治之间，造就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这不仅与前文所提到的企业家素质有重要关系，而且也不能忽视他们在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中或利用或抵制政府的力量以实现企业发展的过程。近代社会以来，随着传统权力结构的松懈(唐力行，2003)，掌控了资本力量的工商业者和企业家开始觉醒，他们不再仅仅是“永远仰政府鼻息”(18)，而是在与政府力量博弈的过程中促成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不仅显示出近代中国工商业者实力的强大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也显示出工商业者和企业家力图重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努力。他们对政府的力量或加以利用，或进行抵制，以谋求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明显的“推”、“导”结构。
    (一)“推”：公司治理机制对政府力量的抵制
    由各自的结构所决定的政府官员与企业经营者的目标是有冲突的。政府由于掌握了强制性的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往往会利用控股地位通过选派经理人等手段谋求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在中国近代社会，这种情况表现得十分严重。而企业如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能够有效地应对这种来自外界的强权干扰，而这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合格的或优秀的企业家。
    1916年，北洋政府的财政挤压银行，引发了停兑风潮。但是，北洋政府的停兑令却遭到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抵制，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张嘉璈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要“维持中国金融之生命”，只有使社会各界“寄其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19)。他们在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和以张謇为会长的股东联合会的支持以及租界当局的配合下，宣布脱离政府而独立，平息了挤兑风潮，这不仅表明了银行界势力的强大，而且显示了他们对“政府非法支配”的抵制和抗拒。中行在张嘉璈的管理下，业务繁衍迅速，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银行。1919年，中国银行在筹划增资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认为1916年停兑风潮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滥发纸币、准备空虚，而引起滥发纸币、准备空虚的原因则在于“银行不能保持其独立，被政府强迫垫款”，倘若中国银行没有1917年新则例之修正和股东会之成立，“则总裁永远仰政府鼻息，财权永远听政府支配，愈垫愈巨，有加无已……当股东会未成立以前，本系官股占大多数，故不啻为政府隶属机关，演成滥发纸币、停止兑现之恶剧。幸而新则例修正后，续招商股，异常踊跃，竟超过官股二百余万元，于是当局者稍能脱离政潮而独立，苦心规划，停止垫款，而行基得渐臻巩固。惜也尚不能举完全商办之实”(18)。
    这一时期近代中国企业经营中抵制政府的力量而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另一个例证来自北洋政府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间的博弈。北洋政府曾想通过“官商合办”的形式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但是，随着商谈深入，简照南逐渐认识到北洋政府妄图控制企业的真正目的所在，政府“坚持要占经理权”[8]，且所拟合办章程“纯粹政府利益，于我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极为吃亏”[8]。再加上“官场腐败”，“做事鬼鬼祟祟，今观之，余亦颇心淡矣。究不如招商股之为畅快直捷也”[8]。而且当时“政局纷争，国会已散，南北大有分离之势，有此不安。纵然许我好条件，亦非磋商时期”，所以，简照南认为北洋政府所提出的合办主张“断难成议”[8]，拒绝了北洋政府的提议，保证了近代中国企业经营中的企业家自主权。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近代中国企业家的对政府力量认识的转变以及对企业家经营自主权在近代中国企业经营中重要性认识的加深。
    (二)“导”：公司治理机制中对政府力量的利用
    在与政府力量博弈的过程中，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工商业者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使用的另一个策略便是“导”字诀，即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利用政府的力量，将政府的力量导向促进企业发展的轨道上来，使其能为企业获取某些方面的经营优势，这在企业的外部运行环境不规范、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尤甚。也就是说，政府与企业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合作博弈的，只不过在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这一合作博弈过程主要表现在公司治理中对政府力量的诱导和利用。
    1912—1919年间，英美烟草公司主要通过两大代理商即邬挺生和郑伯昭开展在中国的业务，就邬挺生言，他“雄心勃勃……衣着合体，举止优雅。他也懂得如何去接近一个中国商人和绅士”(20)，主要通过取得官方或地方精英的支持而促进英美烟草产品的销售。邬挺生的特点主要是集中全力构建自己的官场关系网，1912年他迁居到当时新成立的民国首都北京，一年后，他便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成为北洋政府国务院咨议及财政部调查卷烟税专员。他与北京政府官员和军阀(如东北张作霖、长江下游的陆永祥)的交际极为成功，力图利用政府的力量谋求让英美烟草垄断全中国烟草生产和销售。邬挺生这一“宏伟”的计划虽然未能实现，却显示了他力求在近代中国企业经营中引进政府力量实现企业发展的思路，这也是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很多企业家的想法。在北洋政府提出合办主张的初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便表现了这种天真的幻想，他在1916年和政府代表谈判过程中向人表示说，和官方合办企业有明显的利益，因为“现行政府不施行印花税，于我不甚厚利。然与政府合办，一则可杜绝外人承办全国纸烟权利；二者得政府提倡吸食我烟，此种效力亦甚巨大；三则与政府同营，生意信用自是不同。有此三利，故欲与合之”[8]。事实证明这虽然仅仅是简照南的一厢情愿，但是却反映了民初时期企业家在近代中国企业经营中利用政府力量的愿望与需求。
    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治理机制中利用政府力量的一种较为极端的情况便是官商结合、官助商办模式。在这样一种有点类似“官督商办”的模式中，政府力量在近代中国企业经营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与“官督商办”不同的是，企业的经营目标是为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或者说是为大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官方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由此达成了一种合作博弈，政府的力量为企业家所利用并服务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周学熙企业集团便是明显一例。
    周学熙是中国近代由官僚资本家转化为民族企业家的典型人物之一。从1906年起，他以收回启新洋灰公司和创办滦州煤矿为契机，开始经营自己的集团，1922年前后基本形成了“官为扶持，商为经营”的典型企业集团模式(虞和平、夏良才，1999)。而在周学熙企业集团中，最为明显的特征便是经理人员的官方背景。从集团领导和经营阶层的构成来看，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官商一体化的人物手中，从而使得“官为扶持”成为可能。从周氏企业集团最为重要的启新、滦矿、华新、中国实业银行4家企业来看，在1922年前担任董事和总、协理的主要人员如下(21)：
    周学熙[*]：启新洋灰公司总理、开滦煤矿总理、华新纺织公司董事长、中国实业银行总理。
    孙多森[*]：启新协理、董事。
    王筱汀[*]：启新协理、董事，华新董事。
    徐履祥[*]：启新董事、会办。
    陈惟壬[*]：启新董事、华新津唐二厂董事。
    李士鉴[*]：启新董事兼经理、开滦议董、华新董事。
    言仲远[*]：启新董事、华新董事、中国实业银行总董。
    李伯芝[*]：启新董事、开滦董事、华新董事、中国实业银行协理。
    杨味云[*]：华新董事、津厂经理、中国实业银行监事。
    王克敏：华新董事、中国实业银行董事。
    田中玉：中国实业银行董事、监事。
    陈光远：中国实业银行董事、监事。
    屈映先：中国实业银行监察人。
    段祺瑞：中国实业银行官股董事。
    曹汝霖：中国实业银行董事。
    龚心湛：华新董事，中国实业银行董事、总理。
    熊希龄：中国实业银行董事。
    钱熊训：中国实业银行董事。
    上述人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官商一体化人物(带有“*”者)，他们都曾经担任过各种官职，或带有某种官衔，或是大官僚的亲信。他们由于或担任财经官职、或因卸职后从事实业活动、或因任职前创办过企业而带有了资本家的属性，并具有一定的经济的头脑和经营经验。二是基本属于官僚军阀性质的人物。如上列王克敏以下9人。这样一种人事配置结构实质上反映了周学熙在袁世凯死后和自己退出政坛以后，利用自己的僚属关系拉拢在职官员、谋取本集团政治保护伞的经营策略。由此，周氏集团具有了上能通天、下能联商，利用官力，谋取自己私利的功能，使官商合作和官助商办在集团的核心人物上实现了统一。
    纵观周学熙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明显地反映了“官助”与“商办”的合力作用，集团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22) 从政府那里获得了种种经营特权，比如专办权、减免税权、运输上的便利等，使周氏集团在经营上获得了其他企业所不能获得的便利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内中起主要作用的仍是周氏集团本身所具有的较高的经营水平与企业家素质。比如，周学熙等人十分重视资本的积累，他们从“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指导思想出发，力主多积累少分配，以应付激烈的商业竞争。集团骨干分子之一卢木斋曾经在给周学熙的一封信中就对高积累政策表示赞赏：“所贵乎士君子者，为能事先筹防……然后有以立于万全不败，故当公司分红最多之时，在浅见者必忻然色喜……容矩知商业竞争，变幻无常，每当高兴之时，即伏失败之机。天下大事大抵如此，不独一公司为然。”(23) 所以，如果没有“官助”就不会有周氏集团的产生和发展；而如果没有“商办”，也就不会有周氏集团的快速形成和合理结构。可以说，“官助”是周氏集团的生存之本，“商办”是周氏集团的发展之路(虞和平、夏良才，1999)。这不但体现了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周氏集团公司治理思想中对政府力量利用的要求，而且体现了这一时期公司治理思想中官商关系的重新认识。正是政府力量与商人力量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结合，使得周氏集团既从政府那里取得了种种经营上的优惠特权，又善于发挥企业家素质的作用，运用经济规律经营企业，这使得集团在既利用政府力量，又结合企业家素质的官商合作、官助商办的模式下迅速发展起来。
    五、几点启示
    二十几年的改革实践证实，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企业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企业家，建设和谐社会同样需要企业家。但是，从总体情况看，我国企业家制度建设同市场化改革进程还存在脱节现象。首先，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而企业家制度的雏形尚未形成；其次，企业家制度的缺失导致了一些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落马，阻碍了我国企业的良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一批优秀企业家、建立和完善企业家制度就成为目前我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国际经验证明，一个国家企业家的数量和素质及其价值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企业家精神是珍贵的国家资源。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领袖已被公认为是同政治领袖一样重要的国家财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缺乏本土资源，尤其是企业家精神。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告诉我们，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市场化改革的一种推动力量。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动力之一，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如果不能承认并实现企业家的价值，市场经济之路就很难走下去。因此，经济体制转轨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快企业家制度建设，而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家制度建设过程中，政府转型构成了企业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条件。
    来自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着眼，在全社会提倡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立企业家制度，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经济转轨时期，政府的行为对企业发展和企业家精神有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如果政府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就难以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更难以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国企改革过程中许多深层次问题的存在与政府改革不到位具有紧密的联系。一项调查表明，在民营企业家交往的社会关系中，政府官员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排在绝对首要的位置，这也说明，加快政府转型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首要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基本的公共产品，解决市场主体所不能解决的许多公共问题，以最终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任务对于企业家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84页。
    ②对于这一点，荣氏家族后人编著的《梁溪荣氏家族史》一书作了甚为恰当的概括：“他们(指荣氏家族)似乎比较注重荣氏家族代代相传的优秀传统，例如：从荣氏远祖荣子祺(孔子弟子)，湖广‘始迁祖’荣堙(北宋时任盐铁判官)承袭而来的儒家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民主性优秀遗产，梁溪荣氏始迁祖荣清(水濂先生，明正统初年辞官不就，自南京迁居无锡)明哲保身、潜德勿曜和厚积薄发的家教，以及梁溪荣氏氏族组织民本主义的氏族传统等等。这些优良传统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相结合，就出现了在荣氏家族身上所体现出的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精神、企业家和事业家的敬业精神以及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精神。”(参见荣敬本、荣勉初等编著：《梁溪荣氏家族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
    ③兆聪：《最近我国火柴业》，《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3号，1935年2月1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
    ④张学继：《论袁世凯政府的工商业政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⑤张忠民(2002)认为，这一时期是近代中国企业演进过程中的“家族公司”阶段。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家族公司有荣家兄弟以无限公司形式创建的茂新、福新、申新公司，郭氏家族的永安公司，简氏兄弟的南洋烟草公司以及刘鸿生企业等。
    ⑥见《北京商业学校演说》，《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三。
    ⑦见《厂约》，《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第9页。
    ⑧见《对于中国实业破产之感言》，《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商务印书馆，1926年8月初版，第101—102页。
    ⑨见《中国棉业发达史》，《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5号。
    ⑩见《藕初五十自述》，第83页。
    (11)见《学理的管理法自序》，《藕初五十自述·文录》，上卷，第198—199页。
    (12)见《藕初五十自述》，第37页。
    (13)见《纱厂管理法》，《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1卷，第1期。
    (14)见《元旦日对南通学校学生演说》，《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四，第3页。
    (15)见《淮海实业银行开幕演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六。
    (16)见严学熙：《略论研究江苏近现代经济史之意义》，载《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17)《大生分厂第一次股东会报告》，《张啬庵先生实业文钞》，卷一。
    (18)《银行周报》第3卷21号。
    (19)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杂志出版社，第27页。
    (20)苗利华：《邬挺生与英美烟公司》，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2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2—43、174—175页；魏明：《论北洋军阀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宋美云：《北洋时期官僚私人投资与天津近代工业》，《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李志道：《中国实业银行兴衰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转见于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5—6页。
    (22)所谓正规的途径，就是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而获得政府应有的扶持；所谓非正规的途径，就是以政策法规之外的其他途径而牟取政府的支持(虞和平、夏良才，1999年版，《周学熙集》前言)。
    (23)刘行宜：《卢木斋卢慎之兄弟》，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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