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对中国式“二元经济”的理论探讨

作者简介：张研(1948—)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牛贯杰(1974—)男，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
    清代康乾盛世在长期粗略的自然分工的基础上，在全国性市场网络连为一体的经济格局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的“二元经济”。一元是沿江沿海形成专业化生产区的早期近代化经济，一元是其他各类地区包括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等在内的“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①。在这种格局中，传统经济与近代经济、农业与手工业、经济发展先进地区和经济发展后进地区并存，它们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种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截然对立或毫不相关的“二元”，也不是传统经济体系处于被动和无所作为地位的“二元”，而是对立统一、共生互补的“二元”。其中，作为从事纯商业活动亦即经商的商人，扮演了买方与卖方、此地区与彼地区、此行业与彼行业“横向依赖与联系”的中间环节的角色，扮演了上下纵横、沟通连接“传统”与“近代”、“增长”与“发展”，使之成为对立统一经济共同体的重要历史角色。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认识清代这种独特的中国式的“二元经济”，需要学习、了解和认识学术界关于“二元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式“二元经济”的理论探讨，本文谨以学习笔记求教方家，并望与学者展开交流和讨论。
    “二元经济”理论模型，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②，他并以简明模型奠立了劳动力过剩型的“二元经济”理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1、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表现为“二元经济”并存的格局，“一元”是以满足农村人口自我消费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一元”是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2、“二元经济”中的现代化经济部门，是“使用再生产性资本”以谋取利润者，即资本主义产业；传统经济部门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二者在资本运用、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生产效率、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3、“二元经济”中，传统经济即传统农业的“一元”完全是消极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其唯一作用是在低工资水平上为现代经济即现代化工业“一元”提供劳动力。4、只要能够充分利用传统经济部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支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就足以解决现代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问题和工业化问题，使“二元”转化为“一元”，传统经济完成向现代经济的转化，传统社会最终过渡到现代社会。5、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现象，是世界多数国家至少是相当数量国家的共同点，现有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二元”向“一元”的过渡。
    以上刘易斯关于发达国家从传统经济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化的规律性的总结，即“二元经济”论，对于仍处于“二元”状况的不发达国家，是重要、乃至在新理论出现前最可参考的经济理论。
    刘易斯因创立“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获诺贝尔奖。“二元经济”理论因很大程度上符合发展中国家“传统与现代”经济并存的实际，因探讨的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问题，而被众多国家作为诠释和研究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
    各国学者继续发展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吴承明指出：如迈因特(Myint)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整性出发，把现代化产业和半自给性生产并存作为“二元结构”③；石川滋采取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到商人经济的观点，把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作为“二元经济”④；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戴尔·乔根森把“二元经济”定义为农业与工业两大部门并存等。其中，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模型”已经很重视农业，并提出工业应先采取资本浅化政策以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劳动吸收速度必须大于人口增长速度。但其中农业剩余只是在农业过剩劳动力移出后才能实现，并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移出而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依靠外生的技术投入，传统农业本身仍然无能为力。乔根森的“二元模型”，否定了农业零边际生产率学说，并更加注意农业剩余，认为它是能否实现工业化的关键。但他把技术进步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作为农业剩余的唯一重要因素⑤。
    中国学术界也不例外，“二元经济”理论往往被视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包括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经典性理论框架，得到广泛应用。
    总体上，林刚指出，其主要观点是：1、确认中国经济至目前为止，仍是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的“二元经济”。2、确认“二元经济”的最终发展前景是现代经济取代传统经济，整体经济终将变为现代经济的“一元化”格局。至于现代经济的“一元化”格局的标准，有三点：(1)城市工商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2)第二、三产业占国民经济各部门比重的绝对优势；(3)实现了农村城市化或城乡一体化。3、在对中国的经济分析中，无论是在历史变化过程领域，还是在当代经济领域，或是提出政策目标，大量论者的出发点都是致力于一个趋同的方向和目标：如何最大限度地将“过剩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由此提高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使其现代化；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绝大多数农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如何改变“农村包围城市”的城乡格局，实现传统农村的城市化。
    具体探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时，对于中国式“二元经济”的认识形成了诸种不同观点，如“双重二元经济结构”论、“二极经济结构”论、“环二元经济结构”论、“三元经济结构”论、“四元经济结构”论等。
    1、“双重二元经济结构”论
    “双重二元经济结构”论有三种：(1)中国不仅存在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为“一元”及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为“一元”的“经济二元结构”，同时也存在着以城市社会为“一元”及以农村社会为“一元”的“社会二元结构”。(2)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业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3)中国“双重二元结构”的第一重是以工业与农业“二元产业结构”为核心的城市与农村“二元社会结构”模型。我国城市化步伐滞后于工业化步伐，呈现出小城镇和大都市发展过快而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的格局。从根本上说，工业与农业二元结构转型理论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理论异曲同工。第二重是以国有与民有“二元产权结构”为核心的计划与市场“二元经济体制”模型，国有、民有“二元产权结构”转轨变型是计划、市场“二元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核心和根本，应经历“产品市场化”和“产权市场化”两个阶段。
    2、“二极经济结构”论
    “二极经济结构”论反对中国存在完全的“二元经济”，认为中国实际是严重的“二极经济”：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人口流动，两个部门不是“二元”，而是不发生整体关联的“二极”，传统部门一极因过剩劳动力积淀越来越多而趋于停滞，现代部门一极则因越来越重型化、自动化，劳动力需求也必然趋于停滞。
    3、“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中国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不但总体上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互相区别的“二元”，而且每一“元”中，又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大小不等的“经济元”，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构成了“环二元经济”⑥。
    4、“三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经济结构”论有三种：(1)“二元经济结构”实际是“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则分散于农村。改革开放后，我国自近代开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已不复存在，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经济成为了与农业经济及城市工业 经济相并列的国民经济中的一种独立经济形式，“城乡二元结构”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特殊的“三元经济结构”。(2)“二元半经济结构”论。一些学者认为乡镇企业虽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是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交叉，既有传统部门的性质，也有现代部门的特征，不能作为独立的一个经济元，只能是半个经济元，“三元经济结构”确切说，是“二元半经济结构”。(3)“新三元”论。核心是信息产业的重要地位。信息化产业推动了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效率的提高，信息产业的存在引发了经济结构的变迁，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新三元结构”中的“一元”。
    5、“四元经济结构”论
    有学者从经济发展的同质化出发，认为以产业类别相区别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三元经济结构”论，忽略第三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片面工业化、扼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同质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其经济结构也是多元化的，我国由于其转型经济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四元结构，即：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
    以上研究的背景，是当代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两个最根本的转变：一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它的前途不是已经成为传统的旧工业文明，而是增加了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高新科技革命为崭新内涵的新工业文明；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它的前途也不是已经成为传统的资本主义旧市场经济，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市场经济。在这样两个根本性转变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成为亟须解决的理论问题。
    但任何理论均不能套用，须从实际出发、与实际相结合。从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是其中重要一环。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和探讨⑦。
    吴承明最早且富于启迪性地提出，他不同意流行甚广、把传统经济看成完全消极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式⑧。
    吴承明指出，自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理论以来，西方学者的眼光大都只集中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工业之上，并只注重农业剩余劳动力如何向工业转移。他们也提到手工业者、小商人、服役人、搬运工等，但把这些人看成是“隐蔽的失业者”⑨，或等待进入现代化部门的“城市传统部门”⑩。事实上，传统经济不仅仅是农业，而且是包括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的完整的经济体系。传统经济的非农业部门人数众多，基本上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早期它们与现代化产业并行发展，成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经济更是一个十分发达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其与现代经济部门构成对立统一的整体，二者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西方学者往往把传统产业看成一钱不值，国内也有人把“二元社会”看成是“二律背反”，我看不妥。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化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扬长避短，发展前者，也改造后者，共同创造成功之路。
    吴承明以为，“二元”论者大都把资本排除在农业生产模型之外，这是他们把传统农业看成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传统农业中非人力的物质投入是重要的变量，农民主要从农业剩余上考虑资本投入。清代农学家即注重资本投入，江南每亩地约需现金1000文，相当于收获值的15％—25％。包世臣说：“凡治田无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作一工亦溢谷二斗”，可知，追加资本与追加劳动同等重要。据李伯重研究，江南稻田自明末至清中叶，每亩用工量甚少变化，而投资增加。这期间亩产量增44％—56％，主要是追加饼肥所致，每亩追加饼肥40斤可增产谷80斤(11)。“二元”论者大都以粮食生产代表全部农业生产。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农业都不仅是粮食生产，非粮食作物和农家副业不仅可变性大，也常是积累和导致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条件。明清时期的农民是精明的经营者，决策受生产关系、市场、多种作物和多种副业的影响，从而导致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资源在再配置中得到优化。如明清以来，由于棉桑茶竹的推广、生产的专业化以及水产的开发，使江南平原、丘陵地带和山区的资源都以不同方式得到了调整利用.趋于合理(12)。又如清前期，由于棉手工业的引进和区域贸易的发展，生产结构落后于苏州、嘉兴、湖州、松江等府的无锡，引起资金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进入二元经济后，随着桑蚕业和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村发生更大的变化。到19世纪初期，农民纯收入中，种植只占48.5％，手工、饲育等副业占29.6％，商业和运输业占7.7％，佣工和外出人员寄回款占14.2％；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入以1.5％的年率递增，农家经济的总流量有59％通过市场交换。
    吴承明强调，一要注重传统经济内部的能动因素；二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标志，比把资本主义化作为现代化标志，更符合历史实际。这一过渡和转变从16世纪开始，迄今尚未完成。
    林刚在赞同吴承明论断的前提下，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背景、限制条件、所得结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对比，现代部门的发展动因，传统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二元经济”现代化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13)。
    林刚以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变迁为例，指出，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冲击前的很久长的历史时期中，农业与商品化家庭工副业密切结合，是传统农业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于明清达于鼎盛。其中，农业的主体是粮食种植业，副业是种类繁多的农民家庭工副业，如棉纺织、蚕桑、织绸、手工编织、刺绣、猪、禽、鱼的饲养等。这种农工结合体的重要特征是：(1)生产中尽可能使用人力，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劳动力，对于人力可以替代的生产要素尽可能节约之。精耕细作，注意维护生产活动与自然界的平衡，以这种资源配置原则进行生产，以求获取最大总产量。(2)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以求获得家庭整体的最佳收益。(3)农业与工副业密切结合，相互补充。生产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诸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生产资本，乃至相当部分生产资料，基本靠农民家庭内部来获取。(4)小农家庭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部分口粮、盐、铁制农具等，必须通过出售家庭有能力多生产的产品来交换取得，农家工副业的商品化程度较高。清代长江三角洲的传统农业绝非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概念，而具有顽强自给和较发展的商品工副业生产同时并存、缺一不可的总体特征，对其在资本主义入侵后的变化特点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现代经济最为发达，并和原本极为发展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的地区，颇似典型的“二元结构”。然而，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却并不像二元经济论所论，至少可以说，以二元论分析和解释该地区近代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充分的。第一，该地区现代部门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极为有限；第二，该地区资本积累的关键在于市场(销路)和原料条件。
    相对于“二元经济”的中心理论——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必然途径是以传统经济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输入剩余劳动力这一主导因素换取后者的资本扩张、以前者在国民经济比例中的缩小而换取后者的壮大，最终取代传统部门，林刚指出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历史实际为：
    1、现代部门依靠传统部门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主要途径。如现代部门的支柱产业——棉纺织工业中，市场是由传统部门对生产原料的需求决定的。为了保证自身市场的巩固和扩展，现代部门或主动适应，或逐步调整了经营方针，不去生产传统部门固有的生产品如日常消费品棉布，而是为传统经济的家庭工副业提供所需求的原材料机纱。它的产品市场不是生活消费品市场而是生产资料市场。中国棉纺织品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农民。作为消费者，部分农民自行织布解决衣被问题，部分农民购买结实价廉的土布，机布市场狭小；作为生产者，织商品布的农民为了增加收入，总是尽力扩大生产。机纱的出现，解决了手纺纱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能满足织布扩大生产的问题，因此极受农民欢迎。于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无锡、南通、常州、江阴建立的纺织厂，无一例外都是适应当地发达的农民家庭纺织业对机纱的大量需求方才获得自身的发展。纺织工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创立和发展.并不能简单地单凭吸收廉价劳动力就可成功地积累资本以获得发展。
    2、传统部门力图吸取现代因素，通过革新以维护和发展自己。19世纪末，长江三角洲的南通、无锡、江阴、常熟、常州等地农户开始使用机纱织布，直接经济后果主要有二：一是发展和扩大了家庭工业；二是极大影响了农民家庭收入，成为支撑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如土布生产区域不断扩大。南通土布原先产区在崇明、海门一带，后逐步扩至包场、六甲等地。自使用机纱后，又向西北延伸，至久隆镇、大洪镇，再延伸至南通近郊及正场、姜灶港等地，几遍南通全境。
    3、“二元”互动中，传统部门内在性质发生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和促进了现代部门的发展。如棉纺织业，农民家庭纺织业在使用机纱后，从初步逐渐深化，发生了三方面变化。(1)独立生产者农民通过市场购买机纱，现代工业通过市场与独立农户形成产品机纱的供需关系。农民用机纱织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产数量和质量，明显增加了市场竞争力，使土布在数十年时间内有力地与洋布进行了竞争。(2)商人资本介入土布生产，成为包买商，购买机纱甚至织机发放给农民，农民按要求上交产品，最后由商人投放市场。这种现象大量存在于江阴、常熟、常州、无锡等地。包买商“放纱”和“收布”集于一身。通过放纱收布，减少了织户在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上的市场风险，大大增加和扩大了传统部门即农家纺织业的生产范围和再生产能力。通过包买商将机纱贷放给农民织布，工业资本将自身资本的积累机能与传统部门的繁荣更有效、更稳定地联在一起。(3)近代纱厂与手工织布工场、农民家庭织户、近代机器染织工厂组成新型产业组合。纱厂向手工织布工场或小布厂出售特制的盘头纱(上好纱的经轴)，直接发给织户，可省去一道加工序，直接上机织布。织户将织成之布交工场初步整理，最后送到现代机器染织工厂精加工后上市销售。这种形式，实际上已在生产技术、生产工序、生产组织和生产资本诸方面初步形成一种现代工业与农民家庭工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组合的雏形。小农传统生产已被纳入现代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重要环节。
    可以看到，传统部门在接受现代先进因素而发生改进的同时，有效利用了农村中的大量劳动力，以最低代价解决中国现代化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总供给水平；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工业与农业、资本密集与劳动力密集产业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以上述为基础，林刚进而论述了“近代三元经济形态”，即农村工副业在现代经济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既有别于近代工业经济，又有别于传统农业经济的新型结构。这种结构一方面仍然顽强保持着传统产业的一些基本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又和现代部门发生种种联系，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重要变革。这种结构既突破传统又未隔绝传统，从产业形式看，它或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或是农副业生产，生产组织形式仍然是家庭，生产地域仍然是农村，生产者仍然是家庭成员，生产对象中农副产品仍然是基本物。它是地道的传统部门，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古代传统部门，是一种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部门。如农家织布业，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与现代工业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已大大突破了自种棉花、自纺自织的古代基本特征。产品物质构成，由全系家庭内部生产物构成，变为利用大工业品为原料；生产要素取给，由基本家庭内部解决，变为必须部分经过市场交换，或者通过商人、工场发给；最终产品完成，或仍由家庭独立完成，或变为与手工工场或工厂共同完成；生产组织形式，由纯粹的家庭经营变为家庭与工厂或手工场某种联合。尽管上述变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家庭纺织已融入了社会化的生产和交换之中，突破了单纯经营的局限性，初步形成一种兼取传统与现代之长的新型经济结构。这种兼有二者特点的新型经济类型——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林刚称之为“中元经济”。他认为中国现代化不可能是简单的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的过程，而是要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新兴的“中元经济”的发展壮大，通过传统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来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实现。
    林刚又特别阐述了“近代三元结构论”同“当代三元结构论”(14)的区别。他认为，当代“三元结构论”在理论上对于“二元经济”论的突破，向建立中国本土经济学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有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分析基本限于1949年建国后甚至更迟时期，对持续数千年的、构成中国传统经济实质内涵的部分置而不论；对中国百余年前已经形成的“二元结构”亦不论，这会影响到它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间关系的全面认识。而最突出的不足，是未认识到中国传统经济是由自给性生产和使用资本的商品产生密切结合的，它自身就含有直接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基因，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两部门经济”关系。
    在理论观点上，“当代三元结构论”与“近代三元结构论”(下称“当代论”与“近代论”)的不同如下：
    1、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当代论”认为传统部门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仍是消极的，它对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作用只是向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现代部门提供剩余劳动力，以及利于现代部门发展的其它生产要素。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也只能通过农村工业的发展来实现。这与“二元经济论”并无实质性区别。“近代论”认为，传统部门对中国现代化至少有几方面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一，传统部门构成现代部门最重要的市场，无此市场现代部门无法在中国生长壮大。其二，传统部门是现代部门的主要原料提供者。其三，传统部门以家庭组织进行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在与适量资本和技术结合后，它以符合中国资源秉赋的低成本形成有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产力和各种新生产方式，对现代化作出独特贡献。总之，经过改革后的传统部门本身就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2、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当代论”认为，现代部门的一元化是最终目标，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主要依赖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的途径。“近代论”则认为，希图将庞大人口从农村全部或大部转入城市企业乃至转入农村乡镇企业部门的设想是不现实的，经济现代化只能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传统粮食种植业、经济作物、农村家庭商品性工副业、乡镇企业应互相补充，协调发展，共同现代化，绝不是一种部门或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
    3、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当代论”认为，经济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和标志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当前的农村工业只是城市大工业的低级阶段，它的发展前途应向城市现代部门迈进。“近代论”认为，农村工业的主要职能是为农村传统产业的改良、革新和现代化发展服务，发展农村工业只是传统部门现代化的一个方面。
    在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紧张、生态环境约束愈趋刚性的国情下，现代化道路不应步趋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老路，而应探索尽可能节约能源和资源、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经济与社会、人文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中国传统经济本来具有极为可贵的充分利用人力、天人合一理念、高度重视家庭与家庭经营的巨大生命力等积极因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中与现代经济相结合，显示了巨大优越性和顽强生命力。在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重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经济的优越性可能较西方工业化时代具有更大优势和生命力，中国有希望走出一条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严重弊端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来。关键之一在于要对国情有真正的认识并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
    许檀发表《关于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和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再思考》及《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二文(15)，指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具划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到清代中期，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每一个州县，甚至每一个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按，亦即“二元”、“三元”中的各“元”)结成一个整体，使地区间分工互补、调和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内在的活力和动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鸦片战争后，列强选择的通商口岸都是原来重要的流通枢纽，他们不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而是利用和部分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
    纵横沟通“二元”，连接“传统”、“近代”，使之成为对立统一共同体的重要历史角色，是商人——商帮(16)。
    清代商人商帮的大规模商业运作，应该说具有近代色彩。他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使清代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
    在关于清代市场经济的讨论中，吴承明多次提出，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标志，比把资本主义化作为现代化标志，更符合历史实际。他强调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交换，认为地方小市场不过是小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的场所，应属自然经济范畴，只有跨地区的长途贸易才具有真正意义。许檀则认为，农村集市网也不应排除在外。她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农村集市网既是清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全国性商品流通网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她指出，清代贸易格局较之前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品中的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贩运的主体；商品销售对象——消费者从以王公贵族、豪门巨富为主，扩展到包括小农在内的商品生产者及社会各个层面；商品贩运路线从“城市——城市”，变为将农村与农村、农村与城市、城市与城市，农村、城市与全国性的商品网络乃至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一个个原本互不相关，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从整体上实现经济布局的调整、资源配置的优化。长三角以输入粮食、棉花、肥料，输出棉布、绸缎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即建立在全国规模的粮、棉、布、绸流通基础上；珠三角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除却政策因素，也建立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基础上(17)。
    2、加速了清代农业经济商品化的进程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商人商帮商业运作的冲击下，曾出现过三次农业经济商品化的热潮。第一次在明清之际。其时江浙生丝通过澳门大量出口欧洲获利，影响到与澳门毗邻的珠江三角洲，使该地出现“高投入、高产出、多样化生产”、反映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桑基鱼塘”经营模式。康熙后期，南海县海州、镇海、金瓯、绿潭、沙头、大同，顺德县龙山、龙江，鹤山县坡山等10乡，以“稻田利薄”，果木、蚕丝、养鱼利大，改弃禾田以为基塘，基种果木、桑树，塘养鱼，坐收“十倍禾稼”之利(18)，形成了相互连接的种桑、养鱼、养蚕专业化商品生产区域。第二次在乾隆、嘉庆年间。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口通商”，广州成为惟一通商口岸，湖丝出口货源顿减，广州生丝价格猛涨。顺德县桑麻乡、香山县小榄乡，都在此时遍种桑树，成为蚕桑的重要产区。第三次在咸丰、同治年间。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生丝畅销，珠江三角洲再次出现易田为基塘的热潮。新会县下天河、高明县秀丽围一带，纷纷将稻田改为“桑基鱼塘”。清末，番禺县菱塘、新造、黄阁，东芜县峡口、石步、周屋、夏丰、仙山等乡相继成为基塘区，顺德县基塘达10万亩之多，桑基鱼塘达30万亩以上，稻田面积不及耕地总数的1/10。
    清代商人商帮大规模的商业运作，也促进了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形成了各种农业商品专业化生产区域。如番禺、东芜、增城、阳春、英德、澄海、徐闻、雷州、潮州等地甘蔗生产区；南海、番禺、增城、东芜、新会、四会、新兴、潮州水果生产区；南海西樵、河源茶叶生产区；南雄、鹤山等地金丝烟生产区等。这些经济作物经营的性质，已由自给的小生产经营发展成为以市场需要为主的商品经营。
    农业商品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出现意味着广东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种植型被多种经济作物组合型所代替，愈来愈多的农民家庭不能完成某一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基塘区农民需要的鱼花，果木区农民需要的树苗，蚕丝区农民需要的蚕种、桑叶，均须通过市场交换。清代鱼花市、果苗市、蚕市、桑市、烟市、蔗市、柑市等专业墟市遍布广东全境。广大农户从墟市得到原料，卖出农副产品，然后又从墟市买回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墟市把各专业市场农副产品生产与销售联在一起，构成了“生产—交换—消费—生产”的统一体(19)。如许檀所论：清代小农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市场；小农经济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20)。
    又如，据李华研究，山东济宁州一带，明代尚无种植烟草的任何记载，清代在商人商帮商业运作的冲击下，“膏腴尽为烟所占”，“遍地栽烟”，“每岁京客采取，收卖者不绝”，逐渐成为山东小农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当时有人算了一笔账：“方亩之地，种烟三千株”，“以中数计之，亩得烟叶五百斤，斤得钱十五文”，合计亩得7500文(21)。乾隆元年(1 736)，方苞说：“种烟之利独厚，视百蔬则倍之，视五谷则三之”，因此“上腴之地，无不种烟”(22)。烟草的销售，引起加工业的发展。道光初年，包世臣说：“济宁出产以烟叶为大宗”，州城内有6家烟叶加工场，“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23)。李华以为，6家工厂每年每家平均买卖烟叶40万两，每场平均有工人700人左右，未免有所夸大。但可充分说明鸦片战争前济宁一带农村烟草作为商品大面积种植，并在城里有了规模相当可观的加工场所。后山东烟草专业化生产区继续扩大到巨野、寿光、东平、肥城、昌邑、潍县、宁海等地，“乡村遍植，负贩者往来如织”，逐利而为(24)。再如安徽，在清代徽州商人商帮的商业运作下，著名茶叶产地徽州府歙县等6县发展成为重要的茶叶出口基地，“屯绿”(屯溪绿茶)“祁红”(祁门红茶)名满天下；宁国府太平、泾县、宁国，池州府建德、石埭、青阳等县茶叶产销也十分活跃，所谓“乍晴乍雨采茶天，载到西洋要满船”(25)。
    粮食作物商品化、经济作物产销与国内外市场紧密相连等，均反映出资源再配置的深刻的近代意义。
    3、促进了清代城镇手工业的发展
    如江南，太湖地区与桑棉种植区相对应，大体上形成了丝织业和棉纺织业两大手工业生产基地。棉纺织基地仅松江一府，清乾嘉时期，秋季每天交易的棉布约15万匹，加上苏州、嘉兴、杭州部分地区，每年销售棉布在三四千万匹。丝织业基地仅湖州一府，每年即外销数十万公斤的上等湖丝。国内流通和远销重洋的棉布、丝绢，绝大部分由江南生产。“万家机声”、“衣被天下”，反映了江南纺织专业化生产发达的盛况。这一专业化生产区城镇繁多，或者是商品生产的基地或者是商品集散的中心。如洞庭商帮的两个主要根据地苏州、杭州，丝织业、棉布加工业、粮食运销业、印染业、纸业、钢铁器业、金银珠宝器业、木器业等几十种行业都十分发达。两大城市周围，分布着大小数百个工商业市镇。它们的发展，正是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商帮商业运作的结果。所需的原料——棉花、染料、竹木、皮张、矿产，均从全国各地输入。同时，工商业人口不断增加，无论丰歉，每年要从湖广、四川等地区输入数数百万石到上千万石米粮，从华北、东北等地输入上百万石杂粮，出现沿海布匹换杂粮和川米易苏布的局面。总之，江南地区一方面是棉丝纺织品等商品向全国输出的起点，一方面又是全国相应手工业原料向需求地输出的终点，两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大规模的商品运销活动。换言之，也正是由于清代商人商帮大规模的商业运作，保证和促进了江南城镇上述手工业的繁荣和发展(26)。
    如广东，随着商人重点经营铁的产销，冶铁业在乾隆年间达到顶峰。佛山炒、铸及其他铁行的冶铁业工匠不下二三万人，内部分工及分行分业愈来愈细。冶铁行业共达十余个，各行长期聚居于同一街区，街名有涛砧街、铸砧上街、铸犁铁街、铁小街、铸犁横街、铸香炉街、铁门链街、铁廊街、钟巷、针巷、麻钉墟等。与冶铁业兴盛相联系的铁器海外贸易也发达起来。清前期，广东的生铁年产量相当于同时期英国生铁年产量的1.97倍。广东外向型手工业的发展，既是外贸出口需求的保证，也是外贸出口需求的结果(27)。
    4、促进了清代边疆和全国市镇的繁荣
    许檀认为，到清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三条水道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而长江、沿海航运的后来居上之势正方兴未艾，于是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28)。许檀并撰写了一组论文(29)，对这批城市做了详细考察，得出结论是：近代重要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厦门、天津、汉口、重庆等都崛起于清前期。张海瀛指出，原风沙遍地、人烟稀少的边镇大同、归化、多伦诺尔等地，因以晋帮为首的商人大量前往，很快出现“繁华富庶，不下江南”的局面，乾隆时已“人家鳞比，衡宇相望”，成为边疆地区的贸易中心、商业枢纽(30)。黄启臣等阐述：广东佛山明朝时还是个无名村堡，因商人商帮商业运作，清代一跃与汉口、景德、朱仙并称“天下四大镇”，与北京、汉口、苏州并称“天下四大聚”，成为外省商贾必至的贸易中心。嘉庆时洋商在佛山运铅出口年达70万斤，“鳞次而居者三万余家”，“举镇数十尽所资于”外地贩粮来的“谷船”，“日计数千石”(31)。
    可见，在全国性两类三层市场网络中，清代商人商帮成为连接“二元经济”、连接“传统”与“近代”的主力，承担着支撑和推动清代特别是康乾盛世经济良性运转的商业活动。
    然担当引领中国传统社会二元经济格局向近代化发展重任的清代商人商帮，又有着传统本质。他们中的多数，从根本上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共同之处，比如经商缘由并非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变革使然，而仅仅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使然。
    在连接“二元经济”、连接“传统”与“近代”，支撑和推动清代经济良性运转的商业活动中，清代商人商帮面对的是所谓“市场型有机环境”。这种环境，由买方与卖方、此地区与彼地区、此行业与彼行业自发地相互适应和依赖而形成，其活动完全由市场联系所导引，其相互间的横向依赖和联系无层次，具有盲目性和风险性。
    上述环境，加之其传统本质，更加强化了清代商人商帮从内到外的纵向依赖性。内部，其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异地联络计议之所，操纵地区行业贸易，从根本上体现了纵向依赖的层次构成——或者成为总商的家族组织，或者成为各家族组织联合而成的乡族组织，或者成为以家族宗族乡族纵向依赖方式加以管理、相互联系的所谓“虚拟式的宗族组织”。外部，其无一例外与官府密切相联。典型的如盐商商帮，既为官商，又以向朝廷“报效”、“捐输”，向清廷寻求进一步的纵向依赖与联系。乾隆年间“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两淮、浙江、长芦、河东各盐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两，通计不下三千万两。
    总之，虽然清代商人商帮承担着横向联系与拓展的重任，本质上却没有超越传统的纵向联系与依赖，他们的兴衰隆替，与官府有密切关系；他们商业利润的流向.影响了资本积累和生产扩大，妨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商业活动连接全国性两类三层市场网络，支撑和推动康乾盛世“二元经济”格局良性运转、人力与资源反复优化配置的，正是这种具有传统本质的商人——商帮。这似乎是认识中国式“二元经济”不可忽视的重要关节点。
    注释：
    ①中国传统经济是一个完整体系，不似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只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
    ②(美)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载(美)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③H.L.A.Myint, Dualism and the Internal Intergation of Underdeveloped Economics, Banca Nazionale Lauaro Quarterly Review.93.June 1970，转自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④(日)石川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第10、27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⑤Dale W.Jorgenson,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Development of Dual Economy,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3,1967，转见(印)贾塔克：《发展经济学》，第68—70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印)贾塔克、英格森特：《农业与经济发展》，第113—115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参见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⑥以上参见柳士发：《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双重二元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5期；温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述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等。
    ⑦如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林刚：《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彭南生：《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等。
    ⑧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⑨(美)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第3页。
    ⑩(美)托达罗：《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第166、17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1)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12)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13)林刚：《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4)林刚指出，1980年代中后期，我国理论界提出“三元结构”概念。其各种观点不尽一致，但共同点是：第一，认为在我国农村人口总量极大的国情下，由于城市现代部门吸收劳动力能力有限，难以从传统经济直接过渡到现代经济的一元结构。第二，根据乡镇企业大发展已形成重要经济力量，并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实际状况，认为农村工业已构成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之间的新工业系统，形成三元结构。第三，中国经济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应该并只能通过农村工业的发展作为中间环节或过渡阶段来实现。通过农村工业可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汲尽，从而实现农村城市化和现代经济的一元化。
    (15)许檀：《关于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和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再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3月3日；《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16)张研：《以传统承载近代》，未刊稿，下同。
    (17)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3期；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2期。
    (18)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编写组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3)，《珠江三角洲池塘养鱼业发展史》1976年初稿，国家图书馆藏，第16页；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
    (19)参见黄启臣等：《广东商帮》，载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
    (20)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3期；《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
    (21)咸丰《济宁直隶州志》卷3《物产》。
    (22)方苞：《方望溪先生文集》，《奏札》。
    (23)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闸河日记》。
    (24)以上参见李华：《山东商帮》，载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
    (25)马祖毅：《皖诗玉屑》，第108页，黄山书社1985年版。
    (26)以上参见罗仑、范金民：《洞庭商帮》，载于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
    (27)参见黄启臣等：《广东商帮》，载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
    (28)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2期；《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1999年3期。
    (29)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1999年3期；《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重庆商业》，《清史研究》1998年3期；《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9年1期。
    (30)张海瀛等：《山西商帮》，载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
    (31)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