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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20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经济分析及决策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GNP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在英国，通常把GNP的开发和采用描述为二次大战时期Meade和Stone在财政部工作的结果。在美国，人们通常把Kuznets视为GNP的发明者。本文认为是Keynes对英国经济进行了重新定义，首创了现代GNP的思想。后来，这一现代GNP的思想又传入了美国，最终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事实上，不是Meade和Stone，更不是Kuznets，只有Keynes才是将公共和私人支出放在一起计量的这一思想即GNP的创始人。
关键词：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经济核算
作者简介：刘军，山东财经大学《山东经济》编辑部，电子邮箱：liujun.1963＠163.com（济南250014）。
一引论
国民经济核算是对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全貌进行的系统的数量描述。国民生产账户体系(SNA)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1968年、1993年及2008年的多次修订，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包括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核算及资产负债核算的有机整体。目前SNA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采用，在经济分析及决策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SNA是20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通过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①，可以把国民经济活动的产出成果概括在一个极为简明的统计数字之中，为衡量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最为综合的尺度，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都十分关注这一指标的数量及波动情况，其增长率的高低常常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及政策效应的主要尺度。可以说，它是影响人们的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核算指标。
然而，GNP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在英国，通常把GNP的开发和采用描述为二次大战时期Meade和Stone在财政部工作的结果。在美国，人们通常把Kuznets视为 GNP的发明者，并将其称之为“GNP之父”。最近，Mitra-Kahn，Benjamin在其博士论文《1600年以来经济的重新定义和测定》(Redefining and Measuring the Economy since the Year 1600)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是Keynes对英国经济进行了重新定义，首创了现代 GNP的思想，并且说服Meade和Stone改变了其经济定义的观点并对GNP进行了测算。接着他说服英国财政部采纳并发表了这一测算，然后说服了英国公众。后来，这一现代GNP的思想又传入了美国，最终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事实上，不是Meade和Stone，更不是Kuznets，只有 Keynes才是将公共和私人支出放在一起计量的这一思想即GNP的创始人。本文对这一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本文第二部分讨论Keynes如何对英国经济进行了重新定义，提出了GNP的思想；第三部分讨论GNP如何传入美国，特别是经过多次争论，最终确定了其主流地位；第四部分是对上述内容的简单总结，进一步重申了以上结论。
二Keynes对英国经济进行了重新定义，提出了GNP的思想
(一)Keynes脱离了Clark的国民收入思想，提出了GNP概念
英国的国民收入估计，自边际革命后到1938年已统一于Marshall(1890)对经济的统一处理，即货物与服务两者都属于生产，然而对经济规模的测算仍局限于私人经济的总收入。Clark(1932，1937)在发表的有关国民收入的著作中，对国民收入的定义仍沿袭了这一传统。Tily(2009)指出，Keynes关于经济测算的思想主要基于Clark 1937年的著作，但事实并非如此， Keynes已经脱离了Clark的国民收入思想，其相应概念是围绕私人和公共支出及投资组织的。
1939年10月Keynes要求剑桥统计学家Rothbarth搜集关于国民收入特别是储蓄的数据。 Keynes在马歇尔学会讲座(1939年10月20日)及发表在《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这些数据。在计算总储蓄中，Rothharth(1939)发现储蓄数字和总投资的数据与Clark的定义发生了冲突。这使得Rothbarth与Keynes开始非常积极的通信联系。
在通信的基础上，1939年12月Rothbarth发表了一篇由Keynes署名的文章。这篇文章使用了Rothbarth与Clark的数据，但却背离了Clark的国民收入定义。Rothbarth和Keynes(1939)主张国民收入的实际用途是估计经济中的可税收入，而不是为消费和投资而赚取的收入。正如 Marcuzzo和Rosselli(2005)指出的，在与Kaldor的讨论中，Keynes重申他“反对国民总收入，但只是通过与你及Rothbarth的谈话，才被迫试着想清楚为什么我在直觉上这么对它反感”(Keynes，1940：25 Feb.)。
Keynes之所以不同意Clark的国民收入概念，是因为Clark试图估计的是可用于福利的资源的多少。在Kaldor写给Keynes的信中表达得更加明确，“你提到反对这种传统做法的原因是，它高估了当资源用于其他目的特别是用于战争目的时，消费或私人投资减少的程度”(Kaldor，1940：6 Feb.)。重要的是可税收入的目的是有效需求，或者是对产品的总支出，特别是在战时，其中很大部分形成了政府支出。政府的全部支出应该包括在经济的测算也就是国民收入中。按照Keynes和Rothbarth的观点，国民收入并非Clark主张的人们所得的收入，它是指来自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全部有效需求。
自1939年12月到1940年12月，Keynes与Rothbarth在通信中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此他们就国民经济核算的确切形状及是否用方程的形式建立总收入与总支出账户展开了辩论。基于这些通信，Cuyvers得出结论：“是Keynes，而不是Rothbarth从过去定义的概念中成功地突围了，并且远离了Clark的产出概念”(Cuyvers，1983)。
Rothbarth与Keynes得出了一个近似的国民收入数据，这包抱新的资本投资(2.5亿英镑)和维持目前资本的投资(4.2亿英镑)，这些是Clark已有的数据。但是第一次加上了“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支出，包括转移收入如养老金、失业救济及国债利息”共计13亿英镑(Rothbarth and Keynes，1939)。这奠定了现代流行的C+I+G+(X-M)=Y的基础，政府支出从此成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对于我们现在的目的，总的可税收入是最有用的一个概念，国民收入应该包括与战争资金有关的一切东西”(Rothbarth and Keynes，1939)。Keynes自己也指出他与Clark之间分歧的原因不是统计问题，而是概念问题：“这种数字的不同，并不是由于统计上的差异，而是什么是更合适的‘国民收入’的这一思想的不同”(Keynes，1940b)。关于国民收入的含义Keynes与Clark有着不同的思想。Keynes认为：“在多数目的下，Clark的国民总收入可能带来极大的误导，并且在实践上没什么用”(Keynes，1940：25 Feb.)。Keynes的国民收入在准备战争的实践中是有用的。1940年2月，Keynes发表了“国民收入的概念：一个补充说明”一文，认为“在我看来，Clark的国民总收入是多余的”(Keynes，1940b)。该文描述了 Keynes与Clark对国民收入认识的不同，“我个人的看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和有用的基本概念，我称之为国民产出和可税收入。这两个概念是相当明确的……它们在许多情况下是有用的，特别是它们与许多问题发生了联系，如在战时引起的一个国家的实物和资金的资源问题”(Keynes，1940b)。
Keynes与Rothbarth重新阐明了国民产出及其收入的含义。对于国民产出和可税收入两个概念的区分，使其离开了Clark的国民收入概念。在数量上两者的关系是简单的。可税收入53亿英镑等于“国民产出48.5亿英镑加上转移收入5亿英镑扣除政府贸易盈余0.5亿英镑”。这些问题澄清之后，在1940年，Keynes写作并发表了《如何支付战费》一书(Keynes，1940a)，在该书引论中Keynes对Rothbarth的贡献表示了感谢。该书中Keynes概述了一个复式记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他包括了现在流行的国民收入等式。Keynes重新介绍了在Rothbarth-Keynes论文中使用的支出核算，并且在附录中得出了一个明确的复式账户。这是以公式形式发表的第一个GNP的国民经济核算。
Tily指出《如何支付战费》中的这种分析“开辟了按要素成本计算GNP的一个新的领域，这一测算为下一个50年的国民经济核算奠定了基础”(Tily，2009)。Keynes不仅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支持者，而且是创造者。他并不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唯一的支持者，但却是国民产出即GNP的惟一定义者。
(二)Keynes的核算思想对英国官方的国民经济核算产生的影响
一般认为Meade和Stone共同开发了最初的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结构。Studenski(1958)， Patinkin(1976)等都主张Meade和Stone在英国财政部的工作产生了GNP的概念。1941年英国财政部发表的白皮书是由Keynes、Meade和Stone共同完成的，但Keynes则仅仅被描述为该项目的支持者，1941年前他推动了白皮书的出版，以后由于太忙而无法专心于国民收入的定义和估计。
Tily(2009)，Vanoli(2005)则指出1941年白皮书描述了GNP的主要组成部分：C+I+ G+(X-M)；它得出了S=I、G=T和X=M的基本方程以及总收入、总支出和产出的平衡关系。这些都是Keynes 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事后表达。英国财政部估计 GNP的工作是在Robinson的鼓动下开始的，Keynes的《如何支付战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觉到构建一个详细的国民经济核算将有助于战时生产计划及战争结束后的经济运行。他说服了战时内阁大臣Bridges批准他吸收了两个人将这一思想具体化。
Robinson回忆道：“当《如何支付战费》出版后，使得我们确信，在内阁办公室成立一个小的部门去改进国民收入的估计是正确的，由于资料的限制，Rothbarth协助Keynes所作出的计算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在数个星期里，Meade和Stone正在做着这一工作，Keynes的最初思想及他们的努力最终影响了1941年的预算”(Robinson，1983)。对于战时他的所有成就，Robinson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推荐Meade和Stone从事的国民经济核算项目。1940年6月Meade和 Keynes分别被邀请加入财政部，成为财政大臣顾问委员会成员。Stone则是1940年8月进入财政部。
假如接受这样的论点，即Meade和Stone在1940-1941年独立发展了GNP的概念和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那么应该预料到他们中的一个人在加入财政部之前应该至少使用或者形成了类似GNP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在1940年夏天在财政部遇到Keynes之前从未使用过类似GNP的东西，并且他们非常了解Keynes的工作。因此，根据Robinson的回忆，Robinson管理的国民收入计划，是以Keynes提出的概念为前提，是Keynes说服Meade和Stone改变了他们已经形成的观点。
1Meade的国民收入思想
Moggridge(1979，1992)认为Meade在1940年7月底为估计国民收入“发展了一套核算框架”。尽管Meade并未收集资料，他所拥有的只是一个“空盒子的体系”。后来Meade自己则认为是他和Stone一起“制定了英国国民收入与支出的第一个官方估算。我相信，对任何国家来说，这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复式记账的社会核算”(Meade，1977)。Meade和Stone的确制订了第一个英国官方的核算，但是复式记账Keynes已经在《如何支付战费》中使用了。Meade的主张是奇怪的，因为他非常熟悉Keynes的工作。作为一个剑桥人，Meade曾经在1930—1931年在Keynes的指导下进行研究。
“与Kahn成了密切的朋友后，便与他、Sraffa、Joan及Austin、Robinson共同成为俱乐部的成员，一起讨论了Keynes的《货币论》并且促进了向《通论》最初的转化。Keynes在周末出席时，由Kahn向他汇报我们一周的讨论，我们则在星期一的晚上，在国王学院Keynes的办公室里进行政治经济俱乐部聚会。因此，我放弃了MV=PT而转向I=S”。(Meade，1977)
离开剑桥后，Meade到了牛津，从事短期内劳动需求的研究，通过计算需求弹性来考察就业的影响。当时Meade的国民收入思想类似于Clark的消费加投资的定义。虽然，Meade的目标并不是估计国民收入，但是他使用了Clark的概念来估计弹性。
1937年Meade到达日内瓦加入了国联的经济部，负责编辑1937—1938年和1938—1939年的《世界经济概览》，《概览》主要搜集全球的统计数据，以对世界经济进行定量描述，在这一期间，Meade并未提出GNP的思想。在《概览》里只搜集了统计资料，并不存在一个核心的概念框架。
1940年，Meade离开日内瓦去了伦敦。Robinson知道Meade来自剑桥，了解到Meade既有估计国民收入的经验又熟悉Keynes的思想，因此安排Meade进入财政部的经济处，负责国民收入项目。
Robinson使用Meade来制定估计国民收入的方法，以阐明Keynes在《如何支付战费》中提出的思想。但Meade在40年后的回忆则有所不同。他回忆说，他只是简单地“坐下来，写下了一个模式”，因为它是“突然出现的”，在账户双方记下来的东西，“肯定加起来与总数相符。这样，我得到了国民收入与支出、储蓄与投资、国际收支平衡及政府的预算”(Meade，1981)。
Meade在1940年夏天几个月里有了顿悟，或许是受了Keynes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影响，或者是《如何支付战费》的影响，这一点并无法提供书面记录来证明。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时期，Keynes与Meade彼此相当接近。这可以证明Meade接受了Keynes的经济理论；那时，Meade已经通晓了《通论》及统计学。在财政部，当Keynes与Meade需要交换资料时，两人的通信是必要的，而这早在1940年8月就开始了(1940：20 Aug.；1940：10 Dec.；1941：6 Feb.)。当Meade担任《世界经济概览》首席经济学家时并未使用GNP结构，加入财政部仅几个月，Meade便使用了与Keynes完全相同的国民收入概念。
在加入财政部之前，Meade从事与国民经济核算类型数据有关的工作已有多年了，并且建立了大型的全国性的调查，但并没有与GNP核算发生联系。当他开始在财政部工作时，按 Stone的说法，Meade只是开始了另一项调查，而不是国民经济核算。1942年Meade被重新分配，从事战时劳动与贸易问题工作。在所有这些工作中，他定义的国民收入都与Keynes的概念和理论相一致。基于这一切，可以认为GNP的概念不是来自Meade。
2Stone的国民收入思想
Stone进入财政部通常被描述为他的经验对Meade的理论是一种补充，“通过Stone，这一结构变得可操作了”(Comim，2001)。Stone是一个统计的力量，正如Keynes所抱怨的英格兰在统计上是一个落后的国家。Stone在剑桥(1931—1935)时曾在Kahn和Clark的指导下从事研究，他也是Keynes的政治经济研究小组的成员，“但毫无疑问Clark对我产生的影响最大”(Stone and Pesaran，1991)，并且彼此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1935年Stone离开剑桥去了劳埃船舶协会工作，1939年则参与了政府的工作。当Clark于1937年前往澳大利亚时，Stone接管了Clark出版的《趋势》。Stone也影响了美国Kuznets在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及布鲁金斯学会所从事的国民收入的定义和计算，以及Tinbergen在荷兰所从事的国民收入工作。并非Vanoli所认为的Stone是国民收入领域的非专业人员。
1938年，Stone被聘请为昆士兰州产业局的“伦敦经济通信员”。在这个位置上Stone为 Clark提供统计数据并且继续作为Clark估计国民收入的助手。在Clark写给Stone的私人信件中，他写道，“只要Stone按照《国民收入与支出》第202—203页的公式，对于我的实际收入的季度数据的任何改进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Clark，1939)。
Stone积极追随Clark的国民收入定义直到1939年。当Stone加入财政部后，Keynes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Harrod回忆说，“Stone每周访问Keynes三次或四次，对其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的处理”(Harrod，1951)。
Clark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他的学生和好朋友Stone改变了他的思想。Clark给Keynes写信询问他怎样说服Stone改变了他的思想。Keynes回复道，“你的疑惑是对的，对于白皮书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涉及到向国外投资的第1部分主要是我做的，第2部分国民收入的估计和分析主要是Meade和Stone做的”(Keynes，1942)。
Stone刚开始在财政部时仍然赞同Clark的国民收入概念，但在白皮书发表时他已经改变了意见。当国民经济核算移交给中央统计局(CSO)时，Stone在Keynes的鼓动下，成为他的助手，负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1938年Stone 25岁时作为Clark的助手，接受了Clark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从事国民收入的测算工作。两年后，作为Keynes的助手，Stone做着同样的工作，但是是按照Keynes的定义。Stone在CSO工作到1946年，并且，“再次感谢Keynes的干预，我能继续从事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CSO的5年里，在Keynes的指导下，Stone进一步澄清了国民收入概念，并最终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意见。
像Meade一样，Stone在加入财政部之前，广泛使用统计数据进行国民收入估计。同样， Stone也有自己的关于国民收入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形成来自Clark。Stone的概念的改变是在进入财政部前6个月，当1940年12月10日将国民经济核算的第1稿送达Keynes时，即采取了与Keynes一致的定义。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Stone和Meade两人对国民经济核算产生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但是正如Robinson所指出的，对于1941年按公共和私人支出总量核算经济增长，是“Keynes的最初思想和Meade与Stone努力的共同成果”，但思想并不属于Meade和 Stone(Robinson，1983)。
(三)Keynes推动了英国第一个官方国民经济核算的发表
Keynes说服Stone和Meade改变了他们关于国民收入的思想。不仅如此，Keynes还劝说英国财政部发表了第一个国民经济核算并且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没有这种努力，该项目不可能成为一种公共知识。
直到1941年，财政部仅仅发表了现金流量表，发表详细的消费与支出、投资和政府能力的估计将使政府政策产生180度的转变。这是一个敏感的议题，当Meade和Stone开始这项工作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1940年这个令人失望的夏天里，他们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没有进行任何的传阅。Stone回忆说，直到1940年12月Keynes才与他们共同分享了这一成果，并马上对这一成果表示了兴趣。
1941年1月3日Keynes给经济部主任Hemming写信，谈到Stone和Meade的尝试，“我非常满意他们的结论，它的确在可靠性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Keynes并未等到Hemming答复，而是通知他“我正在委员会传阅一个附件，因为这一问题的结论看上去是那么令人感兴趣”(Keynes，1941：3 Jan.)。Keynes强调该账户应该发表，如在《经济学杂志》上。“我想对许多人是有价值的，并非仅仅对政府部门之外的，也包括他们之内的”(Keynes，1941：3 Jan.)。
Hemming推迟了回复，到了月底才回复，中央统计局从经济部分离时才能决定白皮书的出版。回信中Hemming(1941：24 Jan.)认为下期的《经济学杂志》或许已超出了截稿日期，目前发表问题并不重要。一旦CSO分离出来，Hemming预料将来CSO的局长可能是他自己，所以这等于决定不发表国民经济核算。
两周以后，Keynes(1941：12 Feb.)避开Hemming直接给Hopkins写信，设想怎样将国民经济核算传播给广大读者。当发现国民经济核算作为政府文件出版的机会在减少时，Keynes改变了行动步骤，建议直接与下议院打交道。Keynes写了一份以国民收入的估计为基础的“关于战时资金来源”的备忘录。在1941年3月7日星期五的会议上Keynes请求Hemming作为白皮书发表。3月10日Hemming写信给Keynes，“按照你在下午会议上的请求，我已经将关于战争资金来源及国民收入的备忘录以白皮书草案的形式印刷，拟由财政部次长提交给议会，即使这是最终决定，我也要等到财政部的指示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Hemming，1941：10 Mar.)。
说服了Hemming之后，正在等待着白皮书草案的Keynes，为财政部的次官准备了一篇短文，准备在下议院宣讲。这份声明并没有在下议院宣讲，所以Keynes又向财政大臣个人提出申请，并开始编辑白皮书。第二天Keynes收到了白皮书的第1稿。在整个3个月里经过6稿的修改，Keynes成功地编辑了白皮书。为了在3月底前得到评论，Keynes分发了这一稿。3月31日 Keynes通知Hemming，财政大臣已经推荐“将这些加工的材料”与预算一起发表(Keynes，1941：31 Mar.)。
白皮书于1941年4月7日与预算一起发表了。这一国民经济核算包括了现在流行的C+I+ G(X-M)形式，计算了1938年和1940年的净国民收入和净国民支出。Keynes还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技术文章，这篇文章由Meade和Stone(1941)共同署名，内容是怎样建立国民经济核算。经过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春天，Keynes终于推动了国民经济核算以白皮书的形式发表。没有他的努力和倡导，国民经济核算的发表是不可能的。也是在他的坚持下，Stone才开始负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并且对其工作成果逐年予以发表。
(四)Keynes继续参与英国的国民经济核算
白皮书发表两周以后，在去美国进行租借协议谈判之前的数天里，Keynes已经计划下一个国民经济核算。他在一份备忘录中谈到“在我们编制下一个白皮书时，以下项目应仔细对待”(Keynes，1941：22 April)。“我们希望产生一个与下一个预算相联系的新的和重要的版本的白皮书”(Keynes，1942：23 Jan.)。Stone在新成立的CSO发挥了先锋作用。
Stone在中央统计局任期内，与Keynes一直保持着积极的通信和密切的工作关系(Stone，1942：25 June)。1942年5月Keynes传阅了“战后的国民收入与支出”，与Stone就国民经济核算的新数据和“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国民收入”的预测交换了意见。Stone寄给Keynes更多的国民收入数据并对Keynes的计算进行了复核。
1943年中央统计局发表了“对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第3章就是Keynes写的。尽管事实上Keynes并不在CSO，Keynes仍参与讨论了国民收入预测的准确性等问题。这份备忘录作为 CSO官方文件提交给大臣之后他又对中央统计局和Stone的结果进行了重新估计。Keynes以这种方式指导着Stone的工作并且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从事国民经济核算的研究。
1945年，经济部准备对战后的GNP作出预测。当Meade完成这一估计送给Keynes后， Keynes刚参加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立大会，Keynes答复Meade：“我很高兴我回来后就发现已经进行的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非常希望做这一类的事情，但是对这一即将完成的工作还不能太乐观”(Keynes，1946：2 Jan.)。
Keynes从一开始就参与国民经济核算的估算，一直到1946年去世前还纠正了Meade的计算。尽管Meade认为在40年代与这种类型的分析有关的一切都应归功于Keynes，但到了80年代Meade又指出“在他在财政部的整个期间(1940年夏天到1946年复活节)，Keynes都在忙于外部事务”。Moggridge也赞同这一点，认为Keynes由于忙于国外关系的处理，而无暇处理国内问题，诸如国民收入估算。事实上，Keynes虽然很忙，但并没有妨碍他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董事、编辑《经济学杂志》、管理保险公司等等。
Moggridge太忙的主张受到Meade在80年代的说法的支持。这一主张是建立在一些访谈和 Keynes去世后不久收集的材料的基础上的。Keynes对财政部的报告和持续不断地撰写的备忘录则表明，他对国内甚至是财政部的行政事务都有浓厚的兴趣。Keynes对国内事务的兴趣最好是通过他撰写的报告、书信和备忘录来衡量，而不是年轻同事的回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