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内容提要：论文首先简单概述唐前后期的米价和粮价变化，指出物价变化的极端值和涨落的时间段，对于不同时间内物价的变化作了详尽的分析，而且针对唐代前后期引起物价变化的不同原因分别作了论述。文章区分了物价的极端值和稳定时期的物价，并从大量唐人笔记中尽力勾勒出唐代后期的日常生活费用以及物价情况。
关键词：米价/绢价/江淮/极端值/灾害作者简介：陈磊，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上海200235
隋唐时期的物价变化是个重要而且有趣的问题，但是相关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材料的限制。官修史书记载的几乎全是米价和绢价、盐价，大量物价资料散见于唐人笔记，诗文中也有不少讨论物价变化的内容。全汉昇在上世纪40年代末发表的《唐代物价的变动》一文主要运用官方史书中留下的物价材料，从物品供给与货币供给两方面来探讨唐代物价的变动。他将唐代物价变动分为3个物价下落时期(贞观麟德时期、开天时期、两税法实施后)和4个物价上涨时期(唐初、武周时期、安史乱后、唐末)，文章讨论的主要为米价，兼及部分绢价材料。虽然后来的研究者大多并不完全采用他的分期以及关于物价涨落的原因的讨论，但是全汉昇已大致勾勒出清晰的唐代米价的变化线索。①
史书记载的大多是谷粟绢帛的价钱，又以灾荒年的记载多，平时的记载少；地域则多集中在关中尤其是京师。但很明显的，物价变动受到当时当地的气候、农业收成、灾害情况的极大影响，而隋唐时期疆域广阔，地域差异在农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长安、洛阳因天灾而物价上升并不能代表江淮地区的物价也上升。而如玄宗年间屡屡提到的“天下”普遍的物价状况则也应当包括了江淮地区。以往最为人注意的是物价中的极端价格，比如特殊时期的米价(极高或极低)、奢侈品价格等内容，相对稳定平常的物价往往为人忽视。本文在论述中会特别留意这一点。除了米绢价格之外，唐人笔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物价的记载，本文也希望能够通过细心爬梳对于唐代日常生活涉及的物价有所发明。
作为对照，在讨论唐代物价之前，先简单看一下南朝以来的物价变动。
南朝时由于江淮地区是主要的统治中心，相关的物价记载要多一些，但大多是灾荒年份的物价。东晋成帝年间(325-342)最高达到过“米斗万钱”，当时的余姚、会稽一带曾经“米斗直五百”。②宋大明八年前后(463-464)，建康及东部地区因为旱灾米价升高，斗米数百，建康也大致斗米百余钱。③梁天监中(502-519)在建康、会稽一带，因为连年灾荒，米价达到斗米数千。④当然这里的米价都是在灾荒或战乱中的记载，斗米上万或数千应该都是很罕见的特例，而梁代的记载说斗米数百也已经是灾年特价，那么平常状态下斗米当在数十钱到百钱上下，建康由于是首都的缘故会更加低一些。而王仲荦考证的梁陈钱布比价基本为五六百钱一匹，偶尔有400钱一匹。则布帛和米的比价大约从5、6倍到10倍左右。
而在南朝后期，大约一个成年人维持每日最低的供给是“脱粟三升”，是较粗糙的粮食，则每月最少需要9斗左右的米以维生。如果以每斗米低于100钱的价格计算，则每月用在粮食方面的钱财不会超过900钱。实际上的花费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低。而上了年纪的人每月消耗的粮食可能只有一半左右。⑤
据《通典·食货典》的记载，南朝后期梁陈时的建康和三吴地区是用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当然除了城市及附近地区，相当多的地方应该也是钱和谷帛并用的。
一米价和绢价的变化概述
隋589年统一南方之后，具体的物价记载很少，⑥有关江淮地区的物价几乎没有。炀帝后期由于长年征战，耕种失时，大量田地荒芜；农业人口被征用离开土地以及战争中大量死亡；还有许多的耕牛被用作运输军粮的工具，加上天灾，《隋书》和《通鉴》中都有相当多的记载当时谷价上涨的史料。这些影响在北方尤其明显，特别是山东、河北一带，后来的农民起义也先在这里爆发。江淮地区虽然远离征战，但是也同样被卷入大业以来的一系列徭役、兵役和军粮运输中，所以势必也会受到影响。虽然没有直接记录当地的物价情况，但是大业七年(611)山东、河北一带斗米数百钱，到隋义宁元年(616)，洛阳由于处于战乱中，斗米3 000钱。湖北一带米斛万钱，即1斗米1000钱。江淮地区不在战乱的中心地带，因此米价似乎不至于高到这种地步，但比平时应当有所增长。
武德初年，长安的谷价一直居高不下，因为谷价高的缘故，下令禁止关中屠酤。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贞观初年，两《唐书》和《通鉴》都记载其时斗米值匹绢，《贞观政要》更指出尤其是在关中、河东、河南和陇右等地区米价居高不下。⑦从贞观三、四(629-630)年开始，米价忽然开始下降，全汉昇指出从此时到高宗麟德三年(666)，一共38年的时间物价下落并保持稳定。
贞观三年(629)，米斗3、4钱。(《新唐书》卷51《食货一》)
贞观四年(630)，米斗4、5钱。(同上)一说米斗3钱。(《新唐书》卷97《魏征传》)一说米斗不过3、4钱。(《通鉴》卷193)
贞观五、六年(631、632)以后至十一年(637)，1匹绢得十余石粟，即1斗粟相当于2/5尺的绢。(《旧唐书》卷74《马周传》)
贞观八、九年(634、635)以后，米斗4、5钱。(《通典》卷7)
贞观十五年(641)，米斗2钱。(同上)长安斗粟3、4钱。(《通鉴》卷169)⑧
永徽五年(654)，洛阳粟米斗2·5钱，秔米斗11钱。(《通鉴》卷199)
麟德二年(665)，米斗5钱，麰麦(大小麦)不列市。(《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
麟德三年(666)，米斗5钱。(《通典》卷7)
大致上这38年间，1斗米的价格最低2钱，最高5钱，大体上在3、4钱左右，米价极低而且稳定；同时的绢价，如果以贞观十五年长安的粟价计算，1匹绢等于10余石粟，则1匹绢大约要三四百钱，或者更多。这是相当高的价格。只是贞观初年的匹绢斗米缺少具体的价格数字，难以判断出这种米价的下落究竟是和绢价的上升同时，还是绢价维持一定，只有米价下跌。
当时的物价水平虽然记录中以关中居多，但是据《贞观政要》的记载，“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则这样丰富的物质供给应该是相当普遍的，而江淮地区也处于其中，有关的粮食价格应该和两京相差不致太远。
从乾封三年(666)到开元元年(713)物价始终维持相当高的水准。
乾封元年(666)米帛涨价。(《旧唐书》卷48《食货志》)
咸亨元年(670)八月，谷贵，禁酒。(《新唐书》卷3《高宗纪》)
仪凤四年(679)夏米粟价格上涨。(《旧唐书》卷48《食货上》，《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
永隆二年(681)雍州，米价上涨。(《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永淳元年(682)四月，关中米斗300。五月，米斗400。(《通鉴》卷203)六月，长安米斗220文。(《旧唐书》卷《五行志》)
神龙元年(705)夏，谷价上涨。(《新唐书》卷109《宗楚客传》)
神龙二年(706)长安谷贵。(《旧唐书》卷93《张仁愿传》)
景龙元年(707)谷贵。(《通鉴》卷208)
景龙三年(709)关中米斗百钱。(《通鉴》卷209)
先天元年(712)长安物价上涨。(《册府元龟》卷501)
先天二年(713)物价上涨。(《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
这一时期米价最高点是在高宗永淳元年，1斗米400钱，中宗睿宗时期米价最高为100钱。比起贞观、永徽时是增长了几十倍。
开元年间，物价又开始回落。
开元十三年(725)，山东米斗13钱，青、齐谷斗5钱。长安、洛阳米斗不足20钱，面32钱，1匹绢210钱。“自后天下无贵物”。(《通典》卷7)
洛阳米斗10钱，青、齐米斗5钱。(《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
洛阳米斗15钱；青、齐米斗5钱，粟3钱。(《通鉴》卷212)
开元二十八年(740)，长安、洛阳1斛米不满200，即米斗不到20钱；1匹绢同样不满200。(《通鉴》卷214)
长安米斛不满200。(《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
天宝五载(746)，米斗13钱，青、齐间3钱；1匹绢200钱。(《新唐书》卷51《食货一》)
按照以上记载，则开天时米价每斗不超过20钱，绢每匹不超过210钱，大多时候在200钱左右，整个玄宗时期物价都相当稳定，山东一带的米价最低，差不多在每斗5钱左右，长安、洛阳则在10余钱上下，绢价很稳定。⑨而且当时天下都很富庶，江淮地区应该也和这种物价水平差不多。
唐后期的变化似乎更加剧烈一些，首先来看米价：
乾元二年(759)，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米斗7000。(《旧唐书》卷48《食货上》)
乾元三年(760)，米斗1500。(《新唐书》卷35《五行二》)
宝应二年(763)京师米斗1000。(《旧唐书》卷127《刘晏传》)
广德(763左右)初，“永嘉米贵，斗至万钱。”(《太平广记》卷337，以下简称《广记》)
永泰元年(765)，米斗1000。长安一度至万钱，之后米斗1400，“他物称是”。(《旧唐书》卷11《代宗纪》)
永泰二年(766)，“往年(开天时期)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近年粟一斗，估钱五百尚贱”。(元结：《问进士》，《全唐文》卷380)
大历四年(769)，“京师大雨水，斗米直八百，他物称是。”(《唐会要》卷44《水灾》)
大历五年(770)“七月，京畿饥，米斗千钱。”(《通鉴》卷224)
建中元年(780)以后米斗200。(李翱：《疏改税法》，《全唐文》卷634)
建中元年(780)以后粟每斗超过100文。(李翱：《进士策问第一道》，《全唐文》卷634)
贞元初(785)，“关辅宿兵，米斗千钱”。(《新唐书》卷59《食货三》)
贞元三年(787)，米斗150，粟80。(《通鉴》卷233)
贞元三年(787)七月，李泌奏对以粟斗150。(《通鉴》卷232)
贞元八年(792)陆贽上言，江淮因为水灾，米贵加倍，斗米150，京师米斗37，京畿附近不过70。而运到京师的江淮米每斗350。(《通鉴》卷234)⑩
元和三年(808)七月，宣州米斗200。(《通鉴》卷237)
元和五年(810)左右，粟一斗价不出20。(李翱：《进士策问》，《全唐文》卷634)
元和六年(811)米价格出现最低每斗2钱。(《通鉴》卷238)
元和十五年(820)，米一斗50。(李翱：《疏改税法》，《全唐文》卷634)
文宗大和三年(829)“江淮诸郡所在丰稔，困于甚贱，不免伤农”。(《唐大诏令集》卷111《令御史巡定诸道米价敕》)
开成五年(840)，登州蓬莱县，粟米一斗30，粳米一斗70。莱州，粟米一斗50，粳米一斗90。青州北海县，米一斗60，小豆一斗35。从莱州文登县到青州，粟米一斗80，粳米一斗100。齐州禹城县粟米一斗45，粳米一斗100，小豆15，面78。(《入唐求法巡礼行纪》)
大中咸通(847-873)间，“每年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每斗四十。”(《广记》卷499)
咸通九年(868)，“淮南米斗直钱二百。”(《通鉴》卷251)(11)
光启三年(887)四月，扬州米斗万钱。(《新唐书》卷39《五行志》)
光启三年(887)三、四月，扬州战事，城中无食，米斗50缗(5万钱)。(《新唐书》卷186《高骈传》)
光启三年(887)四月扬州米斗4万；十月，米价减至3000。(《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光启三年(887)八月扬州“通犀带一，得米五升，锦衾一，得糠五升。”(《通鉴》卷237)
光启三年(887)十月，米斗直钱五十缗。(《通鉴》卷257)
光启(885-887)中，润州米斗500文。(《说郛》卷5《传载》)
大顺二年(891)四月成都米每筒(径寸半，深五分)百馀钱。(《通鉴》卷259)
第一个时期是从756年安史乱起到大历五年(770)，正常的价格是每斗米800钱到1000钱之间，其时出现了米价的第一个高峰点，即安史乱后，最高值达到米斗万钱，长安和江南的永嘉郡都出现过这个价格。
第二个时期是从770年以后到贞元初(785)，其时米价最高1 000钱，都出现在长安及其附近地区；最低则在160—170钱。(12)
第三个时期是从贞元三年(787)到咸通末(873)，这一时期的米价比较稳定，也是唐后期五代米价最低的时期。最高价是每斗200钱(或250钱)，都出现在江淮；最低价格是每斗2钱，不过仅一见，正常价格从每斗4、50钱到7、80钱，贞元八年(792)以后北方米价持续低价，大多低于100钱。(13)
第四个时期是从光启三年(887)到唐末，当时江淮地区动荡不安，米价经常暴涨，正常价格也在500钱到3000钱左右，最高可以达到每斗4、5万钱。
再看一下绢价：
肃宗到代宗广德二年(764)，匹绢万钱。(14)
永泰二年(766)“往年(开天时期)帛一匹，估钱五百犹贵；近年帛一匹，估钱二千尚贱”。(元结：《问进士》，《全唐文》卷380)
大历中(766-779)绢一匹价近四千。(权德舆：《论旱灾表》，《全唐文》卷488，《上陈阙政》大致相同。)
大历中(766-779)，绢一匹值2700余。(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卷5引《大正藏》代宗朝《进造文殊阁状》。)
建中元年(780)，匹绢4000文。(李翱：《疏改税法》，《全唐文》卷634)
建中元年(780)左右，匹绢3200文。(《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建中元年(780)时，匹绢3000。(韩愈：《东雅堂昌黎集注》卷40《论变盐法事宜状》)
建中元年(780)，帛一匹超过2000。(李翱：《进士策问第一道》，《全唐文》卷634)
贞元十年(794)匹绢1500—1600文。(《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新唐书》卷58《食货二》同。)
贞元十四年，(798)匹绢800—900。一说贞元十九年(803)。(《全唐文》卷488权德舆《论旱灾表》，《上陈阙政》大致相同)
元和五年(810)左右，帛一匹低于800。(李翱：《进士策问第一道》，《全唐文》卷634)
元和十五年(820)匹绢不过800。(李翱：《疏改税法》，《全唐文》卷634)
长庆二年(821)，绢匹直800。(韩愈《东雅堂昌黎集注》卷40《论变盐法事宜状》)
开成三年(838)在扬州“更买白绢二匹，价二贯”。则匹绢1000文左右。(《入唐求法巡礼行纪》)其间，绢一匹700，紬一匹800。(《全唐文》卷651元稹《为河南百姓诉车》)
第一个时期是从安史乱起到建中元年(780)，其时绢价较高，在2 000—4 000钱之间。关于780年的绢价有好几种说法，且多见于时人的奏疏，可信度应该很高。李翱说是每匹4 000钱，陆贽、韩愈分别提出的是3 200钱和3 000钱。这是很大的分别了，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绢的不同等级造成的价格差异，但是他们在提到810年和820年的绢价格时却是相当一致的，在800钱左右，可见800钱应该是当时市面上最常见的绢价，就像开天时期200钱左右的绢价一样；因此780年的绢价差异应该也不会是因为等级引起的。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由于两税法造成的绢价回落。
第二个时期是从贞元十年(794)到唐末，绢价继续回落。自贞元十四年(798)以后到唐末，绢价基本在1 000钱以下，而且无论是京洛或者江淮，价格都相差不多。这段时间也是绢价最稳定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五代后期，江淮的绢价又有所上升。
和米价相比，绢价不会因为粮食的丰歉而立刻有所变化，唐五代绢价最高的时期就是安史乱后，这种因战乱引起的物资短缺所持续的时间也很有限。总的说来，唐后期和五代时期绢价比起米价来要稳定得多。
二米绢价格变化的分析
从上文概述看，唐代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点，前后期米绢价格的变化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唐前期米价的最高点在高宗乾封元年，斗米400钱；最低点则在贞观年间，低至米斗2钱。其次，比起米价的起落，绢价相对稳定得多。最高点在唐初贞观时，到三四百钱，但时间很短。高宗乾封年间绢价一度上升，但没有具体数字。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匹绢200钱上下。
从物价变化上看，唐前期物价的起落似乎和政治清明与否同步。贞观和开天时物价都很低又稳定，而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的时期则物价多有上涨。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造成物价起落的原因不止是政治治乱可以解释的，全汉昇提出的解释主要是在物质供给和货币供给两方面，认为物质充足，货币质量优良，则物价回落，反之则上升。这里似乎可以详细探讨一下，基本上我认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才是影响米价的决定性因素。
隋大业后期到唐贞观初的物价飞涨，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的荒废。因为隋代连年不断的徭役、兵役，隋末席卷北方波及江淮的农民战争以及唐朝建国后依然没有停息的战事，使得当时尤其是北方耕种失时，大量田地荒芜。唐初北方人口锐减，粮荒情况严重，可见其时农业破坏的情形比人口的剧减还要严重。这是造成隋末及唐初武德年间米价高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天灾的影响是造成贞观时物价上升的主要原因。贞观初年的旱灾霜灾直接引起谷价高涨。否则就算加上币制精良的因素，也很难理解怎么会从贞观三年开始，因为当年丰收，匹绢斗米一下子就变成米斗3、4钱。这一时期，淮南地区的人口也大幅下降，而江南的人口数上升了近40%，对照北方来看，淮南的战乱造成人口死亡或外逃，势必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而相反在隋末唐初比较安稳的江南要能够维持一下子增加的人口，农业生产上自然也要有相应的发展才行。
贞观三年以后，米价几乎是直线下跌，而且维持了近40年。贞观三年(629)到十一年(637)、十五年(641)，都有天下丰收的记载，其后永徽五年(654)和麟德二年(665)也是如此。这样38年间最少有超过10年的时间是农业丰收的，丰富的粮食供应使得米价瞬间回落，并且保持稳定，这一时期的货币公认较为精良，但是唐代的币制改革从武德四年就开始了，到贞观三年时已有8年，何况唐代尤其是北方，以绢为货币交易根本就是十分普遍的事，对于钱币的依赖恐怕不如想象中的大。是频年丰收的农业生产，或者说是贞观以来已经实施的均田和轻徭薄赋，不夺民时的政策使得生产恢复，马上就体现在了物价尤其是米价上。这时的物价下跌是全国范围的，北起长安，南到岭表，东起山东，西至沧海，都可以沿路取得供给，可见当时的物质丰富程度。
从中宗乾封三年到玄宗即位以前，物价再次上升，其时由于北方的战事，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但是那一时期发生的天灾应该是米价上升的重要原因。
仪凤四年(679)之前连年有水旱灾害，当年夏天又干旱。
永隆二年(681)雍州大风。
永淳元年(682)五月，关中相继出现水灾、旱灾、蝗灾，又出现瘟疫。
六月，长安洛阳一带大雨连绵23天，洛水暴涨，又发生瘟疫。
神龙元年(705)夏大旱。
景龙元年(707)旱灾。
先天元年(712)至二年(713)，大雨造成水灾，继之以旱灾。
比较一下灾害发生的时间和粮价上升的时间，可以看出基本上是相同的，几乎每一次的物价上涨都紧接在水旱灾害之后，局部性的灾情尤其明显。因此差不多可以说是其时频发的天灾是粮价的上涨的直接原因。另外，当时确实因为货币改铸影响了市面，但这种影响是怎样作用的，值得注意。显庆五年(660)时由于盗铸风行，朝廷就曾经以好钱收买恶钱，但成效不大。乾封元年(666)开始发行新币，废止旧钱，紧接着又重新用旧钱，而盗铸的风气并未受到影响。到仪凤四年(679)又试图收恶钱，一度停止铸钱，但很快恢复。当然这样的变化带来了货币贬值，不过与其说是这个原因引起了物价的上涨，不如说是频繁改变的币制影响了市面上的商业交易，由于市场供应不足而引起了粮价的上涨。
开元以后，物价下落而且保持稳定，最大的原因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的充足。史书和唐诗中有太多的材料描述了开天时期在州郡和民间的公私仓库中粮食的充足，要出现这样的丰盛局面，只有在当时的生产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才可能实现。可以看一下史书上的记载：
开元二年(714)九月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旧唐书·食货志》)
十六年(728)十月敕，“自今年普熟，谷价至贱”。(同上)
二十五年(737)七月敕，“岁稔谷贱”。(《通鉴》卷214)
天宝四载(745)五月诏，“今载收麦，倍胜常岁，稍至丰贱”。(《册府元龟》卷502)
可见，当时几乎和贞观时一样，环境平和，连年丰收，因此造成了粮价的回落。
综上所述，唐前期造成米价下落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果当年丰收，粮价一定会下降，有时甚至下降幅度很大。至于货币的质量优劣，数量多少，会有一定影响，但不是绝对的。贞观时新币发行，质量优良，效果固然明显，而开天时屡屡下诏禁止恶钱，又出太府好钱于市上置换，可是市面上恶钱禁而不止，在江准一带尤其厉害，这样的货币状况也少能影响当时因为丰收而跌落的粮价。因此关于货币质的优劣和量的多少，在这一时期似乎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而造成上涨的因素除了战争以外，主要是天灾。隋大业末到唐贞观初，以及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天灾几乎是当年粮价上涨最直接的诱因，在局部地区尤其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物价的涨落本身就是很具时效性的，收成丰歉或是灾害一旦发生，立即影响物价变化。而其他因素，如政治的清明与否，农业政策的实施，赋税的轻重，对物价的变化也会有影响，它们可以促进或是削弱自然因素的影响，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具体的物价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农业收成和灾害。
正是因为天灾的巨大影响，因此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全国范围的灾异，江淮地区发生的水旱灾害势必在当时对当地的粮价产生作用。大致较重要的有：
贞观十二年(638)，吴地旱。
永徽元年(650)六月，宣州、常州大雨造成水灾。
永徽四年(653)，杭州水灾。光州、婺州夏秋旱灾。
永徽六年(655)秋，婺州水灾害稼。
显庆元年(656)七月，宣州泾县山水暴涨。
总章元年(668)，江淮旱灾引起饥荒。
咸亨四年(673)七月，婺州大雨引起山水暴涨。
景云二年(711)八月，淮南诸州出现水旱灾害。
开元八年(720)，淮南、江南连年水灾。
开元十四年(726)秋，苏、同、常、福四州水灾。
开元十七年(729)八月，越州大水。
这些较大的灾情基本发生在夏秋之际，在当时肯定会造成发生地的粮价上涨，因此江淮地区的物价情况虽然史书上很少有记载，但是说在上述的这些年份出现因天灾而起的变化大致不错。当然这种影响是短期的，主要局限于灾害发生地。如果灾情不延续的话，上升的粮价就会很快回落。因此，具体到江淮地区在唐前期的物价变化，除了上文提到的全国范围的物价波动外，也应当注意到在发生灾害时当地的物价的上涨情况。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天灾的巨大影响。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有大量的物价资料都是关于首都和一些大城市在短期内尤其是遇到天灾或战争时的记录。可以不断看到那些较大和较繁华的城市，只要一遇到天灾，或是一场暴风，连着一两个月的豪雨，米价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狂涨。当然这种狂涨的价格除非灾荒延续下去，否则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跌到和原来差不多的水平。
这一方面表现出这种经济本身的脆弱，传统的农耕经济在较大的天灾面前绝对是处于弱势的，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当时城市对于周边地区的依赖。城市既然无法进行农业生产，而又必须向大量的非农业人口供应粮食，因此它所主要依靠的是城郊和附近地区的农业生产，本身也不可能有储积。高宗时由于货币的改铸造成商贾不通，立即就影响了城市的粮价。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上，从事粮食交易的商人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关于谷贱伤农的问题。粮价最高时一度达到米斗上万，但唐贞观和开元天宝年间因为丰收也造成了粮价的低廉。贞观时米每斗3、4钱，粟价则更低；而开天年间米每斗也维持在低于20钱的水准。虽然粮价的下跌是天下丰熟的表现，但是如此长久的低价，势必会造成对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的伤害。贞观时的情况缺少史料记载，但是开天时，在开元二年(714)九月、十六年(728)十月、二十五年(737)七月和天宝四载(745)五月朝廷都下诏担心谷贱伤农，并且多在同时决定官府在时价的基础上适当加价和籴两京的数百万粟。李锦绣也指出和籴等手段是唐前期国家通过掌握的财物，调节绢帛及粮价，执行货币政策。(15)
贞观开天时除了米粟价格及米绢比价，几乎看不到其余物价情况。很难作出比较，胡如雷运用米绢比价将贞观和开天时的租庸调折合成米做了比较。指出贞观初租庸调合米14斗，而租占了85%，是均田农民最重的负担。到贞观十一年(637)，当时的租庸调合米212斗，以庸最重，占到总体的70%，徭役成为最重的负担。开天时，租庸调合计米40斗，农民负担只相当贞观时五分之一左右，当然由于受田不足的缘故，这一结论需要打些折扣。(16)但这确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号称赋役宽平、轻徭薄赋的贞观农民宁可自断手足以避役。
唐后期的米价变化有几个极端最高值，分别是759年的京畿(每斗7000)、763年的永嘉和765年的长安(每斗1万)，以及887年的扬州(每斗4—5万)，这几个数字比较特别，超过当时正常米价的7—10倍以上，而且持续时间也比较短。759年和765年的京畿米价，明显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另外乾元二年(759)，第五琦入相，发行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五十，货币使用混乱，造成“谷价腾贵……饿死者相枕于道”。(17)这里描述的很可能就是在京师附近的事。而江淮地区在上元二年(761)发生严重饥荒和刘展叛乱，其后江淮“大疫，死者十七八”。(18)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763年永嘉郡的米斗万钱就不难理解了。而887年的扬州之所以会出现每斗4—5万的天价完全是因为三、四月至十月间持续的围城和战争造成的，而且也仅限于扬州，十月城破，“(杨)行密入广陵，辇外寨之粟以食饥民，即日米价减至三千。”(19)
除去这些特别的价格，唐后期米价较高的时期还有759-770年(800—1 000钱)、785年(每斗千钱)，光启(885—887年)润州(米斗500)。759-770年这一时期的物价飞涨主要是由战乱和一当五十的乾元钱的发行造成的，当然同时出现的天灾也是原因之一。如大历四年(769年)长安暴雨引起水灾，直接造成米价每斗涨到800钱。大历五年(770年)夏天，京畿发生饥荒，米价再涨到每斗千钱。同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京师，大历三年(768)冬天，淮南楚州以东沿淮河的地区发生战乱。大历四年(769)以后，淮南旱灾，“田莱卒荒，闾阎艰食，百价皆震。”“淮南旱荒民饥，有逃亡他境者”。(20)虽然没有当时淮南米价的具体资料，不过连年旱灾引起的粮食价格上涨是可以确定的。
贞元初的米斗千钱主要是京畿的价格，之前的兴元元年(784)“蝗遍远近，草木无遗，惟不食稻，大饥，道殣相望”。(21)当时长安附近驻扎了大量军队，因此米价的上涨很可能是由于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粮食需求造成的，所以朝廷采取的对策是增运江淮漕米来增加供给。光启中的润州和大顺中的成都，即使不像扬州那样成为战场，但当时南方大多战乱频仍，动荡的局面和灾荒仍然是米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概括一下，唐后期米价居高的直接原因是战乱和灾荒造成的粮食供应短缺，米价上涨的幅度和时间的长短完全根据战乱和灾荒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而定。由于影响主要局限于受灾的地区，因此米价的上涨也是具有区域性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是米价的最高值都是在战争的直接作用下出现的，甚至可能达到平时价格的50倍。同样的，这一价格的回落也很快。另一点则是战乱对城市的影响是最大的。当时城市之所以能够成立，和附近的乡村地区是分割不开的，它依赖于农村而存在。其中一条就是农村为之提供粮食。古代战争最常见的就是围城，一旦开战，立刻切断城市和农村的联系，直接后果就是城市失去附近农村的粮食供应，加之没有任何的储积，自然立刻造成严重的粮食短缺。
米价下跌剧烈的是建中元年(780年)和贞元三年(787年)两次，都是从之前的米斗千钱上下跌到200钱以下。如上文提到的785年的米斗千钱主要是因为驻军造成的长安米价暂时上涨，所以实际上米价的下跌是从770年以前的每斗830钱左右降到780年以后的200钱。(22)造成米价下落的原因是社会的安定和粮食的丰收。两税法在780年的实施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局势的相对稳定。而农业的丰收则直接拉低了粮食价格。如贞元三年(787)，是“自兴元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23)米价每斗降到了150钱，这是756年以来最低的价格。这一点和唐前期是一样的，粮食的丰收会立刻影响到米价。
而从贞元三年(787)到咸通末(873)，是价格最为稳定的时期，也是唐后期米价最低的时期。无论长安附近、山东或是江淮，在近100年的时间里米价都在200钱以下。下面试图从当时的天灾情况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一时期的米价变化。
贞元八年(792)以前，长安附近每斗150钱左右，江淮则在70-80钱之间。贞元六年(790)夏，淮南、浙西大旱。七年(791)，淮南的扬、楚、滁、寿等州旱灾。八年(792)秋，河北、山南、江淮四十余州水灾，尤以淮南受灾最重，“濒淮之地，为害特甚，因风鼓涛，人多垫溺，其所存者，生业半空”。(24)当年江淮米价就涨了一倍，达到每斗150钱；而长安附近因为连年丰收，米价降到了每斗70。
其后京畿地区米价持续走低，而江淮则天灾频发，这无疑会影响到当地米价，但是相关数字缺少记载，来具体看一下受灾情况。
永贞元年(805)，江淮的扬、楚、和、润、池、湖、杭、睦、宣、衢、婺等州旱灾。(《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元和三年(808)末，淮南、江南等道旱灾。(《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新唐书》卷7《宪宗纪》)
元和四年(809)，淮南和浙西苏、润、常州等州发生大灾荒。(《太平广记》卷343《庐江冯媪》、《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
元和七年(812)夏，两浙、淮南水旱灾害。(《新唐书》卷39《五行二》，或系于六年，见《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
元和九年(814)秋，淮南和宣州水灾。(《新唐书》卷39《五行二》、《唐会要》卷44《水灾》)
元和十一年(816)，江南润、常、湖、衢等州水灾。(《唐会要》卷44《水灾》)
长庆二年(822)，江淮诸州旱灾，引发饥荒。(《新唐书》卷39《五行二》、《旧唐书》卷16《穆宗纪》)
长庆四年(824)夏，苏、湖州水灾。(《新唐书》卷39《五行二》)
宝历中(825-826)，江淮等州水旱灾害。(《旧唐书》卷17《敬宗纪》、《太平广记》卷155《张宣》)
大和四年(830)四月，淮南、浙西水灾，淮南的滁州、和州最为严重。(《文苑英华》卷436《赈救诸道百姓德音》)
大和五年(831)淮南、浙东、浙西道水灾。(《旧唐书》卷18《文宗纪》)
大和七年(833)秋，浙西及扬、楚、舒、庐、寿、滁、和、宣和江南的润、常、苏、湖等州水灾。(《新唐书》卷39《五行二》、《旧唐书》卷18《文宗纪下》、《唐会要》卷44《水灾》)
大和八年(834)淮南滁州水灾。(《唐会要》卷44《水灾》、《旧唐书》卷18《文宗纪下》)
大和九年(835)，淮南、浙西等道饥荒。
开成五年(840)，淮南蝗灾，江南大水。
会昌元年(841)，江南大水。
大中六年(852)，淮南饥荒。(《新唐书》卷39《五行二》)
大中九年(855)，淮南水旱灾害。(《通鉴》卷249大中九年七月，《文苑英华》卷436《赈恤江淮遭水旱疾疫百姓德音》)
大中十二年(858)八月，舒、寿、和、滁等州水。
咸通二年(861)秋，淮南旱灾。
咸通三年夏，淮南蝗旱。(《新唐书》卷39《五行二》)
咸通九年(868)，淮南蝗灾，大旱。江左饥荒。(《旧唐书》卷21《懿宗纪》)
在8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22年发生过水旱灾害，其中淮南19次，两浙宣歙地区有16次。旱灾9次，水灾13次；另外还有3次蝗灾，都发生在淮南。其间米价的最高值每斗200钱分别发生在808年的宣州和868年的淮南，应该都是天灾的直接后果，如808年的宣州，史书就明确指出“旱灾，谷价日增”。(25)
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近100年间的米价都是相对低廉和比较稳定的，尽管灾荒频繁，总体影响似乎不大。在遭遇天灾时，除了传统的朝廷赈济和贫苦百姓的逐食，米价的涨落也受到别的因素的影响。就以宣州为例，元和三年(808)七月，宣歙观察使卢坦在宣州，旱灾，谷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民赖以生”。(26)这里是依靠从事粮食买卖的商船以平易米价，则短期的米价上落主要依赖的是市场调节。也就是说，江淮地区能够在经常发生的灾荒打击下迅速恢复，能做到这一点，至少表明，其一，江淮社会相对稳定。其二，当地的粮食生产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自然这也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实力。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两税法的实施对于唐后期确实影响深远，米绢价格在780年以后都下跌到相对稳定的水平，可以这样说，除了战争时期，贞元初到唐末的米绢价格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安史乱后的米价变化主要受收成和社会安定与否的影响，当战乱和天灾一起出现的时候，粮食价格会出现极大的涨幅，相对的，社会稳定，粮食丰收，米价立刻下跌。绢价就相对稳定得多。和唐前期比，在780年到唐末的时期内，绢价大约是开天时期的4、5倍，米价涨幅更高一些，在3倍到10倍之间。同时盐价也随着官方榷盐价格的提高而步步攀升。可以说，唐前期物价低廉，开天时“天下无贵物”，则不止是谷物价低，米价和别的衣食日用价格都处在较低的水平。物价普遍偏低，对于从事这些行业的经商者来说可能利润会受到影响，这也许可以解释当时商业发展上的一些现象。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即使收入有限，但是在一个物价普遍偏低又相当稳定的时期，日常生活要相对容易。而唐后期则不然，除了米价较低外，其余物价水平涨幅很大，比如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价格，就以韩愈提出的每斗480文计，也已经是开天时期的48倍了。
三唐人笔记中的物价
除了米绢价格以外，唐人笔记中留下了很多关于当时物价的记载，下文试着略作考释。
第一，生活费用。
不妨从实例看一下当时的生活费用。元和年间，江淮人宋衎在河阴县为盐铁院书手，“月钱两千，娶妻安居，不议他业”。过了一年多，为人聘去掌管簿书，每月收入8000钱。宋衎认为“今数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极为利也”。(《广记》卷106《宋衎》)河南开封有人以旅店为居停，每天以卖皂荚谋生：
日获百钱，辄饮而去。(《广记》卷85《逆旅客》)余干县厨王立在长安资财荡尽，乞食寺庙：
徒行晚归，偶与美妇人同路。……翌日谓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资用稍备。倘能从居乎？”立既悦其人，又幸其给，即曰：“仆之厄塞，阽于沟渎，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营生？”对曰：“妾素贾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广记》卷196《贾人妻》)
以经商为业，每月收入在9 000钱上下，称得上“资用稍备”，可见宋衎所说不假。
唐人笔记中关于日常费用方面反映出来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每月收入2 000钱已经可以赡养妻子，安居乐业。每月收入有3 000文时，可以支付常住旅店甚至是经常饮酒的费用，酒价在唐后期是比较贵的饮料。每月收入达到八九千钱的时候，日常生活已经可以相当丰裕了。当然这些例子大多是长安及附近的物价，当时已有“长安居大不易”的说法，因此上文提到的生活费用必然相对较高，江淮地区至少不会超过这个数字。
和其他物价一样，上述不过是普通人日常生活费用，唐代大量的高官富商生活所需远远超过此数，简单举一例，如代宗时陈少游希图结交用事宦官董秀：
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广记》卷238《陈少游》)
这已经是普通人生活费用的10多倍了。
而更多的人收入是按日计算的，比如当时大量以受雇谋生的人，下文有具体探讨。除此以外，这似乎也是当时最具普遍性的挣钱方式。比如天宝年间，邺城王叟家境富有，广有田宅，一次巡行中，
一客方食，盘餐丰盛，叟问其业。客云：“唯卖杂粉香药而已。”叟疑其作贼……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广记》卷165《王叟》)
唐后期洪州：
一小儿卖鞋，状甚贫褛。有一恶少年与儿相遇，絓鞋坠泥中。小儿哭求其价，少年叱之不与。儿曰：“吾家旦未有食，待卖鞋营食，而悉为所污。”(27)
这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窘迫些的人家从每天的经营中获利换取生活资料，即如“旦未有食，待卖鞋营食”。还有相当多的小商人从事各种贩卖活动，比如杂粉香药之类，他们“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大多能够保证衣食丰足。
第二，房屋价格。
关于唐代长安的住宅情况，近年来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唐代皇室和重要官员的宅邸别墅也往往在唐人诗文中有很多描述，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更加普通的房屋价格。
大历年间，长安崇贤里的小宅卖价200贯，李晟宅前有一所小宅，相传是凶宅，卖价210贯。(《广记》卷《窦
》)建中年间，扬州庆云寺西的一所宅子以150贯的价格卖出，第二年陈少游重修扬州城，需要拆掉这所宅子，付出的价格是150贯的一半。而原宅主人在修城中赚取了7、80贯，“始于河东买宅”(《广记》卷363《王诉》)，那么有很大的可能新买的宅子价格也在200贯上下。
贞元十二年(796)，卢从事派人往海陵卖一别墅，得钱100贯(《广记》卷436《卢从事》)。
长安城永平里西南隅的一所宅子，大历年间有人以200贯买入，但是传说凡是搬入此宅的人都遇到了丧事，因此渐渐没人敢买，于是主人布施给了罗汉寺，寺中想要租赁出去也无人问津，元和中，寇?{表示愿意以40贯的价格买下，“寺家极喜，乃传契付之”。(《广记》卷344《寇鄘》)
文宗太和初年，伊宰将家中一所田庄卖出，得钱1 000贯。(《广记》卷157《李敏求》)
中和年间，山阳人孙泰想在义兴安家，于是用200贯钱购买一所别墅(《唐摭言》卷4)，先付一半，余钱付清之日请原主迁出。
唐人笔记中大多都是唐代后期的记载，当然目前能够看到的例子比较少，但是单从内容看，或者可以谨慎地说，房屋价格不像米价绢价那样波动频繁，总体来说比较稳定，比较常见的房屋在笔记中往往被称为“小宅”，价格多在200贯上下，长安和江淮较大城市的差别也并不大(海陵在当时的江淮是比较偏远的城市)。因此，昭应僧人归还李君故世的父亲所寄顿的2000贯钱，足够可以让他“鬻宅安居，遽为富室”(《广记》卷157《李君》)。
第三，驴马牛价。
驴是唐代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关于驴的交易也相当兴盛，笔记上经常有行人因为缺少旅费滞留某地，不得已卖掉自己所乘的驴的记载，随便举一例如：
尚书王公潜节度荆南时，有吕氏子，衣敝举策，有饥寒之色，投刺来谒。公不为礼。甚怏怏，因寓于逆旅。月余，穷乏益甚，遂鬻所乘驴于荆州市。有市门监俞叟者。召吕生而语，且问其所由。(《广记》卷74《俞叟》，卷84《俞叟》基本相同，但较简略)这也可以看出当时这类交易的普遍程度。唐代前期曾有商人经过汴州，在市上卖驴，因为号称这头驴可以日行三百里，曾经有人出价30贯，而当时市价在14贯，刺史王志愔素来吝啬，故意听成是4贯钱，说“四千金少，更增一千。”(《朝野佥载》卷3，《广记》卷243《王志愔》作骡)
德宗时宰相赵憬的儿子赵操曾经盗小吏的驴，后来在长安市上卖掉，得钱5贯。(《广记》卷73《赵操》)开成初年，洛阳有人卖驴，在市场上有人出价5贯，最后以5 400钱卖出。(《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五)
可以说，唐前后期的驴价都稳定在5贯上下，所以王志愔想以平常的驴价买下商人日行三百里的驴，不脱吝啬刺史的本色也就可以理解了。
马在唐代远不如驴来得普遍，相关记载也少得多，《任氏》中记载郑生用五六千钱买一匹有瑕疵的马，最后以不到三万钱的价格卖给昭应县养御马的小吏，当然这种买卖有一定特殊性，可是市场上的人大多认为：“彼何苦而贵买，此何爱而不鬻？”可见20贯左右的价格是高于市场价很多的。(28)
还有牛价，建中年间，扬州王诉用4贯钱买了两头水牛，(29)过了数日，同曲的邻居因为家中牛暴死，一时无法购得，仓促间只好出价15贯求买王家的牛。(《广记》卷363《王诉》)江西宜春郡齐觉寺有头牛无故而死，僧人卖给市场上屠夫，每一处都出价800钱(《广记》卷134《童安玗》)，从记载中僧人的反应来看，这个价格应当偏低。
第四，卜价。
唐代占卜这一职业一直都很兴盛，也有不少以占卜灵验出名的卜者或者女巫，因此记载中有很多关于卜价或者相价的内容。比如高宗武后时期，长安崇仁坊阿来婆专事占卜：
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鷟，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细绫，请一局卜。(《广记》卷283《来婆》)
开天时期柳少游占卜的名声盛于长安：
天宝中，有客持一缣，诣少游。(《广记》卷358《神魂一》《柳少游》)
李相国揆以进士调集在京师，闻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问之。王生每以五百文决一局，而来者云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时持一缣晨往。(《广记》卷150《定数五》《李揆》)李揆是开元中进士，当时米价和绢价都很稳定，大致在200钱上下，因此王生以500钱卜一局，则李揆的出价不到他平时卜价的一半。
到唐后期，长安著名的卜者胡芦生，有很多占卜如神的故事流传，他的卜价自然不低：
李相藩，尝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时中桥胡芦生者善卜，闻人声即知贵贱。李公患脑疮，又欲挈家居扬州，甚愁闷。及与崔氏弟兄访胡芦生，芦生好饮酒，人诣之，必携一壶，故谓为胡芦生。李公与崔氏各携钱三百”。(《广记》卷153《李藩》)
唐刘辟初登第，诣卜者胡芦生筮卦以质官禄。生双瞽，卦成，谓辟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然不得善终。”辟留束素与之。(《广记》卷77《方士二》《钱知微》)
李藩生于754年，三十岁是在784年左右，当时正是建中五年(784)，绢价应当超过1 000文。刘辟进士及第在唐贞元中，当时绢价仍然很高，到贞元十四年才下跌到800—900文一匹。那么“束素”、“钱三百”应当是不到三分之一匹绢。还有李晟，听说长安桑道茂善相，“赍绢一匹，凌晨而往，时倾信者甚众，造诣多不即见之。”(《广记》卷76《方士一》《桑道茂》)东市铁行的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每卦一缣。”(《广记》卷261《郑群玉》)从上文引述的内容看起来，虽然物价有变化，但是总体来说长安比较有名气的卜者，大致占卜一次都要一匹缣帛，安史乱前绢价大致在200文上下，唐后期则远过此数，少则七八百文，价高的时候甚至达到1 000文以上。所以这样的占卜，顾客群体很明显不可能是普通百姓。(30)
第五，工钱。
唐代城市中有大量人口为他人雇佣，(31)比如长安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辋，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广记》卷84《奚乐山》)这是雇佣有专门技能的人，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规模。奚乐山身负绝技，可以在一夜之间赚得60贯钱，这当然近乎奇迹，一般的熟练车工每天的收入不会超过100—200钱。(32)
江淮也和长安类似，贞元初，“唐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广记》卷23《冯俊》)可见像冯俊这样的以出卖力气为谋生之道的人在当时是相当多的。冯俊受雇于一个在集市上买药的道士，为他背负百余斤的药囊，从扬州运到六合山中，得到1贯工钱。
注释：
①全汉昇：《唐代物价的变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上海，1947)，第101—148页。另外如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卷5(中华书局1998年版)也搜集了大量的有关唐代物价的资料。
②《晋书》卷7《成帝纪》，咸和四年(329)正月，苏硕攻打台城，造成城中饥荒，米斗万钱。咸康元年(335)，大旱，尤其以余姚、会稽为甚，“米斗五百价，人相卖”。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179页。同书《五行志》《石季龙载记》记载相近，从咸康元年到四年(335-338)连年旱灾,加上战争不断，影响了米价。另《北堂书钞》卷39引《虞氏家记》，东晋初年，江淮曾经出现过“斗粟四两银，糊口不继”的局面，但是当时是否以银两计价似乎可以存疑。
③《宋书》卷7《前废帝纪》记载，大明七、八年间，东部诸郡大旱，“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米一升数百”《南史》中升作斗。同书卷84《孔觊传》也有当时“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的记载。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3页、2155页。
④《梁书》卷2《武帝纪》记载，天监元年(502)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同书卷53《庾荜传》也有当时庾荜会稽郡任职，“所在谷贵，米至数千，民多流散”。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9、767页。
⑤《梁书》卷36《江革传》记载江革在魏，“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王仲荦在《金泥玉屑丛考》中的按语认为：“‘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盖常人之最低日给也”。另同书卷51《何点传》中何胤提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第737页。
⑥王仲荦的《金泥玉屑丛考》中引了大量关于当时朝廷赏赐的史料，并且把这些材料当作是物与物的比价，这种方法是否有效似乎有疑问。可以先看一下他的结论。开皇初，1石粟200文，1斗20文，同期米1石1600钱，1斗160钱，就算粟和米价格不一，也不可能相差这么多。而且当时物300段同时相当于粟500石和500斛，因此同时的赏赐物品之间应该不存在这样的比例关系。具体内容详见《金泥玉屑丛考》卷4、5的“谷帛钱物比价”，第111—112页，第181—189页。
⑦《贞观政要》卷6，贞观十一年(637)马周上疏，提到贞观初是1斗粟值1匹绢(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9页。)，但其余的两《唐书》、《通鉴》、《唐会要》及《贞观政要》卷1的记载都是1斗米。
⑧本年的米粟价格有点问题，粟一般不会高过米价，如果是首都，更加不会有这样的事。但是如果把米斗2钱当作是本年出现的最低价格则有可能。
⑨在纺织品的实际交易中，市场分得相当细，《唐六典》卷20京都诸市令条，“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谓称以格，斗以概)，以三贾均市(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杂律也有很多平定物价的规定。《唐律疏议》中有很多对于物价不平的惩罚规定，如卷26杂律上，“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不牢固谓之“行”，不真谓之“滥”)现存的交河郡文书中，每种纺织品都分为上、次、下三种价格，有的还有细、次、粗等等。胡如雷、李锦绣等人都有文章探讨有关问题。而虽然目前材料集中在西北地区，但是这种市场的交易方式全国应当都差不多，而在纺织品较为精致的江淮，只可能种类更多，分类更细。但是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同时也缺少详细的有关江淮地区市场交易的情况，就不再作展开论述。
⑩这件事《新唐书》卷53《食货三》认为是贞元初(785)的事，宰相陆贽以“关中谷贱……谷价四十有余，米价七十……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十万斛。”不过从相关内容看，贞元初畿辅还是米斗千钱，要求江淮增运漕米，似乎不可能是当时的事。贞元三年(787)长安米价150，当时是“自兴元(784)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资治通鉴》卷233，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08页)则米斗150在当时已经算是历年较低的价格了。之后历年丰收米价才可能进一步下跌，所以在贞元初米斗70是不可能的。应当以《资治通鉴》卷234所说在贞元八年比较可信。如陆贽所说，江淮因为遭灾米价加倍，则八年以前当为75左右，明显低于长安附近一倍以上，所以每年江淮的漕米入京才会是京洛的重要支持。
(11)《太平广记》卷133《王公直》：“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锾。……明日凌晨，荷桑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洛阳的桑叶“一斤直一锾”，“锾”具体指多少难明。
(12)《全唐文》卷634收李翱《进士策问道》指出建中元年(780)左右，粟每斗超过100文。按粟米比价3∶5论，则米每斗在160—170文。要低于李翱《疏改税法》中提到的每斗200文的价格。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99页。
(13)贞元三年(787)七月，李泌奏对以粟斗150。则米每斗在250左右。贞元八年(792)陆贽上言，江淮因为水灾，米贵加倍，斗米直150。则平时的价格当在70—80之间。元和五年(810)左右，斗粟价不出20。则米价在33钱左右。至于《入唐求法巡礼行纪》记载的开成五年(840)，登州、青州、莱州、齐州等地的米价，平均下来粟每斗51文，粳米90文。则普通米价在83文左右，其中米价出现一次每斗60。
(14)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3《忆昔》之二，“岂闻匹绢直万钱”，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164页。
(15)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一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5页。另作者指出唐前期国家并不制定物价，而只将实际交易中的物价立案存档，见第一分册第219页。
(16)胡如雷：《论唐代农产品与手工业品大比价及其变动》，《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指出粟价相当于米价的60%，租庸调折合米斗价，每丁纳粟二石(合米一石二斗)，调绢二丈(四丈一匹)及绵三两，绵不计。
(17)《旧唐书》卷481《食货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00页。
(18)《全唐文》卷393独孤及《吊道殣文》，第4003页。
(19)《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8页。
(20)《册府元龟》卷490《邦计部·蠲复第二》，
(21)《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二月，第7450页。
(22)元结：《问进士第四》提出，“往年(开天时期)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近年粟一斗，估钱五百尚贱”。近年即永泰二年(766)，按粟米比价3∶5计，则开天时粟每斗40，米每斗67左右，开元时米价每斗不出20，则这应当是天宝末年的比较高的价格了。766年粟每斗500，米价当为每斗830左右。《全唐文》卷380，第3860页。
(23)《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十二月，第7508页。
(24)参见《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新唐书》卷35《五行二》、《全唐文》卷486《论江淮水灾上疏》、《唐会要》卷44《水灾》。
(25)《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三年七月，第7653页。
(26)同上。
(27)《江淮异人录》卷下，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13页。
(28)《广记》卷281《李进士》有“汝与他卖马，合得二十七千，汝须更取三十千，此非盗耶？”但是这明显不是一匹马的价格。
(29)《广记》原文是“果有人牵跛牛过，即以四千贯买”，但与下文对照明显有误，原文当作“四千钱”，这样以4贯易15贯，才是“得数倍利”。
(30)民间更常见的占卜应当如《广记》卷351《苏太玄》记载，占卜吉凶，“有人来卜，谢无物奉酬，深为不足”。之后有人指出“公家三斗粟在西房，何得称无”？于是“卜者请取之”，可见民间普通的卜价也是随行就市，跟着顾客群体的经济状况而定的。
(31)陈磊：《唐代江淮城市的衰落》，《史林》2010年第6期。
(32)另外如洛阳村百姓王清，元和初，“佣力得钱五镮”(《酉阳杂俎》前集卷1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7页)这一条也经常为研究者引用，这里计量单位不同于一般唐代的表达方式，但是也可以看出受人雇佣以工钱谋生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