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陆的白银时代（1276-1359年）：可公度性和多样性

    内容提要：13世纪后期欧亚大陆的白银突然变得充裕，而到14世纪60年代又突然稀缺了。伦敦造币厂的银币年产量与孟加拉的银卢比的年发行量的变动如影随形，两者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蒙古帝国将银的流通从市场底层转移到了欧亚大陆的长途贸易的结果，虽然对此观点仍存争议。在第一个白银时代，货币流通分为多个层级，而白银则始终在高层级流动，以白银重量确定的记账单位在欧亚商路的西端决定着银币的价格，而在东端的元朝则与纸币保持着联系。在这个白银时代，蒙古帝国降低了商业壁垒，使白银在商路上流通，实现了欧亚大陆范围的货币的一体化，这是它与始于16世纪70年代的第二个白银时代的差别。第二个白银时代，开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体制，一些国家通过信用关系加强了国内市场的上下层级之间的联系，创造了多种货币并存的空间。
关键词：白银时代/欧亚大陆/公度性/多样性作者简介：黑田明伸，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导言①
    13世纪末，欧洲地中海地区的银币突然之间多了起来，据说银币的颜色也变白了，白银在欧亚大陆流通了数十年，然后又突然消失了。这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波托西白银在全球流通之前的第一个白银时代。包括凯恩斯在内的一些思想家将第二个白银时代贵金属货币的流通看做近代资本主义的源头，但这个观点颇有争议。
    本文试图揭示两个白银时代的显著差别，同时也提出或许第一个白银时代才是“近代”的真正源头。虽然传统上欧亚地区被认为是各自孤立的，本文旨在说明在蒙古帝国时期，整个欧亚大陆的白银流动是相通的，特别强调了白银在一国之内的垂直流通和在国家间横向流通之间的差异。
    本文进一步探讨第二个白银时代(1570-1640年)不同于第一个白银时代(1280-1350年)的特点。在白银大流动的相似性的背后，交换媒介在普通人之间的流通有着不同的意义。货币流通的多个层次说明，学术界两种流行的观点都有内在缺陷，如A.G. 弗兰克只注意白银的水平流动，或者说贸易平衡，而C. P.金德尔伯格则把白银的用法划分为流通银币和白银贮藏。
    二、欧亚历史上白银的重要性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白银而非黄金，因为后者在18世纪以前并不像白银那样发挥普遍的作用。在19世纪黄金景气之后，黄金的重要性才超过白银，整个18世纪，黄金记账单位在西欧才普遍使用，黄金产量的总价值未及白银的一半。
    本文强调的是白银和黄金作为交换媒介的不同功能而不是流通中的相对数量，白银与黄金具有不同的特性，故而不能轻易地将它们放在一起来讨论，考虑到需要一种通货可以在人民中普遍流通，可提供较大量的可能性方面，白银比黄金优越。金币能够成为本位货币，但可能远不能提供足够的供给，即使19世纪仍然如此，它需要大量的辅币和纸币作为补充。因此，对于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保证代用币的可兑换就很关键，而白银则可以独立满足贸易所需要的弹性供应。
    其次，使用黄金作为货币的地区并不相邻，虽然南印度和地中海地区长期以黄金为货币，中国在西汉以后黄金只作为宝藏。在17世纪的亚洲，日本东部，一些印度尼西亚的苏丹国家，如亚齐，曾短暂使用过黄金。然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主要的货币是白银，所以18世纪之前，从欧亚大陆来说，白银是最重要的货币。
    估计第一个白银时代的白银矿产量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在欧洲，白银肯定已经取得支配地位。不断增加的黄金供给，特别是来自非洲的黄金，的确刺激了14世纪欧洲的黄金铸币，但是，其他证据也说明，白银的支配地位在不断增强，特别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在14世纪之前很少铸造任何金币，虽然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在13世纪中期试图建立金便士制度，但是英格兰在1344年之前几乎全部依赖银币。法国的路易九世也效仿亨利三世打制过金币，但法国的币制同样是以贵金属商品——金币为补充的银本位制。同样，在高加索发现的13、14世纪的拜占庭窑藏几乎全部是银币，这与更早时期的窑藏只有黄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追溯到13世纪之前，我们发现，白银和黄金都不是普遍的交易手段，这就更凸显了白银时代在全球经济史上的意义。13世纪之前，每一个主要的文明都保持了各自特色的货币制度。欧洲地中海地区和中国之间最大的差别在金属货币和商品货币的关系方面。总的来说，当然也有个别特例，中世纪的欧洲缺乏足够的小面额货币，英格兰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那里，零钱短缺使面包师按小麦价格来调整面包的大小，在此情况下，贵金属货币与商品货币平行并存。两者的关系是互补的而非可替代的，除城市居民需日常购买食品外，正式的货币供给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几乎毫无影响。与此不同的是，在东亚，铜钱和商品货币的流通在当地市场并存，其间的关系是可替代的而非互补的，与欧洲地中海地区的统治者不同，政府必须考虑铜钱供给量的减少会影响社会基层谷物的交易，充足的铜钱供给是为了促进地方市场的粮食贸易。政府的货币供给在东西方也有不同的意义，在中国它是皇帝对民众进行有效统治的手段，而在欧洲地中海地区，则是政府补充财政的手段。
    三、白银在欧亚大陆的流通
    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期，欧亚大陆上白银的使用显著增加，在英格兰，造币厂的银币发行量达到拿破仑战争前的最高纪录。在意大利，1285年金银的比价为1∶11或1∶11.5，14世纪20年代则达到1∶15的最高点；在中东，10世纪以来白银需求量巨大，白银的供应充足，这还是第一次。更重要的是，流通中的白银比以前变白了，说明这些白银来自别的地方。1295年之后，在德里苏丹国白银也不再稀缺，14世纪中期孟加拉苏丹发行的银币大增。在朝鲜，官方史料记载，1287年银锭作为计重货币流通(虽然据说约1个世纪前白银已作为货币流通，但至今仍未证实)。总之，史料显示白银突然之间增多了。
    但是14世纪后半期，就像它突然大量出现一样，白银在欧亚大陆突然稀缺了。到14世纪末叶，英格兰和埃及都深感白银短缺。伦敦造币厂的产量从14世纪50年代的10 324千克戏剧性地减少到14世纪60年代的971千克。此后，一些英国城镇不得不依赖地方信用。1359年，埃及流通中的白银突然消失，恰好与孟加拉的突然失陷发生在同一年。此后埃及大量发行铜币。直到15世纪末，孟加拉苏丹未再有大量发行银币的纪录。从14世纪最后25年起，合金币和铜币支配了北印度的市场。同时银锭的流通在朝鲜也在此时结束。14世纪欧亚地区经历了普遍的银荒。伦敦造币厂的统计提供了从13世纪后期之后的最好的资料。
    18世纪以前伦敦造币厂最大规模的银币发行出现在第一个白银时代，期间也出现过明显的波动，铸币量在13世纪80年代增长迅速，14世纪前10年再次大增，但是在1320年左右迅速减少。最后一次波动始于1340年，结束于1360年。伦敦造币厂比英国的其他造币厂更好地反映了白银进口的情况。
    对伦敦银币年产量变化最简单的解释是它反映了欧洲矿产量的波动。矿冶业在14世纪前半期确实有过一段时间的繁荣。1300年之后伦敦造币厂年产量的第二个高峰可以归功于欧洲白银的增产，因为威尼斯于1360年获得了来自日耳曼的持续增加的白银供给。然而，出现在1279年和1342年的伦敦造币厂年产量的第一和第三个高峰，与这些矿山的产量在时间上并不吻合。巴黎和弗兰德的银币年产量的统计虽然不像伦敦那样具有连续性，但也在1350年左右达到高峰。因此说，欧洲各地造币厂的产量都增加了，虽然到14世纪中期，各地的造币业普遍经历了严重的衰退。
    要解释铸币量前所未有的增加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把眼光扩大到欧洲以外的地方。从1279年开始铸造新币之后，英格兰的银币开始显著增加。伦敦造币厂的年产量从1278年的7 000千克增加到1279年的32 400千克。有人可能将其解释为1279-1281年银币重铸的结果，但是，从未有过造币价格的下降造成产量迅速增加的先例。仅1280年的产量就达到60多吨，再者，伦敦并非仅有的特例。1278年，在北非，特别是突尼斯，白银供应充裕使其与黄金比价的下降，在热那亚，白银与黄金的比价从13世纪60年代的10∶1降到80年代的11∶1。
    13世纪70年代中期，蒙古灭宋。一位目击者说，1276年当蒙古军队占领长江下游时，伯颜下令搜查蒙古士兵的口袋，搜查抢来的白银。这些白银被铸成元宝，进呈给忽必烈大汗，而大汗后来则把这些银锭分配给贵族和官员。
    元朝并不铸币而是把获得的白银熔铸成银锭。迟至1259年，蒙古人铸造了中国铜钱样式的银币“大朝通宝”，这种钱可能以塔木哈(Tamgha)的名义在中亚流通过。在征服南宋期间获得的大量银锭可能因此促使元朝永远放弃了铸造银币。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蒙古人用1268年至1287年东征中获得的白银铸造了银锭。因为此事正好与朝鲜历史上首次使用白银称量货币同时，蒙古军队可能把银锭带到了朝鲜。同时在新疆的考古发掘也证明这些汗国拥有带阿拉伯铭文的银币。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政府纸币的发行，最初名为中统钞。元朝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3世纪70年代后半期纸币的发行量猛增。元朝于1287年发行至元钞，此后纸币就成为不兑换纸币了。银锭在朝鲜流通和至元钞的使用都发生在1287年。
    既然中国通用官方纸币，大量的银锭便可以闲置出来用于中国境外的运输，并且可以在欧亚商路自由流通。据近期的研究，土耳其商务契约以前一直使用布或铜钱，蒙古人统治时期则一变而为银锭。使用一种叫索莫(somo)的银块进行的交易使中亚商队贸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佩戈洛季(Pegolotti)记载，从黑海到华北的广大地区，索莫在交易中占有支配地位。
    中亚商路并不是白银流通的惟一通道，孟加拉苏丹白银发行最多的时候是1350年左右。在14世纪早期的小幅增加之后，1339年之前发行量一直较低，此后则迅速增长，但在1360年又突然大幅减少。14世纪中期左右的变动趋势与欧洲铸币厂年产量的变动大体一致。1359-1360年的银币发行量的突然减少很有意思，因为它与1359年埃及白银的突然消失在时间上非常一致。
    孟加拉本土没有产量可观的银矿，而且一个重要的钱币线索可能来自中国。孟加拉东部的锡莱特发掘了一处有大量卢比的遗址，这些卢比大部分发行于14世纪中期。锡莱特在当时是穆斯林统治的最东界限，是一条经缅甸通向中国云南的商路的门户。其他证据也支持两地有着密切联系的假设。直到19世纪早期，锡莱特主要依赖贝壳作为交易媒介，甚至税收也不例外。云南也以用贝而闻名，并有以贝结算的土地买卖及其他契约。来自马尔代夫群岛的贝币的流通显示云南和孟加拉有密切的经济联系。
    孟加拉银币数量和伦敦造币厂产量同步变动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白银。1339年孟加拉苏丹国银币数量大增而在1360年剧减，伦敦造币厂的产量在1342年增长而在1363年骤降。虽然没有关于孟加拉和英格兰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证据，但是总的历史环境显示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此外，当14世纪40年代孟加拉银币发行量猛增的时候，一种特殊的银币吉利亚蒂(gigliati)，开始在地中海东部，如罗得斯岛、米利都、阿达利亚等地流行。吉利亚蒂的重量是中国“两”的十分之一(37.3克)，也是钦察汗国流通的银锭索莫(somo)的百分之一。
    70年前，布莱克(Blake)曾论及蒙古帝国时期白银从中国向西流动。照他的说法，13世纪至14世纪地中海地区新铸的银币显白，与以前流通的黑银不同。特拉布宗和塞浦路斯发行的银币以当地语言称呼的字面意思是“白”。布莱克相信这种白不是因为纯度高，而是因为含微量的锑。因此这些白银被认为出自中国的矿产，那里出产锑矿。很多证据支持布莱克的观点。首先，冶金学研究证明银锑合金白且易碎。其次，当时中国商船带到也门的银锭被认为更加柔软，也显示有锑存在。第三，中国的银矿可能含有比别处更多的锑，正如银矿和铜矿经常一起发现。17世纪以后，云南成为中国铜钱用铜的主要供应地，也是银的供应地。化学分析显示，铸币中锑的平均含量，不同时代会有变化，顺治时期(1644-1661年)、康熙时期(1662-1722年)和乾隆时期(1736-1795年)钱币的锑含量较高。锑含量低的年份与铜多由日本输入的年份非常吻合，而且这些铸币的化学成分与荷兰沉船中发现的日本铜锭十分相似。相反，顺治时期云南铸造的铜钱含锑量较高。20世纪早期，云南开始以出产锑矿知名。因此，产自云南的银大概会比其他地方的银白和软一些。
    蒙古对缅甸的兴趣可以说明孟加拉湾贸易的重要性。虽然蒙古人在13世纪晚期推翻了土著王朝以后并没能保持对国土的控制。14世纪中期蒙古人在中国已处于危机之中，但1338年元朝在掸邦设立了邦牙宣抚司。同年掸人第一次派使向中国朝贡。后来以银制品闻名的包德温就处于云南大理到Pinya的商路上。
    锡莱特发现的钱币资料也证实1339年以来银卢比一直在发行，带有穆巴拉克王铭文的钱币在1339-1349年的发行是连续的。穆巴拉克王向东南和沿海扩张其领土，云南和孟加拉之间的政治军事事件，似乎引发了1339年开始的白银从中国经缅甸向印度的流动。相反，掸人在缅甸统治的衰落和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崩溃，又似乎在14世纪60年代早期结束了这股白银流。那个时候，反元的起义军已经占据了中原。1359年，中东地区出现银荒，这年正月，陈友谅的起义军占领信州，而信州正是史料中最大的银产地。虽然尚不能证明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却颇引人遐思。
    来自也门方面的资料与白银流的这一变化是一致的。红海南部门户的亚丁在这个时期确实将来自东方(据信来自中国)的白银向北方地区输送。阿拉伯马向东方的出口使包括白银在内的商品向相反的方向流动。重要的是，亚丁的银币在1359年变轻了，就在同年埃及的白银变得极度稀缺。这个时期所有关于货币的资料显示，13世纪70年代以后，生银的大规模流动填补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鸿沟，却于14世纪60年代戛然而止。可以充分解释这事实的惟一理由是蒙古帝国的兴起，它连接着欧亚大陆的两头，而后它又在一个世纪之内崩溃。阿布-卢格霍德(Abu-Lughod)认为蒙古和平时代形成了“风险小、保护费用低的便利的陆路运输环境”，这个结论可能是正确的。元朝以银作官方货币制度的决心远比之前各代坚决，所以将白银流动归功于蒙古和平时代似乎很有说服力。
    然而，阿布-卢格霍德的假说还需进一步修正，因为蒙古人远在13世纪70年代之前征服了丝绸之路，并已经用白银征税。再者，白银流动的时间也不能与这个单纯考虑和平贸易的说法吻合。统计数据表明，战争和政治事件也引发白银的大规模流动。仅1276年从南宋虏获的库银和1339年军事行动打通缅甸商路，就可以解释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中期白银的猛增。
    四、白银：形制各异但可公度
    贸易并不是货币流动的惟一原因，因为军队会携带大量货币，如金银锭或金银器。蒙古帝国的军队庞大并且随军携带了巨量的白银，以保障后勤供应。甘肃天水出土的大朝通宝银币(无其他钱币同时出土)说明它曾在军队中使用。这一西向的白银流动或者令欧洲—地中海的商人更易买到东方的产品。同时，对东方产品包括瓷器、丝绸和胡椒的需求也造成白银由欧洲向东方流动。当时的亲历者如弗兰西斯科·彼加洛梯(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的描述证明了这种东向的白银流的存在。据一份威尼斯语文献记载，1345年后的某年，商人把麻布带到钦察汗国的首都萨莱(Sarai)。在那里把麻布换成索莫，而后向东到达中国，把白银换成纸币购买丝绸等货物。黑海沿岸地带以良马著称，14世纪早期，在抗击蒙古和突厥的战争后，印度对这种马匹的需求量猛增。正是马的出口将白银带至南俄罗斯。
    除了马和贝之外，我们很少发现第一个白银时代向东方输送的货物的记载，但是实物资料显示钴是其中一种。钴是制造青花瓷必需的原料，青花瓷在14世纪的时候远销地中海东岸。虽然中国尤其是云南也出产钴，化学分析证明，云南钴只是在15世纪之后用于本地的生产。元朝景德镇官窑用来生产优质青花瓷的特殊钴矿石被认为是来自国外进口。景德镇使用这种优良的钴料始于1325年，1350年前后达到高峰。钴可能东运并用于中国的官营陶瓷业。
    不能说只有新开采的银才可投入流通。虽然12世纪之前白银也并没有在中国扮演首要货币的角色，但银被认为已经有大量积累。一部编年史记载，1127年北宋灭亡以前，国库存有800万银锭。如果按每锭重23两计，则这批银锭总重2亿两，约7 000吨。
    宋代是清以前发现银锭最多的朝代。如果没有这么多白银，宋政府就不可能履约每年向北方辽金纳银。南宋向金朝输送了25万两(近10吨)白银。这也说明了1 127年金军攻陷北宋都城开封时，获得了成千上万吨白银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谈。
    蒙古人不仅把白银用于政府支付，而且还促进了白银在欧亚大陆长途贸易中的使用。标准银锭每个重50两，在10世纪已经很流行。它可与重10两的钦察汗国生银单位索莫折算。由于黑海贸易的需要，索莫在热那亚和威尼斯也有铸造。那不勒斯的吉利亚蒂(含银3.7克，相当于1索莫的百分之一)等银币在地中海和中亚的商业联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彼加洛梯所说，在罗德岛两个特拉比宗德(Trebizond)阿斯皮尔(asper)换一个那不勒斯吉利亚蒂(gigliat)。察合台汗国境内发现的银币重1.8～2克(相当于吉利亚蒂的一半，或1两的二十分之一)，上有13世纪晚期之后的铭文，很可能就是阿斯皮尔。这样，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就确立了一个重约37克(相当于1两，或十分之一金衡盎司)的标准货币单位，用于长途支付和纳税。
    然而，白银并不是当时惟一扩张其流通范围的货币。在日本，铜钱取代稻米用于缴纳庄园贡赋，特别是13世纪后半期发展迅速。1350年左右的一份爪哇语墓志记述，买地契约一改过去用铜钱计价的习惯。贝的使用也有增加。环印度洋旅行的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记录了产于马尔代夫群岛的大量贝壳被运到孟加拉换取稻米。
    这些都说明，白银供给的增加是总体货币流通变化的一部分，远远超出了蒙古政权的控制范围。中国铜钱外流的时期，政府大力推行纸币，限制铜币流通的政策恰逢日本对铜钱的大量需求。大田由纪夫发现，当中国实行单一纸币禁用铜钱政策时，特别是1215年的金朝和1270年的元朝这两年，日本开始流通铜钱。中国铜钱于12世纪70年代之前已经在日本流通，正是12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南宋会子(纸币)的流通趋于稳定的时期。
    与白银一起流通的时候，铜钱、贝币是白银的补充，但白银独占了经济的上层领域。在第一个白银时代，白银既没有出现在低层市场，也没有与地方市场的小面额货币发生紧密联系。在英格兰，1300年前后是18世纪之前铸币量最大的时期，银币的面额也并没有小到适合普通民众的日常交易。蒙古统治时期，财政管理以计重白银计算，然而这个时代的徽州契约文书则显示，实际支付用中统钞——一种以铜钱命名的纸币。元朝禁止民间交易中使用金银，以促进官方纸币的流通。
    多种货币流通的情况很普遍。在云南，只有官方纸币在国内发行和流通，用于上层流通的白银和用于下层流通的贝币各自成为区域货币。在亚述海的塔纳，索莫用于长途贸易，而铸币厂将一个索莫改铸为近200阿斯皮尔用于本地流通。1304年的一份热那亚法规将钦察阿斯皮尔等同于10热那亚第纳尔(denier)。一种相当于十六分之一阿斯皮尔的拜占庭弗洛林(folleri)铜币用于城市生活中购买蔬菜和其他小商品。
    货币流动有多个层次，看起来白银在欧亚大陆的流通只限于上层领域。不同的银货币之间的互相联系，突破了政治疆域的界限，没有一个地方的统治者能随意确定它们之间的比价。在这个意义上，不同银币的互通仅在高层贸易中是可行的。
    实际上，白银流通的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异。阿斯皮尔发行于塔纳，钦察汗国铸造另一种叫塔木哈(tamgha)的银币，威尼斯商人将120塔木哈等同于1索莫。在塞浦路斯，彼哥洛梯记述过许多不同来源的银币常常一起出现。不只银币，生银也是形式多样，同样刻着50两字样的银锭实际重量存在较大差别。重要的是，索莫或锭不仅是有形的银块也是记账货币。虽然生银沿商路移动，地区间的贸易通常只是以记账货币进行的，并非实际的银锭。因此，整个大陆的贸易联系是按照记账货币建立起来的。如果贸易仅仅依赖白银实物，白银供给的不足早就使长途贸易无以为继了。纸币是货币概念和实际流通货币最终分离的产物。
    元朝纸币似乎是以白银为本位的。据黑城文书记载，政府纸币尤其是中统钞，在17世纪时既用于民间契约也用于政府支付。提到中统钞的文献是以银两为单位的，如1338年和1341年两份契约。但钱币方面的资料则显示纸币的面值是以铜钱确定的。内蒙古和宁夏出土的中统钞的面额为10文、300文、500文。中原地区的古墓发现的至元钞也用铜钱单位。徽州的契约文书表明江南的交易采用的是实际流通的货币。中国中部最重要的外贸港口宁波的一些石刻的租约采用的是白银为本位的纸币。考古方面的证据表明：尽管名义上是另一种货币单位结算，与政府方面的开支和商路沿线的商业交易一样，东南沿海地区也是以概念上的白银重量来表示的。
    元朝北部边境地带政府纸币的使用与欧亚商路西段白银的使用也明显不同。察合台汗国的突厥斯坦和元朝的内蒙古出土的契约文书印证了彼哥洛梯所见：西方商人进入中国时必须将白银换成纸币。值得注意的是，硬币和纸币一样，两者都是与概念上的称量白银相联系的。货币间的互通而不是真实的金属的流动维持了欧亚大陆的贸易往来。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白银供给减少与东方纸币体系的崩溃相继发生。根本的原因是元朝国内通用纸币并成功地限制了民间商业中使用白银，纸币促进了白银在上层领域的流通。即使白银的供应量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都远不能满足需求，通过观念上的货币—白银称量单位，西方的银币和东方的纸币之间建立起关联。一旦纸币停止流通，东方的白银就从市场的上层被迫进入市场底层，跨越欧亚大陆的白银通道也就不再发挥作用。
    14世纪后期，在把蒙古人赶出中原后，明初显然虽不情愿但不得不依赖贵金属。15世纪早期，永乐和宣德两位皇帝对开采南部省份富饶的银矿的提议态度消极。终结第一个白银时代的并不是银矿的枯竭，而是驱动白银在长途商路流通的机制的解体。
    明代纸币失败之后，15世纪时中国逐步将生银用于地租的交纳。然而，当白银在税收支付和商业活动中越来越受欢迎，地方性的货币更加复杂。1530年的一篇文字记载了云南用贝，江西和湖广用稻米、白银和布，山西和陕西用皮革的情况。相对而言，仍用铜钱的地区很少，大运河的沿线属于例外。尽管混乱，但白银在国内贸易的各种辅助性货币中显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西欧在15世纪遭受了严重的白银短缺。尽管黄金供给有所增加，大城市的商人还是为长途贸易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支付体系。票据交换网方便了远途贸易，免除了贵金属运输的麻烦。法国里昂作为这些网络的中心而繁荣并延续到16世纪前半期。汇票并不使用任何现存的货币，而是使用一种概念中的货币e’cu。14世纪到16世纪，西欧的国王们发行各种地方银币，他们通过铸币特权牟取暴利，流通中的银币种类很多。上层市场上建立在观念记账单位上的、可以公度的支付体系，与低层市场上实际货币的多样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的说来，白银沿亚欧大陆商路的水平流动并没有引起各层面货币之间的垂直对接。跨越大陆的高层流通的公度性只有在地方货币存在多样性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第一个白银时代白银大规模的上层流动在大陆的两端都导致了货币流通的分层。
    五、流通货币的多样性与基于信用的单一记账单位
    大卫·李嘉图的下述论断揭示了价格—现金流动理论的起源，它构成古典经济学国际贸易论的理论基础。“但是货币在一个国家的减少，和它在另一个国家的增加，并不仅仅影响一种商品的价格而是影响全部，所以布和酒的价格会在英格兰一起上涨，在葡萄牙一起下跌。”这段引文证实：在政治经济学建立之时，就已经确信货币在国家间的流动会影响一个国家的价格水平，并认为一种商品价格的涨跌会影响其国际贸易的规模。在这个框架中，不可能承认13、14世纪已经有过的那种多层次货币的存在，即使跨越国界。尽管李嘉图的理论可以解释国内经济的现象，但看起来对14世纪国际货币关系并不适用。按照本文的研究，白银可以在国际贸易方面水平流动，但不能垂直流通深入市场的底层。从这个角度看，面对普通大众的谷物市场不随造币厂白银供给量的变动而变动，就毫不奇怪了。
    第二个白银时代之后是铜钱和贝币等小面额货币的时代。17、18世纪，亚洲各国增加了国内的铜钱供给，欧洲各国也开始发行铜钱，瑞典和日本分别是欧洲和亚洲铜的主要产地。法国铸币厂在1654年到1656年之间，发行了价值7281 144里弗的铜币，相当于3年货币供给总量的近40%。因为这种巨大的发行量，记账货币最终确定为铜币。
    由于贵金属和非贵金属在亚欧大陆的市场上都很盛行，看起来欧亚大陆两端货币使用上的差别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小额货币与大额货币之间比价的波动。然而，贵金属货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差异出现了。在印度和中国，小额货币独立于白银，保留了自己的货币单位，有时对贵金属的比价会上涨，而欧洲—地中海地区，小额货币相对于银或金贬值了。
    在18世纪的印度和中国，在较长时段里小面额货币一直有升值的倾向，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农村市场都在扩大。在中国，小额货币可以流通至农村，集聚小额货币的困难阻碍了这些小面额货币向市场上层的流动。不同层次的市场之间区隔形成了不同货币之间的互补关系。
    这种互补通常表现为不同的货币圈，这意味着一种特定货币对应一个商业圈。1770年的一个关于孟加拉地方市场的报告显示，即使在同一个地区，不同商品使用的货币也不同。用于稻米交易的银币不会用于布匹交易。与农民和工匠交易偏爱铜币和贝币。
    虽然亚洲各帝国有用于纳税的标准货币，比如中国的库平两和印度的西卡卢比(sicca rupee)，但一些银币仍发挥着联结地方货币圈的跨地区货币的作用。如18世纪的西班牙银元，在东亚流通的墨西哥银元，以及19世纪中期以后在中东流通的玛丽亚·特蕾莎银元。
    1789年，一位达卡居民在回答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询问时，列举了在城镇流通的重量和纯度都不同的52种之多的硬币。重要的是，不同银币间的比价随供需关系的变化而波动。同样的情形在中国也存在。18世纪后半期的《商贾便览》中指出，不同地区白银的平色不同。19世纪开放商埠以后，情况更加复杂。20世纪初的汉口，专用于某一种商品的银两多达40多种，而且比价时常变动。
    就货币的多样性说来，英国和亚洲没有太大不同。如17、18世纪，英格兰的低层市场充斥着各种小额代用币。17世纪中期，至少有2 600家店主发行了面额为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和一便士的代用币。最极端的是，“每种代用币仅限于在很少的几条街流通”。18世纪晚期，英格兰银行对法定货币供应的严格限制导致商人生产地方性代用币。尽管这些代用币形制各异，它们都可以兑换成流通范围更广的法定货币，因为全国的货币单位是统一的。
    大体上说，欧洲—地中海社会小面额货币不断增长的供应主要是对城镇居民而不是农民。小面额货币在供应短缺的时候“诡异的”贬值说明非现金交易在欧洲农村市场的支配地位，无论是信用还是谷物和布之类的实物货币。13世纪之后的西欧，每当银币稀缺和贬值时，金币制就会重现。白银的缺乏和贬值看来是个矛盾的组合。然而，这正体现了低流动性货币的从属作用，因为随着货币的实际流动越来越不重要，白银就逐渐失去了它相对于黄金的优越性。换句话说，商业活动对货币的依赖越来越小，使流动性低的金币成为真正的本位货币。
    近代早期英国地方市场的显著特色是对个人信用的依赖，大部分仅由口头协议约定。地方市镇上普通民众间的诉讼显示商业活动更多是以自然人身份进行的。资产清单说明商人积累的资产是商品或债务而非现款。在当地城镇，依赖口头约定的赊借的趋势早在14世纪晚期就已出现了。
    就对本地信用的依赖而言，法国北部有同样的趋势。总的说来，法国社会主要借助债券或者食盐之类的商品。主要依赖信用意味着本地的交易很容易用一种货币标准来表示。近代早期德国分成了成百的主权国家，而且每个城市有自己的货币并以之处理全部的交易。虽然外国的货币可以流通，但并不能以原来的名义定价。像英国这样不依赖现金的经济体并不会随着商业的发展直接演变成像中国那样依赖现金。这两种不同的模式代表着面对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时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到18世纪末，在保留了市场多层次的同时，中国的地方市场进一步发展。反之，英国等依赖地方信用而不是现金的国家，发展成为单一货币为主的市场。正是在这个时期，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并且认定在一个主权国家中单一货币能够适用所有交易。
    六、结论
    历史证明，白银比黄金有更大的区域化倾向，但是关于16世纪以来白银全球流通的争论忽视了这一点。与黄金相比，白银的流动性更好，可以进入市场结构的底层，因此更容易适应地方市场的需要。一些银币可以贬值以满足小商人的需要，而另一些则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在不同的国家间流通。非洲的玛丽亚·特蕾莎银币和东亚的墨西哥银币就是后者的典型。这两种银币直到20世纪初仍然通行。
    然而，白银面对各种需求时的弹性使它难以将其记账单位与钱币实体联系起来。白银记账单位很容易与银币实体分离。16世纪之后，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吸收白银最多的国家，当政府和商人为记账的需要各自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单位，也创造了白银的各种用途。
    第一个白银时代预示着两个世纪后，随着白银大流通导致的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没有第一个白银时代广泛的白银渗透，也就不会有亚洲课税对白银的依赖和欧洲为购买亚洲产品对白银的强烈渴望。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才能引发第二个白银时代南美白银的全球流动。然而，第一个白银时代模糊了国界概念，而第二个白银世纪则强化了明确的国界线的建立。诚然，在第二个白银时代及之后，人为的国界线并不总是将外国货币拒之门外，但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是否在国内确定了单一的记账单位(unit of account)。地方市场交易结算对于信用的依赖加强了一国货币单位的标准化。依赖现金的社会加强了大城市间平行的商业网络的连接。而依赖信用的社会则创造了市场上层与下层沟通的阶梯。在一些依赖地方信用而非现金的民族国家，货币流通的多样性逐渐消失。相较而言，亚洲帝国保留了更多的包括外国货币在内的货币多样性。结果是，像第一个白银时代一样，出现了整个大陆记账单位的可公度性与地方货币的多样性的结合，货币分为不同的层次。
    现金流通与信用促成的单一货币单位的对比，在18世纪最为明显。由于清代的贸易顺差，中国不断地吸收白银，北京户部的白银积累不断增多，1783年达到8 400万两，是当年户部年收入的6倍多。然而，中国顶层的白银积累与低层的货币流通缺乏联系。同时，中国茶叶最大的买家英国，由于战争原因，债务负担不断增加。1783年，公共负债总计达￡2.45亿，是英国每年税收(￡1 200万)的近20倍。如此巨额的债务算来是当时中国政府开支的20倍。但是不列颠所有的交易，从公债到日常开支全都使用单一的记账单位结算，至少原则上如此。
    这种分别并不是依赖金属货币的经济向依赖信用的经济的线性演进，而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一种是基于自主的货币供给，另一种基于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单一记账单位。本文认为，这种分别在第一个白银时代，即蒙古人建立欧亚帝国的时代就出现了。
    注释：
    ①经作者授权，本文译自黑田明伸教授“The Eurasian silver century, 1276-1359: commensurability and multiplicity”，原文刊于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09, Volume 4, Issue 2。原译文计20 000余字，限于篇幅，刊出时有部分压缩和删节。因参考文献较多，无法一一列出，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