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思想史研究新动态

    经济思想史是一门研究经济思想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学问，它的历史和经济学本身的历史一样长。在早期，研究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思想史。到了当代，随着经济学本身的加速发展，经济思想史研究逐渐与之拉开时间差距，更多地关注已经被经典化的思想家及某些专题性的经济思想。目前，从国际经济思想史学的研究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精致的文本原意主义”
    “精致的文本原意主义”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虽然经典文本都已经过历代学者反复研读和解释，但是仍有极大的研究空间。无论是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还是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抑或凯恩斯等人的经济思想、经济观点、经济理论，都在进行以文本原意为基础的、更为深层次的挖掘和认识。例如曼德维尔的名作《蜜蜂的寓言》，被公认是18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在该书中，曼德维尔提出了“私人的恶行，公众的利益”这一名句，对后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者根据这一名言，判断曼德维尔是个思维冷静的学者，他把经济和伦理范畴分开，对私人道德没有好感。英国女王大学教授蕾妮·普兰德加斯特（Renee Prendergast）则认为过去的研究过度简化了曼德维尔。她认为，曼德维尔并没有忽视美德，只是采取了一种比较新颖的分析思路。曼德维尔认为，针对个人的讨论往往忽视个人的社会性质，在此基础上才推导出个人美德可能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结论。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密尔的研究，更多的学者通过大量系统研究原著，得出了更为全面的看法。密尔是经济思想史学者最关心的经典作者之一。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教授约翰·温特（John Vint）认为，可以从密尔的著作中梳理出更多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直接联系的思想，比如密尔关于工资的讨价还价理论。这是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现象，现在仍有许多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密尔在一百多年前凭借对劳动实践的丰富知识以及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熟练掌握，早已得出一整套与今天很接近的讨价还价理论。澳大利亚皇家理工学院的史蒂夫·凯特（Steve Kates）教授也支持这种看法，他甚至认为密尔是古典经济学的最高峰。在凯恩斯之前，学界并没有要把经济学拆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努力。当时一些“微观经济学家”，如庇古、罗宾斯等都试图讨论宏观问题，只是后来被证明不如凯恩斯那么成功。而我们今天已对宏观经济学有更深的认识，也知道庇古等人错在何处。回过头再看密尔会发现，密尔其实已经意识到很多这类问题。他在自己的书中，以非常谨慎的态度提出很多真知灼见。
    目前来看，真正直接阅读著作的学者正变得越来越少，误解也变得越来越多。最经常被误读的名言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斯密在《国富论》中极有限地说过这句话，后来却广泛传播，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概括。萨缪尔森批评说，这只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误会。斯密不善言辞，所以喜欢用一些模糊的譬喻来掩饰，“看不见的手”就是其中之一。澳洲昆士兰大学教授瑞恩·沃尔特（Ryan Walter）深入研究斯密多种文本后，以翔实材料证明，斯密引用这一俗语并非偶然，而是明确指向了当时的神学语境。后来的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仍然能理解斯密的语境，只是这种语境现在已被人淡忘。
    寻找新材料、新文献
    寻找新材料、新文献是经济思想史研究进步的重要途径。除了基于经济学家原著的深入解读之外，目前的研究不断地发掘新材料，通过书信、笔记、文件等对经济思想展开全方位的立体认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玛格丽特·夏巴斯（Margaret Schabas）专门研究了密尔与柯勒律治在商业精神问题上的异同，这是过去的研究所忽略的。柯勒律治是浪漫诗人，一直强烈反对商业精神，对现代工业文明有着激烈的批判。密尔并不赞同柯勒律治的基本观点，但却极为欣赏柯勒律治文本的丰富性。他曾写过一篇名文《边沁与柯勒律治》，来对比这两个既有不同却很多时候不谋而合的作者。夏巴斯也从密尔的著作中，挖掘出更多密尔梳理柯勒律治思想的材料。不仅是古典学者，对于凯恩斯、哈耶克这一代学者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成绩。而且因为这些学者相对晚近，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在过去这些年里，很多学者都已经重新阐发了凯恩斯、哈耶克等人的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而现在更多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开始注重他们的思想细节以及从新的材料中进行更为细致的解读。
    跨国界、跨区域的比较研究
    跨国界、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可以为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经济思想，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特里·皮奇（Terry Peach）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是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专家，发表过大量关于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的论文。近年来开始关心中国经济思想，屡有创见。他最新撰写的关于司马迁与自由主义思想的论文，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中国学者一直认为司马迁强调自由放任，皮奇主张应该从《史记》全书以及司马迁的经历来全面考察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而不仅仅基于《货殖列传》进行判断，因此他认为，司马迁偏向无为思想并不代表他就支持自由主义。这些积极的学术讨论拓展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有益于促进中西经济思想史界的交流。
    中外合作研究经济思想史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史已经构建起了完整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些重要著作已经译成英文，大量中国传统典籍也被翻译到国外，使得西方学者直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成为了可能。近年来，中西学界的交流更加频繁深入，涌现出若干高质量的合作研究。如皮奇教授与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程霖、副教授王昉共同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于2014年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与此同时，一些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也用英文发表了研究成果，向国外介绍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以“全球视野中的中西经济思想比较”为主题的四十八届英国经济思想史年会，汇聚了来自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数十位经济思想学者，会议讨论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上述研究趋势和特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专门设置了“汉代经济思想”专场讨论，来自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学者与中国学者一起围绕汉代经济思想的地位、影响及重要专题进行研讨。
    经济思想史有数百年的学术传统，至今仍是一门生机勃勃的学科，随着不断的学术积累，正在朝向更为深邃细密的方向发展。经济思想史也已不再是一门受语言、国别限制的学科，不同国家、背景的学者正在拓展交流、合作研究，相信将生发出更多思想撞击的火花和重要创见。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