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

    总有一些新的研究、新的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2014,我们更需要新的视野。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媒体乃至学界时有批评之声，认为中国通过操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这种言论从舆论上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施加了很大压力。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副教授宋铮的论文《中国式增长》，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和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外贸失衡、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真正原因。同时回答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绝不是中国外汇储备高企的原因，有力地还击了对中国政府操控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他的这一文章发表在经济学界顶尖的刊物《美国经济评论》上，并且从投稿到录用只用了16个月，而一般该刊物录用论文的周期为24到36个月。与宋铮合作撰写该文的是美联储经济学家Kjetil Storesl etten和苏黎世大学教授Fabrizi o Zi l i botti。
    就在上个月，宋铮因为在经济学领域的出色研究，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他可以算是孙冶方经济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可说是宋铮多年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总结和展望。
    近10年来，中国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最明显的就是很少有人再强调创建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了。
    作为一名经济学后进，探讨这样大的题目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已经超越了纯粹经济学研究的界限，所以斗胆写些个人感受，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从国际比较方面来说。如同其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也可大致分为两类，思想型和学术型研究。直到50年前，思想型研究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最近50年来，学术型研究几乎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全部。
    学术型研究又可大致分为问题导向型研究和技术导向型研究。问题导向型研究包括以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推动力的研究，而技术导向型研究包括以数据和方法为推动力的研究。举个例子，最近几年涌现了一批研究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成果，其中大都属于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也有一部分属于技术导向型研究，立足于新方法的开发或新数据的整理。当然，技术型研究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具体问题。但这类研究之所以得以进行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层面上的优势。
    经济学的主体是应用学科。无论就高质量成果的数量和影响力而言，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都占据主导地位。理论问题导向型研究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基础，技术导向型研究则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重要补充。这是当前经济学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基本架构。
    中国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点。20年前，中国经济学以思想型研究为主，针对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成果。近2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伴随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学术型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和主要研究手段。
    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完成学术语言的转型，这是全体中国经济学家值得自豪的成就，老一辈学者的宽容和支持尤其值得称道。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还在强调创建所谓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
    “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但是，在充分肯定这一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些不足的地方。虽然有些吹毛求疵，但我相信客观的批评是继续前进的动力。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技术型研究稍多了些，其中有用新的中国数据做中国问题的工作，也有用新的中国数据做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工作，还包括用新的理论模型来重新阐释一些中国问题的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相对少了些，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研究。虽然有不少探讨，在各类媒体上各式各样的观点看法也层出不穷，但有深度有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
    对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差距不小。在美国，如果出现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一般都能找到几位在该领域做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发现一些参考价值很高的成果。即便是全新的题目，也可以预期在几年内就涌现一批专业的人才和成果，比如前面提到的有关金融危机的工作。
    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很多，比如国内高水平经济学家的供给不足。一些学者虽然热情高涨，但欠缺系统训练和批判性思维，研究往往流于表面。我想强调的是，比较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从中央到基层，从经费划拨到职称评定，国内权威和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研究周期相对较长，对学者的综合能力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对中青年学者来说，他们面对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权衡。做技术导向型研究要相对简单一些，时间短，成果发表的概率也有一定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得不为生存需要让步。事实上，我甚至认为“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
    需要明确的是，在学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计算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毕竟高质量论文发表的本身就说明同行对这项工作的肯定。在过去的20年间，对高质量论文的重视是对中国经济学客观评价体系缺失的一种纠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但是，我想同时指出，“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甄别背后隐含的负面因素。
    这种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如果全球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难道有助于人类的福祉？
    毋庸置疑，美国是经济学研究的高地。如果经济学是纯理论研究，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无疑有助于知识的创造和积累。但是，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应用学科，研究涉及各类现实问题，不少具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比较特殊的大国，我们自然有必要反思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用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如果全球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美国问题或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这种局面是否有助于促进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已经讨论了中国投身于全球化的好处，现在来举两个例子谈谈负面的影响。
    我在三年前访问台湾中研院的经济所，那里有很好的经济学家，有些堪称世界一流学者。在过去的十几年，管所长和彭所长推进的国际化取得了很大成绩，有目共睹。我很想找些专家聊聊台湾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这对认识中国的现状、判断中国的未来很有帮助。很遗憾，他们告诉我整个经济所只有一位研究员懂台湾经济，目前还不在台湾。所幸当时有位康奈尔大学的老先生HenryWong在经济所访问，他是台湾经济专家。和他聊了很久，受益匪浅。台湾当然有其他机构专门研究台湾经济。但是，在台湾知识界精英云集的中研院居然找不到一位台湾经济专家，这不得不说是经济学全球化造成的一种资源错配。
    这种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由于远离美国，无法深入美国的现实问题，很多人最终选择了技术导向型研究。
    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负面影响是削弱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台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再举一个中国的具体事例。过去几年美国的政界、媒体乃至学界都在批评中国通过操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这种言论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从舆论上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施加了很大压力。其实，从操控汇率到贸易顺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做不到。
    学过宏观经济学头两节课的学生都应该知道，贸易顺差和净储蓄（即储蓄与投资之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通过操控汇率来影响净储蓄几乎是天方夜谭。有趣的是，在我们这次获奖的论文《中国式增长》之前，竟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挑战这个显然的谬论。西方学者的沉默不难理解，中国学者的沉默就值得探讨了。
    事后看来，美国政界和媒体对经济表现良好的国家或多或少有些酸酸的味道，各种貌似雄辩的言论背后也并不总有令人信服的逻辑，比如最近对于德国贸易顺差的指责，无聊得可笑。国家利益永远站在第一位，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中国作为一个有其特殊性的大国，有一批精通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又立志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在推动现代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内可以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对外还可以增进交流，减少言论上的摩擦，消除观念上的误区。
    更糟糕的是变相的“洗脑”，“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更有倾向性。而中国需要的经济学研究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
    危害更大是变相的“洗脑”。我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很快，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明显。有趣的是，我们在宣讲这项工作的时候，一些学者告诉我们他们几年前就有类似的发现。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做深入研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他们对这一发现有所保留。
    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学术界更容易接受国有企业绩效相对下降的结论。要发表违背西方主流观念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多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我感觉有些学者先验地排斥国有企业绩效提升这一发现，觉得一定是哪里出错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有企业绩效是否确实有所改善，而在于学者对各种可能性是否抱有同等开放的研究态度。不自觉地偏向某些观念，比如国有企业一定搞不好。对一些确实存在的事实持有盲目否定态度，就是我指的被西方主流观念的一种“洗脑”。
    前面说明了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各种问题，那中国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或者更具体地说，需要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呢？我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袁志刚曾经讲过，我们要做的事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是对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研究的高度概括。
    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以中国经济现实情况为导向，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和方法是不分国界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本土化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也是用中国元素去丰富现代经济学。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是更高更长远的纲领。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和现代经济学中国元素的增加，我们不仅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也希望更多的国际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中国经济已经注定成为世界第一。但愿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问题成为最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实现这两句话呢？我觉得首先需要避免过分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标准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提高研究质量的方法之一，它的特点是可以简单有效地甄别出那些采用非科学方法或者胡乱套用现代经济学的低水平研究。或许并非所有“好”的研究都可以发表在顶尖学术期刊，但顶尖学术期刊基本不会接受“不好”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标准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局限性，特别是认识到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困难。鼓励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延长考核周期，减低论文数量的重要性，都应当有助于年轻人专注大的、有趣的现实问题，而非解决那些美国人自己都不大在意的美国小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培养人才队伍。我总结了一个“四有新人”的标准：有独立思想，有现实意识，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有全球的学术视野。老一辈学者在前两方面做得很好，而我们的优势在第三点。向前辈学习他们的独立思想和现实意识，并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是我们这代学者成功的基本要素。最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具备全球视野，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化。
    （宋铮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