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地 谢斯儒：中国梦的经济学解析

    梦是一种意象语言，是大脑在做资讯处理与巩固长期记忆时所释出的神经脉冲。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是人民追求幸福生活之梦，是光荣历史、既有成就、现实矛盾、发展愿景的某种接续，更是对美好未来的期许。中国梦涉及诸多领域，但从根本上说是要实现经济的伟大复兴，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石。中国经济历经古代辉煌、近代苦涩、现代赶超、当代跨越，具备重建光荣与梦想的基础，但也面临着诸如微观、中观、宏观、国际、政府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只有破解这些难题，才能实现经济的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国梦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 中国梦； 经济学； 分析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是人民追求幸福之梦，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关系等许多方面。但首先是经济复兴之梦，因为这是成就所有梦想的基石。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经济学的视角，从历史记忆、苦难辉煌、圆梦路径等几个方面，解析中国梦的经济学含义，探究实现中国梦的经济途径。
    一、中国梦的历史记忆： 经济辉煌与苦涩
    基辛格写道：纵观历史长河，中国不仅在人口和疆土上远远超过欧洲诸国，而且直到产业革命前，仍远比他们富饶。一套运河体系把江河与人口中心连接起来。数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密集的贸易地区。由于中国基本上自给自足，其他地区对他的辽阔和富饶只是粗浅的了解。过去2000年里，有1800 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到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1 ]1766 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 魁奈写道：毋庸置疑，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美丽、人口最密集、最繁荣的王国。中华帝国不亚于一个统一在同一王朝之下的欧洲。[ 2]虽然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战乱频仍，统一、分裂的剧目不断上演，但却具有神奇的复原能力。以至于基辛格认为，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需创建的既有国家。[3 ] 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研究表明，直到鸦片战争前的康乾盛世时期，“在一个半世纪之内，国际贸易对中国最为有利： 茶叶行销于俄国，生丝见爱于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 ，而此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抬头，沙龙鼎盛之际，中国之瓷器、地毯、漆器、首饰与家具，使欧洲各国的首都都表现着富丽堂皇”[ 4]。根据西方的统计，清代康雍乾盛世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5]所以，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中国是携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的[ 6 ]。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的崛起，中国的噩梦开始了。“从公元1500年开始的这种技术和政治上的差异，是现代世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使用钢铁武器的帝国能够征服或消灭使用石制或木制武器的部落。”[ 7]中国是世界文明的摇篮。虽然避免了诸如几十上百个西班牙人就可以俘获美洲古老的印加帝国的皇帝进而被种族灭绝的命运，但开来几艘军舰加上几门大炮就可以打进中国首都的迫使中国割地赔款的事情也同样发生过。在东北两万日本关东军就敢跟张学良的几十万东北军叫板，肆意占领东北全境的这类令先人蒙羞的事件距今也并不遥远。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中，面对外国的商品输入以及资本压榨和掠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崩瓦解，民族经济苟延残喘。除了少数时期(如一战) ，列强因为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无暇东顾，给中国民族工业赢得短暂的喘息外，绝大多数时期，中国经济都乏善可陈。
    二、中国梦的现实基础： 经济追赶与超越
    如果说中国是携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的，进入现代则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和百年来的屈辱一路踯躅走来的。如何以崭新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数十年间，用计划经济手段强力推进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对先行发达工业国家的赶超和跨越，一直是中国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这种努力的成果虽然因为“文化大革命”及频繁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而大打折扣，但终究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帮助中国赢得了作为大国应有的国际地位，更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渐进市场化改革路径， 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实现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奇迹。到2011 年，中国的GDP 已经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二，人均GDP 也超过了5000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三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主要农产品、钢铁、水泥、汽车及很多制造业的产品都是世界第一。按照英国法律总和投资管理公司(Legal ＆ Gener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的一项研究，2000 年实现GDP 还是1． 3万亿美元，大致与法国相当。但到2011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7 万亿美元，相当于德、法两国经济总量之和。中国目前的GDP 相当于2000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七国GDP 之和。[ 8 ]2012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主要通信基础设施拥有量、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高速铁路运营里程、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等许多指标均居世界第一。全世界有500多种工业品，其中我国的220 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9 ] 观察中国经济跨越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在世界500 强中资企业数量的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争取进入世界500 强是中国企业的宏愿，但只有1 家金融国企榜上有名，反映一国综合实力的制造业企业一家也没有。
    到了2012 年，中资世界500 强企业已经达到79 家，中国大陆就有70 家之多。意味深长的是，这20多年来中国增加的世界500强企业数与日本减少的世界500 强企业数相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小觑。按照这种发展势头，2020 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可能性很大。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社会财富仿佛被法术般地从地底下被释放出来，国人的衣食住行丰裕程度是任何前世代都无法想象的。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也在不断调适。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及至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一步一个脚印，但每一步都很扎实。当代中国是过去漫长历史的延续，从黎民不饥不寒，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伟大的提升和跨越。中华民族终于站到了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门槛旁，我们终于有了梦想的充分理由。
    三、中国梦的经济困局： 矛盾与挑战
    中国经济，经过新中国成立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和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引来无数世人惊羡的目光。但是，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会发现经济生活中还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并集中在微观、中观、宏观、国际经济协调、政府治理等层面呈现出来，是实现中国梦必须破解的经济难题。
    ( 一) 中国经济在微观层面必须直面的矛盾及挑战
    首先，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差，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出口虽多，但附加价值较低。多年来，我们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发挥低成本优势，逐渐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出口产品大部分处在价值链低端，处在“微笑曲线”的加工组装部分，缺乏自己的研发、设计、自主创新和专有技术，“大而不强”一直是外贸出口的软肋。
    其次，中国企业在缺少名优品牌、核心技术的同时，企业信仰缺失问题也不可小觑，少数企业唯利是图，突破道德底线，进行产品仿冒、掺假、造假现象大量存在，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例时有发生。虽然只是少数企业所为，但损害了中国企业整体的产品形象和信誉，严重影响了消费者信心。
    再次，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具有“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粗放特质，并给全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负外部影响，代价巨大。我国单位GDP的废弃物排放量远高于发达国家，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位居世界首位。同时，高污染引发的生态退化问题突出，自然灾害增多，沉淀下来的社会财富减少，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降低人民的生活质量，影响社会稳定与环境安全。
    ( 二) 中国经济在中观层面必须直面的矛盾及挑战
    中观层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两个方面。
    首先，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动力。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滞后，而第二产业中的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处于主导地位，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由于缺乏创新技术、新兴产业的引领，以至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诸如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似乎离开了政府推动、政策引导，就会变得无所适从。经济生活中仍缺乏自发调节产业结构优化的能动力量，而过多人为干预、设计的产业结构调整，又难免“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怪圈，这就造成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两难抉择：基于市场经济规律不能进行人为地产业结构大调整，但为了结构效益又不能不进行人为地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变成了在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间摇摆的过程，不同区域、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一哄而起、重复生产、重复建设也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经济现象。
    其次，产业组织不合理，过度竞争态势在许多产业死灰复燃。目前，我国钢铁、造船等传统产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如光伏、风电设备制造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还有一些产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趋势。产能过剩与产业组织不合理的反映，折射出我国许多产业长期存在的过度竞争顽疾又死灰复燃。以钢铁行业为例。钢铁行业出现了逆集中化趋势。2011年、2012 年，我国钢铁业产量前10 位的钢铁企业的粗钢产量在当年全国粗钢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8． 4%、45．9%，远低于巴西、日本、韩国等国家80%左右的集中度。[ 10 ]钢铁是典型的规模经济要求显著的产业部门，技术经济要求少数企业就可以规模化地满足全部市场需求。惟其如此，企业才能有丰厚的利益用于研究与开发( Ｒ＆D)和技术进步，不断推出更高品质的商品满足市场需要；也只有寡头垄断产业，才能在市场约束明显、供求矛盾突出的背景下，通过企业间的协议压缩供给以适应变化了的需求，形成一种积极的产业整合市场的能力。在过度竞争的氛围中，不仅大量资源被不恰当地滥用，由于利益微薄甚至亏损，企业普遍缺乏Ｒ＆D和技术进步的动力和能力，不能适应国内市场需求推出此技术、新产品，越来越依赖国外的技术。新兴产业发展可能与传统产业的发展有所不同，企业经济规模方面的限制在初期并不明显，但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固有品牌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引进利用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可以逾越最初技术壁垒和规模经济门槛，但如果进入企业数量过多、单个企业产量不大，如果遭遇市场需求不振，很容易陷入过度竞争局面不能自拔，造成企业破产、行业衰败。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这个意义说，所谓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没有截然不同的产业组织规律，规避垄断与过度竞争，在适度竞争的氛围下，让企业拥有Ｒ＆D和技术进步的动力、具有调节产量整合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是在中观层面形成集约增长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 三) 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须直面的矛盾与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政府以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并未解决，甚至有所积累。主要表现在：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经济低迷，中国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阻。这本来应该是一个迫使中国经济主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及产品结构升级，进而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利时机。但是，由于政府采取了旨在稳定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诸如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这些努力在实现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诱发了新一轮的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大干快上。而随着出口转暖，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政策支持下也重振旗鼓、卷土重来。这使得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仅没有根本转变，甚至有所回归。中国经济重新被拉回世界经济“老战车”并被锁定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进行加工配套的危险客观存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任重而道远。
    其次，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显现，主要是形成了一种非市场的诱导效应，激发了各地区、各部门的盲目扩张冲动，遏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力。其结果，一是产能过剩加剧，结构性矛盾凸显，二是由地方基本建设引致地方债务风险不断累计，财政金融风险放大。
    再次，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1991 年为0． 282，1998年为0． 456，1999 年为0． 457，2000年为0． 458，2003 年为0． 447，2008 年达到峰值的0． 491，虽然2012 年又回落为0． 474，但还是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2010 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 328，英国为0． 342，日本为0． 329，德国和法国则不到0． 3，俄罗斯为0． 401．只有南非和巴西高于中国水平，分别为0． 631 和0． 547。[ 11 ]
    最后，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有待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增强公平分配十分重要。而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更好体现社会公平，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客观需要。按照再分配应该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理念，应该强化中央政府的责任，在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扮演好政府应尽的角色，这有利于凝聚改革的社会共识，汇聚新的发展动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未随城市化步伐加快而同步健全。住房、教育问题，“高龄少子”、“未富先老”引发的养老困境、医疗问题等正在成为掣肘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不和谐因素，放大了初次分配业已形成的分配不公，加剧了公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是造成“拉动内需”却拉而不动尴尬的根本原因。如何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编制一个社会安全网，在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增进全民共识，形成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课题。
    ( 四) 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面临的矛盾与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尽管遭受了严重的衰退，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依旧在14 万亿美元的高位上( 2009)。然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仅是5万亿美元。由于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 倍( 中国的人口13 亿，美国人口仅为3．07 亿)，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与劳动生产力依旧远远落后于美国。即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像众人预测的一样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生产力依旧只能排在中游水平，如果中国无法显著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的话。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非生产力最高的。[ 12 ] 中国在实现自己的国家梦想的过程中，应该对自身的处境有清醒地认识，不要被统计和预测冲昏了头脑。
    在中国经济崛起和复兴的过程中，来自先行发达国家的限制与控制正在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迹象。在贸易领域，一方面对中国进行高技术产品和技术封锁，另一方面对来自中国的商品的反倾销调查是最多的；在国际投资领域，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市场封杀中国民族工业品牌，进行技术垄断，使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努力变成一种“与虎谋皮”的游戏，另一方面在本国则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由阻止中国企业并购其企业。近年来，迫于虚拟经济膨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及国内就业压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推动所谓“再工业化”战略，相关领域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基于来自发达国家的限制和竞争，再考虑到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产业产品的同质化竞争，未来中国经济将不得不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格局。
    ( 五)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政府治理面临的抉择和挑战
    在已有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政府在治理经济方面努力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是，仅就经济领域而言，政府治理似乎也面临着若干矛盾的抉择及挑战。
    第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矛盾。“越位”即政府过多干预，替代市场直接配置资源。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扭曲市场信号，有损市场规则和秩序，不利于公平竞争，不仅会造成很多损失浪费，得不偿失，也会诱发权力寻租，容易滋生腐败现象。政府过多干预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其应该发挥的作用，如提供公共产品、进行高质量的市场监管等等，又往往注意力不够集中，做得不到位、不充分，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造成社会矛盾，即存在所谓政府“缺位”的问题。
    第二，结构与总量调整、供给与需求管理孰轻孰重的抉择。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心在于总量调整和需求管理，即通过政府财政收支、银行信贷、进出口、国际资本流动、汇率等总量指标的调整来扩大总需求，是拉动经济、克服危机的主要宏观调控政策组合。但事实表明，总量调整和需求管理的直接后果往往是货币超发，热衷于通过政府负债、信贷及金融创新、虚拟经济膨胀、依赖外资等方式扩大社会总需求。其后果则是饮鸩止渴、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总量调整和需求管理在一国内部封闭运行可以以邻为壑，给政府以很大的套利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尽管如此，由于总量调整和需求管理可以在短期内马上看到政策效果，仍然是宏观调控中常用的政策手段组合。相比之下，结构调整与供给管理则需要较长的观察期间才能看到政策效果。如何通过结构调整和供给管理，特别是从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供给效率提升入手，释放潜在增长率，将是保障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然选项。但是，应该看到，结构调整与供给管理政策在短期内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增多等后果。实施结构性调整和供给管理，就要采取创新驱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战略，在某些时点上也会与充分就业政策产生冲突。
    第三，“放”与“管”的抉择。李克强总理指出：要转变政府职能，释放改革红利。释放改革红利，首先是一个“放”的问题。要简政放权，不能过多依赖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是刺激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要调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向地方下放行政审批权等等。[13“]放”的必要性毋庸置疑。鉴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实际情形，大量危害国民生命安全健康的行为频繁发生，严格微观监管的理由和必要性同样非常充分。这就需要处理好“放”与“管”的辩证关系，该管的管好管住，不该管的就放开搞活，相信市场的力量。现实经济运动中的矛盾表明，该管与不该管的界限是模糊的。可能会出现该管的没管，理由是不该管。不该管的管了，理由是应该管。
    第四，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与推进投资平稳增长、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两难选择。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美丽中国，既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尚未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平稳增加投资，不断扩大实体经济总量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即便是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现有的能源结构下，节能减排的压力巨大。如何平衡节能减排的需要与推进工业化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实施包容性的微观监管政策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
    四、筑圆中国梦的经济路径： 深化改革与稳健发展
    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矛盾与困扰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经济上还有很艰难的路途要走。既然矛盾与挑战主要存在于从微观、中观、宏观、国际经济关系、政府治理等几个方面，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应该从上述几个方面来寻找。
    ( 一) 夯实中国梦的微观经济基础
    实现中国经济的伟大复兴，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在微观。这就需要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有利于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氛围，并提供相关激励与约束统一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使企业对中国经济新的发展理念、秩序及规则等有充分的认知，并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应该选择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而相互指责，把自身某种困境归咎于其它所有制企业的发展，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毒化了社会气氛。作为微观经济基础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则要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回应国民的福祉诉求，同时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发挥好引领作用。
    ( 二) 搭建中国梦的中观经济框架
    实现中国经济的伟大复兴，基础在微观，重点在中观，关键在产业。提升中国产业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是核心。这同样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在中观层面，转变发展方式，首先，是以区域均衡协调发展为目标，坚持在划分国土功能区的基础上优化国土空间按开发格局，避免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产品结构趋同，解决重复生产、重复建设、破坏生态环境、危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其次，调整产业结构，既要规避市场调节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时滞及盲目性，积极发挥政府干预的速效特质。也要防止政府干预的主观性，增强预见性，产业结构政策应该是导向性的，而主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再次，调整产业组织结构。合理的产业组织状况的形成需要有某种替代市场的机制：一是需要企业之间的自我整合，通过兼并、联合、重组，即借助于“自组织”力量，协调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发挥产业组织政策的“他组织”作用，在市场准入、退出、技术标准等方面引导企业规避垄断与过度竞争，在产业层面展开有效竞争。[14 ]
    ( 三) 构建中国梦的宏观经济大厦
    从中国经济总体的层面构筑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伟大复兴的宏观经济大厦，核心是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的实际出发，应重视国民经济的结构调节和供给管理，慎重运用总量调节和需求管理，紧紧围绕实体经济这一核心建立起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均衡，不断提高供给效率，宏观经济的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其次，高度重视在实体经济，特别是物质生产领域采取一系列旨在扩大就业的政策，扩张实体经济总量与提升实体经济效率并重，通过大中小企业并举、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并举、细化产业内的分工合作等途径吸纳更多的劳动人口就业。再次，调整宏观经济的牵引力结构，改变出口、投资“狂奔”，而消费“跛足”前行的不正常状况，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增加劳动收入，增加消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地域间非歧视的社会保障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后，调整投资结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重点主要应该是棚户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西部铁路、城际铁路及地铁等关乎长远利益的投资领域。
        
    同时启动社会投资，在金融、铁路、石油、电力等垄断性部门更大程度上向社会资本开放，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本的作用。
    ( 四) 协调实现中国梦的国际经济环境
    如何从发达国家围堵和新兴经济体的同质化竞争中成功突破，独辟蹊径，化蛹为蝶，是中国经济实现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国梦奠定物质基础的关键一步。从根本上说，获得更有利的贸易地位和更高的国民所得，实现高水平的国民福祉，占有更多的全球稀缺资源，最终都取决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产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按照国际价值规律，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的国际价值量成正比，只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民劳动才被认为是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价值的劳动。靠人工低成本维系的加工、代工战略参与国际竞争是没有出路、不可持续的，事实也已经走入穷途末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主要是通过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提升中国产业、企业及其产品的生产效率，从根本上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惟其如此，才能逐步摆脱“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的尴尬； 不再做那种用廉价劳动向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但却被指责向全世界输出“通缩”的蠢事。
    ( 五) 改进护佑中国梦的政府治理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但强势而理性的政府治理是护佑中国梦实现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实现中国经济的伟大复兴，当然离不开政府对中国经济的“善治”。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冲击以后，中国政府在经济问题上的驾驭能力和治理水平都有上乘的表现，并体现出西方国家政府所不具备的明显优势。但毋庸讳言，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政府治理水平仍有待提升。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越位”和“缺位”并存的问题，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应有职能，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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