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祖尧：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衰败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导美欧意识形态和经济对策的主流经济学派，之后逐步蜕变为美国政府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在近现代经济思想史上，没有哪一个经济学派曾经像新自由主义一样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2008年9月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扫尽了它的威风，这场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面对这场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危机，全世界的学者、政客、乃至平民百姓都在反思，力求寻找新的出路。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危机：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和美国政府战后对全人类发动空前严重的浩劫
    2008年8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标志着一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降临。危机起始于银行信贷资金断裂，但很快便殃及实体经济。在危机最严重时，美国有14万家企业倒闭，工业生产下降46.2%，银行倒闭140家，西方世界工业生产下降37.2%。危机重创了西方国家经济，泡沫经济破灭，股市崩盘，资产大量缩水。据2009年3月9日亚洲开发银行报告，仅2008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超过5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一年的产出。5年来，美国家庭净资产缩水36%，从10.29万美元下降到6.68万美元。大约有1100万宗住宅抵押贷款(占美国住房贷款总额23%)己资不抵债，即贷款余额大于房价。另据美联储数据，衰退吞噬了美国人近20年的财富。失业人数剧增。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2008年危机以来，全球约有50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2011年底，全球有l.96亿人失业，预计2012年将上升到2.02亿，失业率达6.1%。发达国家的就业率要到2016年末才可能恢复到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美国失业率一度升至近10%，随后一直在8%左右摆动。欧盟2012年一季度失业人口达2470万人，比上季度增加19.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10万人。欧盟为应对衰退所采取的紧缩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就业形势恶化，大量失业人口流入庞大的贫困队伍。
    危机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原本富裕的社会呈现贫困化的颓势。由于经济泡沫破裂，居民资产严重缩水，中产阶层处境艰难。有媒体认为，中产阶层正在消失。中低收入群体受害最为严重。据墨西哥《宇宙报》网站l月24日报道，美国最新人口普查统计显示：经济衰退已使4600万美国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创近52年来最高纪录。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2011年10月25日），1979—2007年，1%最富有的人税后家庭收入增长了275%，而最贫穷的20%的人税后家庭收入仅增长18%。2010年，美国贫困率上升到15.1%。2009年，领取免费食品券的人数增加到3220万。危机伤害的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劳动人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人民所遭受的灾难更加深重。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运用经济、行政手段转嫁危机，加害于发展中国家，使它们蒙受双重灾难。
    危机爆发己5年，各国政府相继出手救市，但经济未见全面复苏，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入不敷出，债务危机深重，救市举措如同饮鸩止渴，社会矛盾加剧，整个西方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二、反思经济危机、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抨击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西方世界不可逆转的群众性思潮
    1. 2011年9月17日，在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标志着西方国家广大下层民众对标榜自由、民主、人权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强烈不满，已经从单纯言论发展到群体性有组织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提出，我们“是占总人口99%的普通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人的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其主要特点就是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矛头直指华尔街金融寡头、美国政府及其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占领华尔街”运动目前虽无严密组织，没有政治纲领，但决不会到此为止，导致这场政治运动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危机还看不到尽头。
    2. 在西方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营垒里，许多学者、官员、政治家直面危机，正视现实，重新审视，深刻反思，转而批判新自由主义。日本有位知名的兼官学一身的经济学教授中谷岩对自己所学所讲所用的经济学进行了认真反思，说自己曾经“过于天真地相信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市场至上主义的价值”；曾宣扬“如果日本也能像美国那样进行自由经济活动，转变成市场机制发挥机能的社会，就能变得像美国人那样富裕、幸福”。在参与政府决策时，曾力主把美国的经济体制、政策和结构引进日本。危机使他的幻想破灭，他终于清醒地认识到 “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自灭”，疾呼“有必要大声反对追随美国那种抛弃弱者型的结构改革。”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号称“四朝元老”，在四届政府中执掌金融大权，竭力推行新自由主义货币政策，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他于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作证时承认其在执掌美联储期间对金融业疏于监管，助长了金融自由化。他认为这是个“错误”，现代风险管理范式已经“走偏”，他对放松监管这一政策的信念已经“动摇”。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对于市场原教主义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他说：“眼下发生的事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作用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3. 从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而扩展到批判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近几年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变化。20世纪80—90年代，国际舆论界崇尚资本主义制度，丑化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但新世纪初，美国这位帝国老大自己不争气，一场金融经济风暴撕掉了披在它身上的“皇帝新装”。
    关于资本主义的种种神话，已经被它自己制造的危机无情地戳穿，令精英人士崇拜的“美国模式”已经丢尽颜面，信誉扫地。国际工会联盟秘书长沙兰·伯罗认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不再适应21世纪。达沃斯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提出避免“制度腐败变质”问题。他认为：“人们绝对可以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戈夫列举了现代资本主义诸多弊端，指出所有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形式归根到底都是过渡性质的。当今居主导地位的英美模式将被其他模式所取代。
    经济危机还暴露了西方政治制度的腐败性、虚伪性。西方的“民主”，名为“票主”，实为“钱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要求建立一个免受金钱腐蚀的干净的民主制度。他认为，当收入和财富如此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时，极少数富人有足够的金钱主宰民主，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民主。
    4. 世界经济危机这场由美国金融寡头、政客、文人合谋酿成的大灾难，彻底戳穿了他们编造和散布的关于美国社会、制度、体制、模式、道路的种种神话、迷信。在事实面前，谎言重复千遍万遍也变不成真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梅格纳德·德赛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已步入老年，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已经向东方转移。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对于东方来说，也是一件令人深感不安的事情。他说，许多国家在筹划一条通向未来繁荣的道路时，决定推行越来越“资本主义”的政策。但是，那条通往繁荣的道路现在看上去再危险不过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对亚洲国家来说可能是最糟糕的经济制度。曾任德国总理的施密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就在美国佐利克等人抛出旨在最终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实现全盘私有化的所谓“顶层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施密特发出令国人深省之语:“国有企业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应当否决私有化。”
    5. 西方学界不仅直接挑战新自由主义，而且名校学生群起造了新自由主义学派大师的反。2011年11月2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发生了一起震惊美国乃至世界学界的学生罢课事件。被学生罢课的是哈佛“明星教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曼昆。他撰写的《经济学原理》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世界发行100多万册。他曾任小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罢课学生说，他们属于美国社会中“99%的人民”，抗议另“1%人的贪婪和腐败”。罢课是为了表达他们“对于这门导引性经济学课程中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不满”。罢课学生响应“占领华尔街”运动，当天走出校园加入了“占领波士顿”的游行示威队伍。游行队伍也走进哈佛，支援罢课学生，打出红色标语: “我们希望大学为99%的人服务!”罢课学生认为，真正合理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同时包含对各种经济学的优点和缺点的批判性探讨。但在曼昆课程中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其他可供选择的路径来研究经济学。哈佛学生的罢课行动提出了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6. 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导致新自由主义衰败，引发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危机。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及其著作、理论在经历了一段政治寒潮之后，在西方世界重新受到重视，出现了不容小视的“马克思热”。新自由主义衰败和马克思热，形成了强烈对比，构成当今西方政治生态的重要特点。
    在西方世界，苏联解体后出现过一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遭到诋毁、批判、冷待。当时，美国的福山断言，苏东国家蜕变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社会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资本主义己无可替代。“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今天，历史已经终结”。但是，面对此番大危机爆发的严酷现实，他不得不说，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这场危机是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终结”，“尤其是美国不再被看作有社会政策创新思维的唯一中心”。西方出现的“马克思热”有以下特点：一是发生在仍在延续的世界性大危机的背景下。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各国应对之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采取的以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主旨，扩大内需，同时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危机提供的机遇，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人才，发展自己；另一类是西方国家按照凯恩斯主义，实行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靠经济军事化扩张军备和罗斯福新政，使经济走出险境。到70年代，由于经济陷入滞胀泥坛，凯恩斯主义的主流地位被新自由主义取代。但好景不长，进入新世纪，一场金融风暴紧接着一场经济台风横扫全球，扫尽了新自由主义的颜面。正是在这种困境中，一些有识之士和公众把目光投向“世纪伟人”马克思。“马克思热”的另一特点是波及的面广，从欧洲到美洲、亚洲，从金融帝国到发展中国家，涉及的人群众多，从学者到政治家、从企业家到经管人员、从青年学生到普通劳动者、从神职人员到平民百姓，几乎遍及各行各业、各类群体。
    “马克思热”的出现完全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组织的。如果没有世界经济大危机，没有新自由主义衰败，西方“马克思热”不可能如此迅速出现。这股思潮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马克思热”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及其领军者从此放弃自己的阵营。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