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财：经济改革与经济学转型

    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顾以往的岁月可以发现，经济思想的突破和理论范式的转型对推动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深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还面临着进一步思想解放和实现经济理论系统变革的艰巨任务。
    一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传统计划体制背景下启动的。然而。正如阿克顿所说：“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原因。”① 经济改革也是在一定的改革意识引领下发生的。不过，作为经济改革最初的理论依据，孙冶方等人的经济思想又是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形成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在理论范式上，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基本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结构方法为依据；第二，社会主义经济部分明显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第三，有关的经济学问题讨论主要是为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政策提供解释或论证。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在‘左’的政治路线的统治下受到了致命摧残”。② 虽然，“在那风雨如磐的时代里，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③ 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客观上成为启动经济改革的思想武器。但其理论方法上的局限显而易见。
    顾准被誉为中国学术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表的那篇著名论文中，顾准明确指出：“因为企业会自发地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也会发生自发的涨落”，所以，经济计划应“减少它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④
    1956年，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明确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⑤ “通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认识和计算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规律的这个重大作用，——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非但不应该受到排斥，而且应该受到更大重视。”⑥
    应该充分肯定的是，顾准等人的理论见解体现了超前的思想深度，成为经济改革宝贵的先行资料。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首先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一种科学的认识有关。如顾准曾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的结论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关系。”⑦ 例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商品生产的性质的理论，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两种所有制间的交换是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公有制下面是不存在商品生产的”。⑨ 卓炯写道：对马克思的某些论点，不能简单地从表面上去看，也不能视之为教条，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过，“只有各自独立而不互相依赖的私人劳动产物，才能互相当作商品来对待”，“如果把这个论点加以绝对化，那么结论必然是商品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这就和商品的宽定义和商品的本质观点相矛盾，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⑩ 卓炯主张历史地看这一问题，“因为马克思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不能离开历史而谈抽象的商品经济。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经济，实质上就是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商品经济。我们今天则特别要从现实出发，因为如果只承认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那就必然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历史情况变化了，我们的认识也要跟上去。”(11) 这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理解；其二，需要从发展了的实际出发，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不仅如此，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孙冶方等人的思想触角已经深入到某些基础方法论层面。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曾经过多次修改，“每一次改稿，都扩大了论题的范围，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和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也就是和列宁关于‘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指示相对立为止”。(12) 他尖锐地指出：“要想搞好经济，只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以任何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更不能以‘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摒弃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偏执观念，就能发现一定时空间存在的规律。”(13) 孙冶方则揭示了否定价值规律的理论倾向的历史根源，他说：“自然经济论使我们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推迟了三十年到四十年，还停留在卢森堡、布哈林当时的经济水平上，即自然经济的水平上”，“我们要跳出四十年来的自然经济的圈子……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提法就是上了‘自然经济论’的当。”(14)
    独立而深刻的思考，使顾准的理论研究即使运用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方法，仍然达到了与现代经济学相同的高度。如顾准认为：导致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他写道：“历史经验证明，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全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需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15) “一个实行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才能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同时也只有当它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计划，才能广泛动员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计划所不能细致规定的地方（事实上过于细致的结果，一定与实际生活脱节），自动调节生产、分配、产品转移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提供许多制订再生产计划的根据。生产规模愈大，生产分工愈细，消费水平愈高，经济核算制度就愈为必要。”(16) 而在20世纪20年代，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冯·米塞斯针对当时苏联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计划经济，撰写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作者认为：取消了货币和商品，就不仅不可能有真正的合理的经济计算，而且根本无法得到一个高效率的经济机制。有意思的是，新奥地利学派对取消商品和市场的批评包含有以下三个中心部分：“（1）经济计算的必要性；（2）能为合理而有效的经济计算提供信息的竞争性的货币价格体系的必要性；（3）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框架内，竞争性的货币价格体系的不可能性和不可行性。”(17)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顾准和米塞斯两人的逻辑推导是相似的。
    但顾准的例子毕竟是个别的。在其他几位提出过创新理论的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比较典型的是孙冶方。在强调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同时，他认为：“价值规律是价值的存在和运动的全部过程的规律，价值决定是这规律的基础，亦是这规律的起点。价格和价值的背离以及通过这种背离所发生的作用只是这规律在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的一种作用方式；这种作用方式，目前在我国就算基本上是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现在就已经不再采用迂回曲折地表现社会必要劳动的方法，即不再采用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价格的方法，而要用直接计算劳动成本的方法来定价格，并编制生产计划。我在一九五六年时说要‘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就是指的这个涵义。”(18) 他还说：“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要打破自然经济论和商品经济论。这两者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恩格斯所讲的价值范畴的对立面。我们如果不向这两个对立面开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就不能建立起来”。(19) 显然，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孙冶方一方面反对‘自然经济论’，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另一方面又反对‘商品经济论’，反对市场调节，便是这种矛盾的反映。”(20) 这种矛盾产生于他年轻时接受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训练与社会主义经济现实的严重脱节。
    二
    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在50年代以后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材，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和方法，这种情况至今（指20世纪90年代初——引者注）大部分还没有多大改变”。(21) 这种状况导致了孙冶方等人的研究无法在改革进程中继续深化。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作，“算上改革开放之后，两起两落。写作组成员不可谓不用功，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也达到了融会贯通、信手拈来的地步，然而或多或少地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结，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从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致使它最终流产”。(22)
    蒋一苇的理论探索也反映了这一点。1980年初，蒋一苇正式提出“企业本位论”。他把当时仍然在实行的中央高度集中的体制称为“国家本位论”，把地方政权作为经济组织的直接指挥者的体制叫做“地方本位论”，而他自己所主张的则是“企业本位论”。所谓“企业本位”，就是要把企业真正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具有经济权益的基本单位。他强调：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企业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企业要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性。他断言：“我国的经济体制，过渡到以具有独立性的企业为基本单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中会有阻力，前进中可能反复，这一切都是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总的发展趋势必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23) 这是我国经济学理论在微观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
    另一方面，蒋一苇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隔离，使劳动者自觉地为自己和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而工作，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运用到经济上，实行高度的经济民主，创造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生动、更活泼的经济发展的局面。因此，让每一个基本经济单位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性，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联合起来，受国家的统一领导，做到既有企业的独立性，又有国家的统一性，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计划，又有自由，将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加全面的体现。”(24) 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职工主体论”。在他看来，“职工在企业中是主体地位还是客体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分界线。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也认识到活劳动——人的重大作用，提出了‘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采取了许多改良措施，也取得了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一定成效，但是它绝不可能跨越这一界限，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体”；而“把‘物’统治‘人’的反常状况颠倒过来，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体，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使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全部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和灵魂”，“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25) 问题在于，职工主体论的基础是经济民主，虽然在理论上这种民主权利属于职工，由职工来加以实施，但是在国有企业的制度框架中，职工在事实上只是被管理者，他们没有实施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和监督权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所谓的全民所有仅仅赋予职工名义上的所有权，与每一个职工个体不存在权益上的联系，而这种产权虚置的弊端并不能通过经济民主来加以消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获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如关于企业改革，张维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指出：“企业家是一种特定的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这样的财产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为了造就一支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必须改革现在的财产所有制度”，“在既有的财产关系下，试图解决政企分开不可能；用‘股份制’等来解决所有权约束无效；用‘资产经营责任制’、‘租赁’等来解决经营者行为的短期化不可能”。(26) 他分析说：“股份制只是所有权表现形式的变化，而不是所有权的削弱，更不是对所有权的否定。职业企业家的存在永远以所有者企业家的存在为前提。如果没有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如果没有真正承担风险的所有者的存在，职业经理就不可能对财产负责，就不可能把财产增值作为自己的经营目标，从而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企业家。”(27)
    在留学回国以后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张维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分析更加清晰和深入了。他重申：“企业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离开个人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存在。”(28) 他进一步指出：对企业的经营绩效而言，“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比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更值得信赖（more credible）”，因为前者具有抵押性质，
    “非人力资本一旦进入企业，将成为‘天生的’风险承担者，其所有者有更好的积极性做出最优的风险决策。对比之下，人力资本所有者更可能成为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plunger），因为对一个没有非人力资本的人来说，他的风险是不对称的，失败的成本由别人来承担，而成功的收益自己占有。”(29) “因此，让资本所有者拥有当企业家的优先权是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占据企业家岗位的重要机制”。(30)
    林毅夫等人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进行了反思。他们指出：“从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从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形成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致建立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样一个历史和逻辑的顺序关系。”(31) 他们分析说：“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抑制。第一是扭曲的产业结构。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文化水平；依靠高积累维持的经济增长扭曲了国民收入的分配，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扭曲的产业结构还导致经济的封闭性，造成既不能利用国际贸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又不能借助于国际贸易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的局面。第二是低下的微观经济效益。由于实行生产所需的要素统一调拨、生产出的产品全部上调，发生的成本统一核算、创造的利润全部上缴的企业制度，企业发展与其经济效益没有联系，劳动者的收入与其作出的贡献没有联系，严重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微观经济效益极为低下的问题，以致生产只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下进行”，可以说，“改革前中国经济增长高成本、低效益的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错误的发展战略。”(32)
    特别需要指出，现代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不仅深化了理论界对经济改革的研究，有力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而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有密切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在由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一书中，吴敬琏在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时就意识到：“体制上的弊端是造成结构上的缺陷的一个重要原因。”(33) 1983年，吴敬琏赴美进修，在耶鲁大学接受了一年半系统的现代经济学教育，从经济学原理，到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从本科课程，到博士生讨论课，从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到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他都广泛涉猎，深入钻研，加上对美国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体验，使他对市场经济有了清晰的认识。回国以后，吴敬琏在为他的《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一书所写的“后记”中首次表述了“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定是‘市场取向’的”思想。(34) 在其他论著中，吴敬琏表述了相同的看法，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主义各国所有真正的改革，无不是所谓‘以市场为方向’（market- oriented）的。所以，如果认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属于‘离经叛道’，就无异于宣布经济体制改革为非法。”(35) 吴敬琏还认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对既相联系、又有微妙区别的概念。对于近代的社会化经济来说，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只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作界定。(36)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吴敬琏的市场经济理论更趋明确和完整。在一度难产、后又产生巨大影响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中，吴敬琏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加快改革的主张。他认为：当时存在的“双重体制不可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改善企业的运作和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这种胶着对峙的状态不能长期持续”，而“加快改革是扩大前十年战果，缓解当前面临的严峻局势（指通货膨胀、贿赂腐败、分配严重不公等——引者注）的唯一选择”，否则，“如果旷日持久，一些有利条件会逐步丧失，而矛盾会积累得越来越多，从而增加和扩大长期风险”。(37) 有关如何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吴敬琏提出了四个重点：（1）必须有真正的企业；（2）要建立市场体系；（3）要制定市场规则；（4）应确定工作重点。
    1989年11月7日，在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召开的有关会议上，1990年7月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邀集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上，吴敬琏都明确地主张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并与主张“计划取向”的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因而被称为“吴市场”。
    三
    毫无疑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是经过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的政治决策而确定的，在经济学界，薛暮桥、马洪、于光远、杜润生等老一辈学者也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掌握了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吴敬琏能在关键时刻产生独特的理论影响力，并在以后继续发挥坚持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经济学家的作用，是一种需要进行研究的学术现象。
    实际上，随着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推进，理论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不断深化。1983年，熊映梧发表文章，(38) 主张用发展的观点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他首先肯定《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经济学著作，其伟大意义体现在：（1）“集中了200年来经济科学的丰富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创造性发展，把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2）“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一系列规律，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3）“揭示了社会再生产运动、特别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因而，它的理论意义远远超出资本主义范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也有重大的指导作用”；（4）“《资本论》及其序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导言》所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但熊映梧同时指出：《资本论》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其一，“《资本论》的某些原理，是从资本主义前期的实际情况中概括出来的，它们未必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其二，“《资本论》的某些个别结论，根据不足，未必能够成立。”其三，“《资本论》及其他一些著作对未来的某些预测，尚属于‘未来学’的范畴，有待今后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其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静态分析’，因而不免有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能把《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局限于注释和考证的范围，更不应教条主义地对待《资本论》，应当运用《资本论》所揭示的原理，去指导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许多问题。”
    樊纲在20世纪90年代初认为：我国原有的经济学理论落后，在改革实践中，“各种经济学理论正在被引进；经济学家们正在开始将自己已经接触到的东西引入经济学论文；过去的‘范式’正在被打破，而新的‘范式’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服务的新的《导言》和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39) 他尖锐地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名义上是马克思的，但实际上与马克思经济学很少有共同之处：它名义上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不是实证性地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的生产关系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根据某些理论假定（公有制、同志式相互协作、按劳分配）推论出生产关系应该是什么；在‘同志式相互协作’的前提假定下，经济中是不存在内在的利益矛盾的，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在经济变量（这里指的是计划指标、利润率、补贴等）的决定过程中经济利益矛盾也不起任何作用；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文化和物质需要’的统一经济目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下，在被假定为正确地反映了生产条件和社会需要，正确地预测到未来变化的集中的（而不是无政府的）经济计划下，整个经济综合平衡，分配合理，万事和谐；一切不和谐的现象，都是错误的行为导致的，而不是生产关系、利益关系或制度本身内在地产生的问题，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是完美和谐的”。(40) 为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基础上，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其他理论体系进行整合。
    20世纪末，张曙光写道：“传统经济学虽然处于主流和正统地位，但却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自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来，人们就开始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批判了。正是这种反思和批判才使我们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理论禁区”。(41) 他认为：“改革进程本身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其关键在于，它用事实证明，传统经济学缺乏应有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42) 具体而言，传统经济学的缺陷在于：它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人，即使涉及到人，也是“脱离现实经济活动和人的基本特征，单纯从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方面来考察，这种分析往往陷入美妙的幻想和空洞的说教”；(43) 它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交换关系，其结果是“否定了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看轻了价格的意义和作用”。(44) 也因此，传统经济学只是一种政策经济学、注释经济学、口号经济学。张曙光强调：“任何一种理论经济学都有自己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假定，也有自己的演绎过程和推理逻辑”，(45) 这就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缺乏解释力，只是其理论假设的必然结果。由于“传统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规范性预言作为基本前提，所暗含的关于人及其行为假定是：在公有制经济条件下，人们都是一心为公的，或者说人们的行为目标不是最大化个人利益，而是追求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46) 所以它把“经济人”和“理性行为”视为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而加以批判，认为从“经济人”和“理性行为”出发歪曲了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这实际上是颠倒了行为目标和行为约束、个人目标函数和政府目标函数、个人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关联，“传统经济学并没有方法论适用范围和界限的思想，以国家为本位的方法论不仅是唯一的，而且是万能的……并没有为个人留下什么位置”，(47) 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传统经济学“在演绎法的运用上往往存在着逻辑的断裂和跳跃”，它的“演绎前提不是从对经济生活现实的观察和归纳中得到的，而是从某种先验东西中得出的”，它“往往从解释现行经济政策及其作用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及其规律”，“它对现实经济现象的归纳分析往往带有寻找例证的性质，因而随意性也就较大”。(48) 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现代化加以变革。
    这就意味着，在传统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家可以提出改革计划体制的政策建议，但要进一步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贡献，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吴敬琏说：“如果说恢复家庭农场制度只需要农民对千百年相传耕作制度的切身体验和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的政治睿智就足够了，那么，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完全依靠自发的演进，它的建立和建设至少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光阴。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49)
    毋庸讳言，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系统转型还没有完成，传统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一些人质疑改革、清算改革的理论依据。在教育系统，严重脱离现实、囿于空洞说教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依旧是学生必须接受的本本，以至于有些富有历史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忧心忡忡。而如何科学地认识市场经济，怎样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体现现代精神，都只有在范式转型的前提下才能深入探索。
    科学地认识市场经济，在西方工业社会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则具有启蒙意义。历史地看，我们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开始接触市场经济的，首先是鸦片战争中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其次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再次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体制，加上近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这些都使我们难免对市场经济怀有先验的警觉和抵触心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市场机制的认同也是从承认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转变而来的。显然，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从理论上加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必要的。
    例如，市场经济是怎样产生的？或者说，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还需要具备什么必要的社会条件？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脱离不了一定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世界现代文化源于西方，
    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包括三个层面，经济上是市场经济，政治上是民主制度，还有以人权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范畴。这都是世界文化的伟大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对各国具有普遍意义。三者是一个整体。如果没有后两者，市场经济不可能健康发展。”(50)
    再如，市场经济通过自由竞争产生了巨大的效益，那么这种竞争是否必然与道德冲突？当一种规范的市场体系建立以后，是否还需要有一种外在的道德干预？答案是否定的。国内有一位哲学教授曾探讨过市场经济的伦理正义。(51) 他指出：“市场经济模式一方面要求经济的自由竞争、各尽所能；另一方面，它又要求这种自由竞争必须是公平合理的。没有公平，竞争既不能合理持久，也不可能是具有高效生产性的竞争”，“市场首先通过普遍均衡或平均化的市场价格体系与利润分配机制来确保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事事平等。任何非经济的政治力量（权力或权威）、社会文化力量（传统习惯或个人心理偏好）原则上都不能直接限制或改变这种市场竞争的公平秩序”，这使市场经济具有原始正义性。虽然，“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完全脱离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而孤立存在和发展，更不可能完全自发进行，它需要有必要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但这些条件无疑都是为了维护、完善这种经济体制，而不是相反。而在古典经济学创立者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中，道德哲学、经济学和法学，本来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旦在思想层面上廓清了市场经济的本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转型就有了明确的指向。对经济学的理论转型来说，基础研究比应用研究更为重要。樊纲指出：“像任何其他可以称得上‘科学’的领域一样，经济学也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的差距。也像其他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理论一样，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比如经济学中关于‘行为理论’的理论，关于人的消费偏好与物质资源配置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关于物质‘生产函数’的理论，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及互相关系的理论，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关系的理论，关于制度形成与演化的理论，等等。在这些理论当中，有许多内容属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范畴。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因它们是由一些外国人，由一些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人所发明所发展，就与我们无关，就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基础理论，就不应认真地加以学习和掌握。”(52) “长期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即应该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和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的问题。过去普遍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借鉴与运用’的只是那些具体的分析工具与一些针对实际问题的政策分析（比如那些因政策观点分歧而形成的各‘流派’的种种政策主张）。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颠倒了的’论点。由西方人在最近一两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对我们最有用、最应该认真学习的，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基础理论，那些‘基本的’内容和方法”。(53)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学的系统转型是一个回归常识、回归理性的过程。如果把这一过程作为30年以来思想解放的延续，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最近所讲的话就有了强烈的现实性，他说：“当时是一个急切需要回归常识、回归理性的时代。拨乱反正，所要反的‘正’，恰恰就是常识。当年连常识都被遗忘的时代，是一个蒙昧主义统治的时代。”“告别那样的时代，是历史的进步。我们的现时代已经是一个理性的时代。”“这个星球最近一百年来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怎样认识现代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都需要我们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现在我们在大力提倡求真务实；求真务实首先就要从思想理论上求真务实。自己不相信的话就要少说或者不说。”(54)
    收稿日期：2006-06-03
    注释：
    ① 转引自李宏图：《译后记：在历史中寻找自由的定义》，［英］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5页。
    ②③(49) 吴敬琏：《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④⑦⑧⑨(15)(16)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第39－40页，第26页，第22页，第2页，第31页。
    ⑤⑥ 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第5页。
    ⑩(11) 卓炯：《前言》，《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第15－16页。
    (12)(13) 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页，第385页。
    (14)(19) 孙冶方：《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若干理论问题的感想》，《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288页，第287页。
    (17) 张军主笔：《比较经济模式：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经济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18) 孙冶方：《论价值》，《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20) 吴敬琏：《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吴敬琏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620页。
    (21) 王珏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十年》第1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22) 柳红：《当代中国经济学家评传丛书：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23)(24) 蒋一苇：《企业本位论》，《蒋一苇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第147页。
    (25) 蒋一苇：《企业本位论与职工主体论》，《当代中国百名经济学家自述：我的经济观（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26)(27) 张维迎：《企业家与所有制》，《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第8页。
    (28) 张维迎：《从现代企业理论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29)(30) 张维迎：《所有权、治理结构、委托—代理关系及其他——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林毅夫、海闻、平新乔主编：《中国经济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第29页。
    (31)(32)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第56－57页。
    (33) 吴敬琏：《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吴敬琏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34) 吴敬琏：《中国经济的振兴有赖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当代中国百名经济学家自述：我的经济观（3）》，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页
    (35) 吴敬琏：《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35页。
    (36) 参见吴敬琏、胡季：《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0页。
    (37) 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6页。
    (38) 熊映梧：《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社会科学》，1983年第7期。
    (39)(40) 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和综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第156页。
    (41)(42)(43)(44)(45)(46)(47)(48) 张曙光：《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第6页，第28页，第30页，第50页，第59页，第98页，第122页。
    (50) 丁东、蔡仲德：《士人格：一个世纪的回顾》，祝勇编：《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51) 万俊人：《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52)(53) 樊纲、刘世定：《在经济改革中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9页，第620页。
    (54) 季桂保：《那篇文章，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胡福明访谈》，《文汇报》2008年5月11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