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宏：经济学在能量转换的失衡/均衡循环中重生——从陈平“经济学七大困惑”说起

    摘要：从亚当·斯密通过“分工与交换”分析发现的“均衡”（通过Aninvisiblehand），到帕累托的“改进”（ParetoImprovement），是人类解决重商主义零和游戏，以及把货币与真实财富等同起来带来的社会生態失衡问题（比如把高水平货币积累与供给等同于经济繁荣，并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其政策目标）的卓越努力。
    在经济学上，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将从“投资、内需、进出口”经济模式，转变为“生产、交换、生態”经济模式，也就是从重量、数量法则，向能量、质量法则的转变——“让生产回归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也可以称之为“分工、交换和生態（动態平衡）通论”。于是，经济学也将在能量转换的失衡/均衡循环中重生，从而走出陈平“七大困惑”。
    陈平兄的《关于经济学七大困惑：经济数学为何如此落伍却自封社会科学之王？》是一篇发现真问题、硬问题的好文，值得反复思考。
    作为物理学家，陈平观察到“经济学七大困惑”：（1）离散时间的差分方程排斥连续时间的微分方程。号称先进的经济数学还处在牛顿以前的时代。（2）美妙的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是违背牛顿力学和相对论的超距作用。（3)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决定论，等价于物理学的标量场论。(4)有效市场和理性预期的完全信息理论违背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关系。（5）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无摩擦力世界”，不懂牛顿力学惯性运动和加速运动的区别。(6)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缺乏医学、生理学和生态学的常识。（7）金融和计量经济学的数据分析方法，落后于大萧条以后的数据爆炸及信息时代的火箭科学。
    陈平“经济学七大困惑”，所指称的问题是：经济学学科——无论是“新老自由主义”还是“新老结构主义”，抑或“政治经济3.0”，以及“宏经”、“微经”划分——未能跟上科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生態学前沿发现的“新事实”“新假设”“新应用”，因而也未能对现实经济行为，尤其是处于工商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别”“区域”经济体要素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化”的适应性研究，往往犯下“刻舟求剑”式的错误而陷入困境。
    经济学学科对于人类遭遇周期性经济危机与新兴国家经济崛起，既缺乏合理解释，更无理论彻底性的应对办法。大部分大学本科课程，主要关注经济学家运用的工具，但并未解决大部分学生对经济学科的质疑。于是，引发近年来欧美大学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他们抗议现行大学经济学课程，难以应对全球经济发生的问题，传统经济学课程，亟需全面修改。由索罗斯赞助的InstituteforNewEconomicThinking斥资约30万美元，试图通过一项将更多重点放在经济学历史和数据上的一本交互式在线教科书（COREproject）的新教学大纲，来回应伦敦、巴黎、纽约、波士顿、布达佩斯、悉尼和班加罗尔学生的投诉和质疑。
    自从中国人引进了“科学”“科学精神”、“科学建模”“科学主义”等概念和观念以来，如何拿捏、把握既成“科学建模”理论、保守“科学主义”与“科学”探索、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动态平衡？就一直争论不休，而且，这种争执的背后，还往往夹杂着太多的惯性（思维路径依赖）、立场（既得利益羁绊），而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二元对立的选择性困境（如陈平讲的“经济学的七大困惑”）难免党同伐异的问题。陷入这种困惑和困境的情况（事实），并不只是中国特色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如此，只是比较容易陷入思维定势的中国经济学家，也许表现得更突出一些。所以，东西方学者们谁也不具有嘲笑对方的先天优越感。
    无论是现实政治经济活动，还是科技、人文、社科领域，都永远存在一个“江山代有才人出”，而从各领风骚“数百年”到“数十年”“数年”，甚至“数月”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个既要“实事求是”，也要“与时俱进”，而不能“固步自封”、“永远正确”的科学问题，而且，更是个不断“审视生活”、“追寻可能的世界”的哲学问题。正所谓“生活之树常绿，理论总是灰色的”。
    在我看来，这正是人们从混沌到有序，从简单系统到复杂系统或生態系统实时揭示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有边无限”“动态均衡”关系间性的共生哲学，所要面对和试图解决的问题。
    所以，无论是工程学（科学技术）方法意义上，还是伦理学（人文社科）方法意义上，经济学要揭示分工与交换的“均衡与失衡”的问题，都应当实时回到个体与共同体现实的经济行为的“认知”和经济策略的“参与”实况。联系到陈平提出的“经济学的七大困惑”，也就是说物理学发现揭示的规律性事实与经济学发现揭示的规律性事实之间有没有通约性，或能不能遵守这种通约性？其实，这远不只是物理学和经济学自身如何的问题，更不是哪个国别或区域的人和经济体的问题。说到底，依然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是一个实时把握动态均衡追寻可能世界的“哲学素养”问题。
    事实上，不仅“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资本论”作者卡尔·马克思、“创新论”作者约瑟夫·熊彼特、“通论”的作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有深厚的哲学、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素养。而且，从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比如从诺贝尔经济奖获奖者的履历表，不难发现一个现象，经济学中的大家，往往都不只是单纯具有经济学的素养，或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大凡在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领域卓有建树者，都具有哲学、伦理学，甚至社会学、法学、物理学、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否则，一个国家或这个世界的经济运行，就只有在“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之间作钟摆式选择，经济学家只需根据政府实施什么样的政策而专注于技术层面的完善，或者为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作注释。如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那么无论是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是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及其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丧钟就已经敲响！（参看钱宏：《回归完整的亚当·斯密主义——在<第二次革命——里根经济学>再版研讨会上的发言》，2009）
    所以，我赞成这样一种观念，这就是：经济学中的一切争论，都是围绕着具体政策如何最有效，覆盖面最广，对哪些人有利，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化来展开，但归根结底，政府对人民、公民社会保障不可推卸不容置疑的责任的原则，是如何实现失衡中的“社会再平衡”（RebalancingSociety）？
    今天，我也非常高兴地看陈平在强调基础研究，需要大量工具，大量经费，长期投入，因而需求政府、大学和基金的支持时，提出当代科学的前沿有“三个‘极’”的概括，即：“极小（分子，原子，基本粒子）”，“极大（星球，宇宙学）”，还有一个新的“极为复杂（凝聚态，生命，经济，社会）”。正因为不同经济体和经济共同体自身的“极为复杂”性，所以，仅仅指出经济学中的偏好“均衡”，而实际经济运行中劳动分工与交换的发展一定导致市场规模竞争，结果往往是非均衡的“权势”(power)带来的“失衡”冲突（从内群体事件到外贸易战、金融战）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经济体有一种明知“没有免费的午餐”却又千方百计追求“免费午餐”的行为倾向。这一行为倾向典型表达，是始于英国都铎王朝“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以及美国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但是，即便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基础，以边际消费倾向、边际资本效率和灵活偏好三个心理规律为核心，以国家干预为政策基点，追求贸易顺差，创立保护国内就业的新重商主义学说的凯恩斯，也坦诚承认：“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仅限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所以“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必须有一定限度，否则会物极必反，前功尽弃。”然而，伴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潮，在国际贸易中又出现了一个鲜明的悖论现象：即一方面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越来越显现并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大部分国家为了支持本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开拓，保护主义的财政性出口促进政策作为贸易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被各国或公开或隐蔽地运用。因此今天，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单纯经济学思维”（类“单纯军事观点”），很容易采用以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统计导向的这种过于方便简单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从而漠视广义生態平衡，尤其是漠视社会生態失衡与再平衡这一极为复杂的“超序系统”问题。
    从人类“生产-交换-生態”的常识来看，作为中间环节的“贸易”（交换与分工），无论是一地一国一区域，或双边多边关系，交换相对均衡才是对关系方有利且可持续的，无论是过大的“顺差”，还是“逆差”，都会对关系方社会内部正常经济发展造成伤害。比如国际贸易“顺逆差”过大，必然导致贸易相关国家内部社会国民财富分配机制失衡（中美贸易巨大“顺逆差”，导致美国大资本家和一般消费者受益，政府税收下降和低就业率，以及中产阶级收入下降；而中国政府获得更多税收和高就业率，而中小企业低利润和一般国民低工资高消费），并造成生態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浪费和人文资源流失。
    其实，从亚当·斯密通过“分工与交换”分析发现的“均衡”（通过Aninvisiblehand），到帕累托的“改进”（ParetoImprovement），是人类解决重商主义零和游戏，以及把货币与真实财富等同起来带来的社会生態失衡问题（比如把高水平货币积累与供给等同于经济繁荣，并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其政策目标）的卓越努力。
    2008年初，由于年初我给江西省委省政府提了一个设立“环鄱阳湖生態经济实验区”的建议并获得国务院批准，8月“金融风暴”来临时，有着物理学素养和政府官员双重身份的赵启正先生，在电邮中跟我讨论“生態经济的价值参量”问题。我们发现，现行经济学理论，不是实时地从现实生活（含科学探索）中发现并提炼规律加以应用，而是过于生硬地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划分，导致经济学家们过于拘泥于用各种“数理建模和计量分析”，去对现实经济体指手画脚，做“顶层设计”（源于计算机理论），而不管有无“底层驱动”，更不视可能造成什么样的“社会生態”后果。于是乎，数学上的数量、重量成为衡量国民经济生活有效性的唯一硬标准，而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上的质量、效能标准，完全成为其“兼顾”的从属性地位。这不仅将政府职责定位在“如何推动、保障和比拼GDP增长率？”的单纯经济学思维框架内，而且几乎将政府“如何实现社会再平衡？”的问题，排除在政府职责之外，“让国民生产回归社会生活”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老实说，这对出身农夫在乡村渡过青少年时代的我来说，真是太可怕了。
    于是，我在回复赵启正提出“生態文明和生態经济应当与工商文明和工商经济相匹配的参量”的问题时，冒昧地提出一个用基于乘法思维以能量转换（EnergyConversion）的能效/能耗统计标准，来整合甚至替代基于加法思维以资本（Capital）的增值/减值为统计标准，我称之为“GDE生態价值评估体系”。
    我当时的想法是，Energy一词，具有能源、能量、活力、产能、干劲、精力、能力、能效等多种涵盖力，而且，一切自然物质运动、社会生产运动和精神文化运动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Conversion（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为介质来完成的，因而，可以把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全方位、全生態地加以观照参详。所以，也许用EnergyConversion（能量转换）总值来做经济社会生態一体化发展价值参量将更具有科学性、可行性与合目的性。
    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生態文明的英文Ecologicalcivilization，也是“E”打头，所以，GDE，已经包含了“生態”和“动態”的“动力学”（dynamics）含义。
        
    更为奇妙的是，中文生態一词中的“態”，“能”顶、“心”底，本身就包括了“Energy”的全部含义，同时，生態文明指的是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状况、规则构成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態的恊和学（Synergetics）方式。
    迄今为止，我们对文明形態的定义都是以“業”为参照物，如采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而从生態文明开始，人类将进入以“態”为参照物的文明共时性历史新时代。生態文明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转型从单一、多样的“業”（产業、行業、事業、企業、百業），到立体、整体的“態”（业態、生態、心態、生活即生产、服务、休养生息状態）的历史性飞跃。
    这也是一年半后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在接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时，我这个经济学的外行，当着经济学家们的面，冒昧地提出“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构想，并且将这一构想的理论形態，称之为“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原因（参看上海企业史研究员顾光青2010年6月9日报道：《人类经济学革命可能从中国开始》http://www.sass.org.cn/jjyjs/）。共生经济学认为，无论从稀缺性的结构主义意义上，还是差异性的自由主义意义上，人们经济社会活动中宏微相济的能量释放与效能平衡，都是根本性的。
    正是国民账户体系的创始者们，首先出来批评GDP的适用范围和程度。西蒙·库兹涅茨于1934年在倡导GDP核算体系的使用时，就已经警告道：“一国福利几乎不能从以上定义的国民收入的衡量标准中推断出来。”他于1962年写道，“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成本和回报之间，以及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别必须切记。实现更多的增长应详细阐明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要更多增长。”（参看杨知源、钱宏：《GDP小史》，刊《经济要参》2013年第3期；参看钱宏：《中国：共生崛起》第177-206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如今，从“生態文明，共生发展”的新时代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当作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態方式本体（组织）的人、人民、公民，被简化为“消费者”时，“人民”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必然被慢性抽空，所谓“自主创新”也必然被追求资本或法权两大特权所取代；而所谓的“经济增长”，也就被简化为各地政府与企业合谋“投资、消费（内需）、出口（外需）”这样一种兴高采烈的“GDP锦标赛”的冷冰冰过程。
    “人”在这一过程中，不过是追求超平均利润率的工具理性的工具性载体，亦即自己成为自己谋求特殊“权、钱、性”的奴隶，从而沦为统治性的利益体系的意识形態化的奴隶：要么按照丛林法则的选择而成为僭越公共话语的主人，要么是依附于主人的奴仆。于是乎，陷入一种钟摆式世纪困境：在经济体制机制上，要么市场自由，要么政府管制。在政治体制机制上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资本垄断一切，要么法权操纵一切；在意识形態上也必然相应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所谓“右”，要么所谓“左”，且互不相融，明争暗斗，内耗不止。虽然各领自以为是的“风骚”三五年，但无论是“左”是“右”，结果都会留下一大堆“烂根之事”给大自然、给社会、给家庭、给后人去消受。
    所以，2013年6月，XJP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谈到选人用人问题时说，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態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因此，从生产的角度看，一国政府及国际机构，必须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特别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共生经济学认为，这里讲的“一降”，清楚地告诉我们，“一降”包括提升资源单位能效，也就是说，“降中还有升”的问题。
    道理很简单，单位资源效能上去了，能耗下来了，成本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这“一降”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也可以表述为从微观入手，通过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共生经济学认为，生活的美好就是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并非对物质文化无限需求，而是“现实的人”（马恩，1845）付出成本最低而幸福度尊严感最高的生活。
    特别是降单位能耗成本，可谓一大创举。这里远不只是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这么简单，而且，这实际上蕴含着提升能量能源的单位能效问题，即“以升（效能）促降（成本）”的问题。
    我相信，这将成为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为此，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论者制订一套不同于以资本增值/减值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方法，即以能源能效/能耗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效能（GDE）统计方法。
    在经济学上，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将从“投资、内需、进出口”经济模式，转变为“生产、交换、生態”经济模式，也就是从重量、数量法则，向能量、质量法则的转变——“让生产回归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也可以称之为“分工、交换和生態（动態平衡）通论”。于是，经济学也将在能量转换的失衡/均衡循环中重生，从而走出陈平“七大困惑”。
    我们知道，物理学已经从牛顿定律演化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玻尔量子力学和耗散结构思维，事实上，经济学也已经从重量、数量法则演化到了能量、质量法则。经济学的重量、数量法则，是指对经济活动的物质总量进行衡量的原则。工业化初期的重量法则侧重于钢铁产量，中后期开始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增长，如今，到了生態文明新时代，必须重视能量、质量法则，即从资本的增值、减值价值参量，转变为以能量的能效、能耗为价值参量，也就是对经济潜能的综合水平进行衡量的原则。即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换。具体说，今后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就，不是看GDP增长率，而是看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给出的每单位资源生产贡献率，即看不以加重生態背负、地球背负、社会背负、身心灵背负为基础的GDE（GrossDomesticEnergy-conversion）动（生）態平衡率，所体现的边际成本与国民生活幸福度和尊严感。
    共生经济学给出的这个GDE生態价值参量，正是能量、质量法则的综合体现——GDE价值参量既综合了：1、美国兰德公司泰利斯等首创后工业化时代衡量国家实力方法；2、后续的“综合国力方程”（KlausKnorr，1956）；3、“国家实力指数方程”（CliffordGerman，1960）；4、“非线性国力评价方程”（WilhemFucks，1965）；5、不丹国王的“国民幸福指数”（GNH，1972）；6、“国力评价方程”（RayCline，1975）；7、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HDI，1990）；8、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2005）；9、“生活质量（QL）测量指标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RianeEisler，2007）；10、中国人大财经委的“民生指数”（福祉指数，2010），以及11、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形形色色的“绿色GDP”（GeGDP=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的诸般努力——从而回答了生態文明形態涉及的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生態文明的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
    这就是说，传统的指标和方法无法反映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条件下的国家和地区实力与国民生活与环境资源的良性循环率，所以，摈弃重量、数量法则，使用能量、质量法则评价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势所必然，人类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通信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善政良治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看那里的人民、国民、公民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是否与其获得的幸福度和尊严感之间所呈现的反比例关系状况（H＝G/T）。这也是衡量“三去一降一补”成效的动態综合价值尺度。
    国人把GDP嘲讽为“鸡的屁”，看上去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是当代中国出现“民怨”与“官腐”两大危机的集中反映。须知中华文化意象中的“凤凰”原形，就是“鸡”（雉鸡），当全民经商只关注“鸡的屁”成为世风时，中华之凤凰还能飞得起来吗？还有灵魂吗？生態文明的GDE价值评估参量体系，正好从中文谐音表达了一个时代诉求：从关注“鸡的屁”，到关注“鸡的翼”——凤之翼的认知飞跃。
    建立在乘法思维和共生法则基础上的GDE，是生態文明共生经济体发展的全新价值评估参量体系。
    因而，GDE要求的不只是解决GDP遗漏的家庭、社区、以及环境等非记录的庞大福利领域，也不只是关照质量与数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区别，而首先是，还原生产与消费、开源与节流、休养生息与环境气候之间失衡/均衡动態循环关系，尤其是鉴于工商文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遭遇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操控的极限三大极限，以及步其后尘参与其中的当代中国遭遇泛中等收入、泛产业化、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三大陷阱，而变相对狭隘的生产价值估算，为更宽泛的能量转换价值评估。
    GDE价值估算参量的特点是：1、除了将GDP遗漏的领域很自然地纳入其中，还将所谓“绿色GDP”、“GEP”、“GNH”进行有机整合；2、GDE将区别数量与质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环境与气候、法治与道德参量，用乘法思维进行正负评级估算；3、尤其重视人的精神能量（如创意、管理、规划、领导力、思想力、文化力等）转换价值估算。
    对此，我们将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台湾逢甲大学有关院系一道，组建一个多学科创造团队来完成“GDE生態价值参量”的可应用性研究。
    20180316于复旦391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