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伴随着从计划向市场、从传统向现代、从半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并在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道路上不断深化改革。但也应看到，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的体制和观念也制约了高质量的发展。以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为目标，中国必须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中国既需要在国内为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凝聚共识，又需要在国际交往中说明中国发展的普遍性原理。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市场经济；改革
    放眼全球，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短短的40年时间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经济总量第二、人均GDP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现代化国家，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堪称伟大的成功。
    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强盛，并且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亟需建立能够解释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国内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也能提出中国未来深化改革的路径，避免理论的混乱。同时，我们还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理解其与别国的市场经济的共性与差异，特别是差异的来源和影响。在国内国际的交流中，这个理论要在人类共有的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实践之间进行对话。
    具体到国内，中国需要一个转型的理论，解释新中国70余年的经济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在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结合中国的转型特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历程？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体制性结构性红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结合经济学原理和中国实践向全世界给出答案。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提出“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这样一个人类共同的目标，并且将这个目标与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对应。第二部分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以及当代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和面临的挑战，特别提出了中国如何释放改革红利，更好地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第三部分在历史中看中国道路，厘清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以及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追求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的意义。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
    一、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
    为了全面解释中国发展的成功和面临的挑战，首先需要在理论上确立一个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参照系，为此，笔者提出，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体制背景、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但国家发展的理想目标是有共同点的，这也是不同体制之间进行对话、比较和互鉴的基础。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
    （一）长期的发展
    所谓长期的发展，关键是优化经济的结构和速度的关系。经济发展要努力避免以下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只顾眼前的消费，而不注重资本积累，这样一来，后续的经济增长就没有持续的动力。另一种状态是在当前通过过度的投资去推动经济增长。虽然投资在短期内可以带来经济增长、政府的税收以及民众的就业，但是如果投资规模过大、增速过快，那么当投资完成的时候，形成了生产能力，有可能面临消费不足的局面，这时候就出现了投资过度的问题，反而造成资源浪费，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因此，一个国家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在消费和投资这两者之间达到合理的比例，使得经济发展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从长时期来看，当期通过投资形成的产能能够有后续的消费来消化，以使得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种能够使得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投资和消费结构，就是在宏观经济学里所说的“黄金律”。
    除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结构之外，投资内部的结构也关系到了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例如，用于物质资本积累的投资可以直接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相比之下，用于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的投资则有利于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的积累，更有利于经济在长期内的可持续增长。因此，优化投资结构本身就包含了追求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含义。
    （二）全局的发展
    发展的第二个目标是全局的发展。一个国家之所以要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就是要促进在不同地区之间能够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避免类似于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同时，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能够保证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因为人总是倾向于追求更高的收入和就业机会，而企业也会追求更高的利润。对于整个国家来讲，个人和企业的趋利避害不是坏事，而是能够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实现商品流通和生产要素流动，有助于每个地方都发现本地的比较优势，最终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反之，各种国内商品和要素大循环的障碍，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不利于全局的发展和全体民众福利的提高。
    在生产要素流动中，尤其重要的是劳动力的流动。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有不同的发展条件，有的地方地理自然条件好，适合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适合集聚更多的人口，产生经济发展的规模经济。而另外一些地方则适合发展农业、旅游、自然资源等产业，这些产业的总产出往往受制于某种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和自然资源），如果要实现人均收入提高，则需要人少一些，人均资源占有量多一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出现资本和技术对于劳动力的替代。在个体层面，因为人会向着高收入地区迁移，最终，劳动力在不同的地区间流动，能够保证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不会出现太大的差距，这就是在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空间均衡”概念。
    现代经济的空间均衡发展，注重的是在人口和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的时候，每个地区的经济占全国比重与其人口占全国比重大致相当。此时，不同地区之间虽然经济总量可能差异很大，但各地能够有专业化分工，同时人均的GDP发展水平大致相等。这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均衡”概念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经济活动和人口是跟着土地资源走的，因此人口和经济活动也是天然分散的。但是“空间均衡”之下的现代经济却是一种高度集聚，并伴随着人均均等的状态。不仅如此，在整个国家内部，有一些地方为着国家的全局目标，保障着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中央政府需要考虑为这些地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提供有效的转移支付，这是统一国家之内不同地区协调发展且共享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
    （三）多维的发展
    发展的第三个目标是多维。人类的需求是多元的，从经济发展初期的吃饱穿暖，到拥有自己的住房和家用电器；从享受文化旅游等各种服务，满足精神需求，到保障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无论是个体层面的收入水平增长，还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会带来更为丰富和多元的需求。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实现多维的目标，如果仅有经济增长，没有环境质量，或者收入出现巨大的不均等，那并不是一个好的发展结果。如果仅仅在物质上极大地丰富，但是在文化艺术等精神层面封闭落后也不是民众所向往的美好生活。
    多维的发展往往和长期的发展是一致的。除了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之外，提升人民的教育和健康水平，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既是为了实现多维的发展，也是为了追求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在经济学里，通常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度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从长期来看，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也是“人类发展指数”较高的国家，两者并不矛盾。但是在短期里，不同的发展目标之间却存在着如何兼顾的难题。例如，社会可能存在短视现象，只注重了经济发展，却破坏了环境。也有可能个体层面上获得了好处（比如说企业赚取利润），却可能给社会带来坏处（比如说污染了环境），这属于“外部性”因素导致的市场失败。有时，也有可能是政府没有充分地追求多维的发展，比如说地方政府可能更愿意把钱花在短期带来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可能对有利于社会长期发展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投资不足。
    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众来说，如何追求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对于美好生活的评判。因此，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就要寻找一种政治过程来加总社会的偏好，形成一个“社会福利函数”，在最大的可能性上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2020年，在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说：“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
    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理想目标。世界上成功的国家，在追求长期、全局、多维发展的过程中，各有各的成功经验，也出现过不少的教训。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面对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实施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在追求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中，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有自己的得失，也在不断地做出调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改革方向
    改革开放的40余年是中国经济对内市场化和对外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客观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确伴随着一些问题的出现，面对这些问题，退回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是没有出路的。面向未来，在国内，中国只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在国际上，中国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和改革方向。
    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中国确立了“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原则。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所共同实施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有一些一般性的特征，但同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特性，又使得每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中国所实施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包含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两层含义。
    （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如果离开了这些市场经济的共性，则很难实现不同国家市场体系的对接，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形成阻碍。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也理应成为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1.资源的配置方式。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要防止一切的力量，包括市场垄断力量和政府行政干预来操控价格，这是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普遍遵循的原则。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反垄断定价，以及市场出现非理性定价），政府管控价格才是合理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对于行政力量直接干预价格机制都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原因就在于，离开了价格机制，既有可能导致市场供求失衡，从而产生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也有可能出现行政力量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的特权，从而滋生腐败。举例来说，在改革历史上，曾经实施的价格双轨制，曾造成了特权阶层把大量物资从计划轨转向市场轨高价出售的腐败现象，即所谓“串轨”。在当前，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有助于“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为反腐倡廉打下基础。
    2.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一个统一的国家理所应当地拥有统一大市场，能够畅通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商品自由流动能够保证全国各地最大程度地获得来自其他地区的商品，增强地区之间的相互竞争。市场经济能够保证资源配置效率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种。接下来我们来一一阐述。
    首先来看劳动力。中国古话说，人往高处走。通过劳动力流动，人们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除此之外，公共服务、环境质量也可能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因素。在“空间均衡”的道理之下，在一个国家内部保障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既能够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又能够为民众提供最大化自身福利的途径。同时，劳动力流动还能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差距。因此，劳动力流动是兼顾效率与平等的。
    资本的自由流动比较容易理解。资本总是流动到最能够获取收益的地区、行业或者部门。个人或者企业最大化自己的资本回报，保证了资本利用效率最大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对于资本的谋利抱有敌视的态度，这要区分具体的场景。如果资本借助于市场的垄断力量来牟利，或者出现伤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况，这并不是好的市场经济所希望的。而资本通过在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来获利，不仅有利于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而且能够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避免资本出现对于局部市场的垄断。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情况稍微复杂一点。由于土地（包括其上存在的建筑物）在物理属性上是不能移动的，因此，土地要素的配置主要是指土地在不同使用功能之间的配置。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城市，除了生态保护、历史文化、粮食安全和公共利益等目的需要对土地利用功能进行规定之外，在农业、工业、住宅、商业等用途之间可以较为自由地转换，才能够实现土地利用价值的最大化，使城市在经济增长和生活宜居等目标之间实现最优化。
    除了地区内部不同功能的土地用途之间的配置之外，一个地区一旦决定了它的土地配置，实际上它的经济结构就基本决定了。而不同的地区之间的经济结构，涉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分工。有的地区以服务业为主，有的地区更多从事制造业，而有的地区则更加专业化于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
    3.产权的保护。
    市场经济的第三个共性，是对于产权的保护。产权是一组权利的组合，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等。产权保护最为重要的就是保障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所对应的收益权，而这组对应关系应该通过法律得到有效的界定和保护。相反，如果对于产权产生了侵害，或者破坏了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就会伤害市场机制，破坏生产者为全社会进行生产的激励，最终伤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福利。
    市场经济要解决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的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给相关的生产者足够的激励，以使得他们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在价格机制有效配置供给和需求的背后，生产者通过市场竞争来最大化资源的利用效率，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生产者不仅要在短期里最优化效率，而且要在长期里考虑到未来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恰恰由于市场未来的需求变化，会产生某种未知性和不确性，因此，生产者需要为此承担风险。在市场经济里，为了能够激励生产者有效地利用资源从事生产，必须对私有产权有严格的法律保护。这样才能有效地保障生产者的投入、努力和创新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
    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创新发展。例如，新产品的研发投入时期很长，投资巨大，回报却滞后，而且有可能事后才发现并不符合市场需求。因此，只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保证创新的收益。当中国进入到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时，越来越多的领域内将面临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将变得愈发重要。
    全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千差万别，而价格机制、要素流动和产权保护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共有特征。也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强大功能，中共十八大以来确立了“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这样的方针政策。具体来说，当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是由市场供求机制决定的。在市场一体化和“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商品的跨地区流动障碍已经基本破除，而生产要素流动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但是也已经明确了让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改革方向。
    （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平等和公正都是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确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了平等与公正的内容。
    首先，平等与公正体现在过程上。在政治和法律层面，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受到法律和一系列基本制度的公正对待。
    其次，平等与公正也体现在结果上。在经济层面，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尽管各个国家的人民对于什么是合理的收入和福利差距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在给定的文化和制度条件之下，如果收入和福利差距超过一定的程度，将给社会带来缺乏平等和公正的感受，产生社会不满，并需要耗费资源来维持社会稳定，这些都会进一步伤害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禀赋的差异，市场交易机制完全有可能导致人和人之间结果的不平等。例如，有的人能力强，资源禀赋多，有的人则相反。有时，市场激励机制的结果本身就有可能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例如，有些创新性的专利成果对社会有益，当它转化为个人收入的时候，可能带来巨大的收入和财富的集中。上述这些情况在过程上是平等的，不平等的结果是由起点、禀赋和努力的差异导致的。
    在另外有些情况下，不平等是由过程的不公正导致的。有时，市场机制本身存在一些不完美性，也会导致收入和财富不均等。例如，市场机制之下，一部分群体拥有非常强的垄断力量，他可能借助于垄断力量来获取高收入，但这种结果并不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的改进。再如，成文法律永远有可能有漏洞，或者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可能给予一部分人牟利的空间，例如非法避税。这种市场不完善性可能带来的不平等后果，本身又带有不公正的性质。
    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均通过个人所得税累进制度和企业所得税制度来纠正收入不平等现象，有些国家还通过财产税和遗产税等制度来减少财富的不均等。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但是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始终是其重要的价值观。中国已经建立了个人所得税累进调节制度和企业所得税制度，已经对财产税进行了试点，正在计划全面实施财产税。与此同时，中国也全面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在努力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城乡和地区间差别。此外，中国也实施着覆盖城乡的低收入者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包括廉租房和公租房制度。
    在城乡和地区之间，由于各种传统体制和观念的阻碍，人口的自由流动还没有实现，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还很大。为了追求共同富裕，中国对收入较低的农村和相对落后的地区实施了大量扶持政策。对于曾经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的农村，实施了广泛的脱贫工作，并在2021年宣告全面脱贫，将扶贫工作转向乡村振兴。对于欠发达地区，除了从中央向地方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之外，还实施了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政策，在经济援助、救灾援助和教育援助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的地方间“横向转移支付”。
    从文化上来说，“社会主义”和追求公共利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是相容的。在两个层面，集体主义的文化是容易得到认同的：第一是在国家层面，例如，全民支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或者全民共同减少外出来控制新冠疫情传播，这些都是中国民众普遍认同的，使得全社会的协调行动变得容易；第二是与特定社会身份相关的共同利益追求，比如小到农村地区的宗族（或村）有其共同利益，大到一个城市或地区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也容易得到认同。但集体主义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是集体主义的目标如何保证理性；第二是如何为个体的努力（包括创新）提供激励；第三，当集体主义与特定地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如何协调不同“集体”之间的利益。
    （三）中国特色的内涵
    如果说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有一些共性，“社会主义”则体现了中国追求平等公正的价值观。那么中国特色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每一个国家的体制，都有着各自历史传承下来的特色，对经济发展产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人口和疆域双重意义上的大国，有一些影响着经济长期、全局、多维发展的体制。
    世界上的每一个大国，必然存在着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两重关系的体制安排对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分权体制下地方与地方间关系。
    中国是一个在经济意义上高度分权的国家。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通过中央和地方税收的划分，中央的税收占比大幅度提升。但是中央的大量税收又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给了地方政府，因此，在财政支出意义上，地方政府支出占了绝对多数，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经济的总量。在税收之外，从1990年代开始，地方政府还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获得收入，而土地的价格本身又与地方经济增长的水平和速度有关，于是，地方政府产生了强大的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的动力。
    中国的地方间关系就是在上述分权制度框架之下形成的。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有强大的招商引资和发展经济的动力，这种情况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发展的动力激励了地方政府努力工作，一方面努力在硬件上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在软件上持续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客观地来说，这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地方投资提供了强大的激励。
    但是也必须看到，地方政府所追求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完全符合长期、全局、多维的目标，而有可能产生短期和长期、局部和全局，以及单维和多维目标之间的冲突。
    作为整个国家发展来讲，长期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个地方来讲，它所追求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短期的、当下的。地方政府的官员任期一届只有五年，而实际上的任期常常是短于五年的。这时地方政府官员缺乏对于长期目标的考虑，更加注重当下的投资和GDP，相对容易忽略对长期经济发展有利的教育和医疗投资，对于环境保护和收入均等问题也往往缺乏足够的关注。
    再来看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从不同地区之间的角度来说，每一个地方的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而且现代经济发展还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分工效应，因此，从全局角度来说，经济和人口集中在少数地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有些地方专业化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规模较大，有些地方专业化于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经济规模较小，不同的地区存在明显的分工，在“空间均衡”下达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但是在地方上存在着强烈的发展经济冲动，政府追求本地的招商引资和经济总量，出现了各个地方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尤其是，“无工不富”这样一个国家发展的道理，被很多地方政府作为追求的目标，全国各地不管地理和自然条件如何，都在大力发展制造业。从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局来说，市场的统一和地区间分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实中却存在一些地方分割市场、阻碍商品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现象。
    最后来看单维和多维的矛盾。虽然说经济发展在长期是伴随着多维的发展的，两者并不矛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单维和多维的发展总是存在着矛盾的。在不同目标之间，地方政府在一个目标上的关注和投入更多，
    
    
    往往会在另外一些目标上关注和投入得较少。由于地方政府相对来说更加重视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于是对环境质量、收入均等以及公共服务的改善相对来说重视不足。尤其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由于地方政府的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有大幅度的下降，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做大经济总量，以增加税收，而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的支出则容易被忽视。
    2.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协调。
    虽然说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年统一历史的国家，在语言、文字、文化等方面早就实现了统一，但在历史上也经常处于分裂的状态，强大的中央政府始终是维持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在当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客观上要求各种生产要素能够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从而有益于整个国家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但地方政府行为却可能会偏离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因此，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协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一是克服唯GDP至上。
    中央一直在努力克服地方政府唯GDP至上的发展目标，要求各地政府在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注重民生。在2006年前后，面对科教文卫支出在地方政府支出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在中央要求之下，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于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扭转了相关支出比重的下降趋势。再比如，地方政府曾经因为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环境保护，最近若干年来，在中央的要求之下，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环境质量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为世人所瞩目。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一些地区承担着粮食主产区和生态保护区的功能，则需要通过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来避免片面追求经济总量。
    二是协调地方间的关系。
    中央还在协调地方和地方间关系，推进一体化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跨界公共品的提供，中央政府起着重要作用。举例来说，污染是存在着明显的跨界外部性的。对于河流的上游来说，污染产业的发展带来的GDP是本地的，但是污染所带来的成本却由下游来承担。空气污染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地方的工业发展带来的产值和税收是本地的，但是空气的污染却由周边其他地区分担了。在制度设计上，中央层面强调河流和湖泊的全流域保护，实施了河长制和湖长制，对于长江等河流以及太湖等流域的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大量污染产业集中在河北，而造成的污染却影响了整个华北，因此，需要借助于中央的力量，适度压缩河北的污染产业的产能。在内蒙古等西部地区，曾经有一段时间沙漠化非常明显，产生了影响华北的沙尘暴。通过很长时间的努力，这些地区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加大了退耕还林和退牧还林力度，而且还建设了三北防护林，最终基本消除了华北地区的沙尘暴。
    中央的统一领导加上地方官员的考核，需要努力地在短期和长期、局部和全局、单维和多维之间的发展中找到平衡点。面向未来，为了高质量的发展，需要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进一步完善中央的协调和地方的激励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央的协调机制也需要防止产生偏离长期、全局、多维目标的可能性。一方面，应该看到，如果一个目标越是单一，越是在地方间存在利益关联，中央的协调作用就越有效。举例来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了。因为防疫的目标本身比较单一且明确，同时需要全国各地协调行动，如果有一个地方防疫不力，那么就可能通过人流和物流波及其他地区。同样的道理，全国基础设施网络（比如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的建设，以及自然灾害的应对，也是目标单一且需要地区间协调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别体现出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
    与疫情防控等相比，在有一些事务上，中央的协调就需要更多地考虑不同目标之间的权衡。例如污染防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如果简单追求单一目标（比如空气的质量），那么地方政府就有可能不顾经济发展，大量关停被列入污染产业当中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再比如去产能和保护产权的关系，中国曾经出现的产能过剩，是因为地方政府不顾自身比较优势，各自最大化当地的GDP，纷纷加大投资。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央提出去产能的目标，这本身是对的，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却有地方政府不是用市场机制，根据企业的盈利状态去淘汰落后的产能，而是片面地为了完成去产能的任务关停一些中小型民营企业。
    地方政府在中央目标之下“层层加码”，容易造成“运动式”的政策，这就更需要中央层面及时进行纠错。最近的例子是“运动式减碳”的现象，一些地区不顾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过分强调绿色低碳，甚至一刀切关停、退出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企业来落实“减碳”。对此，2021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即高能耗、高污染）项目盲目发展。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既要发挥中央统一领导的协调机制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及个人的积极性。这两者之间如何达到最佳状态？仍然需要不断地改革和探索。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解决方案之一。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包含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信息，价格高往往是因为需求得不到供给方的满足。在有些不宜完全由市场定价的公共服务部门（如教育和医疗），短缺也会造成人民的不满。人民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迁移或变换工作岗位，其实就是“用脚投票”。人民通过各种机制（包括传媒、舆论和信访等）表达的信息，也很重要。只有充分了解来自人民群众的诉求，才能真正做到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政府的奋斗目标。
    中国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始终要明确，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指导着改革的实践。市场经济是基础，社会主义是方向，而在中国特色方面，则需要以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为目标，对有利的方面保持特色、发挥优势，对不利的方面深化改革、弥补短板。应该说，当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实践就是在追求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的目标下，不断试错、纠偏和改革的过程，中国道路必须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下去理解。
    三、转型和发展：在历史中看中国道路
    新中国成立至今70余年，包含了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人们常说，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间，中国实现了别国在100年甚至200年间的发展。在这一快速发展的历程中，中国也经历了伟大的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了现代社会，从半封闭经济转向了开放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转型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快速的转型中也出现了传统的体制和观念对新形势、新阶段的各种不适应。在追求长期、全局、多维发展的道路上，很多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可以溯源至传统的体制和观念。为了理解当代中国发展，需要具备长期的历史的视角，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讲清楚，把中国发展的转型特征讲清楚。这一工作，对外有利于中国进行国际对话，对内有利于获得深化改革开放的共识。
    （一）从计划经济开始的经济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曾经实施了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与今天完全不同。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时，西方世界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认为新中国是和苏联一致的国家，试图以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力量将新中国完全孤立在西方世界之外。另一方面，在学术界，由苏联主导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延伸出了计划经济加国有经济的一套理论，并用于指导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而现代经济学也被打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学术上形成了所谓西方经济学与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局面。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学习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
    当时中国还有一个发展目标，促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那就是在短时间内追赶并超越发达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计划手段被用于全面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以做大工业生产的利润，并投入重化工业的再生产。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安排是由上述国内国际发展环境所决定的。在近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除了极个别的领域之外，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活力有限。
    具体来说，我们有如下描述：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以供求决定价格、生产要素流动和私有产权保护为特征的话，那么计划经济则是以全面管制价格、控制生产要素流动和全面公有制经济为特征的。
    因此，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计划经济的内在逻辑和弊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仍然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二）从管制价格到双轨制，再到市场定价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会导致常态化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而计划经济可以通过计划的产量和价格来避免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虽然现代经济学认为，计划经济无法利用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无法通过激励机制设计激励微观主体努力工作，但是回到历史上，在几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对这些问题还缺乏认知。
    计划价格还被认为有利于实现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它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
    欠发达国家需要通过发展重化工业来追赶发达国家，而重化工业普遍是资本密集型的，这就需要加快国民经济的资本积累速度。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人为地把工业部门的成本压下来，这就必须用人为的方式控制工资。而控制工资的结果就是长期的低收入，这就又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是矛盾的，于是就需要进一步地控制商品的价格，同时承诺劳动者由企业提供退休金，以及廉价甚至免费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来提高企业员工的生活水平。于是，计划价格和计划生产又延伸到了教育、医疗、住房等部门。
    长期管制商品价格的结果是生产上的短缺和需求的旺盛，也就是所谓“短缺经济”的状态。这时，整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关系是通过一系列票证和相应的配给制度来达到均衡的。一直到1980年代仍广泛存在的粮票、布票、油票甚至豆腐票，起到了对于城市居民进行短缺商品定量配给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缺乏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1980年代，曾经实施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价格双轨制”。也就是说，在计划轨内，由国家规定生产的产量，并相应制定较低的计划价格。但是在超出计划产量之外的部分，企业可以将其拿到市场上去买卖，相应的价格是较高的市场价格。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双轨制被认为是能够在边际上有效改善资源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缓解了市场的短缺现象。
    随着1980年代市场价格体系逐步建设，当时光进入1990年代，中国经济终于告别了短缺时代。以1993年粮票的全面取消为标志，商品价格双轨制逐渐成为历史。到现在，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商品都已经是由供求来决定价格了。相对较晚放开价格的，且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大的商品是汽油。现在中国实施的是汽油价格随着国际市场波动，并且存在波动幅度控制的定价机制。此外，随着过去若干年房价快速的上涨，现在在一些城市仍然存在着对于房价的行政控制。
    （三）逐步建立的生产要素市场
    在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由市场供求机制来决定的同时，生产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也逐渐得以建立。
    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的工资是由计划体制决定的。政府统一规定企业内部的工资级别，员工的工资级别主要由工作岗位和工龄来决定。当时，劳动力很少有在企业之间的流动，更不要说地区之间的流动。计划经济时期也是没有失业和失业保障制度的，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劳动力资源在企业间、部门间和地区间的配置效率极低。
    
    
    而没有失业的结果，是大量低效利用的劳动力无法通过失业转换到其他企业和部门，企业也无法通过失业对于偷懒和卸责行为形成惩罚。
    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民营部门和国有企业并存的格局。当时的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的富余人员，负担重，效率低，于是下岗现象开始逐渐出现。通过大规模的下岗，国有企业也形成了富余员工可以失业的制度。直到今天，失业和跳槽已经成了非常平常的现象，而企业内的工资也实现了自由的浮动。目前，除了政府、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的工资仍然由地方政府制定之外，工资的决定基本上已经由市场决定。在国有企业内部，除了代表国有资本的少数国有企业高管受到了限薪的影响，在其他情况下，员工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基本上已经由企业自主决定。
    计划经济时期，可以说是没有资本价格的，所有企业的投资都通过国家统一的计划，对企业生产进行拨款。因此，企业并不需要贷款及支付利息，所获得利润也直接上缴国家用于再生产和分配。直到1980年代，中国才建立起了中央银行加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对企业的拨款才改为贷款，资本才开始有价格，即利率。改革开放之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也先后成立，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际贸易极为有限，汇率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增加了进出口，当时人民币汇率仍然是人为抬高的。通过抬高人民币汇率，相应压低外汇的汇率，使得中国进口发达国家的设备和技术变得便宜。与此同时，这也使得进口商品价值被低估，于是国家只能通过外汇券的形式为特殊需要提供进口商品。
    由于汇率长期高估，在1994年之前一直存在着人民币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的实际双轨制。1994年，中国通过人民币官方汇率大幅度贬值，实现了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的并轨，之后虽然继续保持了一些对于汇率的干预，但进入21世纪之后，对汇率的直接干预力度也越来越小。
    与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相比，中国的土地市场是最为有特色的。中国实施的是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地区的企事业单位使用土地都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配置的，而是国家直接计划配置。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需要将农村土地先征用为国有，然后用于城市建设用途。在2003年之前，城市国有土地用于企事业单位所需，主要采取的是协议转让的制度，直到2003年之后才将协议转让转变为招标、拍卖和挂牌相结合的制度，把协议转让限制在了较小的范围之内，逐步形成了土地市场。
    但即使如此，当前中国的土地制度仍然存在大量计划体制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间的土地市场仍然是相互割裂的。
    农村土地要用于城市用途，仍然需要进行征用。对农业用地进行征用后，对农民进行的补偿，仍然是以农业用地上的农业产出为基础的，而不是根据转为城市用途后的实际价值。为了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并轨，已经提出“同地、同价、同权”，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包括宅基地）直接入市，目前仍然在试点和逐步推开阶段。大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的房子即使已经实际上是城市用途，但因为相应的土地未经征用，仍然是不同于城市住房的“小产权房”。
    2.农村的集体用地市场化程度非常低。
    农村的农业用地是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的。农户可以将所承包的农业用地进行转租和入股，但是不能出售。农村的宅基地所有权仍然归集体，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可以出租，但是如果要转让，则仅限于同村的村民之间。
    3.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市场化不充分。
    在城市建设用地市场上仍然有大量的土地（主要是工业用地）是协议转让，而在用于住宅的土地上，为了控制房价的上涨，近年来，对于土地拍卖的价格也经常出现限价。
    4.城市土地的用途并未反映土地的真实价值。
    在房价高企的大城市，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农业用地，但城市建设用地却供应不足。在城市建设用地中，地方政府倾向于将大量的土地用于工业和商服用途，从而有利于招商引资，但住宅用地供应相对不足。
    （四）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障碍
    和生产要素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相比，中国经过若干年的改革之后，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自由流动仍然存在较大的障碍。
    先从户籍制度和劳动力流动开始说起。中国的户籍制度起始于计划经济年代，当时因为城市地区的工业发展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因此创造就业能力不足，同时又为职工提供了各种与单位挂钩的福利。而在农村，为了给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农产品价格也被限定在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这使得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产品价格、收入水平和各种福利的剪刀差。生活水平的差距形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力，因此，户籍制度就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力量。
    一直到1980年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小规模的向城市地区的流动，但是此时由于城市居民需要凭粮票购买商品粮，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则需要自带口粮，因此劳动力流动非常有限。199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随着官方汇率的贬值，中国形成了发展出口加工型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外资大量涌入，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对于劳动力的庞大需求。与此同时，粮票彻底被取消，方便了农民进城务工，之后形成了巨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群体。
    虽然说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流动的巨大需求，但是此时的户籍制度已经与公共服务提供和社会保障制度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在城市工作和居住的农民工群体，以及跨地区流动的城市人口，没有当地城镇户籍，至今无法在当地获得平等对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就构成了流动人口异地工作和生活的巨大成本。
    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劳动力未能实现自由流动，产生了一系列后果。首先是城市化不充分。即使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3.76亿，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4%，但如果做国家间比较，即便将常住于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包括在城市人口当中，中国的城市化率仍然低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中国的邻国——日本和韩国的历史同期的城市化率。劳动力流动不够自由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城乡间和地区间仍然存在较大的人均收入差距。
    说完劳动力再说土地。在中国农村土地转为城市用途，要经过征地，而征地数量多少则又取决于从中央向地方层层分配的建设用地指标。在2003年之后，为了鼓励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建设用地指标被大量配置给了中西部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被相应地收紧。在这段时期，建设用地指标一旦被分配之后，便无法进行跨地区的再配置，形成了建设用地指标和城市土地供应的“空间错配”现象。这种现象，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有所改观，提出增量的建设用地指标要与吸纳外来人口的数量挂钩。欠发达地区闲置的建设用地可以复耕为农业用地，产生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有偿流转给建设用地需求较多的相对发达地区。全国范围内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跨地区进行交易的市场已经被列入改革的议程。
    相对来说，在城乡间和地区间资本的流动没有特别明显的障碍，而资本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以及不同的部门之间却存在着流动的障碍。金融市场上的资源相对较多地配置给了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却长期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一些企业即使盈利水平不高，甚至是亏损的，已经成为了“僵尸企业”，仍然能够从地方政府得到大量支持，原因在于这些企业仍然在为当地创造税收和就业。同时，国有商业银行也仍然愿意为“僵尸企业”提供资金扶持，以避免企业的坏账浮出水面。这样一来，低效率企业和部门占有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却使得相对高效率的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金融资源的足够支持。
    （五）所有制：结构调整与产权保护
    改革开放之后，从农村的乡镇企业到城市地区的个体经济，民营经济逐渐发展壮大。19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国有企业出现较大面积的亏损，一部分国有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从此之后，除了极少数行业之外，在绝大多数的市场上发展出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竞争的局面。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了所谓“56789”的局面。也就是说，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纲领性文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大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但也要看到，“当前中国产权保护制度仍不完善，特别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不够同等，公权力对私有产权保护不力，司法不公、不规范导致企业产权受到侵害，民营企业资产被违规查封、扣押、冻结等现象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亟待解决，刻不容缓。”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各种资本流动、重组、融合日益频繁，各类财产权都要求有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作保障。《意见》提出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坚持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六）从半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拥抱全球化
    中国经济的对内改革焕发了国内经济的活力，而对外开放则带来了发展战略的调整。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独立发展的半封闭经济状态，国际贸易在全球占比微乎其微。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全世界范围之内的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逐渐得到缓解，新一轮的全球化获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好的黄金期。此时放眼全球，发达国家的资本寻求新的盈利空间，而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急需外资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首先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然后又开放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后来又把海南单独设为经济特区。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先于印度全面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了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发展了加工制造业。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通过以上一系列开放举措，中国全面转向了比较优势战略。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借助于开放和国际贸易，发挥了自己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面向出口开始，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越来越多地实现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和出口。
    从1994年开始，随着汇率的并轨以及中国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越来越明显，净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一度高达9%；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一度高达65%；中国的货物贸易额在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外汇储备最高时达到4万亿美元，在2006年之后持续位列全球第一。
    可以说，从1994年开始至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成果。中国加入全球化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借助于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现代经济学的完美例证。中国以自己的成功经验再次证明，
    
    
    只有开放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全球普遍接受的“中国故事”。但是客观地说，这一阶段借助于全球贸易而实现的快速发展，也遗留下了一些问题：
    1.投资拉动。
    中国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以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够高。同时，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也将国民收入的很高比例转化为资本收入，而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进一步影响了国内消费的增长。投资比重过高，是经济增长偏离“黄金率”的表现，并非长期最优的经济增长方式。
    2.过度的出口依赖。
    当投资快速增长，国内产能不断扩张时，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跟不上，因此，对外出口就成了中国消化产能的渠道。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大量出口给中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但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则出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在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之后被打破，之后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在写作本文之时，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降到了1%以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调整为了以内循环为主的状态。
    过高的出口依赖度，使得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不及GDP总量的增长。一方面，相当高比重的GDP增长来自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的生产被用于满足国际市场上其他国家的需求。另一方面，大量的外汇进入中国之后，形成了巨额的官方外汇储备。官方外汇储备用于境外投资时，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大量被用于购买了回报率较低的美国国债，而无法像民间外汇储备那样可以直接进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获取较高投资回报。
    3.沿海和内陆差距扩大。
    中国国内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与东南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海运和内河航运条件有关。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放大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如果人口跨地区流动比较自由，则内陆人口可以充分地流动到沿海地区来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国内的人口流动仍然存在着观念和体制的障碍，使得内陆地区的人们难以通过迁移来共享全球化的机遇，结果在地区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差距。
    而从美国方面来看，上一轮狂飙突进的全球化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一方面，尽管美国通过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享受了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但在美国国内，其经济增长被民众认为仅仅惠及了大约1%的高收入者，而其余99%的人却没有足够地分享全球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从地区分布来看，上一轮的全球化主要惠及的是美国东西海岸的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而美国中部地区的一些传统制造业则逐渐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美国传统老工业基地的民众面临着失去工作和缺乏保障的困境，由此而产生了反全球化的动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均出现了调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有所减少。而在中国，投资和贸易顺差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所下降，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则相应的有所上升。中国经济形成了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面向未来，为了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畅通生产要素市场的国内大循环成为所有改革的焦点。只有通过克服传统体制与观念的束缚，畅通生产要素市场的内循环，才能释放改革的红利，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又优化经济结构。
    四、总结：中国发展与经济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市场经济理论和开放经济理论提供了成功的证据。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就没有中国经济的成功。如果没有开放，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国经济就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城市化率只有18%的初始状态开始经济起飞。由于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然后再借助于国际资本流入，加上国内的高储蓄率，推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时，借助于国际贸易成为世界工厂。这一过程和现代经济学对于经济发展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
    不仅如此，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本身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在传统的经济理论里，人多是一个负面因素，它可能带来人均资源的紧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越来越重视人口规模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正是因为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中国拥有广泛的产业布局。在一些战略性的产业，如商用大飞机制造等，中国也是凭借着国内市场的大规模使之成为在经济上可行的产业。同时，中国一些新的经济成长也借助于庞大的市场规模，能够快速地降低生产和服务的平均成本，形成全国覆盖的基础设施（包括5G通信网络）和服务网络，从而成就了很多商业巨头，例如华为、腾讯、阿里。
    在对中国经济的解释中，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等都呈现了强大的解释力，吸收这些人类共有的理论成果有利于阐释中国发展道路的普遍意义，增进全世界对于中国经验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中国实践也为丰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新的土壤。
    巨大的国内市场得益于中国政治体制对于统一市场的保证。尽管在消除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和分割市场这方面，中国的市场一体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还有很多改进空间，但整个国家仍然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人口和消费市场规模之一。不仅如此，在一些需要进行跨地区协作的领域，例如高铁等全国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大江大河污染防治等，中央政府发挥了协调各地行动的作用。中国还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流动，让不同的地区间共享发展成果，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时，更依赖财政转移支付，但劳动力流动正越来越成为人们共享发展成果的途径。
    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中国经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虽然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但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强有力的领导尤其重要。早在计划经济的30年期间，中国就通过全面的扫盲运动和基础教育提供，有力地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同时，又通过传染病防治等手段，大幅度地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期望寿命。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全面地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建立了覆盖全国并惠及农村的医疗和养老体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特别是民营经济不够强大的时期，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强大且正确的领导力对于经济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后发国家来说，具有普遍的可借鉴意义。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应保持客观清醒的认识。有些问题是我们自身的传统体制和观念无法适应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导致的，比如生产要素市场畅通内循环还存在一些堵点，又比如在一些领域存在着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行政干预，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使中国具备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特征。有些问题则属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比如碳减排的问题，再比如调节资本与劳动的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加强全球合作，通过完善全球治理来解决。而有些问题则是当中国经济在某些领域处于世界前沿时出现的新挑战，例如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中出现的数据安全等新问题，对此需要在实践中为这些问题提供来自中国的解决方案。对于上述问题，需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理论上要明确地区分，在转型时期，大量的问题仍需要通过“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来解决，同时也有些问题的确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来解决，“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发展道路给经济理论带来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而是现代经济学没有好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一个大国从计划向市场、从传统向现代，以及从半封闭向开放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转型故事”不容易被讲好。
    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本身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总结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和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同时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面向未来，中国很快将成为又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经济将越来越需要依靠创新，而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将比制造业更加难以制定标准，有更强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依靠政府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也面对更多的挑战。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些问题需要理论界不断地给出回答。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明确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不断重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和外延。每一个国家在追求人民的福祉时，其走过的道路必然带有各国历史和文化的特色，各自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面向未来，世界各国只有在承认普遍性、尊重差异性的前提下，才能在文明互鉴的道路上弥合分歧，携手并进。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