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光：传统中国与经济周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们的专利话语，而越来越成为普通人谈论和关注的时髦问题。
    受到国内传统政治教科书的影响，许多人认为经济周期作为一种现象，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社会弊病；作为一种理论，则言必谈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或者太阳黑子周期……那么问题就来了，经济周期真的是西方才有的事物吗？中国人对经济周期的认识真的都是来自于西方吗？
    中国古代有没有经济周期？
    现代经济周期研究中，通常将反映各行业运行状况的定量指标，如价格、成交量、开工率等或定性指标（如预期、信心等）指数化，来反映经济或行业的景气变化。
    然而中国古代的情况极为特殊：首先是相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情形，中国古代政府尽管也十分重视经济数据的统计工作，但由于年代太过久远许多内容已经散佚，数据本身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保证；其次，中国古代总体上以农耕经济为主，货币经济直到唐宋之后才日趋发达，现代工业更是19世纪以后的事物。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古代经济总量的波动是以农业产量的变化为证据的。从传统文献典籍的分析研究结果来看，中国古代的经济周期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气候周期。俗话说，农民“靠天吃饭”。农业收成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因素影响。自然因素主要是指气候和旱涝灾害，气候变动直接导致农作物收成变动，同时影响到灾害发生频率。农民对作物及耕作方式的选择也会因为气候变动发生变化从而间接带来收成的波动。例如：气候转暖使农作物生长周期缩短，熟制增加，复种指数增大，亩产量提高。相反，气候寒冷会导致农作物生长期延长，影响熟制变化，造成粮食减产。
    此外，气候温暖湿润时水源充足，也有利于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拓展。有研究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降低1℃，粮食亩产量将比常年下降10%；年降水量每降低100mm，粮食亩产量会下降10% 。严寒旱涝等灾害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规模自然灾害会造成地区性饥荒，若政府处理不当还易由天灾引发人祸，出现灾民大量死亡、社会动乱等现象。
    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不仅导致农业产量的相应波动，还与古代王朝更替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汉元帝以后，西汉的气候进入了不稳定的低温期，比如汉成帝到王莽是西汉气温最低的时期。低温天气最容易对农业收成造成危害，连年灾荒与王莽篡汉的失败是不无关系的。到了东汉，经历了一段温暖气候期，但从汉桓帝以后气候再度恶化，特殊低温年平均值在桓帝以后达到，不仅春夏气温低，而且寒暖失常。这一时期气候恶劣的程度仅次于成帝、王莽时期。在桓帝之后100年，东汉分崩离析，朝代发生更迭。朝代更迭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总量的波动，双重作用下造成了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气候政治经济周期。
    第二，“司马迁周期”。在气候经济周期中，存在一个特殊的小周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到：“岁在金，穰；水，毁；木，饥……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这里采用的是岁星纪年法，结合了五行学说。岁星就是木星，绕日一周实际须11.86年。岁星在某个方位差不多是三年，金为西方，水为北方，木为东方，火为南方，十二年算一个周期。岁在金的三年丰收，岁在水的三年歉收，岁在木的三年饥荒，岁在火的三年旱灾。十二年里再细分，其中六年会好一点，六年会差一点。
    很显然，司马迁提到的经济周期是以十二年作为一个循环。除此之外，《淮南子》中有“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而一康（荒）”，《盐铁论》中有“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这些都可作为辅证。中国北方民间部分地区还流传着“牛马年，好种田”的农谚，从生肖排列上来看，“牛”年和“马”年刚好相隔六岁，也暗合了十二年的周期。
    “司马迁周期”与著名的“太阳黑子周期”（11.7年）有着惊人的相似。有学者对中国历史上112次黑子记录进行分析，得出过太阳黑子活动存在10.60±0.43年周期的结论。
    另外有学者对中国古代记录的极光和地震进行自相关和频谱分析，发现两者均存在11年左右的周期，这与太阳活动的11年周期高度一致，证明了地震等地球物理现象的周期变化与太阳活动的周期变化有关，进而表明太阳活动的11年周期至少是近2000年来一直存在的。还有学者对西安长达1724年的旱涝变化序列进行研究，发现其接近于“十年一大旱”；也有学者依据树木年轮年表重建河南洛阳地区750年间降水变化序列，结果呈现出11年左右的振荡周期。
    司马迁完成《史记》大约四百年之后，公元三世纪肯索里努斯（Consorinus）的《论生辰》（De Die Natali）出现了这样一段话：“这和十二年一循环的十二年岁周长短极其相似。其名为迦勒底年，是星历家由观测其他天体运行而得，而不是由观测日、月运行来的。据说在一岁周中，收成丰歉以及疾病流行等天候的循环，都与这种观测相合”。由此可见，“司马迁周期”是建立在科学观测与历史经验结合基础上的，其科学性和普遍性已经得到了东西方文献的印证。
    第三，“费正清周期”。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历程之后发现：各朝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然而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大，但缴纳钱粮的人数则越来越少。
    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们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馑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军饷得不到保障，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之后各方混战，吐旧纳新，又开始新的一轮朝代循环。这是一个典型的制度政治经济周期。
    台湾学者侯家驹为“费正清周期”提供了一个更具有经济学色彩的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面积接近固定，技术亦为一定，所以在人口逐渐增加之中，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特别明显，以致必然发生马尔萨斯所言“粮食成算术级数增加，人口成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过剩问题。当人民难以生存时，必然铤而走险，盗贼丛生，动乱屡起。经过一番战乱，人口大为减少，致使人地比例大为降低，使单位土地所供养的人口大减，物质生活远比战时与战前提高，随而使天下太平。
    侯家驹已经意识到了“马尔萨斯陷阱”与“费正清周期”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长期停滞于农业经济周期循环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历代政府追求的是大一统下的专制政体，不容许工商业作为潜在威胁者的成长，随而形成统制经济，使经济结构中农业一枝独秀。由于缺乏工商活力与科技突破，经济长期停滞于静态的农业社会，然而人口却一直增加，土地相对于人口总是不足。
    在长期中，使人民必然生活于仅能维系生存的低水平，极端情况下则铤而走险，形成一治一乱的相互循环。从中国古代的经验来看，在既定王朝内部的确存在着比较清晰的财政周期循环，而在外部的朝代循环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唐、宋、明、清四朝国祚都在三百年左右。
    传统中国对经济周期如何认识和应对？
    中国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理解经济周期现象的种群之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地处北半球中纬度的黄河流域，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先民通过观察记录很早就发现了自然界中的规律，并将这种规律同人类社会的活动联系起来。
    农耕生产的进程，从春播、夏耘到秋收、冬藏，呈现出时间上的周期巡行，年复一年，归宿点后又回到了出发点。人们通过天文观测，还发现日月星辰有着比四季周期更长的循环运动规律。于是，中国古代的人们都相信万事万物就像农耕生产和星辰变化一样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从而将循环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法则，认定人事、社会、历史都难以超越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法则。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周期循环的神秘主义理论比比皆是：从《易经》衍生出来的太极、八卦都是圆周的运动，五行生克的起点和终点相叠合，十天干和十二地支都是描述植物从萌生到死亡的循环经历。天干地支的组合共有60种，又形成了以60年为一个循环的“甲子”周期。另外还有“五德终始说”、“三统循环说”等政治周期理论。这些都与中国古代特有的地理气候、生产方式、政治结构有着紧密的关联。
    尽管中国古代直接描绘出清晰经济周期的只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但上述这些带有浓重神秘主义色彩的周期循环论为中国人理解经济波动的规律性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工具。尤其是《易经》各卦内有关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各阶段的形象表述和《道德经》里状态相互对立转化的哲学，深刻地阐释了经济周期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也使得中国人在数千年风雨的磨砺中早已习惯了各种周期现象，磨砺出了坚强的心理素质。
    中国人不仅深刻地理解着经济周期，还用自己的智慧来应对经济周期。《管子》中体现的相机抉择思想和需求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应对经济萧条最先进的宏观理论。中国人既然深刻地理解了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规律，就必然将其运用到政策管理之中。随机应变，以时行也，正是相机抉择的本质含义；《管子》的需求管理思想更是超越了中国古代所有学者和政治家对经济周期问题的认识水平，明确提出了利用奢侈性消费刺激需求和投放货币激活经济的政策建议。
    只是由于中国古代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结构和自然性经济周期的特点，以及受到“黜奢崇俭”意识教条的约束，这些建议并没有太多实践的机会。北宋范仲淹采用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举措应对经济萧条的故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少见的个例。因此，中国古代政府面临经济萧条时，所谓的需求管理也大多局限于“休养生息”和“兴修水利”这种较为简单的政策层面。
    中国古代应对经济周期更主要的思路在于：既然经济具有明显的自然周期性质，农业产量的波动和粮价问题就成为关键。风调雨顺之时，粮食丰收，粮价一般会下跌；水旱灾荒之时，粮食减产，粮价一般会上涨。这种循环而又频繁出现的物价波动不仅对正常的经济活动带来很大影响，而且严重时还会危及王朝的统治。
    《汉书·食货志上》有段经典论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粮价太贵，对以买粮为生的百姓十分不利；粮价太贱，耕种粮食的农民就要吃亏。老百姓吃不起饭就要流离失所，农民无利可图国家就会贫困。如何对待粮价的涨跌，实际上就是如何平抑经济周期的问题。粮食同其他商品相比有着特殊的性质，最大的不同在于生产周期稳定且较长。在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体系内，发生供需矛盾，尤其是由于受到外部冲击粮食减产供不应求时，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往往无法迅速增加产出从而弥补缺口，这样就会带来饥荒和社会动荡。所以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利用国家力量对粮食市场进行干预的做法。建立在“平籴平粜”基础上的“常平仓”制度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
    中国历代政府运用“常平仓”挽救了无以计数的百姓生命，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灾害周期。美国直到一千九百年后才发现了这个制度的巨大价值，并运用到了本国的农业经济政策中。更值得提及的是，由于现代资本市场的复杂风险，各国政府广泛使用“平准基金”（Buffer Fund or Intervention Fund）对证券市场的逆向操作，熨平非理性的证券的剧烈波动，以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目的。这种逆向操作的思路正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
    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不仅引起了中国古代理论家和官员们的重视，也进入了商人们的视野。前文中提到的“司马迁周期”，实际上是《史记》中借计然和白圭两人之口说出的。其中，计然有一位徒弟叫做范蠡，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富翁。白圭更是被后人称为“治生之祖”，中国商人皆奉其为祖师。他们遵循“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致富法则和“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逆向思维策略，利用他们对经济周期的认识，进行了反周期操作，最终积累了巨额财富。在自然界变幻莫测的伟力面前，人类何其渺小。《道德经》始终希望人们明白，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当一件事物走向巅峰的时候，同时也就意味着即将跌落谷底。
    要想不受到事物变化波动带来的伤害，就要采取柔弱、谦虚、知足、谨慎的处世方法。这样，即使危机到来时，人们也会有回旋的余地，并怀有信心得期待着下一个巅峰的到来。在经济周期面前，中国人既是保守的，又是乐观的。就像计然、范蠡和白圭等无数睿智的先辈们一样，无论发生旱灾还是水灾，无论是好的年景还是坏的年景，都不妨碍他们保持内心的安宁并从中觅得致富的良机。
    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3期（总第7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