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艺 贺京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行为经济学

    内容提要：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几十年的重要演进特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这一进程既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生产实践条件变化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也体现了自然科学领域如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的前沿发展为经济理论的自我修正与重构提供了新的思想与方法，深刻反映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辨识行为经济学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前沿性，并对其核心理论内涵与外延进行厘定，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涵演变，及其前沿科学成分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可借鉴性。
    关 键 词：行为经济学  西方主流经济学  历史唯物主义　　Behavioral Economics  Mainstream Western Econom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演进趋势是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快速发展。一方面，以行为经济学为指引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得到大量开展，领域涉及从微观到宏观，从金融学、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到货币经济学等广阔空间；①另一方面，一些经重复实践检验的、已获普遍认可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近年来通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形式得到深入推广，②相关内容被多数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设为主讲章节，极大地改变了当前经济学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③
    反观国内，尽管行为经济学在过去十多年间作为新兴领域获得了广泛关注和长足发展，但学界对于行为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却存在着辨识不清、不能正本溯源之憾，对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外延及其中国应用前景，也缺乏必要和深刻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④，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借鉴和使用，通过吸收国外有益理论以服务于中国实践。为此，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考察和评价行为经济学之于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学术意涵，以及如何合理借鉴其理论成果以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及政策实践。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任何经济学理论的提出，都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以试图解决当时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当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发生改变时，原有的经济理论将逐渐丧失解释与预测力，这在客观上要求对新的经济实践问题重新给出理论说明与解决方案，这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另一方面，经济理论的构建形式与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水平。否则，即使人们愿意对旧的经济理论进行修正或重构，也会感到束手无策，因为任何理论均需建构在一定的假设之上，而假设并非凭空臆测，需借助自然科学的前沿理论与方法，搜寻新的实证证据以作归纳抽象。由于科学知识体系其实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一种反映，因而这也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决定关系对经济理论的推动作用。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试图从理论所根植的社会经济条件与所凭依的科学知识体系两个维度，对行为经济学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解决生产力发展问题的角度，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外延及其适用性进行讨论；最后，结合前两方面的讨论结果，进一步探讨行为经济学之于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研究与政策设计方面的可借鉴作用。
    二、行为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辨析
    (一)从理论根植的社会经济条件进行辨析
    恩格斯指出，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⑤，其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⑥。这意味着不同的经济理论往往对应于不同的社会生产实践，适用于解决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其启示是，若想准确辨识行为经济学的产生逻辑及其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从它们各自根植的社会经济条件入手。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段快速的经济增长期，客观上需要一套标准的论述自由市场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理论学说。自吉拉德·德布鲁出版《价值理论：对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以来，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由于在形式上逻辑自洽，在观点上清晰纯粹，逐渐被多数主流学者接受为标准的市场理论。在这一理论范式下，市场被描述为大量匿名交易者在既定资源约束下进行买卖的场合，他们通过实现竞争性均衡而完成对资源的最优配置。尽管这一理论看似以众多交易者作为分析对象，但在具体建模中采取的是严格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其中决策仅能由个体消费者或厂商做出，并且在形式上依赖于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其一，个体是完全理性的，在既定动机和各自约束条件下，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取舍以图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其二，个体具有“完美”信息，他们对所有相关事实完全掌握，并基于共有知识进行决策。⑦在这样的假定条件下，市场将产生一组均衡价格，使得所有产品市场都出清，所有交易者均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此时，市场均衡可看作是瞬时达到的，个体之间的任何动态交易都可被等价地抽象为一种静态的单次互动。这种微观层面的一般均衡理论，对于人们理解市场运行规律以及竞争、价格等经济现象具有重要帮助，并且一旦引入不确定性、预期等因素后，还可拓展为解释宏观经济问题的动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即新兴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成为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学主流形式。该宏观学说通过将经济波动描述为由纯粹技术冲击导致的瓦尔拉斯均衡的位移，而较好地模拟和解释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典型化事实，⑧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此一时期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思想为核心的宏微观主流经济学形式。
    然而，这一理论格局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进一步变化而面临挑战。时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活动愈发多样，一些更复杂的市场交易形式不断涌现，如保险、信贷和劳动力市场等的深化发展，但这些市场上的交易特点和结果却无法在标准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得到解释与预测，现实中常常出现“老年人难以获取健康保险、小企业更可能遭遇信贷限制、少数族裔更容易在就业市场上遭遇歧视”等市场非有效情形。⑨经济学家逐渐感到，为了使传统的市场理论能够涵盖这些问题的阐释，必须将研究客体转移到更常见的小规模交易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所谓完全、共同或完美的信息要求是空洞的，因为小范围交易更多地取决于当事双方的协商，需要当事者对商品的品质、数量、价格、交货日期等做各种交涉与安排。此时，支配生产和交换的个人知识是分散化的私有信息，所以信息不对称是更一般化的市场常态，而交易者在获取商品信息的过程中需要支付成本，这暗示着价格信号传递稀缺性的功能是有限的，在观测到的市场价格体系下资源未必达到优化配置。在此背景下，以迈克尔·斯宾塞、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随之兴起，旨在探索不完全信息条件对市场交易效率的影响。⑩其中，有关交易者的理性假定得以保留，但需基于新的不完全信息条件重新建模，将个体搜寻信息的成本也纳入最优化权衡之中，而一旦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结构也就不再能够维持完全竞争设定。由于信息经济学可视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拓展，因此逐渐成为当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形式。(11)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数据的逐渐丰富也使人们发现，仅从技术冲击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是很勉强的，现实中存在着由市场短期无法出清而导致的经济波动，这要求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建模中引入更符实的市场摩擦因素，如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菜单成本等，才能对观测到的经济波动事实做出更贴切的说明，这推动了主流宏观经济学从新兴古典主义向新凯恩斯主义的过渡。(12)
    但是，随着更多社会经济现象的不断涌现，这种仅放松信息条件的理论修正也遭遇了解释现实的困难。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金融体系的纵深发展，学者得以获取第一手的高频数据来检验资本市场交易行为，结果发现真实市场上存在着诸多不能被理性市场理论所解释和预测的经验现象，即便考虑了信息条件之后也是如此，如过度交易、过度波动、股票溢价之谜等。(13)在这样的实际经济背景下，那些系统性的违背理性模型的经验事实被冠以“异象”之名，促发大量学者投身其中以探讨真实成因。人们意识到，这类“异象”已无法通过放松信息条件等辅助性假设而得以解释，需触及并修正理论中更为核心的假定。显然，在个体主义方法论下，主流理论的核心假定是针对决策个体的理性设定，即有目的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最优化权衡取舍。而以往的理论修正，仅是在不改变理性假定的前提下所做的量变式调整。因此，新的理论修正需要针对理性假定实施质变式重构，这就要求对个体行为与理性结果的偏离方式进行考察，从中提炼引发偏离的真实心理原因，以此构建更符实的关于个体决策的描述性模型，以作为理性模型的替代方案。在这一研究思潮的推动下，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从早期的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等学者，到后来的理查德·塞勒以及晚近的马修·拉宾、戴维·莱布森和乔治·洛文斯坦等，针对风险选择、跨期选择、涉他选择等多种情形，发展出了系列的个体描述性模型，这被统称为行为决策理论，对应于行为经济学的微观层面。(14)而从宏观层面看，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短期经济波动等方面成效卓著，但自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诸多重大现实宏观经济现象已然脱离理性范式下的宏观经济学解释范围，如萧条背景下市场无法自身恢复出清、货币在长期下的非中性等问题，需寻找其他具突破性的研究视角。据此，以乔治·阿克洛夫、保罗·德·格洛瓦、约翰·达菲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强调以个体描述性模型替代理性模型来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衍生出了主流宏观经济学在当前的新发展——行为宏观经济学。(15)
    综上，战后的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微观层面大致形成了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到信息经济学、再到行为决策理论的三个阶段，这在宏观层面大致对应为新兴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与行为宏观经济学。这种叠进式的理论演变，体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了应对社会生产实践问题的变化，而对理论实施的量变修正与质变拓展，即首先放松个体决策模型所凭依的外围信息条件，从完全信息情形过渡到不对称信息情形，然后再放松更内核的个体理性假定，从完全理性情形过渡到系统性背离理性的情形。可见，新的理论尽管根植于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却总是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包含着旧的理论，使旧理论被“退化”为特定条件下的特例形式。从此意义上说，行为经济学可视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应对当代社会经济问题而作的前沿拓展。
    (二)从理论所凭依的科学知识体系进行辨析
    尽管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构成了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因，
        
    但内因产生结果还需外在条件，此即构建理论时所须凭依的科学知识体系。作为非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科学知识体系的内容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因为它总是随着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提高，反映了人类通过实践不断深入观察和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于是，当科学知识体系可为经济理论的构建提供思想来源与方法指导时，相当于在另一个维度上体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具体来说，这主要表现为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学科的发展，为经济理论重构其假定基础带来了新的理论思想和实证方法，从而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提供了更具科学性的客观依据。
    任何经济学理论，均是在一定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以形成明确的经济预测或是对实际经济现象做出解释。在个体主义方法论之下，理论的基础性假设必然是个体层面的行为特征假设，需要对个体决策的一般心理动机做出刻画。这种从主观有意识的动机出发来探讨个体经济行为，进而拓展到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一般被称为主观主义研究。(16)实际上，自19世纪60年代“边际革命”以来，主观主义研究已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视角。然而，这一视角取效的前提是，研究者在对个体一般心理动机作归纳抽象时，能够获取个体行为特征的可靠证据，这又取决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与已具备的实证方法。在“边际革命”时期，能够为经济学提供科学思想来源和实证方法的是当时新兴的内省式心理学。这一发端于德国的早期心理学派，将行为动机的探索建构于人的主观内省之上，要求个体对各种物理刺激引起的苦乐感进行内省估计和报告，而行为可被理解为“趋乐避苦”倾向下的产物。其对经济学的启发是，如果可将个体苦乐感觉的量化测度定义为“效用”，并把经济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如收入、财富、消费、劳动等)与这种主观的“效用”联系起来，那么就可构建一个以“主观效用最大化”为分析起点的经济理论体系。(17)
    然而，内省式的实证证据过于依赖主观体验，难以在人与人之间比较，并且当时也缺乏必要的定量测度技术，这导致依托于内省式心理学的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在科学性上缺乏保证。为了应对这一困境，兴起于美国20世纪初的行为主义心理学逐渐步入经济学家视野。鉴于内省过程难以观测，行为主义心理学强调应以人的行为规律作为研究目的，而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视为外界刺激下的可观测反应，因此心理学的任务是考察“刺激—反应”之间的规律性，而不是个体的内在心理过程。(18)由于这种考察结果具有实验室可重复性，因此在经验上具备科学性。与此相契合，此时的经济学家也转而主张应将经济理论构建于可观测的个体行为之上，而不应构建在难以观测的主观感觉之上。其中，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最为突出，他认为个体的可观测选择必然恰好显示其偏好，所以从外在约束条件到实际经济决策之间的“效用最大化”过程可视为一种“刺激—反应”模式，此即所谓的“理性行为”。于是，内在心理过程无需观测，研究者只要考察经济变量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即可，(19)这推动了各种计量检验方法的快速发展。此外，这种关于个体决策的“刺激—反应”分析由于带有机械主义的精准特点，非常适用于一般均衡分析体系的构建，因为市场上任何扰动所引起的新“刺激”，经由无数理性个体的有规律“反应”，将使市场瞬间调整至新的均衡。可以认为，从内省式心理学向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转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重要调整。即便是随后兴起的信息不对称分析，由于仅涉及外围辅助假定的修改，所以并未改变整个理论体系的行为主义本质。
    但是，从本质上看，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下的经济理论构建，实则用一组满足完备性、传递性的偏好排序代替了复杂的人脑决策“黑箱”，忽视了人类心理过程中固有的随机失误、情绪起伏或是直觉推断等因素，而这恰恰是行为主义心理学自身需要面对的科学性难题。为此，心理学学科逐渐孕育了一次内部变革，开始步入所谓的认知心理学时代。作为广义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认知心理学旨在考察感知、信息加工、记忆等心理过程如何通过交互而形成表观行为，并试图回归内省式心理学对主观体验的考察。这得益于当时的新兴研究工具，尤其是计算机模拟技术，使得研究者可构建动态的自适应模型来探索行为者的心理过程。(20)及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神经科学的兴起和多种脑成像技术的出现，认知心理学得以将心理机制的考察推进至分子、细胞、脑区和全脑多个层次，从而推动了认知神经科学的产生。与心理学学科的发展趋势相对应，以赫伯特·西蒙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鉴于大量不能被理性范式所解释的“异象”，开始思考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重构个体决策模型，以突破行为主义理性分析范式的局限。(21)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卡尼曼、特沃斯基、塞勒等心理学家或经济学家的持续推动下，相关学者通过借助认知心理学的思想与方法，尤其是受控实验方法，针对决策问题构建了若干以真实心理过程为依据的个体描述性模型，以作为更复杂经济问题的建模基础，由此衍生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然而，这些模型所内含的对心理原因的描述，主要是基于实验被试者的实际选择而“推断”出来的，仍带有一定的假说色彩。故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与脑成像技术的成熟运用，行为经济学家又得以将其对个体决策动机的描述性假设，进一步置于更严格的科学观测手段下检验，以提升其理论的符实性与稳健性，这推动了后续的神经经济学的兴起。(22)
    可见，从行为主义心理学转向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调整。这些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成果和新方法，通过与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相结合，为主流经济学重构其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客观上使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具备了科学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经济学又可视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新的自然科学基础上所作的前沿拓展。
    三、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与外延
    (一)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前沿的行为经济学，由于将理论基础转置于新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因而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上与传统理性模型存在差异。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这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已逐渐从传统的主观唯心主义转向直观唯物主义，不再以“想象”的基于自利动机的最优化计算作为个体决策的前提假定，而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等的真实发现，对个体心理特征抽象归纳出一定的描述性假定，以此重构个体决策模型，作为阐释、解决更复杂经济问题的个人主义建模基础。因此，若想深入理解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涵，需首先考察其理论所依据的几个重要的关于个体心理特征的描述性假定。
    (1)参考点依赖：个体从决策中得到的效用，依赖于决策结果与某一参考点之间的差异，而不依赖于决策结果本身。这一描述性假定主要来自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关于风险选择的著名研究结论。他们发现，当个体试图对某一选择集内的所有选项形成偏好序时，尽管每种选项的潜在结果都已知，但个体并非像理性假定那样直接按照选项结果来做偏好排序，而是倾向于将这些结果与某个参考点进行比较，然后再做偏好排序。(23)于是，当某种原因导致了参考点的位置或内涵发生变化，将可能引发个体偏好出现反转，从而影响其实际选择。
    (2)直觉推断：个体基于可得信息来预测随机事件的发生概率时，并非像理性假定那样基于贝叶斯法则来完成判断，而是设法简化认知难度，以图将复杂的预测任务转化为直觉推断。这也源自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经典研究，(24)他们发现个体受限于认知能力，因而只是借助若干“认知技巧”或“经验法则”来处理可得信息，在此过程中要么对某些信息反应过度，要么反应不足，于是常常使其预测结果发生系统性偏差。
    (3)双曲型贴现：个体在面对跨期选择时，并非像理性假定那样执持一个恒常的时间贴现率，而是倾向于对“近未来”的选择赋予更高的时间贴现，对“远未来”的选择赋予较低的时间贴现。这一经验规律的发现具有久远的传统，但相关理论建模主要得益于晚近的洛文斯坦、莱布森等人的贡献。(25)他们发现，在这种心理特征之下，个体的贴现函数更适于用双曲型曲线来描述，而不是理性假定下的指数型曲线。其含义是，个体在当前认定的一项无关紧要的未来收益，随着时间临近却可能变得愈发诱人，从而导致个体的偏好出现反转。
    (4)社会偏好：个体在与其他人进行互动时，并非像理性假定那样仅基于自利动机行事，而是会顾及其他人的利益，因此个体实则具有自利—利他双重动机。于是，在理性假定下仅由自利动机支撑的偏好排序，在利他动机影响下就可能发生变化，这被称为社会偏好。此方面的更深入研究可参考拉宾等关于公平问题的讨论。(26)在社会偏好作用下，个体为了满足利他动机，有时甚至会以损失自身利益为前提。
    可见，基于这些描述性假定来构建理论模型，将导致与基于理性假定的理论模型存在截然不同的解释机制与行为预测。从本质上看，这些关于个体心理特征的描述性假定，一方面保证了理论的逻辑起点更为符实，另一方面也并不排斥理性假定，因为理性范式下的最优化计算过程仍可视为一种极端的“假想”情形，可作为更一般意义下的参照假设或零假设，以用于经济问题分析的尝试性起点。正因如此，行为经济学在形式上是对传统理性模型的拓展，而理性模型可被处理为特殊参数条件下的特例情形。具体地，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一般化的个体决策可被处理为若干认知模式的“加权平均”，理性假定只是其中一种认知模式而已。于是，当理性假定权重被赋值为1时，整个模型将“退化”为理性模型。这种一般化的建模方式，有其深刻的自然科学基础，即近三十年来认知神经科学最具启发意义的大脑模块化研究，发现人脑存在对应于不同脑区的差异化认知系统，并且不同认知系统之间存在冲突、竞争或互促。(27)这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可能，即通过构建一个内含多元认知模式的一般性模型，来涵盖传统主流理论的一元理性模型。
    在这种多元认知系统模型下，行为经济学引申出了两个核心理论内涵(或命题)。
    (1)个体决策具有异质性特征，即每个人所内含的多元认知模式的权重分布不同，所以不再是理性范式下的同质性的原子式个体。
    (2)个体决策具有情境依赖特征，即每个人的行为特征虽然异质，但在特定的任务情境下会被“激发”出相似的认知模式，所以不再是理性范式下的不受情境干扰的中性个体。
    上述两个核心命题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其所阐发的深刻含义是：个体决策特征虽然在一般意义上具有异质性，但在相似情境下又具有明显的趋同性，并且在重复互动中还会不断试错、相互学习和协同，从而强化决策的趋同性。但需指出的是，这种趋同效应未必会收敛于理性模式，因而可能导致市场结果系统性地偏离理性均衡，并且由于自我强化而难于回调，这解释了为什么市场一旦出现危机或崩溃，却无法像理性模型设想的那样具有超强的自纠能力。然而，行为经济学却不仅限于对这些传统的市场无效性问题进行解释，它在理论外延上具有更多潜在的拓展方向与适用性。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外延及其适用性
    任何经济学理论，基于其特定的假定基础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概念、范畴体系，仅具备相对的理论适用性。在其适用边界之内，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与预测经验现象，对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做出说明；一旦超出其适用边界，理论的预测将出现系统性偏误，甚至根本无法进行预测。其中，如何看待、抽象和描述作为决策主体的人，是决定理论适用性、能否解决当时生产力发展问题的关键。在唯物史观下，每个时代的人的存在方式是由不受其任意支配的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既定的相互交往方式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8)，这意味着“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所以“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29)，于是，尽管“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30)，但却是一个“现实的人”(31)，而不是从孤立的个人意识出发。其启示是，对于经济实践中出现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应当以“现实的人”的经济决策作为研究起点。
    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理性范式，囿于其假设基础的行为主义本质，却将其理论建构于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之上，即一切经济问题的研究起点均为同质化的理性个体，社会联系只表现为个体之间的简单交换，其他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前提都被抽象掉了。其结果是，可观测的经济现象只能被处理为众多同质化个体行为的线性加总，这使其理论“如同穿上了一件行动不便的紧身夹克”(32)，无法从“现实的人”的角度去理解商品交易本身的社会制约性，因此极大限制了其理论的适用性和对生产力发展问题的解释力。反观行为经济学，由于使用了更为客观的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证据作为个体行为的描述性假定，因而发现并指出了个体决策形成过程的异质性本质，以及这种异质性与各种社会、身份、制度、文化等非市场情境因素的深刻关联。其结果是，“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33)，这必将导致个体对客观选择的主观评估取决于与其他个体的比较，或是依赖于由社会总体共同形成的某个参照系或情境结构。因此，经济现象不应被视为孤立的个体行为的加总，而是个体经济相互作用下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于是，行为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西方传统主流理论所凭依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从而可在理论外延上对“现实的人”的经济决策及其结果进行一定揭示。
    更进一步说，在传统的理性范式下，有效市场均衡或信息不对称的非有效市场均衡都是瞬间实现的，这暗示着理性模型其实是基于一种静态研究法，即从某一瞬间来考察一个实际上是动态的经济系统。于是，任何经济问题均可被表述成既定外生资源(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然而，从动态视角看，任何静态情形其实都是历史及当下社会经济条件的派生事实。换言之，某一时期的资源稀缺性、信息条件以及“观测到”的随机冲击，都不是所谓的外生给定条件，而是社会经济系统在演进过程中的内生产物。所以，若想在变动的经济现象中研究经济现象本身，就必须把每个时期的资源配置问题看作过往生产力发展和现有生产关系相交织的综合结果。显然，这一研究思路是理性分析范式无法承载的，因为理性模型只能将经济现象描述成“代表性个体”的主观有意识行为对静态客观世界的作用产物，其中不涉及复杂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交互作用。但在行为经济学视域下，社会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被抽象为各种社会身份(类型)的决策主体在异质性行为规则下的动态交互方式，并且通过与环境(资源条件、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等)的耦合而推动生产力条件不断变化。于是，某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既是以往动态交互的结果，也是后续动态交互的前置条件。这种看待、研究和解决经济系统及其生产力发展问题的视角，在近年兴起的“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方法中已得到充分展现。(34)
    可见，行为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缓解了西方传统主流理论过于忽视社会生产关系问题的“庸俗性”，它不再仅从个体决策范畴直接解释经济现象，而是强调从简单的社会关系出发，过渡到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再过渡到对社会经济现象与生产力发展问题的最终说明。但需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行为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仍将继续，仍需基于新的社会经济实践与新的科学知识体系，进一步丰富有关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内在对立统一的理论表述。
    四、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及政策设计的行为经济学借鉴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辨识行为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及其理论内涵与外延，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及相关政策设计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如前所述，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一直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之中。进言之，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现象的日益复杂，原来占据西方主流的理性分析范式由于固守旧的自然科学基础，因而难于解决新出现的生产力发展问题，所以必须在理论的科学基础上进行拓展与深化，才能提升原有理论的解释与预测力。因此，在批判、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时，不能僵化地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作一成不变的固化理论，而应动态地关注其理论内涵的演变，以及前沿科学成分对于解释、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有用性。(35)
    首先，从理论内涵的演变看，行为经济学深化了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理解。在传统的理性分析范式下，市场主体被预设为理性个体，并以机械化的“效用最大化”作为行为假定，由此推演的结论是，市场若满足完全信息的充分竞争条件，个体就能准确快速地根据市场价格来调整决策，从而实现市场出清和资源最优配置。于是，仅当市场存在外部性、垄断势力或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时，才会导致市场失灵出现。然而，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传统理性范式在理解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时却缺失了一个重要环节，即作为决策主体的“现实的人”处理市场信息的认知模式是异质的，并且在一定的市场情境下会被“激活”出相似的认知模式，而一经“激活”，又会由于相互学习、协同而被固化，于是价格信号将难以发挥引导交易的功能，从而导致市场总体结果系统性地背离竞争均衡。其潜在含义是，即便市场满足完全信息与充分竞争条件，个体的异质认知特征及其情境依赖性也可能使市场难以有效配置资源，这可视为一种新的市场失灵，即“行为失灵”。(36)为此，经济理论的构建应将市场主体的认知环节以及市场情境结构作为重要变量引入，注重人的主观异质性与客观物质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而不能固守传统主流理论认为构建完全竞争市场即可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机械观点。
    上述涉及理论内涵的讨论可为我国解决当前现实经济问题、实施相关政策设计带来新的启发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7)；十九大进一步强调，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38)，这就需要对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市场机制构建进行宏微观多个层次的系统研究。然而，在借鉴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有益成分时，我们不能罔顾这些理论自身的适用性而直接吸纳之，尤其是传统理性范式对构建有效市场机制的局限性，仅以假想的理性人作为政策及制度设计的实施对象。显然，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由于基于理性假定的各种制度及政策思路忽视了市场主体的认知异质性与情境依赖性，因此这些政策及制度形式很可能无法达到促进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甚至在某些情形下，那些看似有利于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政策及制度安排，由于在实施形式或情境上扭曲了决策主体的特定认知进程，反而会进一步放大市场无效的程度，从而使市场结果更加偏离预定的调控目标。为此，政府在政策设计中应考虑对市场主体的认知过程进行引导，通过主动“构造”合理的市场情境来“助推”个体决策趋向于其所认可的最优福利水平。这一政策设计思路已在多个国家引发关注并用于实践，涉及税收、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扶贫、教育资助等诸多领域。(39)
    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基于我国经验事实展开了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政策设计研究。在微观层面上，以资本市场信息披露机制为例，当市场信息可得到大量披露时，未必会促进投资者的有效决策，反而可能由于信息冗余而造成投资者认知超载，导致资产价格产生过度反应(40)，这意味着信息披露制度需关注市场主体对各类信息的敏感性和解读模式。又以公共品供给为例，当个体社会偏好存在异质性时，会显著制约公共品自愿供给(41)，意味着我国在城镇化和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需要面前，可通过适当的信息环境安排(如设法强化群体身份认同)，以使异质偏好个体的认知模式逐步趋同，最终达到改善公共品自愿供给的目的。(42)在宏观层面上，以货币政策为例，现实个体由于知识背景和经历不同，因此在形成市场预期时具有异质性的自适应特征，这将导致不同市场化水平下的货币政策出现差异化效果(43)，因而政府在完善各项市场化制度建设时，理解、管控和引导公众预期也同等重要。(44)又以财政政策为例，在税负水平维持不变的前提下，不同的直接税—间接税占比会对居民长期消费路径及福利水平产生差异化效应。研究发现，无论是直接税占比较低还是间接税占比较低，均会对居民福利产生更不利的影响，这与税收显著性等情境因素有关。故而，政府在推进现代税制改革过程中，采取双主体税制模式将可能是较优的选择。(45)
    进一步地，在关注了市场主体的认知特征后，我们甚至需要在某些情境下重建关于市场效率的标准，因为那些基于理性人假定而提出的旨在提升社会福利的政策或制度保障，未必符合市场主体的真实福利要求。以针对幸福感的一项经验研究为例，个体的认知特征决定了其幸福感主要受体验性的相对变量的影响，如收入差距与变化、社会身份比较等。但政府试图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政策措施往往以理性人假定为前提，即以非体验性的绝对变量作为决策依据，如绝对收入、社会地位等，这势必会导致居民的“被幸福”，即政府假想的可实现最大幸福的资源配置目标与居民的真实需求之间存在冲突。(46)
    以上这些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政策内涵讨论，对于我国现阶段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方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①彼得·戴蒙德、汉努·瓦蒂艾宁：《行为经济学及其应用》，贺京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②最具影响力的当属200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以及201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的心理核算理论(Mental Accounting Theory)。
    ③Ted O' Donoghue,"Teaching a Behavioral Economics Elective:Highlighting the Science of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 Proceedings,Vol.105,No.5,2015,pp.391-395.
    ④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3.htm，访问日期：2021年4月8日。
    ⑤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⑥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页。
    ⑦弗农·史密斯：《经济学中的理性》，李克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5—51页。
    ⑧Finn E.Kydland and Edward C.Prescott,"Business Cycles:Real Facts and a Monetary Myth,"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Vol.14,No,2,1990.pp.3-18.
    ⑨George A.Akerlof,"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3,2002,pp.411-433.
    ⑩Joseph E.Stiglitz,"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in the Paradigm i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Vol.92,No.3,2002,pp.460-501.
    (11)David M.Kreps,"Economics:The Current Position," Daedalus.Vol,126,No.1,1997,pp.59-85.
    (12)Michael Woodford,"Convergence in Macroeconomics:Elements of the New Synthesi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Vol.1,No.1,2009,pp.267-279.
    (13)Richard H.Thaler,"The End of Behavioral Finance,"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Vol.55,No.6,1999,pp.12-17.
    (14)Colin F.Camerer and George Loewenstein,"Behavioral Economics:Past,Present,Future," in Colin F.Camerer,George Loewenstein and Matthew Rabin,eds.,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New York and Princeton: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3-51.
    (15)保罗·德·格洛瓦：《行为宏观经济学：一个教程》，贺京同、刘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39页。
    (16)伊·戈·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上)，张奔流、黄道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7页。
    (17)Luigino Bruni and Robert Sugden,"The Road Not Taken:How Psychology Was Removed from Economics,and How It Might Be Brought Back," Economic Journal,Vol.117,No.516,2007,pp.146-173.
    (18)John B.Watson,"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logical Review,Vol.20,No.2,1913,pp.158-177.
    (19)Paul A.Samuelson,"Consumption Theory in Terms of Revealed Preference," Economica,Vol.15,No.60,1948,pp.243-253.
    (20)Esther M.Sent,"Behavioral Economics:How Psychology Made Its(Limited)Way Back into Econom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36,No.4,2004,pp.735-760.
    (21)Herbert A.Simon,"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69,No.1,1955,pp.99-118.
    (22)Colin F.Camerer,George Loewenstein and Drazen Prelec,"Neuroeconomics:How Neuroscience Can Inform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3,No.1,2005,pp.9-64.
    (23)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The Framing of Decis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Vol.211,No.4481,1981,pp.453-458.
    (24)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Vol.185,No.4157,1974,pp.1124-1131.
    (25)Drazen Prelec and George Loewenstein,"Decision Making over Time and under Uncertainty:A Common Approach," Management Science,Vol.37,No.7,1991,pp.770-786; David L.Laibson,"Life-Cycle Consumption and Hyperbolic Discount Func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2,No.3-5,1998,pp.861-871.
    (26)Matthew Rabin,"Incorporating Fairness into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3,No.5,1993,pp.1281-1302.
    (27)Alan Sanfey,et al.,"Neuroeconomics:Integrating the Disparate Approaches of Neuroscience and Economics," Trend in Cognitive Science,Vol.10,No.3,2006,pp.108-116.
    (2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29)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页。
    (31)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6页。
    (32)Shira B.Lewin,"Economics and Psychology:Lessons for Our Own Day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4,No.3,1996,p.1313.
    (3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页。
    (34)Domenico D.Gatti,Edoardo Gaffeo and Mauro Gallegati,"Complex Agent-Based Macroeconomics:A Manifesto for a New Paradigm,"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ion,Vol.5,No.2,2010,pp.111-135.
    (35)逄锦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第4—11页。
    (36)Brigitte C.Madrian,"Applying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Policy Design，"Th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6,2014,pp.663-688.
        
    (3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网，http://epc.people.com.cn/n/2013/115/c64094-23559163.html，访问日期：2021年4月29日。
    (3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访问日期：2021年4月29日。
    (39)Richard H.Thaler,"From Cashews to Nudges:The Evolution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8,No.6,2018,pp.1265-1287.
    (40)余峰燕、郝项超、梁琪：《媒体重复信息行为影响了资产价格么？》，《金融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39—152页。
    (41)周业安等：《社会角色、个体异质性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3—136页。
    (42)连洪泉等：《信息公开、群体选择和公共品自愿供给》，《世界经济》2015年第12期，第159—188页。
    (43)贺京同、刘倩：《市场化程度、供给侧管理与货币政策效果》，《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12页。
    (44)许志伟、樊海潮、薛鹤翔：《公众预期、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动态》，《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14卷第4期，第1211—1234页。
    (45)那艺、贺京同、付婷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税收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实验宏观经济学方法》，《南开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第139—159页。
    (46)贺京同、那艺、郝身永：《决策效用、体验效用与幸福》，《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第176—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