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付才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中国经济学手册》专题（五）

    比较优势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竞争优势则是管理学的核心概念。在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的本质是，决策者选择不同方案的机会成本高低，是一种分析方法。但即便在贸易领域也有众多关于机会成本或相对价格高低来源的比较优势理论。例如，李嘉图理论中的技术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中的禀赋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克鲁格曼理论中的多元偏好与规模经济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杨小凯理论中的分工经济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等等。在管理学中，竞争优势的本质是，竞争者实施不同方案创造的经济价值的大小。同样，即便在战略管理领域也有众多关于创造经济价值大小方式的竞争优势理论。例如，基于市场结构的波特企业竞争理论、基于市场过程的动态竞争理论、基于资源租金的资源基础理论，等等。事实上，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但源于经济学原理，即所创造与获取的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的相对大小，也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即和其他竞争者相比能够以较低的机会成本生产商品和服务（Barney & Clark，2007；保罗·海恩等，2017）。
    一、 比较优势：概念本质与理论拓展
    （一）比较优势的滥觞
    为反对英国的《谷物法》，李嘉图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概念。此后，经济学的方法和主题出现了巨变，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史的双重分水岭”。
    李嘉图得出的经济学洞见是：就两国贸易而言，重要的不是各自的生产力水平，而是各自的机会成本。李嘉图在贸易上的看法比斯密更加一般化：没有各自的绝对优势也可以贸易。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虽然在当时讨论的是贸易问题，却首次提出了机会成本这一用于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分析的一般性工具，也使得机会成本成为各种比较优势理论的统一内涵，而不局限于贸易理论。机会成本这一经济学基本工具的引入使得李嘉图比斯密更具有一般性，即比较优势比绝对优势更一般。从而，在李嘉图之后，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系统论述了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运行以及政府的影响，并通过边际革命推动了古典经济学迈入新古典经济学时代。
    李嘉图重新调整了经济学的关注点，将其从古典经济学关心的动态经济增长转向新古典经济学关心的静态资源配置，一直到20世纪后半叶（关于跨期资源配置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解释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止（Landreth & Colander, 2002）。在《国富论》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分工来内生促进的，而不是像后继者李嘉图那样假定“英国的劳动生产率翻一番”是外生给定的，也因此斯密的绝对优势其实才是内生的比较优势，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反而是外生假定的（Yang, 2001）。诚如杨小凯（1998）所深刻指出的，这种差别并不是简单的外生与内生比较利益的差别，它们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前者关注结构拓扑性质的变化，而后者仅关注资源配置非拓扑性质的变化。
    （二）比较优势的本质：理性选择的机会成本
    一方面，比较优势概念的诞生引入了机会成本的概念，从而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方法的基础（第一重分水岭）；另一方面，比较优势原理对贸易的严谨分析却意外地让现代经济学滑入了资源配置的新古典范式，而远离了古典经济学的内生结构问题（第二重分水岭）。之所以对比较优势有如此之多的争论和误解，一方面是由于对概念方法的本质缺乏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对不同类型的比较优势理论缺乏深刻的辨识。第一重分水岭意味着比较优势概念的本质是决策者选择不同方案的机会成本，是具有普遍性的方法，在现代经济学中是唯一可以作为先验条件接受的公理，即是现代经济学的“本体”——理性选择，除了贸易现象还可以广泛应用于所有的人类行为现象（Becker, 1976）。第二重分水岭则意味着比较优势理论有很多具体类型，如基于（外生的或内生的）技术的比较优势理论、基于（配置的或结构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基于规模报酬与多元偏好的比较优势理论、基于（外生的或内生的）制度的比较优势理论，等等。即便在贸易领域，正如罗纳德·芬得利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比较优势”词条中指出的，作为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除了国家之间，也适用于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只要经济主体之间的偏好、禀赋、技术存在任一差别，都可以产生商品相对价格差异即比较优势，并可通过贸易改善配置效率。
    然而，比较优势的本质并非某类比较优势理论，而是作为理性选择核心机制的机会成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做出决策，但是要找准真实的权衡取舍、准确理解机会成本也并非易事。由于缺乏比较优势的本质是机会成本这点认识，包括经济学家的不少人认为比较优势概念的运用也只限定于贸易范畴，或者仅囿于各种版本的李嘉图模型或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以至作茧自缚于新古典经济学静态资源配置范式（Lin & Chang, 2009；张军，2013；贾根良，2018）。
    （三）基于配置范式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从1817年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分析贸易问题以来，基于配置范式的不同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层出不穷，而且日趋成熟。不论是基于标准的完全竞争和新古典技术，还是基于垄断竞争以及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抑或建立在微观企业或细分区域基础上的异质性，以及是否引入贸易摩擦和制度因素，统一的表现形式其实都是由商品相对价格高低所决定的贸易或分工模式，而影响商品相对价格高低的渠道不外乎偏好、技术与禀赋以及包括制度在内的影响交易效率的因素。事实上，关于贸易的比较优势模式所取决于技术、禀赋与偏好的复杂“一般均衡”关系的讨论，早已见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中。后续的进步只是随着建模技术以及各种可得数据的提高，通过严谨的分析甚至复杂的一般均衡模型，理顺了各种可能的甚至细微的贸易模式。换言之，过去两百年来，经济学依然尚未成功运用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理性选择的机会成本）来解释作为影响贸易模式（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外生前提条件的技术、禀赋与偏好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这或许才是下一代比较优势结构理论的方向。
    （四）基于结构范式的比较优势结构理论
    Grossman & Helpman (1990)率先将内生增长的罗默模型（Romer,1990）置于两国开放经济情形中，也就将李嘉图外生技术比较优势的内生化了。然而，正如达龙·阿西莫格鲁（2019）在其教科书《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中所总结的，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与市场均衡分析技术内生选择面临两大挑战：其一，不同于给定生产集（生产函数）中的配置（投入产出）是确定的，创新就其本质而言包含对未知事物的发现，难以为技术建立元生产函数（即生产函数的生产函数，meta-production function），亦即创新可能性边界是未知的（熊彼特，1912）;其二，不同于配置中的商品（纯公共品除外）是竞争的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创新是非竞争的以及规模报酬递增的，难以兼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对于第一点，尽管经济学界存在争议，但经济学界坚持认为创新只要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就可以予以理性分析，即假设技术的元生产函数是存在的；对于第二点，假设技术的元生产函数是存在的，那么创新就是研发投入的产物，不论创新的收益是创造了新产品还是提高了产品质量抑或降低成本，如果不能通过专利保护或商业秘密抑或创新专用性垄断创新的收益，理性的经济主体就不会有创新的激励。从而包括新增长理论在内的主流经济学界逐渐放弃了适用于配置分析的完全竞争假定，转而使用垄断竞争假定。可以想见，前沿创新在发达国家即便充满不确定但在激励之下也不可能研发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技术。
    尽管内生增长理论与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公理化体系不相容（新古典贸易理论仅仅是其一个分支），却把其前提条件内生化了，进入一种不同于仅内生配置的结构范式。然而，基于研发驱动的前沿创新理论并不适用于前沿内部缺乏自主创新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前沿技术创新理论虽然大体上能够解释工业革命以来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总体增长，但也不能解释与之相伴的结构变迁。根据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在18 世纪之前，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欧国家人均GDP的增长，每年只有0.05%，需要1400 年的时间人均GDP才会翻一番。从18世纪开始，西欧这些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速突然加速了20倍，增加到每年1%，人均GDP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1400年减少为 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欧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速又翻了一番，提高为每年2%，人均GDP翻番所需时间进一步降为35年。英国第一次人均收入翻倍用了58年（1780—1838年），而美国只用了47年（1839—1886年）、日本用了34年（1885—1919年）、韩国仅用了11年（1966—1977年）、中国仅用了10年（1977—1987年）。西蒙·库兹涅茨在1966年发表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将西欧等发达国家从18 世纪以后出现的经济加速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然而，库兹涅茨在该书开篇通过经验事实总结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定义，却远远超出了目前增长理论的范畴：“我们将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定义为人均或劳均产出的持续增长并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全面的结构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西莫格鲁2009年在近半个世纪后发表的同名著作《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中坦诚，到目前为止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尚不能提供一个统一分析框架来分析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中阐述的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全面结构变化。阿西莫格鲁的坦诚也一针见血：即便新古典贸易理论可以解释19世纪作为农业国的美国与工业国英国的贸易——整个19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超过70%（罗伯特·利普西，2018），新贸易理论可以解释20世纪作为工业国的美国与工业国英国的贸易——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制造业产品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一半（彼特·林德特，2018），但无法解释美国为何会成功实现这种贸易结构的逆转。
    而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所经历的曲折经济增长和跌宕结构变迁就更加惊人。例如，1980年时中国的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占到进口总额的65.22%，初级产品的出口则占到出口总额的50.3%，进口总额占到GDP的6.5%，出口占到6.0%，两者合计占到GDP的12.5%；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占 GDP 的百分比上升到26.72%，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GDP 的百分比上升到35.39%。到2017年，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的12.7%，远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到2016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仅为5.01%，而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则上升到94.99%。改革开放之后，为何中国国际贸易一路高歌猛进并伴随剧烈的贸易结构升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之前，虽然中国也经历了激进的工业化但为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微不足道而且还不断萎缩？例如，与美国在19世纪用了整整六十年才将第二产业的比重提升15个百分点（1840年为17%、1900年为31%）不同（罗伯特·高尔曼，2018），中国在“一五”期间就把第二产业的比重提升了16个百分点（1952年为20.8%，1958年为36.9%）。1953年中国的贸易量占世界贸易量的比重为1.5%，此后急剧下降到1977年的0.6%（Nicholas, 1994）。1960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占 GDP 的百分比为4.43%，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GDP 的百分比为4.31%，然而到了1977年这两项比例也萎缩在4.09%和4.3%。而且，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还超过一半。
    林毅夫（2011，
    2012，2014，2017，2020）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一个国家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所发生的各种结构转型都内生化，并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里。其理论核心是，每一个时点给定、随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最优生产结构（产业与技术），此即基于结构范式而非配置范式的比较优势理论（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要素禀赋结构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起点，即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是给定的，是这个经济体在该个时点上的总预算。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各种要素禀赋的相对量不同，结构不同。要素禀赋可以随着时间变化，要素禀赋增长的速度不一样将会导致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对于处于世界前沿内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假定存在一个可供各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者选择的、给定的、外生的、资本密集度各有不同的产业和技术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一样，在不同的产业上会有不同的要素生产成本，采用不同技术的成本也不一样，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各个要素禀赋结构不一样的经济体会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相对丰富，其产业会集中在资本相对密集的区段，并且采用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反之，资本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则会集中在资本使用相对少的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并采用资本使用相对少的技术来生产。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一样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同时，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从任何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比较优势的变化，这个经济体就会不断进入到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并且，采用资本更为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并且，随着资本的积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资本密集度提高，所用的技术也会资本越来越密集，规模经济变得越来越大，市场范围不断扩大，投资需求和风险不断增加，对硬的基础设施，包括对电力、道路，和软的制度安排，像金融、法律等的需求会越来越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劳动者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会发生变化，社会组织、价值观等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只有这些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能够随着产业和技术升级的需要不断完善，才能降低交易费用，使得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得到最大的释放，从而将比较优势从潜在变成实在，进而使实在比较优势具有竞争优势。所以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各种软的制度安排内生于产业和技术结构，而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
    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框架实际上就把整个新古典经济学，而不仅仅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一个分支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变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退化特例（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Lin & Xing, 2020）。不能看到都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就把新结构经济学看成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尤其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或HOS模型）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应用（张军，2013）。不同于配置概念的结构概念并非新奇的概念，而是一直隐藏在配置身后的概念。没有结构就不可能有配置（Coase, 1998），而没有配置（注意没有配置与配置零资源是两个概念，即配置零资源意味着允许不生产）结构也将是一个空壳。在新结构经济学中，要素禀赋结构与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结构这两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最核心、最基石、最关键的理论，所有其他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都以此作为底层逻辑。
    要素禀赋结构形式上与用于配置（特别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别无二致但另有内涵，同样生产结构也常常与配置在生产结构上的配置结构相混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结构作为经济体的基本面藏在经济运行也就是资源配置的幕后。因此，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即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与技术选择，而不仅是给定产业与技术下的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最优配置。当且仅当在新古典一般均衡外生给定的禀赋与（已包含产业）技术中的技术状态恰好是该禀赋所内生的最优技术状态时，新古典一般均衡的配置均衡才与新结构一般均衡中的配置相同（付才辉，2018），这其实就是林毅夫（2002）早就指出的“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暗含的前提”。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讲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中的比较优势本质上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安排——而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HOS模型）讲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中的比较优势本质上是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贸易模式——贸易模式仅仅是给定生产结构的跨国配置。生产结构的选择在禀赋结构约束下有代价即成本，但所选择的生产结构必然有功能即其收益，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就是比较优势的结果则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取舍。当然，除了经济收益，如果产业与技术的选择还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额外收益，那么这种权衡取舍当然要做出新的调整。因此，在禀赋结构约束之下，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不论是经济的还是国防的），一种生产结构选择的机会成本越小其比较优势越大、机会成本越大其比较优势越小——这种选择既可以是竞争性市场中主体的优化与均衡的结果，也可以是其他市场结构下的选择与均衡，亦或是非市场情形的选择与均衡。需要注意的是，禀赋结构的内涵非常丰富，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也足够灵活，还可以纳入其他诸多因素。当然，这只是最底层的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由于其他结构安排如金融结构、环境结构、空间结构、教育结构等等上层建筑结构的最优安排也是内生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所以广义上讲都可以称之为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这当然也包括开放结构中的贸易结构。所以，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囊括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相反。例如，HOS模型是标准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Jones, 1965) ，即两个国家用两种要素生产两种产品，其假定也是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两国居民的偏好相同、技术相同，但要素禀赋结构不同——这不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的产业与技术也不同。由此可见，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事实上已经克服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最不合理的假定（芬斯特拉，2013）。而且，即便在满足要素密度不发生逆转的条件下要素禀赋也会对要素价格产生影响，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并不成立，如果结构效应起到支配作用的时候，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和罗布津斯基定理也完全有可能不成立。也因此，某类非平衡增长理论文献（Herrendorf et al., 2014）尽管可以用特殊假定下的罗布津斯基定理来刻画（封闭经济的）部门间的资源再配置随着经济体总资源禀赋的变化而变化（Acemoglu & Guerrieri，2008；Ju et al.，2015），但其实并非属于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的范畴。
    （五）结构升级：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是动态的
    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在新古典的框架下解决芬斯特拉（2013）提出新古典比较优势理论的难题：“即便我们接受，通过允许国家间存在足够大的技术差异可以使HOV（Heckscher-Ohlin-Vanek）方程完全拟合，但这避开了一个问题：这些技术差异来自哪里？”即这些技术差异来自禀赋差异，而不是传统理论范式中将技术与禀赋视为独立的外生变量，也不必依赖于内在增长理论的垄断竞争范式或者言必称制度。虽然在给定时点上，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是给定的，但却可以随着时间而变化，即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在本质上也是动态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结构升级的速度是最快的，违背比较优势发展导致的结构扭曲反而会导致停滞甚至倒退（Bruno et al., 2015；陈斌开和伏霖，2018）。因此，正如罗纳德·芬得利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比较优势”词条中指出的，“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著作中提到的‘动态’比较优势的不确切说法，大部分是出于误解，因为它企图在生产能力发生必要的变化以达到高效率生产之前，通过贸易保护来改变生产格局。”同样，关于“比较优势陷阱”的说法大部分也是出于误解，因为它故意或者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旧范式把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与禀赋结构割裂并对立，仅把固定不变的产业与技术下的由禀赋结构决定的贸易模式称之为比较优势，而仅把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看成是冲破“比较优势陷阱”的动力，这事实上也是后文将论及的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曲解的原因（洪银兴，1997；Lohrmann,2000；樊纲，2020；刘培林和刘孟德，2020）。
    在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中，不仅贸易模式而且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本身也都由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确实如蔡昉（2011）在论及“中等收入陷阱”时所指出的，“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而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不在于表象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而应该在于决定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禀赋结构升级（林毅夫，2014）。禀赋结构升级不外乎如下几种方式（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发现了新的自然资源，但自然资源总量毕竟是有限度的；掠夺别国的资源，比如西方国家原始资本积累时代血腥的殖民运动，但当今的文明时代这显然是可耻之举而且在和平年代也行不通；以和平和公平的方式吸引外部资源流入，比如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就从1983年的23亿美元飙升到2021年的1735亿美元，尽管增速惊人但其实占中国投资总额的比重依然很小，2021年也仅约2%。因此，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积累，积累速度取决于可供积累的剩余（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的倾向（资本回报率），而这又取决于产业与技术的选择是否符合当期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以及是否消除了软硬基础设施瓶颈（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2020）——事实上这也是破解“卢卡斯之谜”吸引资源流入的根本（Lin & Wang, 2019）。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储蓄率很接近，但20年之后东南亚的储蓄率比拉丁美洲高20个百分点（付才辉等，2021）。这也是亚洲四小龙能跨过而拉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王丽莉和文一，2017）。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甚至一般大众都并不认可东亚奇迹，尽管有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的报告背书。克鲁格曼认为亚洲四小龙只是发挥了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没有创新从而不可持续（Krugman,1994)。在其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克鲁格曼的观点大行其道广为接受，尽管也有相关的理论与核算之争（Young，1995；Hsieh，2002；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这种流行思潮认为单靠比较优势无法迈向世界前沿，必须要从依靠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然而，如前所论及的，这种观点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以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创新不能与要素禀赋相割裂（Aghion & Howitt，2009；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都有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则需要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而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又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所驱动的，只是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技术不同而已。事实上，这种流行观点也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在1997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PWT10.0），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与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已经达到美国的94.66%、69.62%、61.2%、53.11%，其后依然保持了强劲势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水平于2004年和2005年超过美国，中国台湾2011年达到美国的80%，韩国2019年达到美国的67.46%。遵循同样比较优势发展规律（Lin et al., 2016; Lin, 2017），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将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并能够在21世纪中叶达到美国的一半（林毅夫，2021）。
    二、 竞争、竞争优势及其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一）竞争与竞争优势及其理论类型与统一本质
    与比较优势不同，“竞争优势”并没有被收录到《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这反映出经济学与管理学在规范分析上严重的范式冲突——按照波特的企业竞争理论，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势必会导致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损失的不完全竞争甚至垄断，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个好方法可能就是废除战略管理学（Barney & Hesterly, 2005; Barney & Clark，2007）。然而，尽管由波特倡导的“竞争优势”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中如此尴尬，但“竞争优势”所源于的“竞争”的概念却大相径庭，正如哈罗德·德姆塞茨（1992）所言：“竞争在经济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难以想象经济学没有它还能是一门社会科学。”但是，又如乔治·施蒂格勒（2000）指出的“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概念像竞争这样充满了争议”，“以不同方式定义的竞争，始终是一切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中，竞争理论范式主要有两大类：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竞争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林民书和付才辉，2012）。
    竞争在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穆勒等) 将经济学发展成一门综合性学科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他们对竞争的论述还只是些含糊和松散的陈述，而不是定义明确的分析或谨慎小心地构造模型，甚至对竞争本身的分析也不大关心(保罗·麦克纳尔蒂，2000)。延续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聚焦于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 的新古典竞争理论的核心在于市场势力(market power，或定价权) 产生的前因后果，其效率（配置效率）标准乃至高无上的完全竞争状态，竞争政策则旨在反垄断。新古典竞争理论关于竞争的要义在于替代性（进入威胁和模仿威胁），制约了市场势力的滥用。
    奥地利学派认为新古典竞争理论忽视了竞争活动的动态性和竞争过程的重要性，对竞争活动的动因只作了肤浅的讨论。聚焦于市场过程 (market process) 的奥地利学派竞争理论核心在于企业家发现(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竞争是发现一类事实的过程，即只要不借助于竞争，这类事实就不会被任何人知晓，也绝对不会得到利用（Kirzner, 1997）。
    正如“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一样，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也是围绕如下核心议题：“为什么有的企业的绩效超过其他企业”（Barney & Clark，2007）。即便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中，也有两支被称之为波特竞争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的文献；在奥地利经济学的范畴中，则有一支被称之为动态竞争理论的文献，与新古典范式的静态竞争理论相区别。虽然波特竞争理论是迄今产生过最大影响的竞争优势理论，但却日薄西山（陈明哲，2020）。如比较优势理论有很多类型但比较优势的本质却是统一的一样，竞争优势理论也有不同的类型但竞争优势的本质也是统一的：竞争者实施不同方案创造的经济价值的大小。企业有竞争优势的表现是，它能够比处于同一产品市场的边际（收支相抵）竞争者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这里的经济价值则是标准的经济学概念，即在提供产品或服务过程中购买者获得的感知收益与企业的经济成本之间的差额，也就是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Barney & Clark, 2007）。
    （二）误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结果
    由于受到曾经风靡全球的波特竞争理论的影响，不少学者和读者错误地认为竞争优势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替代。其实，波特秉承了产业组织经济学中著名的哈佛学派的SCP范式，即“结构—行为—绩效”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分析框架，认为产业组织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从而最终决定企业的绩效（波特，1997a）。
    按照波特竞争理论，竞争优势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低层次的竞争优势是一种“低成本竞争优势”，而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则是一种“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与低成本竞争优势相比，成功的差异型竞争优势通常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因而代表更高的生产率水平，更难被竞争对手模仿从而更有可能在长期中保持下去（波特，1997b）。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因《全球竞争力报告》而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发展就是从要素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林毅夫和付才辉，2020）。
    这种陋见产生的有害观念便是将要素驱动当成是比较优势而把创新驱动当成是竞争优势，从而把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完全割裂、相互对立——这种错误认识的始作俑者便是波特本人（2002）。事实上，后来风头日益盖过波特竞争理论的资源基础理论，就指出了波特将竞争优势与本质是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相割裂：由于未能计算出开发竞争战略所付出的全部成本，往往会使企业对其产品市场战略所创造的收益作出过高的估计（Barney & Clark，2007）。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对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具有潜在的危害性，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一个以提高自己的产业竞争力为目的的决策反而阻碍自己的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对立的替代关系，相反，只有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国家才有可能创造和维持自己的产业竞争优势（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
    首先，在生产要素方面。波特也承认，企业在其产品、技术和产业选择中，必须充分利用该经济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才能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但与波特竞争理论更加强调所谓“高级”生产要素(比如高级的人力资本、大学和研究机构等方面) 的重要性不同——波特也指出高级生产要素是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必然需要大量的投资，而投资的来源只能是过去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经济剩余。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活动，企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相反，就不可能创造足够的利润，甚至经营亏损或者失败。此时，整个经济积累经济剩余的能力就受到损害，其用于创造高级生产要素的投资数量也必然会减少，不但削弱竞争力而且还有生存之忧（林毅夫等，1994；林毅夫，2014；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而且，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是互补的，单方面提高人力资本无法发挥其作用，结果将使拥有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往有高物质资本的国家流动，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脑流失”的原因（Docquier & Rapoport，2012）。反之，只有物资资本的投人，而没有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与其配合，新投资的机器设备也将无法发挥其最大的生产力，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最新的技术设备时面临的困境（Atkinson & Stgliz,1969; Acemoglu & Zilibotti, 2001）。因此，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生产活动，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而且，也是不断积累更为“高级”的生产要素的必要条件（林毅夫和张鹏飞，2006）。
    其次，在同业竞争方面。按照波特的竞争理论，激烈的同业竞争能够给企业提供足够的压力来增加对高级生产要素的投资和研究发展活动的投资，从而有利于推进企业的创新活动——这其实已经偏离了波特早期的“五力模型”而进入奥地利学派范畴的动态竞争理论了（林民书和付才辉，2012）。但是，对一个特定的行业来说，产业组织结构也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并且只有该行业是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时，同业间的良性市场竞争才有可能实现，相反则良性的市场竞争就不可能实现（林毅夫等，1994，2002）。其原因在于，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技术方面的优势，这些企业又不能利用经济的比较优势来形成成本方面的优势。在两种优势都不存在的条件下，在竞争的市场中，该行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要继续生存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政府保护措施的实施(林毅夫，2002)。在存在保护措施的前提下，该行业不但不可能出现波特意义上的激烈竞争，还会出现大量僵尸企业（申广军，2016）。相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 赶超的结果必然是行业的垄断（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与通过创新来增加竞争力、改进经营绩效相比，垄断使得企业更容易地取得利润，因此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所热衷的是通过寻租活动来保护垄断，而不是积极创新（杨其静，2011）。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同业之间才会有最大的市场竞争和压力并应对危机。
    再次，在需求条件方面。需求条件包括多种内容，一些更多地属于外生给定的偏好条件如消费习性，一些对于企业来讲是外生的但对于国家来讲则是收入水平提升后的内生结果如市场规模。如果收入水平没有大幅度提升，市场规模在短期内就是一个难以改变的外生变量，企业只能根据自己所处国家的具体条件来选择能够利用这些外生变量的竞争战略。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中，“内行而挑剔的客户”列为需求条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波特认为这些客户的存在能够推动企业进行持续的创新活动。市场需求之所以能够拉动产业升级，关键在于企业的市场导向以及顾客的参与能够显著地推动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链条升级，而违背比较优势则难以实现。
    然后，在产业集群方面。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非常强调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或者产业集群)对于企业和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性。但是，产业集群的出现以及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之间发生相互联系的性质都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在违背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下，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集群是很难出现的。首先，如果一个产业不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完全的民间投资就难以持续赢利，进而也就不会出现足够的民间投资来进人该产业。这样，如果政府选择某个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在某个产业选择违背经济比较优势的生产技术，它就需要利用财政资金直接在该行业建立国有企业或者通过向民间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该行业。由于国家能够建立的或是能够得到国家补贴的企业总是有限，这样，赶超企业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相关和支持性企业来支持。另一方面，政府的直接进人或者扶持又必然涉及相关企业的计划协调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计划协调的成本可能会相当高。其结果是，政府宁肯将主要的生产过程都包括在同一个或者为数很少的几个企业之内。这也正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赶超企业经常是一些“大而全” 或者“小而全” 企业的直接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集群很难出现。这些例子不仅仅出现在我国“三线建设”时期，也出现在阿根廷进口替代时期。相反，在那些符合经济比较优势的产业，获利的可能性高，投资的企业会很多，分工也就可以比较细。产业集群的出现以及更大范围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最后，在政府作用方面。产业的竞争优势决定于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构成的总成本，一个国家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其生产成本会低，此时如果交易成本过高，那么总成本就高，从而就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将自身的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Lin & Monga，2011）。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只强调政府可以强化前述四组条件扩大钻石体系的力量，然而，这些政策举措对于发展阶段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可能是无的放矢，反而还可能削弱竞争力。其原因在于前面所论及的，发展中国家有比较优势进而有潜在竞争优势的领域也不完全一样，面临的瓶颈也不完全一样。
    三、 结语
    本文采取“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办法，阐述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一对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核心概念的本质，及其各种理论之间的分异。经济学界有一种颇为普遍的“错把模型当理论、错把理论当方法”的陋习，更有甚者“用模型批评模型、用理论批评理论”。就现代经济学而言，各种理论与模型共同的“本体”是理性选择，而理性选择的机会成本则是比较优势概念的本质（林毅夫，2012）。运用理性选择研究特定对象而得到的理论因研究对象不同而有理论的分异，在特定理论范畴之内也有因不同的建模方式而有模型的分异。不能错把具体的比较优势模型当成是一般性的比较优势概念，也不能字面上看到要素禀赋结构便把新古典贸易理论混为新结构经济学，更不能用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缺陷来批判比较优势。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讲的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最优产业与技术模式，而不论涉及国际贸易与否。同样，不能用竞争优势来否定比较优势，相反，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即和其他竞争者相比能够以较低的机会成本生产相同的商品和服务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当然，除了比较优势决定的生产成本，竞争优势决定于包括交易成本在内的总成本，还需要降低交易成本才能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本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