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书翠：福利主义的源流、本质及其危害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全人类解放这一终极目标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价值选择。认清福利主义的源流、本质及其危害，对于我们理解共同富裕的目标、探讨谨防掉入其陷阱的现实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福利主义的源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的过程中，随着圈地运动的扩大化，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英国社会越来越多的、无家可归的大量无业游民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它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针对济贫问题的法律，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立法。这部法律当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道主义情怀，对当时的被救济者而言，也可谓是一种福利制度。但是，由于其影响范围小、时间短，人们在对西方福利制度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时，还是习惯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理论体系，福利主义流行于19世纪末期，并将这个时期视为西方福利制度的萌芽期。当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各国相继确立并不断发展，劳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工人运动不断爆发。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悄然兴起，西欧各国政府做出了一些调整，对工人阶级的反抗从仅仅采取武力镇压转变为镇压与安抚并重的“大棒加胡萝卜”策略，推动了有限社会福利制度的诞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俾斯麦政府。在俾斯麦的主持下，德国国会于19世纪80年代相继通过了《疾病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养老保险法》。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和学说，福利主义诞生的标志是1920年阿尔文·庇古的著作《福利经济学》的出版。这一理论后来得到勒纳、卡尔多、帕格森、李特尔、萨谬尔逊等经济学家的不断补充丰富。经由凯恩斯社会就业理论在福利经济学中的渗入，福利主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得以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西方社会福利制度逐渐完善。二战对社会的巨大破坏为战后西方各国的社会改革、社会政策的出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如何保护弱者、维护社会团结、保证社会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力因而大幅提升，其福利制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48年，时任英国首相艾德礼向全世界宣布：英国已经建成了福利国家。之后，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陆续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西方世界逐渐普遍化。有学者认为，国家干预、福利国家堪称整个20世纪的两大重要社会政策。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经过二三十年的和平发展之后，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经济增速下降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困难。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政策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药方。在社会政策层面，为应对福利国家出现的财政危机，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掀起了对福利国家的鞭挞。整个20世纪80年代，英美福利项目被大幅削减。一些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法英美，普遍削减本国福利支出，并推动社会事业市场化、商业化。
    欧债危机的发生，将福利主义的内在紧张和现实困局，如高福利补贴下的消极怠工、生产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引发了对福利主义是非、“福利国家”功过等问题的广泛、持久且深入的讨论。有人将福利主义视为欧债危机的根源，认为从“摇篮到坟墓”的欧洲福利模式不啻为奖懒罚勤，破坏了尊重劳动的社会共识，伤害了社会公平，影响了社会效率。
    福利主义的本质
    不可否认，社会性保障措施随着社会生产的增长而相应完备的趋势，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的。尽管福利主义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在趋向上有积极意义。福利主义通过社会保障刺激工人劳动积极性，增加其劳动和创造热情，在一定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的确起到了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俾斯麦政府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德国实现对英国的赶超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正是一系列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政策的推出，帮助美国缓和了阶级和社会矛盾，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重生。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体系，在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增长、巩固政权基础方面作用显著。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福利主义得以诞生的土壤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事实；不能改变它作为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不得不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以赢得公众认同的工具本性；不能改变它是为缓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而生的，并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为缓解劳资矛盾、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所进行的局部自我改良这一本质。福利主义产生及其流变每一个阶段，都为其本质做了清晰的注解。
    19世纪中期，被称为“五大恶魔”的贫困、疾病、愚昧、肮脏、懒散等社会问题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法国的巴黎、德国的西里西亚等西欧新兴工业城市都大量出现，是工人运动持续高涨的事实使资产阶级意识到，要把工人群众争取到政府这一边，就要对工人阶级的实际问题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想要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运转的目的催生了福利主义的萌芽。后来福利主义得以逐步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自由市场经济被加以反思，政府职能加强，建立福利国家成为当时恢复实体经济、增进社会团结的重要途径。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普遍削减本国福利支出，还是今天福利主义被广泛质疑和争论，究其原因，仍然需要在社会制度层面确立其解释框架：福利主义所赖以存在的是以私有制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再分配制度触动少数财富占有者的利益时，社会性行为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利害冲突加剧，福利政策的实施就会遇到阻碍。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历史呈现为一部财富分配失衡的不断加剧史，资本主义注定无法彻底消除贫困与解决财富分配高度不公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要求内在的制度性特质，内蕴着追求共同富裕、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性地位，与福利主义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资本主义制度良性运转而被动增加被雇佣者的福利，且只关注物质问题却忽视精神层面的狭隘划清了界限。
    福利主义的危害
    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西欧各国每年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先后突破其GDP的20%，有些国家甚至超过30%。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突破40%，甚至有些国家突破50%。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方经济再度陷入萧条。生产规模萎缩，导致大面积结构性失业。这使得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欧债危机更是以实践明证的方式宣告了福利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认为，福利国家制度是西方衰落的深层次原因。在此背景下，福利主义的危害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第一，从现实来看，过分发达的福利制度，已经从实施之初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走向反面，导致了效率低下。福利主义有两个定律：其一，社会福利与社会经济发展正相关；其二，社会福利实施后须保持递增态势。经济发展曲线是弹性的，既有增长，也有下降；福利增长曲线则是刚性的，斜线向上。在经济发展上升时期，这两个方面是可以统一的；在经济发展处于下行阶段时，福利制度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就失去了保障，二者就会出现矛盾。为此，各国采取的措施一般都是举债和提高税收。20世纪60-70年代，北欧三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达80%以上。高福利让无业者和失业者依赖社会保障，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同时又不必纳税，其收入与辛苦工作的人们相差无几。这样一种制度，实施几十年后，新一代工人开始将福利补贴视为自己的权利，并利用它消极怠工。客观上培养了人们的惰性，不愿意工作的懒汉越来越多。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生产热情被严重挫伤，经济回升也就更加缺乏基础和支撑。在经济效率低下之外，福利主义还导致了政治效率低下，社会发展缓慢。为讨好已经对慷慨的社会福利有了长期依赖的民众，福利主义偏好短期设置，用透支未来的方式解决问题，导致政府赤字剧增，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黑洞”。人们逐渐发现，与将福利国家视为提供福利措施的源泉相比，福利制度本身高度依赖经济的繁荣才是更加客观的、深刻的事实。这种模式长期运行，将西方带入一种福利民粹主义的陷阱。经济发展的长时间滞胀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民众对福利政策怨声载道，福利国家陷入困境。而一旦新上任的领导人提出改革措施，民众则又担心自身既得福利会因改革而被削减。作为政治家，如果追求效益和效率，就需要变革福利制度，这样就会因为触犯了多数人的利益而得不到选票；而要得到选票，就只能迎合大众眼前的利益。如此一来，这些国家的政治运行和社会发展就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趋势越来越显著，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泛滥、政治极化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实践证明，试图以福利政策化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的路径已经宣告失败。
    第二，从理论方面来看，福利主义的思想基础注定了无法克服自身的内在紧张和理论缺陷。福利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在功利主义的视域中，人是一种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动物，快乐和痛苦是人类行为选择的唯一动机和标准。马克思主义则与此不同。它始终把人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创造性力量和最活跃要素，历来重视人的精神力量，追求人的尊严的实现。马克思曾指出：“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照，不难看出，福利主义终究停留在了只见物不见人的层面，无法把经济问题置于人类生命尊严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高度上。这样一种立场、取向和以此为指导的实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演变为制约人的发展的异己力量。只有把国家、社会、个人视为一体，福利制度所提供的保障，才能转化为民众的内在力量，转化为促进社会劳动的内在动力。
    谨防掉入“福利主义”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要担当起谨防掉入“福利主义”陷阱这项历史性责任，同样需要我们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首先，谨防掉入“福利主义”陷阱，必须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人类自古以来，为摆脱贫穷，实现大同，设计了种种方案，都未能成功。近代以来，虽然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巨大跃升，但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财富分配失衡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的历史告诉世人，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法彻底解决财富分配高度不公的难题。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思考问题一定不能从抽象的思辨出发，而是要找到其现实基础。共同富裕的实现，要求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中国要实现的共同富裕，有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独特制度优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方面，我们有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基础。在制度保障方面，我们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正在逐步围绕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形成基础性制度安排。
        
    从制度活力来看，我们正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搞平均主义，不搞杀富济贫。从发展理念来看，新发展理念正在越来越深入地贯穿到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不断提高，正在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及更好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奠定经济基础。因此，秉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巩固和完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我们能够实现对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历史超越，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
    其次，谨防掉入“福利主义”陷阱，必须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共同富裕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实现的长远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这一重要论述启发我们，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在认识上要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在实践上要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共同富裕的实现有其现实性、阶段性和时代性。实现共同富裕，就要求既把“蛋糕”做大做好，又切好分好，这就涉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动态的辩证统一。对于二者，不可厚此薄彼、顾此失彼。不论是“蛋糕”不能做大，还是不能分好，都将造成共同富裕的障碍。如果不能做大“蛋糕”，那么，共同富裕就将滑向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也无法摆脱空想的色彩。如果不能分好“蛋糕”，则会使得社会出现巨大的贫富悬殊和尖锐的人际对立，甚至导致两极分化。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在新起点上接续奋斗，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这无不体现着由侧重“做大蛋糕”到“做大且分好”蛋糕的战略新转向，内蕴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现实考量。
    第三，谨防掉入“福利主义”陷阱，必须激发出人民群众更为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精神力量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发展的范畴，它最终要落实在每一个个体的现实生活当中。精神上的共同富裕既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为此，每一个个体充分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激发出更为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激活内生动力，才能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共识，为共同富裕夯实精神基础。如此一来，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共同富裕也将基本实现。
    来源：《人民论坛》2022年第10月上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