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峰：新发展理念促国内价值链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要求全党深入学习领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踏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市场有效需求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动力更多放在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在现有国际分工中，中国企业更多的仍在从事加工组装环节，遭遇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然而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区域间发展模式、发展水平差异明显，有利于国内专业化分工的开展。在经济新常态下，依托我国不断提升的科技实力和制造业基础，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潜力及区域间资源禀赋差异，打造由内资企业主导的国内价值链，是推动国内产业资源整合及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选择。
    一般而言，影响国内专业化分工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市场因素。一是国内市场空间及其发展潜力。市场是分工的基础，市场的扩大将导致专业化分工及其深化。二是区域间要素禀赋差异。要素禀赋差异程度决定了参与分工的利得状况，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区域间分工的规模和深度。其次是政府因素。国内价值链分工在区域之间开展，地方政府之间倾向于合作还是分割，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还是存在行政壁垒，区域间产业同质化发展还是专业化协同，都会影响国内专业化分工的进展。再次是全球化因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内专业化分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资的大规模流入打破了国内区域间的相对封闭状态，对国内专业化分工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
    然而，在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交流的同时，外资进入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内原有生产体系造成了冲击。近年来，以占领中国国内市场为目的，跨国公司纷纷以兼并收购的形式“抢滩登陆”，对国内原有生产配套体系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以外资占比较高的汽车产业为例，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引导下，跨国公司通过大举进军中国汽车零部件、整车制造、销售及售后市场等价值链环节，占据中国轿车零部件市场80%以上的份额，而在高新和核心技术方面，如汽车电子和发动机零部件等关键领域，外资控制的市场份额更高达90%。
    随着更多外资进入和控制国内的研发、品牌和销售环节，中国国内价值链分工出现了明显的“先天发育不足”情况。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科技人才资源相对密集的地区，但同时也成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激烈争夺的“主战场”。随着一批成长中的内资企业和民族品牌在“与狼共舞”中倒下，东部沿海地区逐渐被跨国公司纳入其全球生产网络的加工制造环节，并通过大规模的加工生产引致对国内其他区域的要素需求，由此增强区域间的经济关联。因此，中国的国内价值链分工更多表现为“东部沿海加工组装—中部地区提供半成品—西部地区供应资源原材料”的“出口引致型”特征，价值链的链条较短，尤其是“微笑曲线”两端的技术研发、品牌设计、营销等高端环节缺失。
    拥有潜力巨大、协调统一的国内市场，掌握自主品牌和销售渠道，占据价值链高端的领军企业，是成功打造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必要条件。现阶段，中国国内价值链分工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更多依托国外市场，国内市场的培育及协调不充分；内资企业尤其是领军企业成长较慢，难以带动国内企业开展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国内专业化分工。因而构建和提升中国国内价值链的重点，在于加快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
    首先，加快培育国内统一大市场。彻底改变“重出口轻内销”及“诸侯经济”的思想，打破区域间市场壁垒；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和资源产品定价机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员流动机制，促进国内资源、人才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内、外贸相结合的各类专业市场，以及面对国内市场、整合原料供应生产流通环节的平台经济，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促进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成长。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公共服务及适当的政策倾斜，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融资便利和投资机会。进一步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在对接国际贸易新规则、继续扩大利用外资领域的基础上，逐步取消地方政府对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按照产业政策，有序规范外资在中国的市场扩张及技术兼并行为。此外，基于行业市场结构、国内市场占有率、行业技术依存度等视角，建立国家产业发展风险预警机制。在必要情况下，对产值规模、国内市场、技术资源等被外资严重控制的部门，实施适当的行业保护，以保证内资企业品牌研发及其国内市场体系构建的正常进行。
    再次，优化配置国内资源，协调区域间分工。沿海地区应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将传统加工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或海外转移，进而鼓励企业集中资源进行技术研发、品牌设计和市场营销，并通过兼并处于困境的海外高技术企业，逐步占领国内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中部地区应进一步提升生产制造能力，成为国内的“制造工厂”。西部地区则应在充分发挥资源能源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初级产品加工能力，打造为国内价值链的能源资源及初级产品来源地。由此，形成“东部沿海地区研发设计、市场销售——中部地区加工生产——西部地区提供能源资源及初级产品”的国内价值链分工格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价值链重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16BJL12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国家价值链分工”（2016M59019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