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群慧：中国新常态的工业经济趋势变化和风险

     我想谈一下中国新常态的工业经济趋势变化，随着趋势性变化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同时也谈一下国际改革的进展与任务。在《经济学人》上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谈了八个变化，我在这里挑五个讲。工业经济研究所这几年一直在国企改革，所以我也顺便汇报一下对国企改革的研究。
    第一，现在工业经济面临经济增速在放缓，放缓同时会有新的失速风险。工业经济增加值的增速在2014年之后下降趋势非常明显，虽然有点波动，但一直在低段，2014年8月份是最低点。增速放缓会带来经济失速的风险，小企业的PMI指数已经降到了46%左右，这种形势让经理人们对未来感到沮丧。CPI和PPI之间的差值越来越大，尤其在12月份、1月份，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这个差值越来越大，宏观经济形势就会越来越不乐观，失速的风险在体现出来。
    “新常态”意味着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从一个稳定的常态到另一个稳定的均衡过渡中，往往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可能也比较正常。突变、混乱和危机，也往往会在这时候出现。在宏观调控中控制住这种突变、混乱、危机，保障经济不失速，新常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达成的。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要提高经济下行的容忍度，增加经济韧性的同时，虽说不能进行强刺激，降息、降准等货币工具也要为了保证平稳过渡而及时使用。失速的风险要给予高度重视。
    第二，经济服务化趋势与“制造业空心化”风险。刚才李扬院长也强调了这一点。2014年12月第三产业已经到12%多。这种趋势本身是好的，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各国共有，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制造业空心化。1月份的相关报道出现很多，外资企业向外走，同时我们的企业也“走出去”，空心化问题明显，这种风险要高度警惕。我们要反思“十三五”时期的产业结构问题，反思“十三五”时期工业的地位。有一个观点是，坐标式的“产值比例”意义并不是很大，对三次产业结构的认识本身是扭曲的。
    研究服务经济的人知道，无论三次产业比例怎么变，最终消费看实体和服务。瑞典经济学家统计，发达经济体的实体消费中，产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比例基本是5：5，但是统计比例时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在“十三五”期间我们要反思制造业或者工业地位的主导意义，国有经济的主导，不在于比例而在于作用。制造业本身蕴含的生产能力、知识积累对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非常关键，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来源，同时也是使用者和传播者。整体来说，服务业作为主导力量快速推动经济发展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当前重要的服务业发展战略应该是加快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十三五”中工业在数量上会减少、比例可能会下降，核心功能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强调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提高竞争力。“十三五”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不像以前一定要追求最佳的三次产业比例，而是转向追求品质能力提升，比如工业制造业本身的发展模式从大到强的转变，比如中国制造2025。
    第三，去产能化趋势与经济债务风险。PPI从某种角度也反映了现在产能过剩非常严重，2015年1月到负4.3%，PPI已经负增长了35个月。同时可以看出库存依然增加的比较快，十大行业2014年11月同2013年11月比较，库存在增加，但增速在下降，这说明经济债务风险很大。负债率和亏损户数在增加，利润率、利润总额在下降，到8月份以后下降比较大。这样可能会产生传导机制，供应商因为货款的问题会有债务、银行利息问题，再加上前些年大多数产能过剩行业都属于资本密集型，2015年可能会发生资金紧张，出现破产债务违约的可能性非常大，可能有一些企业倒闭。
    第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趋势与双端挤压风险。虽然增速在下降，但制造业相比三大行业仍是最高的，其他一些高附加值制造业增速也比较快，出口结构也是如此。这种价值链攀升的趋势，同时面临一个新风险：高端低端两边的挤压风险。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反过来在推进制造业的发展。这种发展本身在造成对我国高端的挤压，比如新一轮的贸易投资。另一个方面，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快速替代中国制造业。
    第五，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趋势和政策失效风险。我们一直在谈，“直接赶超”的政策意义在逐渐在衰减，应该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方向没有问题，但过程中有政策失效的风险。现在地方政府抓经济也面临没有抓手的问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没有抓手，再加上现在长期强调公平制度建设，地方政府需要和它的时间周期不吻合，最后政府就可能慢慢不做产业政策了，所以有政策失效的风险。
    最后汇报2014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中央层面最明显的进展是搞了四项改革试点：央企改组国有企业投资公司、混合所有制、董事会建设、派驻纪检组。真正有意义的政策没有出台。但地方层面的政策出台得非常好，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有25个省市公布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比较他们的方案，大概有两方面的特点。所有都提到要分类监管、功能定位，基本上分三类：公益性、竞争性、特定功能性。所有的地方都提出要搞混合所有制，而且都提出要搞资产证券化，一定要上市。现在看来真正要推进混合所有制，障碍非常多，但上市、资产证券化是可行的一个方法。可想而知，如果所有地方国有企业全部上市，将来资本市场的负担会非常大。还有一个问题，地方政府都规定了自己到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比例的时间表、路线图，我们认为这种一哄而上的做法不合适。混合所有制的产权改革取决于市场演进过程。如果一定要规定具体时间达到具体比例，非要卖掉，大家担心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就可能会产生。
    2015年中央层面，除了试点以外基本上没有新的动作，先搞一些试点是对的，取得一些经验。2015年应该做哪些事情呢？今年提出了“1+N” 的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方案，一个核心的改革指导意见，配合N个方案，预计2015年出台方案会相当多。国有企业面临三个变化：经济全球化水准不断提高，要“走出去”面临一些新的竞争；步入工业化后期，以前国有企业熟悉的扩大规模的增长方式现在需要转变为更精细的发展方式；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三方面的改革，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和布局不适应，产权形式也不适应，宏观的管理体制和微观治理机制都不适应。
    所以，我们就有调整国有经济的功能和布局的任务。现在国资委比较成熟地把国企功能分成三类，国有企业未必一定要在哪个领域里。现实很复杂，我们认为是这个功能分类是动态的，以后可能会变。但企业作为微观主体来说，很明确有三种分类：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一般商业性，这三个分类国资委基本上采纳，变了一个名称：政策性、公益性，及商业一类、商业二类。我们认为改的不妥，当然他们也可能有其他考虑。在这种分类下，今年可能会出台资源垄断行业的重组方案，包括央企。
    产权改革协同推进混合所有制。民营经济要引进来，员工要持股，另一方面打破垄断，产权交易等等市场规则要界定清楚。如果不上市，没有人能承担混合所有制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上市以后公开透明就好办了。第三个方面是国有经济管理体制，我们提出了“三层三类全覆盖”的体制，现在争议很大。关于国有资本投资经营公司、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来有没有可能组建一个国有资本经营委员会。
    最后，关于完善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虽然搞了多年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很多事情没有说清楚，前提是没有分类，分好类有分类治理机制、分类考核、分类构架、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的评价多元的制衡公司治理机制才会产生。2015年会沿着这四个方向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具体需要的是细化内容。
    作者：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