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韵：金融服务应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

    《金融时报》消息，《十三五规划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博士就“十三五”期间金融改革的相关问题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既需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又要积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激发创新活力，在新技术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纵观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实现，需要良好的金融支持，它往往伴随金融革命的发生。因此，金融服务于创新创造与实体，应当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中心任务。
    构建利率市场化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新体系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五中全会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强调更加追求精准化和运用大数据，“总量调节和定向政策并举”，“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适时预调微调”，“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对此，您怎么看？
    彭兴韵：我认为这为“十三五”时期的货币政策确定了基调。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十三五”的货币政策就会根据此间的环境变化而做出灵活应对。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新的趋势，央行持有的外汇占款持续下降。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等，使得外汇占款可能继续下降。为了应对此种局面，持续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应是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之一。当然，央行会更灵活地将总量调控与定向调控结合起来，达到“精准”调控之效。2013年以来，央行创新了多种多样的再贷款工具，扩大了再贷款合格抵押品资产的范围，为定向调控创造了更大的回旋余地。除了现有针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定向调控外，未来甚至还可能通过再贷款与差别化的准备金政策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构建和完善中国的利率调控体系。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已完全放开了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理，金融市场利率也不受央行管制。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在货币政策中更好地影响企业的借贷成本，就需要完善利率调控体系。自2005年以来，央行就一直在为此做准备。例如，探索中国的基准利率，试图把SHIBOR或7天回购利率作为债券市场定价的基准，建立并发布贷款基础利率；2015年央行在应用再贷款工具时，又试图对利率进行区间调控，建立中国式的利率走廊机制，如常备借贷便利发挥其利率作为市场利率上限的作用。央行应会在已有的利率机制探索基础上，更多实现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市场化引导和干预。这其中，当首选SHIBOR或隔夜或七天回购利率真正打造成为货币政策的指标利率，并对其进行平滑化操作，以便其更好地发挥基准利率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公开市场与再贷款的协调运用，建立以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为传导核心的新的货币调控体系，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通过对不同期限债券的组合操作，维持债券市场收益率的良好形态。
    推进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机构发展
    记者：金融机构多元化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是未来中国金融机构改革的重头戏。那么，现在是否可以进一步扩大国内金融机构对民营资本的开放？
    彭兴韵：五中全会已明确提出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应当在强化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流动性和风险监管的基础上，切实有序地深化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通过多样化的金融机构来满足中国复杂的经济体系中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当然，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还可以发挥民营银行的“鲶鱼效应”，促使银行业的竞争更加充分，使银行业整体效率得到提升。
    金融机构风险的市场化处置应被提到一个新高度。我认为，这包含几个方面。其一，当下商业银行不断上升的不良资产应在接下来得到妥善处置。2015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及余额均快速上升，有的银行不良率已接近2％，且仍有上升的趋势。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应成为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后最重要的宏观金融风险的应对任务。其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商业银行会面临更多的利率风险。利率风险的市场化管理会逐步成为商业银行管理和规避利率风险的基本手段。为此，需要金融机构更熟练地应用远期利率协定、利率互换等工具，强化对中国利率波动、宏观经济趋势的研究。其三，切实实施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2015年5月，中国已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为市场化地处置金融机构风险和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创造了条件，“十三五”期间，应全面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为银行业机构的改革保驾护航。
    至于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创新性金融服务方式，尤其是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借贷，则应当加强监管。2015年，一行三会发布了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规则，不过，并没有得到细化，如何建立适用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系，则需要在总结过去几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和深化。过去几年，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疯狂扩张、野蛮生长、风险事件频发，事实上形成了互联网金融泡沫。若能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它会进入相对理性化、规范化的发展阶段，但在“十三五”期间难以成为主流的金融服务模式。当然，信誉卓著的企业利用众筹之类的非中心化融资，会更繁多，这是应当受到鼓励的金融创新。
    发展更具包容性的金融市场
    记者：我国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体系，使得企业融资过于依赖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又过于依赖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彭兴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估计，2014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23.1％，在世界上处于非常高的水平。2015年以来，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又有大幅上升。这直接导致了以高杠杆率为特征的潜在金融风险。高杠杆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陷入流动性困境的可能增大，并最终会传染至金融机构体系。近两年来，中国银行业不断攀升的不良贷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以传统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利于创新与创造，因为创新与创造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与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原则相冲突。为了切实有效地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就要求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尤其是股权融资的比重；需要把股票市场的发展置于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的框架中，来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我国已经设立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多层次资本市场雏形已经具备，但它们在推进中国的创新、创造方面的功效还较弱，仍难较有效地将国内储蓄通过资本市场引导到创新性企业中去。为了实现资本市场推进创新、创造的功效，尤其是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国仍需要切实有效地推进风险投资的发展。五中全会提出“推广新型孵化模式，鼓励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空间。发展天使、创业、产业投资”，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创新驱动型战略的重要金融基础。
    建立在有序有效监管之上的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对实现创新战略是极为重要的金融安排。这不仅因为创新性企业在不同的成长周期中需要有不同的股权融资机制，也不仅因为股票的公开发行并上市是创业投资其重要的的退出渠道，更因为，一旦公开发行上市，就能够形成较连续的二级市场估价，并通过股价信号来改善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显然，建立在过去那种审核之上的股票发行制度，不仅与市场化改革不符，也是创新驱动型战略的一个制度障碍。注册制当属中国股票市场发行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当然，注册制改革，首先要纠正扭曲的定价机制，而扭曲的定价机制又根源于二级市场上的股价严重偏离其价值，在推出注册制前，应纠正扭曲的定价机制，有序推动部分上市公司破产清算，严格执行退市制度，打击内幕交易与操纵股价。
    当然，资本市场绝不局限于股票市场。中长期债务证券是资本市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可偏废。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得到了迅速扩张，债券余额与GDP之比也从2000年的26.58％上升到了2015年的72.09％，中国债券市场得到了不断深化。但是，由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债券占中国债券存量的比重很低，企业融资事实上还是极大地依赖银行贷款。鉴于股权与债务融资在公司治理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应该进一步协调发展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让非金融企业可以更便利、更灵活地发行债券融资。当然，有效的债券市场需要建立有效的企业破产清算制度，需要建立更有效的市场化债务重组机制。这两者，在中国债券市场恰恰都非常地缺乏。
    谨慎有序地推进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记者：习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是什么？
    彭兴韵：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东盟10+3、中国与中东欧的16+1机制多角度地动员中国与其他参与国的储蓄资源，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
    人民币国际化让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显得更加迫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运用的增多，必然增加了对人民币作为国际价值贮藏的需求。前不久，中国央行在伦敦成功发行了50亿元人民币1年期央行票据，并获得了300亿元人民币的认购。其中，美国和欧洲投资者合计占到49％，亚洲投资者购得其余51％的份额；分机构看，银行占到47％，央行/公共部门38％，基金管理公司14％，私人银行1％。这就充分表明，人民币资产越来越成为全球机构的配置对象。尽管全球经济处于动荡之中，中国经济增速换挡，但境外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会继续增加，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开放，应当顺应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在离岸市场上，继续推进建立人民币结算和清算网络，鼓励具有良好信用的政府机构扩大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在国内，则继续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降低国际资本配置于人民币资产时的制度摩擦和交易成本，降低其货币转换的制度风险；在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的同时，完善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干预手段，避免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过于剧烈波动，降低境外机构配置于人民币资产时的货币错配和汇率折算风险；进一步发展国内债券市场，提高国内债券市场的深度；提高国内金融机构服务于境外机构投入于人民币资产市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