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仕政:从劳动视角重新审视不平等
皮凯蒂是经济学家,他的《不平等经济学》是经济学著作。我是研究社会学的,想从社会学角度来谈谈怎样研究不平等。这对于理解《不平等经济学》一书的意义和不足或许有些帮助。我主要讲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收入与不平等的关系,二是全球化对不平等的影响。
不平等研究:劳动与收入
经济学很关注不平等。在社会学中,不平等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社会学研究不平等有两个基本思路:一个是马克思开创的,其着眼点是劳动;另一个思路是马克思的同胞韦伯开创的,着眼点是社会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中,收入问题不是核心,焦点是劳动,即人们怎么干活。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相对而言,遵循韦伯主义范式更多一些。韦伯所谓“社会地位”,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收入、权力和声望。根据这一范式,社会学自然也很关注收入不平等。当然,社会学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与经济学相比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自变量的选取上,它融入了一些社会学特有的兴趣,比如户籍、政治面貌、行政级别、职业流动等因素对收入水平的影响,等等。
与经济学一样,最近几十年来社会学关于不平等的研究很少关注“劳动”。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因为撇开劳动,单从收入入手,难以抓住不平等的实质。研究不平等的目的,是想刻画人们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异。收入的高低当然会影响生活质量,用收入水平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不平等的状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每天进行的是劳动。真正每时每刻决定人们怎样生活的是劳动,而不是收入。收入只是对劳动结果的一个符号表示。也就是说,不能只考察收入水平的高低,而要进一步考察收入的形成过程。单从收入水平的高低,很难准确地描述社会不平等的实际状态。形成过程比结果更关键,更重要。
比如,据说有的快递小哥每月能挣两万多元,甚至比教授挣得都多。但是,你想想,快递小哥的钱是怎么挣的?风里来雨里去,非常辛苦。还有中关村的那些程序员,常常自嘲为“码农”。他们的收入不低。仅从收入看,大家会觉得他们很幸福。但他们为何自嘲为“农”?就是因为这个收入来自天天埋头写代码,这个工作的收入虽然比农民高许多,但辛苦程度比农民只高不低,生活幸福不到哪里去。所以,不能只看收入的高低,还要看收入的形成过程。同样一笔钱,挣的方式不一样,生活质量也不一样。仅用收入来测量不平等,没有抓住关键。这就有点像俗话说的:“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显然是不对的。收入不是生活的实质内容,劳动才是生活的实质内容。因此,有必要将劳动视角重新引入不平等研究之中。
我前两年发表一篇论文,叫《加班劳动与社会不平等: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现在不管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关于劳动的实证研究很少,由此造成在中国人怎样劳动的问题上存在很多不正确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很多人套用西方经济学的一个观念,即认为劳动时间是人们基于自身的劳动能力而理性选择的结果,人们可以权衡自己的人力资本和所追求的效用而自由地组合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想多挣一点就多干活,想少挣一点就少干活。哪有这么回事!其实,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组合从来都是结构化的,就像手机通讯服务中的套餐一样,你只能一个套餐一个套餐地选,不可能让你把套餐打散,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组合。再市场化的经济都做不到这一点。比如,现在劳动力市场上最典型的“套餐”是8小时工作制,你要么干够8小时,要么就别来干,很少有可能说我想每天干2小时、3小时或4小时之类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人们甚至忙得“有时间挣钱,没时间花钱”。他其实也想在挣钱上少花点时间,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花钱,但老板或市场不允许啊。
而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设,认为劳动是由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决定的,占有生产资料便可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不占有生产资料便只有付出剩余劳动。回过头来看,这个假设还是太粗放了些。
我这里讲的“劳动”,指的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劳动过程。比如劳动的强度、劳动的自由度、劳动报酬的给付方式,等等。大家都能感受到,是采用计件工资制还是计时工作制,是年薪制还是月薪制,是坐班还是不坐班,对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皮凯蒂的《不平等经济学》,很宝贵的一点,是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劳动在不平等的程度及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比如,他考察了劳资不平等,考察了劳动和资本各自回报率的高低及其中存在的不公平。这些话题在国内研究中是很少注意的,甚至有点敏感。当然,他关于“劳动”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远未达到精细的程度。
全球化对不平等的影响
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全球化对不平等的影响。自苏东剧变以来,借助互联网技术,全球化进程急速推进。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从经济角度来看,全球化意味着市场更加充分、更加广阔、更加一体化。市场经济的好处是,人们总体上有了更多 的选择。但是,全球化又不是一个世界大同的过程,仔细一看会发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及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人群和阶层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不妨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自由的是资本,而不是人。这并不是说人绝对的不自由,而是说人的自由依赖于他占有多少资本,占有的资本越多,这个人就越自由。全球化最有利于资本,因为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比以前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在任何时间到任何地方去寻找最能增值的机会。一个人占有的资本越多(不一定是经济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从全球化进程中的受益就越多。对一个可能连人力资本都算不上的普通劳工来说,全球化对他们是反而不利的,因为他们追逐市场机会而在全球流动的可能性是最低的。
这样来讲,全球化可能扩大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举例来说,在中国,最近几十年来,中产阶级靠着自己的人力资本,收入越来越高,然后托全球化的福,可以自由去国外旅游。他们在旅游时经常去奥特莱斯买东西,因为在那里,相同的品牌比在国内便宜很多。而普通劳工,因为挣的很少,也就不能利用全球化浪潮去国外旅游,去买便宜东西。你看,依托全球化,中产阶级挣的钱更多,却能买更便宜的货;劳工收入更低,却只能困在国内买贵东西。挣钱的人可以更省钱,不挣钱的人却得花更多的钱。这是全球化扩大不平等的表现。
目前国内不管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关于不平等的研究仍缺少全球化视野。皮凯蒂在《不平等经济学》一书中将全球化与不平等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来讲,虽然涉猎不多,仍然非常有启发意义。■
本文系作者在皮凯蒂《不平等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定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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