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今年八十岁了

    质疑
    设计初衷注定GDP非万能指标，其局限性显而易见。80年来，GDP受到广泛质疑，其中有三次高潮，分别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80年代后期和2008年前后
    20世纪70年代，面对“石油危机”的巨大冲击，质疑者认为经济增长正面临资源供给日趋“有限”的约束，从而要求GDP指标应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进步而不仅仅是经济成就，并提出经济福利指标（NEW）等替代指标。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加上欧美增长放缓、经济不安全感上升，质疑者再次提出GDP的补充或替代指标，如联合国1990年提出的“人文发展指数”（HDI）。该指数是由GDP、健康与教育成就等非常简洁的信息综合而成，提高了人类对生活质量改善等非经济维度的重视。
    2000年以来，人们对部分官方统计数字的信任下降，受此牵连，GDP的可信度也下降了。设计初衷注定GDP本来就不是万能的指标。事实上，国民经济核算专家一再提醒，用户要注意GDP作为社会进步或者福利指标的局限性。GDP本意旨在测度经济活动，尤其是产生货币交易的经济活动。它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GDP不能充分反映快速变化的经济结构。服务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但GDP没有很好地解决服务价值测度中的质量与效率难题。
    第二，GDP未能充分反映日益重要的产品质量要义。在某些国家，产品质量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产品数量的重要性。GDP核算假设同一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在不同时期是相同的。
    第三，GDP未能恰当地利用市场价格。有些市场价格夸大了利润和产出，形成了“泡沫”，很容易导致危机。有些市场交易价格可能偏离社会的基本估价，比如复杂的金融产品和电信服务。
    第四，缺乏资产负债表的配套，高估GDP增长的意义。比如，资源枯竭和自然环境退化，未反映在国家资产负债表和GDP的“折旧”分项中。
    第五，知识进步提高了生产力，导致商品消费而非休闲越来越多，会降低幸福感的持续性。例如：休闲活动充满了非市场行为，但没有纳入GDP核算范围，尽管它有助于提高人类的潜力。
    第六，全球化使国民幸福同本国产出的关系逐渐疏远。全球化使一国经济活动对其他国家的损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以损失世界的可持续性为代价，就会降低幸福感的可持续性。
    展望
    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测度的重心从“经济生产”转向“世代幸福或可持续的幸福”。GDP在未来统计系统中仍具有重要作用，但需围绕“幸福”理念进一步改善
    人类社会发展到当前阶段，对幸福感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普通人幸福感或国民福利同生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幸福包括如下维度的内容：物质生活水平（财富、收入、消费）、健康、教育、个人活动（含工作）；政治发言权和治理；社会联系和关系；环境；经济和人身安全。可以看到，许多维度在传统的生产测度中被忽视了。
    幸福感测度应以物质幸福为起点。物质幸福/生活水平是幸福的基本维度，直接受实际国民净收入（考虑折旧、跨境流量、通胀和净财富）、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物质幸福同这些变量的关系比同GDP的关系更密切。因此，GDP这一生产测度在未来的统计系统中仍具有重要作用，但需围绕“幸福”理念进一步改善。
    首先，应重视家庭视角。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比人均GDP更直接地反映国民物质生活水平。第一，应强化家庭实际收入和消费测度，包括家庭财富、财产收入和实物等非货币收入测度。在许多国家，家庭实际收入同人均实际GDP之间的差距可能较大，因为家庭实际收入是人均实际GDP经多项收支项调整后的结果。第二，要充分反映家庭自供服务的测度。这些服务已构成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是家庭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其次，应全面评估生活质量各指标的不平等程度。无论在任何社会或任何时代，生活质量的各种不平等都会直接有力地影响幸福感。尤其需要加强收入和消费在所有家庭之间的分布曲线测度，以预防或缓解收入和消费差距恶化对家庭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要通过调查评估个人生活质量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制定各领域的政策。
    幸福感测度要成为各国官方统计的重要内容，尚有漫漫长路待跋涉。物质幸福或生活水平这一幸福感的基本维度及其主要决定因素，是SNA的重点内容。目前，幸福感测度仍分散在社会统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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