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立足经济学学术研究前沿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会（经济学部）综述

    张车伟：新经济与新就业
    一个经济时代既有传统经济活动做支撑，也有新的、创新经济活动支撑。从新经济来审视经济发展时，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不同的视角。现在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声音。着眼于传统，从传统的生产，尤其是物资产品生产角度来看，无疑很多产业过剩，有些产业可能在消亡、在转移，就会得到悲观的看法，就觉得中国经济不行。但是从新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在很多方面在蓬勃发展。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正在孕育着。新经济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是具有服务经济的孵化功能，二是与金融手段、金融本身相结合。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2016年也提出加强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伴随新经济的发展，新就业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传统就业，很容易想到的是，一个人要就业，首先有一个工作场所，要和这个场所鉴定一个劳动协议，要交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费用。现在可以看到，随着新经济形态出现，传统就业模式也正在发展。
    刘治彦：全面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近年来各个国家高度重视网络信息技术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欧盟等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智慧城市建设计划，加大了信息技术研发和智慧城市示范建设。智慧城市就是以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3S、GPS卫星定位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致力于城市发展的智慧化。智慧城市发展经过四个阶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智慧化。智慧城市本质是人类智慧驱动城市发展，这是一个未来城市的崭新形态。展望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可谓机遇难得，挑战空前。从机遇方面来看，一是高科技兴起，文化复兴与城镇化结合的机遇；二是智慧驱动发展与转型升级同步的机遇。挑战则既有技术层面，也有社会层面的。若能抓住难得的机遇、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必将为人文科学繁荣、人类社会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有可能步入永续发展的社会崭新阶段。
    杨圣明：我参加这个会很高兴，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加强对“一带一路”的研究，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对中国东西用火车可以从浙江义乌运到西班牙，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二是要加强对消费的研究。消费是经济一个重要环节，这方便研究还显得不够。
    汪同三： 经济预测与数学方法的运用
    经济预测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在理论基础上经验推导或者单纯的经验推导。另一类是以数学方法、物理方法，特别是以统计学方法为基础的应用模型进行各种计算。在用经济模型来进行预测时，更多使用经济计量学。科学预测模型方法和数学分不开。做研究的时候要认识到数学的两面性。数学一方面叫一门学问的科学程度，很大程度上看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但数学还有另一面，“一门学问的死亡程度也是看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原因在于当它依赖精美的数学模型去表达的时候，形式上客观上很漂亮的时候，他的思想可能越来越苍白。函数试图从机理角度研究，生产函数是一个典型从机理来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研究的资本的投入，劳动的投入，还把剩下的动作作为一个TFP作为技术的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上是最革命的、最先进的、最科学的，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是最科学的，最先进的。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指导工作的时候，要知道理论上的革命性，同样要注意方法上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吕 政：回顾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各个研究所的学者，都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并且把理论研究转变为政策。社科院的理论研究和高校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问题导向，转变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巨大的力量。习总书记对中国社科院40年来对中国经济理论的贡献，作了最准确、最精辟的理论总结。简要回顾一下：1949年国务院结构改革研究时，马洪率先引进了日本关于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理论，推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蒋一苇在1949年发表了企业本位论，推动了当时中国企业改革。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由经济所写的，关于数据监测原则，当时非常有影响，带有拨乱反正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探索，比如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在1979年无锡的价值规律讨论会上，刘国光和于祖尧提出来市场导向和市场改革。在1980年代初调整整顿改革和发展观测，中国社科院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推动了1980年代初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1984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理论这个讨论，到最后形成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研究也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1980年代后期关于治理整顿，抑制通货膨胀，在这个时期如何调整价格双轨制，价格并轨等，来解决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增长低迷和改革方向不明朗的问题；到1990年代以后推进市场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1990年代后期股份制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到21世纪初，如何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观测科学发展观以及后来应对经济新常态等等，中国社科院也同样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李 扬：去杠杆最重要
    借债经营是市场经济、工业化社会的正常情况，因此，债务的关键问题是可持续性。习总书记在4月24日第四十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对金融发展提出六项任务，归根到底是要解决高债务、高杠杆问题。这意味着，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国家维护安全的重要内容。早在193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债务/紧缩问题。债务问题是金融运行的核心，拓展开来实际是整个经济体系的问题。二战以来，全世界的危机绝大多数都是金融危机，或者由金融引致。近日国际评级公司穆迪公司把中国主权信用级别从Aa3下调一级至A1。 这部分反映了中国经济政策没有被理解透，表明我们与国际社会沟通还不够。我们当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其中提出的若干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这也再次证明债务是当下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去杠杆要综合施策，要与企业改革密切结合，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要于法有据，不能拍脑袋。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展国际合作，互通有无，实现多赢，助力去杠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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