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通往社会主义的路径不只一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否认为实现这种过渡只有暴力革命这一条路径？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愈演愈烈。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文献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通往社会主义的路径并不是只有一条。《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暴力革命是一条路径，《资本论》序言中提出的和平变革也是一条路径。   
    动荡年代与暴力革命 
    在马克思思格斯之前，欧洲已经经历了长期的动荡。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并传播到整个大陆。1812年拿破仑战败后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法国再次爆发革命。革命或者战争成为社会变迁的常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工人阶级革命和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革命并不会随时随地爆发，而胜利也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并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用了整整一章详细探讨了这些条件和阶段。 
    工人阶级革命爆发的直接条件，是阶级对立的激烈化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如果阶级对立不够激烈，或者阶级对立充分激烈但工人阶级组织程度不够，革命难以爆发，爆发了也难以胜利。 
    阶级对立激烈化的标志是是工人阶级的多数化和贫困化。它的直接条件不仅是生产的工业化和人口的城市化，而且包括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如果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劳动需求扩张，社会多数人不会进入工人阶级，而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剥削，工人阶级的生活不会恶化。 
    工人阶级组织化的标志是社团化和政党化。它的直接条件不仅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且包括知识分子的加入。如果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交通便利以及知识分子带来的教育和启蒙，工人阶级将同农民阶级一样沦为一盘散沙。 
    生产的工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构成了资本主义。 
    至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完成了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条件的探讨。简而言之，工业化及其伴随的城市化，在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结合时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多数化和贫困化，而在与知识分子结合时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和政党化。最后，经济危机加剧，阶级对立激化，在工人政党领导下，工人革命爆发了。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工人阶级的多数化和政党化是重要的经济社会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和预测一个社会爆发工人阶级革命并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被认为最有可能爆发工人革命并胜利。而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改进和增加自身组织程度，以便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发挥领导革命的作用。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848年，在西方主要国家中，只有英国完成了工业化，法国处于缓慢工业化的中期，德国处在快速工业化的起点，而俄国还没有真正开始工业化。按照《共产党宣言》可以预言，英国爆发工人革命并胜利的可能性最大，而法国、德国、俄国等或者难以爆发革命或者革命难以胜利。在1848年的欧洲，法国和德国等爆发革命并失败而俄国没有爆发革命，这有力证明了《共产党宣言》在原则上的正确性。   
    英国特例与和平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最有可能爆发革命的英国没有爆发革命。事实上，英国不仅避过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浪潮，而且避过了1848年以后的每一次革命浪潮。这不能不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深思。 
    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时说，“（国际工人）协会并不规定政治运动的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保证朝向一个目标……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问题的某个特殊方面都会出现，这要由那里的工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例如，在英国，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途径对工人阶级是敞开的。在和平的宣传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发疯。在法国，迫害性的法律成千上万，阶级对立你死我活，这使得社会战争这种暴力解决办法成为不可避免。”1872年，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演说时讲，“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188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们扩展了工人阶级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暴力革命是一条过渡路径，和平变革也是一条过渡路径。这种扩展主要是基于对英国的研究。虽然英国是最早和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化程度也很高，但是英国阶级对立的情况相对而言并不激烈。这是由于英国同时也是最早和最发达的宪政国家，政府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人民权利受到一定的保障，工人不仅早就拥有言论、结社和罢工的权利，还争取到了选举权。1832年，英国实施了第一个选举改革法，增加分配议席给人口众多的新兴工业城市，降低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选民人数增加45%左右。1867年选举改革进一步降低了选民资格，一些工人拥有了选举权。1872年选举改革把公开投票改为秘密投票。1883年选举改革规定了选举费用限额和选举舞弊的刑罚。1884年选举改革统一了城市与乡村选民的财产资格标准，更多工人有了选举权。1885年选举改革规定按人口的数量为标准划分选区。这一系列选举制度改革使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使工人的经济利益受到越来越多的保障。阶级对立的情况得以缓和。 
    通过深入研究英国这个特例，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和平变革的条件，那就是宪政改革、民权保障、特别是选举权的扩大。那么，如果其他国家具备这些条件，是否也可能实现和平变革呢？恩格斯作出了肯定的回答。1895年，他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说，“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在法国……已有五十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经一致认定再不能继续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即小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因此，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修正，工业化是否发达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化是否充分只是决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过渡条件已经成熟），而民权是否有保障，特别是工人是否有普选权，则决定了这种过渡路径是和平性的还是暴力性的。如果民权无保障、工人无普选权，那么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如果民权有保障、工人有普选权，那么可能实现和平变革。如果说，在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组织，集聚力量，直到危机爆发，发动革命，那么，在和平变革可能实现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就是参加选举，扩大议席，直到控制议院，全面改革。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直面历史实践的检验，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过渡路径多样化的理论。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对其社会主义过渡路径理论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和修正，并发生争议和论战。德国社会主义者强调其中的和平变革路径，而俄国社会主义者强调其中的暴力革命路径。但是，这些分歧甚至争议并不是出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本身，而是出于不同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国情差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