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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新权: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脊梁

http://www.newdu.com 2018/3/8 中国社会科学网 葛新权 参加讨论

    
    落实十九大精神,必须营造好实体经济有效发展的质量环境。 
    第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进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这凸显了质量特别是制造业质量的特殊重要性。“质量为先”也正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条基本方针。坚持质量第一、质量为先,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下最大气力开展质量攻关、提升质量标准、提高进出口商品质量、加强全面质量监管、打造质量品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每个企业、每个组织、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提高“中国制造”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方面作出应有的努力。 
    第二,进一步落实国家质量发展战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推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能够促进企业提升质量管理、传递质量信号、培养质量人才。我们需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加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质量管理,积极推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升级版”工作,大力推动建立突出行业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推动建立特定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推动开展整合管理体系认证、加快认证技术创新、鼓励开展认证增值服务。 
    第三,在制造业研发创新中积极推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即“负责任创新”。负责任创新是哲学家海斯托姆(Tomas Hellstrom)、欧文(Richard Owen)等在叶韦伯(Max Weber)、约纳斯(Hans Jonas)、伦克(Hans Lenk)等人提出的“责任伦理”和“预防伦理”等基础上提出的。欧文认为,负责任创新意味着通过目前对科学和创新的集体管理来关注未来。欧洲委员会成员尚伯格(Rene von Schomberg)进一步认为,负责任研究和创新是一个透明的、互动的过程,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在此过程中多方面彼此呼应,充分考虑创新过程和其适销产品的(伦理)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赞许性,使得科技进步适当嵌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因此,“负责任创新”对于承担社会责任,实施绿色设计、制造与消费,开展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质量保障方法体系上,积极推行“双归零质量保障方法体系”。这个体系是中国航天工作者基于“负责任创新”理论创造的质量保障方法体系,“双归零”追求的是工程产品和工程过程在质量和管理两个方面“零缺陷”和“零事故”。其中,技术归零要求:“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而管理归零要求:“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规章。”可见,这个体系对于制造业具有普遍价值。 
    第四,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保护生产高质量产品企业获得质量溢价。在营造质量环境中,重要的是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因为提高产品质量,需要增加投入,成本就会上升,如果因市场机制与规则缺失或失灵,市场上不能形成优质优价,即质量溢价,则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就没有利润,甚至亏损。这样的市场环境极不利于实施质量战略,更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因此,必须建立优质产品产生质量溢价的市场机制与规则,营造良好环境,保证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有足够多的利润,实现质量持续改进与提升。为此,一方面,坚决打击假冒伪劣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依法治理违法排放,杜绝“劣币驱良币”现象,给优质产品应有的较大的市场占有率空间;另一方面,形成优质优价机制,以确保优质产品获得质量溢价,让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有助于企业创新驱动,实现质量发展,提升产品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第五,创造品牌溢价。基于品质是由产品(或服务)的品位等级和质量等级表达的,所以需要从品质和文化两个方面开展品牌建设。同样,创造品牌需要更大的投入,产生的全部成本更高,这个成本包含整个品牌建设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如研发、创新失败费用等。鉴于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一种知识产品,其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所以品牌产品更应该充分体现“优质优价”,在定价机制与政策方面应允许有一个较高的品牌溢价。同时,在全社会还需要加强市场监管,加大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力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品牌产品提供干干净净的环境,让品牌企业获得高回报,实现品牌溢价,让品牌企业在未来有机会、有资源、有发展,实现以质量为基础,创新为灵魂,培育创造出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值得重视的是,积极借助军民融合,把国防航天军工先进技术应用于民用产品开发制造中,提升品牌,创造中国品牌是大有作为的。 
    4.人工智能引领环境 
    实体经济的空间布局于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城市是实体经济的载体。 
    首先,需要把智慧城市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智慧城市建设的灵魂是智慧,因此既要用智慧建设城市,也要用智慧发展实体经济。一是全方位开展智慧化城市建设。智慧城市主要体现在“智慧”两个字上。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保护,从城市建设理念、定位、功能、路径等方面进行颠覆性创新,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每个城市都应充分利用智慧的力量,并把智慧融入城市功能、规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人口、交通、金融、生态环保发展,以及社区、医院、学校、商店、垃圾处理等,实现智慧化。二是全方位开展智慧化实体经济建设,集世界智慧驱动实体经济技术、工艺、产品与管理创新,发展智慧经济,同时驱动知识创新,发展知识经济。正如前所述,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关系,以及实体经济循环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方面,都需要大智慧、大知识、大技术与大管理。三是需要通过围绕智慧化城市建设发展智慧化实体经济,或围绕智慧化实体经济发展建设智慧城市,把实体经济与智慧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利用知识创新与新一代人工智能机和信息网络发展实体经济,实现智慧城市建设。人工智能及其产业飞速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信息流引领人工智能新时代,它既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平台,又是与社会新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大的延展性和渗透性,即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流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我们认为,未来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流将真正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智能制造、智能零售、智能能源、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政府,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动能,为实体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同时,人工智能将在国防、医疗、工业、农业、能源、金融、商业、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催生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为各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因此,我们需要以人工智能为引领,把实体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大数据、大计算、大模型是人工智能驱动知识流的三大关键技术,可通过大数据、大计算、大模型应用,提升实体经济质量水平。同时,应用知识、数据、算法和应用领域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再次,关注和利用我国大科学与大科学装置研究所取得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贡献的成果,支撑未来的实体经济发展。通过精益化、标准化、自动化、服务化、个性化、全球化、数字化、智能化,实现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5.金融监管加严环境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需要发展虚拟经济。重要的是把握两者的平衡关系,以及处理平衡关系的选择。 
    首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政策支持,同样虚拟经济发展也需要政策,但这种政策应以满足、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上,应以绿色发展为抓手,以绿色制造业带动实体经济发展。一方面,大力推行绿色设计、制造、消费政策,同时推行绿色金融,“金融思维”应以支持绿色实体经济发展为前提。特别强调,所谓“财富=收入+债务”观点是错误的,“家庭的职务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例”的观点也有失偏颇。它们误导人们过度负债与过度理财,追求“一夜暴富”,加剧资本自循环。另一方面,加大税收政策,实施严格的阶梯税率,减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入巨大差异。在按劳分配原则下,尊重知识、技术与人才,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国民收入初次与再分配中利用税收、法律、保险等政策,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或对实体经济减税,以有利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对平衡,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择业观、事业观、财富观、生活观与生命观,有利于社会和谐。 
    其次,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以及不对等相互作用关系,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处于良性循环时,不需要调控;但当它们处于各种不良性关系,即失衡时,则需要调控。在调控方向选择遇到矛盾时,应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原则,也就是以有利于实体经济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有时需要虚拟经济做些牺牲,不能为了虚拟经济而牺牲实体经济。需要通过长期理论与实证研究,找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之间的多维相对平衡关系测度与阈值,从而判断两者是否处于相对平衡或良性循环,以确定调控方向与调控力度。为此,我们能够选择的是对金融加严监管。不可否认,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尤其是金融科技(Fintech)为金融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促进了金融创新,但同时对金融生态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金融监管也形成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为有效应对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监管科技(RegTech)应运而生。鉴于金融科技把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融入金融体系,呈现跨界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和自伺服等特征,监管科技同样强调新技术,诸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生物识别技术、数字加密以及云计算等在监管领域的运用,以提升监管效能,降低金融从业机构的合规成本,实现“主动式监管”。通过加严监管,实现资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方向流动,而不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向资本方向流动,更不是资本的自循环,从根本上解决虚拟经济泡沫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强国家经济脊梁,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循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我们营造企业家成长环境、工匠人才培养环境、质量与品牌提升环境、人工智能引领环境、金融监管加严环境,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更好的文化氛围与更大的文化力量。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绿色发展大数据决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智库)主任、北京知识管理研究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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