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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来源: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中心微信公众号;时间:2017年8月8日
据悉,2017年8月1日,中国社科院公告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第63期讲座,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盼做学术报告,报告题目是:抓革命还是促生产?
林盼表示,大跃进时期(1958-1961),全国各地的国营工厂出现大规模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现象。而纵观大跃进前后的历史,国家在选拔技术干部的制度设计上具有前后一致性,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政策调整,那为何唯独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工人技术干部集中提拔的现象?该种现象又为何没有持续下去?
林盼认为影响工人技术干部选拔状况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内部党政领导之间的关系。如果党委的权力地位占据上风,有能力对行政、生产事务进行干预,那么通过“阶级标准”将工人提拔到技术干部岗位,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反之,一旦党政领导的权力关系发生有利于行政部门的状况,那么技术干部的提拔标准,就会从生产绩效的角度进行制定。教育程度和技术能力明显处于下风的生产工人,很难获得越级提拔的机会。为了具体阐明企业内部党政权力的此消彼长,林盼把二者的博弈分为三个时期:
一、过渡时期的“党政分离”:工人技术干部的提拔阻力
建国初期的国营企业大多由官僚资本企业改制而来,保留了原有的厂长,同时受苏联模式的“一长制”(即厂长在生产领域享有最大话语权)的影响,厂长在企业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党委权力边缘化,对行政工作干预较少。在这种“党政分离”的权力关系下,厂长一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拔对企业的生产活动有正面推动作用的技术干部,而不太看重他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情况,因为只有技术能力强的干部才能帮助厂长完成生产计划。
二、大跃进时期的“党政合一”:工人技术干部的崛起
大规模提拔工人干部的现象始于中央对“一长制”的批判,其认为“一长制”违背了“党领导一切和集体决策的传统”,滋长了一种“忽视党的领导的倾向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1958年“又红又专”干部评价标准的提出,强调政治是第一位的,是选拔干部的决定因素。根据这一标准,中央试图降低旧技术专家的政治地位,提高工人在生产活动中的话语权,从而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距,其背后隐藏的逻辑是“政治忠诚大于专业技能”。 随后工厂逐步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企业的权力核心从“厂长一长制”转变为“书记一长制”,甚至有些工厂出现“有书记无厂长”,党委权力迅速扩张。党委领导为了在工人群体中迅速建立个人权威,开始大规模提拔工人干部,而被提拔的工人出于感激,极易与提拔他的领导之间形成一种混杂着个人忠诚、制度角色、物质利益等因素的施恩图报的关系网络。
这种提拔方式的特点,一是其操作层面的“越级式”,大跃进之前的技术干部提拔有一套自下而上的科层化的选拨模式,比如考察候选人的死资料、活资料;而大跃进时期的选拔否定了之前的种种考察环节,直接将工人擢升到技术权威的岗位,赋予其生产指挥和技术管理方面的权力。二是其数量层面的“指标式”,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上海市委要求到1960年底,上海各工业局及所属工厂企业的技术干部要从21183人增长到43000人,占职工总数的比例要从1.96%增长到4%,其中工人出身或从工人中直接提拔的必须达到八成以上。实际完成情况是,1960年的提拔人数为14651名,比计划数少了7000余名。在这些技术干部中,工人成分比例达到82%。第二个例子反映的是1960年前后部分上海国营工厂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情况:
可以发现,这种“越级式”和“指标式”的提拔造成了工人技术干部数量几何式的增长。由于速度过快,数量过大,很多党委领导对于被提拔者的政治历史、日常表现和技术能力等并未作深入了解,“简单地认为只要是工人成分的,问题不大,就对其出身历史不进行详细分析”。这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出色的技术能力,只要出身够“红”,就能够获得职位提升的机会。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强调专业能力的技术干部职位上,执行的评价标准从“又红又专”转变为“以红带专”甚至“只红不专”。
另一方面,对于原本在企业中负责生产事务的技术干部,党委机关加大了对他们的背景审查力度,许多出身不好的技术干部甚至技术专家开始“靠边站”。
不过,由于提拔上来的工人技术干部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难以在技术方面对工厂生产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工厂的生产效率开始降低。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有些企业只是象征性地提拔了一些工人,给予他们一个光荣的称呼——“工人技术干部”,实际上他们的职责范围及工作性质都未动,除个别参加了技术组工作外,绝大部分还是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很少有机会参加技术管理和技术研究活动,这就是所谓的 “戴上帽子,没穿褂子”。同时,那些“靠边站”技术干部或技术专家仍然在厂长的庇护下从事技术工作,以保证工厂的正常运转,这就是所谓的“摘了帽子,穿着褂子”。
三、经济调整时期的党政分工——有限的干预与妥协
随着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危机开始显现,提拔“红而不专”的工人技术干部的合法性开始丧失。党政之间的关系在《工业七十条》中重新进行划分,调整为“党政分工”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党政分工”与过渡时期企业内部“党政分离”局面不同,厂长所拥有的行政指挥权,更像是党委将一部分生产性事务进行分割,让渡给了行政部门。不过,随着党委权力从生产领域暂时性退潮,“专家治厂”的概念回到主流政治舞台,技术干部的评价标准从政治忠诚退回大跃进前的“绩效主义”,工厂的生产效率得以恢复。
林盼表示,我们从上述三个时期国营企业内部党委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斗争中发现,经济发展始终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了稳定统治,执政党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但是,由于两者存在天然的紧张,执政党只能通过不断调整二者的权力关系,最终寻求一种妥协。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