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因应民众期待 释放生育势能

来 源：《深圳特区报》第C02版
    2015年1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蔡昉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独家采访，解读“全面二孩”。蔡昉提出，“未富先老”是一个新国情，为“十三五”及更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要从两个方面着眼着力；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预期不会形成明显生育高潮；生育政策调整要见到真金白银的红利，需要假以时日；实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目标，必须建立在家庭发展基础上。全文如下：
    关键词： 生育  人口红利    二孩政策    “十三五”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是利用‘十三五’这个重要窗口期，因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呼声，进一步释放生育势能，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高度实施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决定和举措。”作为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蔡昉刚刚完成宣讲任务回到北京就接受了本报驻京记者的独家采访。
    蔡昉是我国权威人口问题专家，谈起《建议》明确提出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要求，他首先作上述表示。蔡昉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传统增长源泉式微。应对这个挑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力转换是根本，但人口政策调整也可以在未来更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所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首先是以人为本、取信于民，同时也是着眼于长期人口均衡发展。
    一、“未富先老”是一个新国情，为“十三五”及更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深圳特区报：“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备受全社会关注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那么，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缘何再次调整？您作为我国权威人口问题专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请您介绍一下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行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哪些变化？
    蔡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我国全面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社保就业的压力，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促进了人民福祉的提高。在“十二五”时期，人口发展更加均衡，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顺利展开，生育政策调整有序推进。
    早在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就指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基本上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人口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总量矛盾变成结构矛盾。首先，总和生育率已经多年低于2.1的替代水平，一般认为在1.5左右，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次，2010年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时代，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从下降转为上升。从经济增长角度，意味着中国正在加快失去长期推动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从人口与发展的关系看，中国呈现“未富先老”的特征。这可以说是我国的一个新国情。
    我国人口发展仍然存在着不均衡的特点，集中表现为人口加速老龄化及其相关影响，为“十三五”时期及更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深圳特区报：“未富先老”带来哪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蔡昉：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未富先老”的特征愈益显现。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1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5％，预计在“十三五”期间年均净增600万人，此后老年人口的总数将进一步加大，增速进一步加快。作为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未富先老”带来两个挑战，一是养老挑战。养老不仅包括物质和经济的赡养、日常生活的照料，还包括精神和心理的慰藉等内容。中央的《建议》着重从这三个方面着眼，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一项行动计划，做出了全面、协调、配套的部署。二是对经济增长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本身也包含有人口转变新阶段上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挑战，意味着传统增长源泉式微。应对这个挑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力转换是根本，但人口政策调整也可以在未来更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所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首先是以人为本、取信于民，同时也是着眼于长期人口均衡发展。
    二、全面实施二孩政策，要从两个方面着眼着力
    深圳特区报：要实现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还要着力解决哪些问题，为什么？
    蔡昉：生育政策调整是一个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目标的系统工程，因此，要按照中央《建议》的要求，把生育政策调整与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结合起来。总体来说，我国在这方面的服务水平已经有较大改善，但是，短期内生育水平产生一个提高的趋势，对相关服务造成突发性的需求，构成一定的挑战。因此，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要从两个方面着眼和着力。
    首先是积极推进，努力使符合政策要求的群体能够愿意生和方便生第二个孩子。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并且具有不可逆的特点。我国目前处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正在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迈进，生育率显著下降。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说政策放宽之后尚有一定的生育空间。一些调研显示的生育意愿表明，养育孩子成本太高，是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政府应该保障和加大与养育孩子相关的、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内的公共支出，降低这部分成本。
    其次，也要做好工作，防止生育堆积现象，避免失控。因此，要做好相关的公共服务和预期引导，如加大对产科病床、医护人员、救助中心、产前筛查诊断以及托幼和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合理疏导生育时机，实现政策预期目标。总体来说，2014年已经启动实施的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是按照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在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方面迈出的一个重要步伐，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与其实现良好对接。
    三、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预期不会形成明显生育高潮
    深圳特区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形势将会出现哪些变化？
    蔡昉：根据目前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预期不会形成明显的生育高潮。例如，“普遍两孩”的对象人群大约为9000万人左右，如果按照迄今为止实施单独二孩显示的生育概率，即对象人群中有大约15％的夫妇申请生第二个孩子的话，也不过增加新生儿1350余万，并且生育会分布在3年中，因此每年仅450万。即使设想较高的一个生育意愿，例如对象人群中有20％想要二孩，新政形成的新生孩子总数和平均每年的数量也不过分别为1800万和600万。
    不过，放宽政策终究为未来的婚育人群提供了更多的选项。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相关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越高，服务质量越好，人们的生育意愿越强。因此，随着公共卫生服务、儿童入托和早期发展、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改善，我国的生育意愿也完全可能有所提高，因而会对提高生育率产生积极的影响。总之，新政策终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育率，从而有利于改善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四、生育政策调整要见到真金白银的红利，需要假以时日
    深圳特区报：我国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潜在增长率在大幅度下降。要保证“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不低于6.5％水平，您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创造新的红利。那么，请谈谈您的设想，包括“十三五”时期即将全面实施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等。
    蔡昉：在“十三五”时期按照《建议》要求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靠潜在增长率加改革红利，缺一不可。按照我们的测算，“十三五”时期GDP潜在年平均增长率约为6.2％。要保证GDP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需要实质性地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在6.2％的潜在增长率的基础上，增加不小于0.3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但是，改革红利有的可以立竿见影，如户籍制度改革等，就是这类的改革；有的改革要见到真金白银的红利，则需要假以时日。生育政策调整则属于后者。
    首先，生育率提高可以延缓老龄化进程。例如，根据有的学者估算，生育率每提高0.1，可以把老龄化高峰时的老龄化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降低1.5个百分点。照此推算，我们可以设想实现单独二孩后生育率可望提高到1.6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如果生育率提高到1.8，大体可以把人口老龄化进程延缓30年。其次，生育率提高可以改善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降低人口抚养比，从而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估算表明，如果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到2035－2040年，可以把我国潜在增长率提高0.1－0.2个百分点。
    五、实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目标，必须建立在家庭发展基础上
    深圳特区报：要实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为什么家庭是基础？
    蔡昉：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经济社会活动、人力资本培养和敬老、养老、助老的基本单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实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必须建立在家庭发展的基础上。只有使家庭这个基本单位更加和谐稳定，能够在民生的改善方面有获得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口均衡发展等战略目标才是实实在在的，才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变化、人口流动性加强、人力资源由市场配置等新情况，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为困难家庭和家庭弱势成员获得经济和社会发展均等机会造成特殊的困难，对政府公共政策提出紧迫要求。这方面的问题包括：部分计划生育家庭面临劳动参与能力不足和家庭养老能力缺乏等困难；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养育、照料和接受教育方面的欠缺；一些农村妇女和老人面临生活和生产困难；残疾人享受均等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不足；等等。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关注困难人口群体，必须与注重家庭发展紧密结合，要求政府和社会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加大支持力度，切实保障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在接受教育、获得就业机会、社区资源分配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权益。
    （原文见《深圳特区报》2015年11月24日，记者:庄宇辉、何凡 ,第C02版,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5－11/24/content_33962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