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图书馆二三事——胡怀国

    或许学术情结使然，但凡在一个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回想起来，最熟悉的还是当地书店或图书馆。我在天津、北京、汉城、香港生活工作过，对其书店或图书馆皆留有深刻印象。恰逢茶座詹小洪兄邀我撰文，不妨简要回顾我的有关经历。交差之余，望能收抛砖引玉之效。当然，在网络时代，这些经历慢慢成了“老古董”，不妨视之为“粗粮细做”、“忆苦思甜”。
     天津：慵懒闲散的神仙日子
    在我生活工作过的城市中，天津是最为慵懒闲散的地方。节奏很慢，慢到谈不上什么节奏。盛夏季节，下午四五时骄阳似火，不少市民已经穿着拖鞋、摇着蒲扇，开始“宵夜”了。图书馆也是一样。
    1993至1996年，我在天津财经学院读硕士。当时大学生多、研究生少，每年硕士约二三十人，博士约三四人。学校图书馆有一个奇怪的规定：本科生每次可借阅五本书，不能进入书库；硕士博士每次可借阅20册，且可以自由入库。
    入校第一天，知道此规定后大喜过望，拿到借书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图书馆。图书馆不大，藏书好像40万册，但已足够我用。整整三年，我基本是每周泡一天图书馆，离馆时借出近20本书，约一半书仅翻翻前言后记第一章，但总会有三五本书值得细读、一两本书值得研读做摘要。书库人很少，半天时间难得见到第二个人；在布满灰尘的书架中游荡，感觉很充实、很富足。
    当时每月收入是109元，复印是很奢侈的事情，奢侈到根本没敢想。天津节奏慢，反正有的是时间，除了“Search”和“Reading”，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写摘要，总算找到了最省钱、最充实的生活方式。当时读书，最大的特点是不分专业：只要是自己不了解的领域，总会借几本书翻翻，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三年下来，谈不上学到了什么东西，但至少不会轻易被有关“专家”糊弄了。
    北京：掘不尽的宝藏
    
    1996年，我离开天津到北京读书，真是找到了宝藏掘不尽的好地方。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总能在不经意间找到宝贝，估计不少是燕京大学时代收集的。不过，图书馆人太多，去图书馆像打仗一样，况且失去了天津时的“入库特权”。
    北大三年，最常去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小南门外的海淀图书城，二是东门外的万圣书园（后期常去南门东侧的风入松书店）。无数各具特色的小书店，是海淀图书城的最大特色。我住在48号楼，出了西南侧“偏门”就是图书城，非常方便；几乎每天下午，我都会到图书城转个把小时，不仅经常能淘到宝贝，而且对各家书店熟悉到了不能再熟悉的程度。
    万圣书园去的不多，大致每周一次，但每次去犹如过节一般。不知该书店是何人经营，但感觉心有灵犀，绝大部分书籍恰对我们这些追梦散人的胃口。如果说海淀图书城的特点是“杂”，万圣书园的特点则是“精”：几乎不用找，随便拿起一本就让人爱不释手。回来时路过未名湖，躺在湖畔、闻着书香，夫复何求，神仙也不过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读博三年，收入状况比较理想。除了代课和奖学金，学校周围版商云集，寒暑假帮他们写点东西，总会有几千甚至万元收入（部分归功于天津时的狂读经历），其中绝大部分用在了书店“淘宝”上。毕业时收拾行装，28箱行李中有25箱书籍，几乎全部是读博三年的“成绩”。
    1999年7月，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班。闲来无事的时候居多，于是每个上班日至少一半时间在经济所的图书馆泡。在我的印象中，经济所的图书馆最具特色，且是我最喜爱的特色，包括：（1）人少书多；（2）AER、JPE等学术杂志，自创刊起一期不缺；（3）大量民国时的文献资料，等等。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不少苏格兰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书籍；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则有大量中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书籍，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没有标点的游记等。补中国经济史、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课，经济所图书馆确实是理想的地方。诚如本节副标题所言，北京有掘不尽的宝藏，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更是如此，譬如楼道里堆积如山的大公报（民国时期），蜷缩在房间角落的NBER之Working Paper等；只要愿意花点时间，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汉城：免费复印拿大奖
    
    2001年，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Korea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的资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六名学者连同亚洲地区共约40人，赴韩一年做访问学者，期间经历了不少趣事。在韩国，我们不经意的传统竟成了他们的宝贝。哲学、宗教、经济史和思想史等，在国内相对落寞，在韩国则备受人尊重。在国内，我们这些寒酸的学者，有时候成了朋友们友善取笑的对象，比如“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捡破烂的；过去一聊，原来是社科院的”之类；在韩国，学者、尤其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却成了香饽饽。
     在汉城（现称首尔），除了高等教育财团（资助方）和产业研究院（合作研究方）的图书馆，最常去的地方有两个：一是东大门附近的一家大型书店，二是汉城大学的图书馆。东大门的书店比较大，英文、韩文书都有，尤其是右侧的政府出版物部分，不仅资料丰富，而且价钱非常便宜。同国内正好相反：国内的官方出版物，如统计年鉴、货币政策报告等，比一般书籍贵很多，几次想买但还是舍不得（每年一换，不如经典书籍可收藏）。
    韩国官方背景的书籍资料很便宜。例如，我2002年买的《国际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Statistics Yearbook），韩英文对照、印刷精美、洋洋洒洒520多页，售价仅为一万韩元（当时大约相当于人民币65元）；当时买的“Applied Econometric Time Series”（Walter Enders著，现已有中译本），只有430页，售价却高达2.2万韩元（约为人民币150元）。
    同中国一样，韩国“官迷”多，汉城大学附近的“新林”附近汇集了大量司法考试“专业户”，租房市场发达、小店小铺很适合我们这些“漂族”，于是也在附近租房。除了同韩国年轻人瞎聊天（他们的英文发音不准，但可凑合交流），有空就到汉城大学转转。同北京和香港不同，汉城大学的图书馆可以随便进（拿身份证即可），逛起来非常方便。
    同汉城书店图书馆有关的趣事不少，印象深刻的有三例。一是汉城大学藏有一份古老地图，“供奉”在一座建筑大厅中央（没有人管，随便进），充满了人类社会的遐想：亚洲很大、非洲是个小岛子；北冷南热，北方是冰川，越向南越热，南极是火光冲天的火海。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例是：韩国多数书店贴有安重根（1909年在哈尔滨成功刺杀伊藤博文）的名言：“一日不读书，满口生荆棘”。话粗理不糙，此语很有道理（中国人似曾相识），但表述远比不上中文优美。在韩国，此类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开店花篮赠语：“祝好”、“祝兴旺”等。简言之，韩国深受中国影响，形式内容皆浅得多，但他们格外珍惜。
    第三件趣事发生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图书馆，印象深刻，值得详述。高等教育财团大楼共九层，顶楼是行政办公人员，四至六层是访问学者的办公室，二至三层是图书馆。图书馆新书很多，书多人少（印象中没有碰到第二个读者）；英文杂志大多从1970年代开始订阅，虽然时间短，但种类繁多（经济所图书馆限于经费，几乎每年减几种）。尤其重要的是，图书馆有不少复印机，随便复印，没有人管。因当时计划做“内生增长理论”研究，该图书馆提供的英文资料加上韩国政府出版物基本够用，故经常到图书馆查论文，顺手复印一份。
    可以说，但凡觉得有用的文章，我都是先复印下来，回家再细琢磨。除了没纸时向二楼馆员索要纸张，整层楼几乎是我一个人的天地。也是从那时起，我形成了复印习惯。由于国内复印东西比较麻烦、且付费（所谓集腋成裘，对于我们这些月收入千元的穷酸书生，还真得琢磨琢磨），当时有那么一点点不好意思。2002年4月23日，财团通知我到九楼总部，说有重要活动，特意叮嘱我穿西装打领带准时到达。
     当时心里只犯嘀咕：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到底什么事啊。到了财团，所有员工夹道欢迎、财团领导一律出席，原来我与复旦大学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共同荣膺“充分利用图书馆奖”。财团总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握手、颁奖、颁发纪念品、合影等等，好不热闹！我得过奖，但像现在这样众星捧月般的经历还是第一次；并且，事情远远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故而印象非常深刻。
    记得当时颁发了奖状、一部大型中韩词典（市价约5万韩元）、一部详细介绍韩国文化的大型精美英文书，好像还有几万韩币奖金（记不清了）。奖状上特意用中文写明：“2001-2002年度国际学术交流项目邀请学者胡怀国（Hu, Huaiguo）博士荣获充分利用财团图书馆资料学者奖。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特发此奖。”末尾署有“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图书馆馆长金在烈2002年4月23日”。
     香港：公私有别、讲求效率
    2004至2010年间，我在香港工作生活了六年，印象最深的是紧靠维多利亚公园的“中央图书馆”。同其它公共部门一样，香港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不仅免费高效，而且无可挑剔。中央图书馆位于香港黄金宝地，对面是维多利亚公园和风景如画的维多利亚港，西侧紧邻全球有名的购物中心铜锣湾。图书馆布局合理，视野极佳，累了借本小书，到维多利亚公园坐坐，到铜锣湾填填肚子（尤其是周末），真乃人间仙境。
    中央图书馆自由进出，办理借书证不仅免费，而且立等可取：提交身份证、填写个人信息，十分钟内就拿到借书证了。虽然每次只能借五本书（期限两周），但在网上可续借（除非有人预约），且可以非常方便地在网上查询每一本书的状态：若图书在书架，到图书馆可手到擒来；若尚未上架，馆员可在十分钟内帮你找到；若已借出，可申请预约，最迟两周可得。
     若没有预约，可一直续借无限期。看完后，随便哪家公共图书馆均可还书。由于工作单位和住址横跨港岛，中央图书馆就成了我每日必到的地方（晚九时关门），比上班还勤快。复印也比较方便，收费相对合理，且“八达通”一拍即得。当然，公共图书馆有公共图书馆的不足：休闲解闷还可以，学术研究则稍显不足，尤其不像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那样，AER等从创刊起一期不缺——中央图书馆的杂志好像大多始自1990年代。
     因此，我只好到学校“寻宝”。然而，一旦到了高校，麻烦事就来了。我几乎去过香港所有高校，但图书馆都是无证免入！由于工作地点靠近香港大学，于是我花了半天时间，向香港大学图书馆写了一封洋洋洒洒四五页的英文长信，提及博士后研究需要利用它的图书馆云云。回信倒是很及时，但提及需向馆长提交“证明确实需要本图书馆的资料”，且每年需支付3000或5000港元（当时港元贵过人民币）的费用等等。
    费用高昂、申请麻烦，兼工作繁杂，每年去不了几次，于是不了了之。好像是2006年，我遇到了香港大学的一位著名学者，他表示愿意帮我。拿着他的介绍信、支付了500元押金后，我终于拿到了香港大学图书馆的借书证（每年需要重新申请一次）。港大在半山腰，虽说离单位步行只需20分钟，但去一次就是一身汗（香港潮湿闷热是出了名的；另外，香港单行线多，打的士不知要绕到哪里）；写完博士后报告后，工作更为忙碌，借书证也就没有再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