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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 近年来，幸福经济学的兴起为测算失业的福利影响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学术成果。本文在分析失业影响主观幸福感机制基础上，试图从个体失业、他人失业、失业经历和再就业等四个方面对现有关于失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文献进行梳理，以清晰地刻画出当前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和成果。最后，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失业 主观幸福感 失业率 失业经历 再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生事业得到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国民生事业发展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步伐仍需加快，总体上看我国保障民生的制度体系还不健全，社会福利水平仍然较低。另一方面，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尽管30多年来转移了2亿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岗位的增长几乎相当于欧洲国家全部就业人口，但仍存在就业难、就业不平等、就业质量不高等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因此，研究失业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对失业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但失业理论真正开始和形成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出现了持续萧条和大量失业。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将失业看作是非自愿的，认为失业是一件不幸且应该尽力避免的事情。凯恩斯将非自愿失业出现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他认为有效需求决定了经济中的就业量和产量，解决失业的办法在于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运用货币政策来增加有效需求、促进就业。然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持有与此不同的观点，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失业是自愿的，原因在于人们觉得就业时的负担和工资不如失业时所获得的失业福利和闲暇合算，失业并不会给人们的效用带来损失。然而，这些理论仅限于假设，失业是否自愿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关于失业的幸福损失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将为失业理论奠定重要的微观基础。
近年来，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兴起为失业的福利成本测算提供了很好的线索。本文在分析失业影响主观幸福感机制基础上，试图从个体失业、他人失业、失业经历和再就业等四个方面对现有关于失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文献进行梳理，以清晰地刻画出当前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和成果。
一、失业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分析
尽管关于失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已经蔚为大观，但影响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目前还没有某一理论将这一机制完全说清（Crawford，2005）。总的来说，这些理论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的争论展开（如图1所示）：（1）失业者幸福感水平的高低问题。潜在损失理论和个人限制理论认为来自心理和经济的压力导致幸福感水平比较低；相反，激励理论基于职业搜寻理论认为，失业者的幸福感水平非但不会降低，反而可能会提高。（2）如果失业会降低幸福感，那么主要由心理压力导致还是经济压力导致？
图1 失业影响主观幸福感理论研究划分
失业的潜在效用损失研究主要基于Jahoda（1982）提出的潜在效用损失理论（Latent Deprivation Theory），她认为工作不仅会给个人带来工资收入，也能给劳动者带来五种潜在的效用，这些潜在效用包括（1）工作能够帮助人们对每天的时间做出合理安排；（2）工作可以扩大人际交往，帮助人们建立起温馨和谐的人际关系；（3）工作可以帮助人们完成具有共同愿景的工作，而不是单纯为了个人目的；（4）工作可以使人们获得他人的认可与尊重；（5）工作给人们提供了有规律的活动。该理论认为，失业之所以造成幸福感损失，就是由于这些潜在效用的丧失。
虽然这一理论也认识到失业导致的经济压力会降低幸福感，但是他们将潜在效用的损失看作是失业造成幸福感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因此也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Warr提出的九要素维生素模型（Vitamin Model）和Fryer提出的个人限制理论（Agency Restriction Theory）。Warr（1987）认为收入像维持生命的维生素一样，对失业者的心理健康影响是至关重要的。Fryer（1995）的批评则更为激烈，他认为面对失业逆境，失业者并非消极认命而是通过各种策略进行积极应对，失业者像未失业者一样会积极安排自己的生活，做出各种决策以及对未来进行规划。失业之所以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原因有两个方面：（1）收入水平的下降可能使得个人及家庭的经济需求同现有的经济资源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匹配，人们的生活质量出现下降；（2）失业使得人们丧失了对未来进行规划的能力，难以安排出令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而对未来生活的积极预期对幸福感是非常重要的。此后，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经济压力会导致幸福感损失下降，其中部分学者提出的经济-羞耻模型（Economic-shame model）着重强调了生活拮据对幸福感影响的重要性，人们由于资金的短缺会感到羞耻和丢脸，最终导致幸福感的下降。
相反，动机理论（Incentive Theory）从工作搜寻理论出发，对失业者幸福感的理解同前两者有很大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该理论认为失业者幸福感水平不是太低，而是太高了。对于寻找工作的失业者而言，失业保险金是其失业期间的收入来源。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人所能获得的失业保险福利水平是与此人在失业前的工资性报酬成比例的，即工资的替代率，大多数国家在50%左右（Ehrenberg & Smith，2008)。尽管收入出现较大减少，也存在固定的领取时间限制，但其仍然极大减少了失业者在失业期间消费下降的不确定性。而失业保险越是慷慨，与失业相关的损失就会越低，失业者工作搜寻的能力程度就越低，那么他找到工作的概率就会降低，从而他待在失业保险领域中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将延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政府无法完全观察到失业工人搜寻新工作的行为，这样，失业保险领域中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失业保险存在着不能有效地激励工人努力搜寻工作的问题。此外，由于失业者无须工作，其闲暇时间大幅增加，这些都可能导致失业者的幸福感水平较高。
对比以上两个争论和三个主要的理论，可以看出，动机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基础之上，失业者较高的幸福感是高福利带来的。如果失业福利水平较低，则失业者同样要承受来自经济和心理方面的压力，幸福感水平同样会降低。现有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失业保护水平越高，失业对幸福感造成的损失就越小（Paul & Moser，2009）。
二、失业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关于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实证文献日益丰富。虽然不同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方法都存在差异，但是大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失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很强的因果关系。本部分拟从个体失业对不同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他人失业、失业经历以及再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简要介绍。
（一）个体失业对不同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其决定因素众多，并且失业者并非是一个同质的群体，群体差异可能会影响失业对主观幸福感损失程度（McKee–Ryan et al，2009）。梳理国外现有实证研究成果，本部分拟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失业持续期和工作价值观等六个方面分析失业的主观幸福感影响。
1.性别。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男女分工的不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较低，工作时间较短，收入水平也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失业给女性造成的收入损失也较小。（2）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对男性而言就业意味着身份认同，失业无疑是对男性身份认同的沉重打击（Paul & Moser，2009），从这一角度看失业给男性幸福感带来的损失会更大。（3）不同性别获得社会支持的方式存在差异。van der Meer（2012）使用2004年“欧洲社会调查”（ESS）的数据，基于社会生产函数理论，用主观幸福感来衡量人们大都追求的两个目标——物质生活的满足和社会支持，发现失业给男性造成的幸福感损失大于女性，其原因是，已婚妇女主要通过丈夫的工作而不是自己的工作来获得社会地位，并且“男性养家”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也使得失业给女性带来的压力较小。
2.年龄。年龄同失业者的幸福感损失关系呈现倒“U”型。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1）从经济压力来看，父母仍然有能力承担青年人（尤其是未婚者）的生活费用，因此青年人对失业的经济适应能力以及心理的承受能力较大。而中年人作为家庭中的主心骨，承担着赡养父母、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家庭重担，伴随失业而来的收入水平的显著下降，使得这些家庭重担更难以承受，故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2）从职业生涯发展来看，中年阶段是人们适应职业需要并逐步走向职业成熟和职业成功的重要阶段。相比处于职业生涯塑造阶段的青年人以及处于职业生涯退出阶段的老年人，失业无疑对于中年人的影响更大。Lelkes（2009）使用“欧洲社会调查”2002－2003年间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失业是影响40－49岁年龄段中年人幸福感的关键因素，这一年龄段人群承受了生活满意度的最大落差，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由于不需要担心失业，因而幸福感水平较高。Ohtake（2012）通过对“日本生活方式社会调查”（QSLS）数据的分析也发现，40岁左右的中年失业者幸福感最低。
3.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影响失业的主观幸福感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1）高学历失业群体应对失业带来的心理压力的资源更为丰富。如这一群体储蓄可能会更多，这能有效应对收入减少导致的生活压力，并且其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多、处理策略也更加积极（Christensen，2006）。（2）高学历群体失业后职业向下层流动的可能性更小。由于高学历群体储蓄较多，在寻找工作中不必因为获得收入而急于从事一些自己不喜欢或者是较差的工作，可以有相对较多的时间去寻找满意的工作（Mandal，Ayyagari & Gallo，2011）。（3）高学历失业群体在失业后拥有体现人生价值的活动选择更多，如从事志愿服务等活动可以减缓失业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Galic（2007）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学历的失业者之间的经济情况存在着显著差异，学历越低，所受到的经济损失越大，而拥有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可以有效缓解失业的压力。对于处于转轨阶段国家的就业者，学历则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学历作为关键性的人力资本，会显著影响再就业、获得就业保障以及向上层的社会流动。Mandemakers & Monden（2013）基于“英国住户调查”1991-2007年间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在短期内学历越高，失业带来的幸福感损失越小。
4.社会资本。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等。社会资本之所以可以缓解失业带来的幸福感损失，一是社会资本可以使失业者更容易获得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二是社会资本可以给失业者提供资金、就业信息等多方面的资源。即使在欧美等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较完善的国家里，人们在就业和求职过程中还是会更多依靠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Rodriguez-Pose & von Berlepsch（2013）基于“欧洲社会调查”中的25个欧洲国家48583个样本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信任、社会交往及规范和法令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三个指标对幸福感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并且非常稳健。Portela et al（2013）同样是基于“欧洲社会调查”数据，将社会资本同样分为三个维度——信任、社会网络及社会规范，发现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都与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正向关系。
5.失业持续期。Amundson & Borgen（1982）根据职业生涯发展理论，提出了阶段理论（Stage Theory），认为失业者的心理感受在整个失业过程中呈现出四个不同的阶段，冲击→积极→消极→认命，即失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人们在经历长时间的失业后逐渐对失业状态变得适应，幸福感水平会有略微上升但仍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见图2）。Clark，Georgellis & Sanfey（2001）使用“德国社会经济调查”（GSOEP）1984-2004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幸福感受到的影响随着失业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即人们对失业具有“适应性”。进一步地，Clark（2006）对失业的“适应性”进行了解释，失业者可能会越来越好地应对失业后的生活，学会精打细算、找到失去工作的朋友以及减少无效的求职策略等。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失业时间越长，幸福感水平越低，原因在于随着失业时间的增加，失业者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遭受的挫折越来越大，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Oesch & Lipps（2012）使用“德国社会经济调查”中1984-2010年间的数据和“瑞典家庭调查”（SHP）中2000-2010年间的数据研究发现，同短期失业者相比，长期失业者所报告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在劳动市场中失业时间超过一年的失业者主观幸福感最低。
图2 不同失业阶段主观幸福感变化
6.工作价值观。工作价值观是指个体对工作和与工作相关的各个组织侧面所持有的价值偏好，是人对工作行为、工作方式、工作成果等进行价值判断时所依据的稳定心理系统。人们之所以能够积极地从事某项工作，是因为这项工作或组织目标会帮助他们达成自己的目标，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在于其工作价值的认识及个人需要，一个人越是认为工作没有价值，工作给其带来的负效用就会越大，失业带来的幸福感损失就越小；反之，工作带来的正效用就越大，失业带来的幸福感损失就越大。Mikucka（2011）基于2008年“欧洲价值观调查”（EVS）中36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个人的工作价值观的强弱同失业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成呈正向关系。
（二）他人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失业在给失业者本人带来幸福感损失的同时，对其他人的幸福感也存在“溢出效应”。根据Di Tella & MacCulloch（2008）、Clark，Knabe & Ratzel（2010）、Luechinger，Stephan & Stutzer（2010）等学者的研究，在控制了个人就业状况后，无论是失业者还是未失业者，其主观幸福感都会受到他人失业的影响。
1.地区失业率对失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地区失业率的提高可能会减少失业者带来的幸福感损失。Kessler et al（1987）研究发现，来自他人的支持可以帮助失业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建立奋斗目标，进而缓解失业带来的幸福感损失，如果失业者所在地区的其他人也处于失业状态，该失业者则更容易建立起社会关系。Jackson & Warr（1987）研究发现，在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同那些居住在失业率较低地区的失业男性相比，高失业率地区失业男性感到幸福感的程度相对较高。Shields，Price & Wooden（2009）基于澳大利亚2001年“家庭住户、收入及劳动力动态调查”（HILDA）数据研究发现，生活在高失业地区的男性失业者幸福感受到的损失相比较小。Stavrova，Schlsser & Fetchenhauer（2011）基于28个OECD国家1999-2009年间“欧洲和世界价值观调查”（EWVS）数据研究发现，较高的失业率可以缓解失业带来的生活满意度损失。
2.地区失业率对未失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首先，失业可能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如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犯罪率的上升（Hooghe，2011），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其次，人们对穷苦人有着天然的同情（Smith，1759）。当失业率上升时，失业者的糟糕处境增加了工作者对失业者的同情。再次，失业可能通过降低工资水平和减少闲暇来降低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实际工资水平与签订劳动合同时经济中整体的失业率负相关（Shimer，2012），并且高失业率有可能恶化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尤其是当经济衰退时，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会尽可能地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使得工人的闲暇时间减少。Helliwell & Huang（2011）使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组织的“行为危险因素检测系统”（BRFSS）以及“盖洛普民意调查”（GDP）中2005-2009年间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失业率不仅对全样本的幸福感造成影响，对于未失业群体的幸福感影响也显著为负。当然，也存着俄罗斯这样的例外，Eggers，Gaddy & Graham（2006）利用俄罗斯“纵向监测调查”（PLMS）数据研究发现，随着地区失业率的上升，未失业者的幸福感反而比较高，作者将这一反常现象归因为“相对效应”——相比自己周围的失业者和过去的艰难生活，拥有一份工作已经足够了，虽然这份工作可能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作者进一步研究发现，那些从事高危险性的低层次工作的受访者，同样会因为很高的失业率而感到幸福，虽然如果俄罗斯改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和深入，这一群体失去工作的风险也会最高。
3.家庭成员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配偶和父母失业均会对幸福感带来影响。失业者之所以会给配偶的主观幸福感带来损失，可能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配偶要同失业者一同应对家庭收入减少带来的经济压力；二是失业者会导致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下降。Mavridis（2012）基于“英国住户调查”（BHPS）中1991-2006年间的数据研究发现，配偶失去工作给女性幸福感带来的损失更大；如果配偶失业，同女性相比失业给男性主观幸福感带来的损失更小。Ahn，Garcia & Jimeno（2004）认为如果失业者得到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越多，失业对其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越小，配偶拥有工作也会减少其失业压力。Marcus（2013）使用2002-2010年间“德国社会经济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夫妻一方的失业显著影响了配偶的主观幸福感，失业者在失业一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下降了27%，而其配偶下降了19%。Mendolia（2012）使用“英国家庭住户调查”中14年的数据研究了丈夫失业对妻子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丈夫失业给家庭带来的收入损失是降低妻子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
Pedersen & Madsen（2002）首次研究了父母失业对子女幸福感的影响，他们通过对父母询问的方式调查了10317名青少年的幸福感，发现如果过去半年内父母失业，则子女的幸福感较低。然而，该文的研究方法存在问题，子女的幸福感是通过父母来报告的，如果父母的幸福感水平比较低，则可能会影响其对子女幸福感水平的认识。故而，囿于父母自身的失业状态，他们所报告的子女幸福感水平可能是向下偏的。“德国社会经济调查”由于专门向青少年询问了其幸福感，因此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的发生，Kind & Haisken-DeNew（2012）基于“德国社会经济调查”中9777个青少年样本研究发现，父亲非自愿失业显著降低了儿子的主观幸福感。
（三）失业经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对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失业会影响主观幸福感，那么过去的失业经历是否会对当前的主观幸福感造成影响呢？劳动经济学认为，失业一旦发生，其影响将很难在短期内立即消失，而是会在后续的时间里持续地发挥追加作用，这种效应被称作失业的“疤痕效应”（scarring effect）（Gregg & Wadsworth，2010）。具体而言：（1）失业经历降低了以后的就业机会。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雇主在雇用工人过程中通常会关注工人的工作经历，失业经历在其看来往往是低能力的标志，潜在雇主更倾向于拒绝向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Diamond，2011）。（2）失业造成人力资本的大幅贬值。由于离开工作岗位后，失业者难以接受在岗培训，原有的工作技能也变得生疏，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贬值，损害其就业能力，甚至有可能迫使其退出劳动力市场。（3）失业群体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再就业，失业经历的追加惩罚使得他们遭受歧视，无法获得正常工资。
基于“德国社会经济调查”（GEOSP）中1984-2005年间的数据，Clark，Georgellis & Sanfey（2001）最早就失业经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专门研究，发现无论当前是否再就业，过去的失业经历都会对当前的幸福感造成影响，也即论证了“疤痕效应”的存在，然而该文并没有就影响机制进行详细的解释。Knabe & Ratzel（2011）则进一步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同样使用这套数据，他们发现失业经历通过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进而影响到幸福感。人们往往会把过去的失业经历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预期联系起来，过去经历的失业次数越多，就会更加担心失业会再一次发生，而这种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他们在控制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失业经历对当前的幸福感的解释能力大幅下降，当前无论是失业者和未失业者，幸福感同失业经历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变得非常微弱。作者得出结论，与其说是失业经历倒不如说是未来失业的恐惧影响人们的幸福感。Ohtake（2012）利用2002年日本“生活方式和社会调查”（QSLS）数据对过去五年具有失业经历人群（占总样本的20%）与无失业经历人群之间的幸福感进行了比较，发现具有失业经历群体回答“不幸福”的比例为23%，这一比例在无失业经历者中仅为6%，而当前失业者的比例为43%，这意味着与无失业经历者相比，过去的失业经历会使劳动者幸福感下降。Daly & Delaney（2013）基于英国“全国儿童发展调查”（NCDS）中1974-2008年间6253名50岁英国人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青年时期的失业持续期同50岁时的心理压力密切相关，该文将年轻时期的压力水平进行控制后，这种影响只是稍微的减弱。据此，作者认为失业对心理压力的影响具有持久性，而这种影响不能简单归因于人生早期的幸福感水平，这一结论进一步支持了失业给幸福感带来的“疤痕效应”。
（四）再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如果失业会给劳动者幸福感带来损失，那么再就业是否必然会增加主观幸福感呢？工作质量对再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理论方面，Jahoda（1982）认为同外在效用相比，潜在效用对于主观幸福感更加重要，即使是一些安全保障低、收入低的工作，劳动者仍然可以从潜在效用中获得部分主观幸福感，从这一角度讲，再就业有胜于无。Liem（1992）认为如果再就业者对自己所获得的工作不满意，则意味着其放弃了个人对生活的控制，那么其主观幸福感损失会大于那些未再就业者；而根据Fryer（1986）的个人限制理论，失业之所以会影响主观幸福感，主要原因在于失业者收入的减少带来的经济压力。因此，如果再就业可以带来更多收入，那么再就业就会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Hassall，Muller & Hassall（2004）基于针对澳大利亚193名失业者和206名低工资就业者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后者的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前者。Grun，Hauser & Rhein（2010）使用“德国社会经济调查”16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再就业尤其是就业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他们选取工作满意度、工资、工作匹配度等指标来衡量就业质量，在控制了收入变化以及其他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变量后研究发现，即使工作质量很低的再就业者报告的幸福感水平也高于仍然失业者，并且这种提升作用在下一年仍然存在。Maennig & Wilhelm（2012）同样使用“德国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家庭收入、健康状况等变量后，分别分析了“就业→就业”、“就业→失业”、“失业→就业”以及“失业→失业”四种不同的就业状态变化类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失业”转变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约为-0.84，而“失业→就业”转变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很小，约为0.17。因此作者认为失业与就业之间的相互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但这仍然说明再就业可以提高生活满意度。
三、研究展望与启示
自愿失业理论认为，失业是自愿的，因而在失业过程中没有效用损失。本文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得出的结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失业造成了主观幸福感的下降，具体来讲：失业通过经济损失和心理压力降低了主观幸福感；个体失业对不同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他人失业对幸福感影响存在“溢出效应”；失业经历则对幸福感影响存在“疤痕效应”；而再就业会显著提高失业者的主观幸福感。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未来在该领域的研究至少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并有望取得进步。
1.发展中国家失业者主观幸福感研究。现有的研究大都围绕发达国家展开，由于相关调查较少，研究数据难以获得，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接近空白。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就业压力也更大，失业带来的幸福感损失可能更大。因此，结合发展中国家具体国情，开展微观调查获得一手调查数据，加强对失业的福利损失研究，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2.幸福感影响失业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分析了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然而二者之间可能还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幸福感较低的劳动者失业的可能性更大，具体来讲，一是主观幸福感较低的人往往由于心理压力较大，导致其工作表现较差以及旷工的可能性增加，这些增加了其被解雇的风险；二是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往往会通过面部表情表现出来，雇主在进行雇佣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看起来积极、乐观的应聘者；三是心理上的压力会减少失业者工作搜寻的努力程度和效率，进而导致失业者再就业的可能性下降。因此，寻找影响失业但是不会影响幸福感的合适工具变量，以克服内生性问题，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
3.管理者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当经济下滑、企业效益下降时，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往往会选择缩减管理者尤其是中层管理者的职位（Johnson & Jackson，2012）。已有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普通劳动者的失业，而对企业管理者尤其是中层管理者失业较少关注。对于管理者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有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由于管理者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都相对丰富，因此失业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会较小；二是面对职业生涯的巨大转折，失业带来的幸福感损失可能是巨大的。因此，探究管理者失业后幸福感降低的主要来源及其发展变化，可以拓展失业幸福感损失的研究对象。
4.失业影响幸福感的系统模型构建。当前的研究基本围绕实证分析展开，而较少关注理论模型的构建，然而经济政策在设计过程中不能随意进行试验，并且惯性大、反映周期长，因此如果可以建立系统方针模型，就可以对政策的影响做出预测和分析，并可以对已有的方案进行比价和优选。Schmalz，Ackbarow & Kapmeier（2007）通过建立系统动力模型分析了外部冲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外部冲击到来后不同时间段主观幸福感的变化情况，该研究可以为构建失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系统模型提供借鉴。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劳动人口大国，就业压力非常巨大，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1）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以更加全面的视角看待失业的福利损失，既要考虑到失业对个人的经济损失，又要考虑到非经济损失；既要考虑对个人福利的影响，也要考虑到对他人福利的溢出效应。（2）由于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因此失业救助应该向中年群体、低学历群体等群体倾斜。（3）一旦发生大规模失业，政府需要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快速干预。失业经历的“疤痕效应”告诉我们，过去的失业经历会降低当前的幸福感，要通过强化失业者的培训来提升其再就业能力，尽可能避免人力资本的大幅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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