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红利”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
    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须接受的。目前宏观经济学家都是从短期的角度观察经济形势的，因为经济周期现象一般是短期的。但是，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背后事实上存在着结构性的、长期性的、趋势性的大变化。我希望把这个长期的趋势性变化和短期的周期性变化结合起来，构造一个宏观经济研究的视角。
    经济供给方面的因素主要是长期的，可以区分为强供给和弱供给，实际上表现为潜在增长率。我国2010年以前是强供给即高潜在增长率，2010年之后是弱供给即降低了的潜在增长率。而经济需求方面的因素大多是短期的，导致其变动的往往是一些冲击性因素。我们将其区分为强需求和弱需求，这样就产生了四种组合。
    第一种情形是强供给、强需求。2010年之前，经济潜在增长率非常高，同时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加入WTO和大规模建设等政策也刺激了强大的需求，实际增长速度是接近10%，与潜在增长率大体一致。
    第二种情形是强供给、弱需求。在潜在增长率比较高的情况下需求较弱，导致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造成失业率大幅提高，比如说19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等时期。
    第三种情形是弱供给、弱需求。2010年之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各种因素都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供给面变为弱供给，与去年以及今年到目前为止的弱需求匹配，形成典型的弱供给、弱需求的组合，实际上是很均衡的状态。我国去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7.5%，实际增长率是7.8%，经济状况良好，没有大的就业问题。
    第四种情形是弱供给、强需求。即在潜在增长率下降之后，由于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带来了强需求效应，这是我们最需要避免的，这种情形带来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通货膨胀、经济泡沫大量存在，这也是造成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的原因。
    我们之所以能够接受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因为经济潜在增长率确实已经下降。目前我们推算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十一五”期间10.5%，“十二五”期间降到7.2%，“十三五”期间为6.1%。
    宏观经济学的奥肯定律描述了GDP增长速度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描述的是背后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差与自然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的差，即增长缺口与周期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因此，虽然潜在增长率下降，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经济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问题。
    关于就业困难的问题，劳动人事部构造了求人倍率的概念，即岗位数和求职人数的比率。如果求人倍率大于1，就表示劳动力市场需求强劲；如果小于1，就表示是存在岗位缺口导致的就业困难。我国近年以来初中以下劳动者的求人倍率显著高于1，而大学生的求人倍率仍然低于1。因此，我国的就业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总量问题，总的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高于1的水平上并且呈逐步提高的趋势，因而我国劳动力市场是旺盛的，并没有出现周期性失业。
    当然，是否存在周期性失业是很难证明的，因为缺乏具体全面的失业率统计数据。我国城市居民的登记失业率，常年保持在4.1%上下，而我们根据计量模型估算，我国的自然失业率在4%-4.1%之间，与登记失业率基本一致。那么我们的实际调查失业率到底是多少呢？根据2010年针对六大城市的抽样问卷结果，在城市居民中，有城市户籍的职工失业率约为4.7%，而农民工的失业率约为0.7%。目前农民工数量占整个城市就业人口数量的35%，如果以此作为权重，那么推算出的城市实际失业率为3.3%，低于自然失业率。该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过于旺盛，这归根到底是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但实际增长率却高于潜在增长率造成的。
    经济再平衡趋势出现
    黄益平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3年第二季度宏观政策报告中指出，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是指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产品市场已经充分发育，但是生产要素市场却是扭曲的，生产成本被不当地压低。而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短缺，生产要素的相对禀赋因此发生了变化，带来一系列再平衡的趋势。
    首先是经常账户的盈余大幅度下降。这主要是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造成的。
    其次是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农民工收入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全部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的比重不断增大，增长率在80%以上，因而农民家庭收入在提高。事实上统计调查中还损失了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工收入，离开家6个月及以上的1.6亿农民工收入，按照统计城乡调查队的定义，既没有记录在他们的家乡，同时由于不被城市采纳为“居民”，也不被计入城市的统计中。加入对该部分人的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应还将缩小30%或者更多。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基尼系数来看，也证明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趋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该指标并未充分考虑进财产性收入、隐性收入等。
    再有，地域增长不平衡也在缓和。总的来说，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效应，近年来中西部发展相对更为迅猛，近两年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则可以称为雁阵效应。
    最后，经济增长三驾马车——进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趋向于平衡，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增加。同时，从经调整后的数据来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出现了趋于平衡的趋势。
    以上均反映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要素市场自发产生的平衡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
    刘易斯转折已完成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2004年中国就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从这一点开始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短缺现象一直持续并逐渐加重，同时农民工工资开始加速上涨，即使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也不例外。如果从区间的角度来说，刘易斯转折的区间到2010年也已经结束。2010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因素均与“人口红利”相关，劳动力供给、资本没有边际报酬递减、较高的储蓄率、人力资本、抚养比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中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进程），都和“人口红利”密切相关。因此，刘易斯拐点完成，“人口红利”消失，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会下降。
    根据李稻葵等人的研究，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实际都已出现拐点，呈现上升趋势。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新的变化不是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产生的效应，而主要是因为生产要素市场本身发生的根本性转折逆转了原来比重下降的趋势。
    农民工市民化将提高潜在增长率
    核心的改革领域有四个：一是金融体系市场化。我国生产成本被扭曲、被压低的一个根源在于资本要素价格被扭曲，因而这是改革以促进平衡的一个关键点。二是地方政府去企业化。近两年，中国政府明显成为发展型政府、企业型政府，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转向了借债财政，政府已经越来越像投资人。三是国有企业平等化。国有企业要和其他企业具有同等的竞争平台。四是农民工市民化。
    根据模拟实验，如果政策性因素保持不变，按照目前的趋势，从2011年到2020年期间，潜在增长率将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今后劳动力的增长、就业量的增长将为负导致的。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为负，由于经济不可能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假定投资增长的贡献略微下降，而投资增长率之前是16%，那么以后大概会是13%，生产率的进步趋势不变。因而，我们得出了潜在增长率逐年下降的结论。
    但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红利”将提高潜在增长率。李克强总理指出，通过改革，经济将受益于“制度红利”。我们可以将“制度红利”定量化：首先，提高劳动参与率。现阶段，直接提高退休年龄的方法并不可行。然而，由于农民工的行为是短期行为，一般40岁左右就倾向于退出城市就业，农民工市民化可以稳定他们的预期，大幅提高他们劳动参与率；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权重较大，总的劳动参与率就会相应提高。如果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就能提高0.88个百分点。其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在十年期间的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的话，可以带动潜在增长率增加0.99个百分点，使得总的潜在增长率得以回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之一就是将农业劳动力从剩余状态转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以被更有效的利用，即再配置效率。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再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季度宏观政策报告晚餐会上结合2013年第二季度宏观政策报告内容所做的主题演讲)
    文章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