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型视角理解“刘易斯拐点”：未来中国结构转型“新红利”

    最近刚刚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号召各级政府将经济工作重点放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上。然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光靠号召是不足够的。实际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定发展阶段提出的任务。也就是说当新的发展阶段到来时，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自然就不再有效，这时候，每一个直接的当事人就会有足够的激励，对各种价格信号作出反应，从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比如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作为价格信号让企业家、投资者，甚至劳动力的供给者，作出一定的反应。这种反应往往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也许仍将是世界工厂，制造业仍将保持其比较优势，但是这个世界工厂的外貌、结构和内涵都会发生变化。当然，政府职能转变和相应的作为，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尤其重要。
    根据国际经验，我们面对一系列崭新的挑战，如果应对不当，伤及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的一段时间内，许多拉美国家利用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经济发展一度非常快，但是这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止步不前甚至出现大幅倒退，国内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诱发大量经济社会问题，甚至还会引起社会动荡。
    全要素生产率的挑战
    在当前的结构转型期，我们面临的第一个严峻挑战，就是如何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替代过去资本和劳动这样的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已经号召了多年，但收效不大，为什么呢？我认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劳动力都是无限供给的，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由于劳动力短缺，继续投入资本会产生资本报酬递减。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就会导致增长的不可持续。克鲁格曼质疑东亚奇迹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是，在东亚，包括中国，有劳动力无限供给，有人口红利，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也正是因为此，以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可行的，是廉价的。在这个时候要求发展方式的转变，其实只是号召而已。但是，随着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了，资本变得相对充裕了，这时就意味着越来越接近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说。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避免的，必须要从投入转向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日本经济学家林文夫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在研究日本第一个“失去的十年”时，得出结论说，第一个“失去的10年”不是因为企业得不到资金，也不是金融体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的原因是，政府对低效率企业和衰落的产业进行补贴。这造成了低效率企业的产出份额过高，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减少。
    日本在第一个“失去的10年”里面，总投资是下降的，这当然和老龄化、储蓄率下降有关。但是，政府采购，也就是说政府补贴、政府投资这样一些保护方式在加剧。因此，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做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下降，资本产出率提高，这也意味着资本效益的下降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关于日本“失去的10年”的这种解释，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国进民退或者说民进国退的问题。我认为，不一定要说谁进谁退，但是我们坚持一点肯定是没错的，那就是，市场和投资机会的自由进入、资源要素和市场的平等获得，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维持我们的比较优势。
    相反，如果某些企业或产业遇到困难或打击，政府不分青红皂白，不看它是否属于创造性毁灭或应该消亡的，而一味地保护它，维护它，让他活下去，最后的结果就是产业和企业竞争力日益下降，产业链中不健康的成分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提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
    劳动力“价升质降”的挑战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如何用劳动力的质量替代劳动力的数量。现在，我们面临着普遍的民工荒，劳动力开始短缺。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人力资本贡献的显著提高，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如果不能顺应这个要求，不仅不能实现产业结构顺利升级，还会造成劳动力短缺条件下的就业困难。现在的美国经济在经历着无就业复苏，甚至失业复苏。人们预计，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十年之久。美国的无就业的复苏首次出现在1991年经济箫条之后，以后历次经济危机，虽然经济在缓慢复苏，但是就业并不随经济复苏而恢复，这一次更是看不到尽头。
    无就业复苏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劳动者适应问题。美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升级，与此同时，虽然有很多的最优秀的人才去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力是在向下走，连大学都不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的失业率，是上过大学的劳动者的3倍。比较优势原则表明，美国已经处在了升级后的产业结构上，劳动力也要与新的产业结构相适应，而被美国淘汰的产业则转移到其他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不足，一部分劳动者不能适应升级了的产业结构的需要，陷入持续的就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说我们拿走了它的就业岗位，是不公平的。
    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危险，即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年年上涨，大概每年增长10%，这是好事，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但是，这会不会传递一个不好的信号，也就是说，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会觉得没有必要让孩子上学，而是让他们赶紧出去找工作，因为工作好找，工资还在涨。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面临着下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不能适应我们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都对我们未来的人力资本构成了潜在的不太乐观的预期。
    工资协商机制：能否重构劳资平衡线？
    我们要面对的第三个挑战，是如何让劳动力市场制度替代单纯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成为工资形成的协同机制。我们有一个认识，就是劳动力市场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和其他的要素市场也不一样，因为劳动力市场的载体是人，因此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从来不应该完全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尤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劳动力工资是要由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决定的。实际上这也表现在历史经验中，即经过了中等收入阶段、跨越了刘易斯转折，这时如何应对工人涨工资的诉求，成为了未来能不能保持社会安定、能不能改善收入分配、能不能创造庞大的消费群体的一个关键因素。
    例如，日本、韩国都成功实现了收入分配的改善，但是他们成功的速度不一样，时间上也有差异。日本是在1960年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10年以后，其消费率就停止下降，随即大幅上升，刘易斯转折点和库兹涅茨转折点相交了，之后收入分配得到了改善。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0年以后消费率还在下降，大概用了近20年，才改变了收入分配继续恶化的状况。原因何在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最直接看到的是，日本从一开始就有劳动力市场制度，特别是工资的集体协商制度，在日本叫“春斗”，也就是说把工人闹罢工要求涨工资的精力消耗工资谈判上。工资谈判通常有三方参加：政府官员、工会代表和企业代表，三方集中在一个会议室里，就工资问题进行谈判，然后达成一定的共识和妥协。结果，工人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增长。
    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韩国经济在1970年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然而，这时的朴正熙政府仍然对工会采取压制态度，也不允许工资谈判。由于他不能顺应工人的诉求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结果导致政治不稳定，他本人也遭遇了两次暗杀。直到朴正熙去世以后，韩国才建立了劳动市场制度，收入分配在80年代后期才得到改善。因此，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让它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作用来决定工资，从而改善收入分配。
    对于工资协商机制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经济学家有不同的意见。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应该引进工资协商机制，那样会引火烧身。其潜台词就是，一旦建立了这样的制度，工人就会用这个制度提出越来越多的诉求。这种建议是一种“鸵鸟政策”。实际上，不管有没有劳动力市场制度，工人总是有诉求的。他的诉求不是来自于他的状况在恶化，他受不了，而是在于他的状况在改善，越是改善，他的期望值越高，他的诉求就越多，所以必须有制度平台来应对这种诉求。根据分省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争议比率高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普通劳动者工资比较高的地区。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曾经用三个概念——退出、呼声和忠诚——来说明人们如何表达不满，如何提出自己的诉求。我们也可以用这三个概念，来说明劳动争议增多并不一定是劳资关系恶化，以及劳动协商机制的必要性。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力无限供给，找工作很难，这时候的工人其实并没有退出的权利，因为工作机会难得。于是，他也不会去呼吁，因为他怕丢掉工作。这个时期通常没有系统的“呼声”（抱怨、提要求、谈判，乃至罢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待遇并不好，看上去却没有那么多的诉求。但是，一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者开始有了选择，即使某个就业岗位没了，也还有其他就业岗位等着。这时候，劳动者就有了退出权，一旦有了退出权作后盾，他就会更多地呼吁来改善他的工资水平，改善他的劳动条件，这时候退出权保证了他们表达自己诉求的呼吁权。对于一个血汗工厂，他可能毫不留恋，抬脚就走，但是对于一个比较好的有品牌的企业，他虽然不满，但还是喜欢这个企业的牌子，希望它改善，希望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忠诚”。这样，他们就会越来越多地表达自己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愿望。劳动争议在这个时候是增加的，但是它不一定是坏事，而是需要我们创造一个制度平台，去规范它，让它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并形成使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有效机制。
    文章出处：《21 世纪经济报道》，2011 年1 月1 日第0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