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鸵鸟政策”对待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工资的上涨是必然的而且终将逐渐加快，同时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劳动者的诉求会越来越多。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与让它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起作用，来决定劳动力价格和工资是必要和紧迫的。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否认劳动力市场制度存在的必要，因为不管你是否承认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者总是会有诉求的。而忽视和压制这些诉求，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其具体表现，形象点来说，就是在这个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因此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而跨越这个拐点之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
    对于我国而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了，而资本变得相对充裕了。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后果就是原有的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不可避免，更迫在眉睫。
    由于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是导致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有限转变的最重要原因，因此人口红利的势微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往往都是如影随形。而这是否会使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丧失，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呢？笔者的观点是，只要工资增长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
    笔者曾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在我国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始终与工资上涨相伴，而且长期以来快于工资增长。这就给我们留出了一个空间，允许工资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快一些。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反过来，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会大幅度提高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动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升级，这些变化对于劳动力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使劳动力的质量替代劳动力的数量，从而开发出我国人口“二次红利”，应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工资的上涨是必然的而且终将逐渐加快，同时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劳动者的诉求会越来越多。对此，笔者认为，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与让它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起作用，来决定劳动力价格和工资是必要和紧迫的。
    对此，国内的经济学界同样存在激烈的争论。有人提出，建立像工资集体协商这类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者就会借由这些制度“狮子大开口”，这无疑于“引火烧身”。而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鸵鸟政策”，即不敢正视现实的政策。实际上，无论有没有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者总是会有诉求的，而且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
    赫尔希曼在解释人们对不满如何表达、如何提出自己诉求的时候，提出了3个概念，即“退出”、“呼声”、“忠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无限供给，找工作很难的时候，劳动者没有退出的机制和胆量，即没有“退出”权；同时由于害怕丢失工作，也不会进行呼吁，没有了“呼声”。这种情况下，社会上表面看起来很平静。而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出现稀缺，劳动者可以有更多工作的选择，就有“退出”的胆量；当然，对于优秀的企业，“忠诚”将发挥作用，劳动者仍会希望留下，但不会因此放弃争取更多权益的权力；而正是这样的形势下，劳动者也就敢于表达他们的诉求，“呼声”也就越来越多。由此可见，劳动争议的增多并不代表着劳资关系的恶化，不应将其简单视为一件坏事。而建立相应制度来对劳资争议进行规范，让其得到合理的解决，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和稳定。
    在这方面，其实有不少现成的例子值得我们借鉴。像日本、韩国，在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就很具有代表性。日本在1960年到达了“刘易斯拐点”，之后仅经过了10年，其消费率就停止下降，开始大幅度上升。而这样的过程，在韩国却用了近20年的时间。
    当然，出现这样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日本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如工资的集体协商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使劳资争议能够在一种较为平和的环境中得到较好的解决。而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其国内没有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而且对于劳动者的诉求还采取了很多压制措施。后果就是经济社会都出现了很大的动荡。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建立起劳动力市场制度之后，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善。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导报，2010年11月13日